【僑報訊】記者、金融專欄作家吉莉恩•泰特（Gillian Tett）在《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文章《從中國寄來的防護包裹背後的信息》，全文摘譯如下：
上周，我在紐約的家中收到了一位中國朋友給我寄來的包裹。裡面是一些個人防護設備（PPE），包括備受追捧的N95口罩。我的朋友解釋說：「在中國買PPE更容易一點。」 他聽說美國、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出現了嚴重的PEE短缺問題，感到非常震驚，所以特意送來了慰問品。
3月2日，中國重慶市渝北區一企業工作人員在生產醫用N95口罩。（新華社）
我也將受到的口罩送給了屬於易感人群的鄰居和一些醫務工作者，此時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它凸顯了地緣政治秩序的變化。幾十年前，例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援助和同情往往是從西方流向東方，但是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逆轉。
第二，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來說，PPE短缺暴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自由市場提供基本商品？在危機時期，又應該允許國家干預到什麼程度？
當然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更沒有一個固定的國家觀點。
無可厚非的是在疫情來襲時，美國人準備得很不充分。
醫務人員需要適當的防護裝備、比如N95口罩，許多其他的一線工作人員也是如此。同時，紐約等州的州長最近呼籲公眾戴上口罩——哪怕是最簡單的布質口罩也能防止一部分傳染。
但是在疫情暴發時，聯邦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口罩庫存量只有4200萬個，其中3000萬個是醫用外科口罩，N95口罩僅有1200萬個。而根據該部門自己的計算，這些物資只是疫情中所需物資數量的1％。更糟糕的是，它沒有任何辦法迅速生產更多的口罩。
其結果是，隨著各個機構爭相搶購稀缺的物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哄抬價格和搶購風潮，這讓無數的一線工人因為缺乏PPE而無謂地死去。
上周，一位朋友給我看了一張她的兒子妻子的照片，這位女士是費城一家醫院的護士，由於缺乏個人防護用品供應，她只能戴著潛水眼鏡和垃圾袋工作。
雖然PPE的缺口很明顯，但填補這個缺口的方法卻不甚明了。雖然有企業在製作和銷售簡單的口罩，但是考慮到圍繞材料的供應鏈問題，這些自下而上的努力不太可能足夠快的生產出大量產品。
因此，州有機構現在正在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上周，位於東北地區的7位州長齊聚一堂，宣布了一項發展自己供應鏈的倡議。與此同時，還有醫生髮起了「今天就要有口罩」（#NeedMasksToday）活動，要求白宮大規模援引《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生產個人防護裝備。
雖然川普總統最近幾周偶爾援引《國防生產法》，例如指示通用汽車公司製造呼吸機等，但是他沒有發起全面的行動——用法律要求私人企業大規模生產PPE。這可能反映了其背後存在強大的商業遊說。
但另一個根本問題是，人們普遍反對政府干預市場。或者正如川普自己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是一個不以國有化為基礎的國家。」這種情況會改變嗎？我希望如此。因為新冠疫情已經顛覆了所有的規範，援引《國防生產法》完全合理。
與此同時，從中國寄來的防護用品正擺在我的廚房裡，這正是世界發生改變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