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對郁達夫小說的研究，大多只注重其中所談到的「青年憂鬱病」和「現代人的苦悶」，往往著眼的是文本中的性苦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靈與肉的衝突。
然而，應該關心的是郁達夫通過「自敘傳小說」的形式，以怎樣的方式和視角，切入現代主體的身體內部，探視其精神格局。
在此，不得不提及的另一個維度——中國道德，這是一個曾經頻繁地被提及卻又無數次被遺忘的元素。
當精神上的創傷體驗和痛苦經歷與中國當時「青黃不接」的歷史境況相結合時，不難發現「直露大膽」的背後，存在著的卻又是極為卑微的內在自懺以及沉重的「道德」稽查下的「匍匐的身體」，從而引發了道德層面的糾葛和拷問。
那麼，郁達夫究竟為現代中國的身體倫理與國民道德，提出了怎樣的開創性命題？
一種社會精神分析學的發生
《沉淪》甫一面世，就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郭沫若在《論郁達夫》中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
緣何「清新」？因為真誠與真實。簡單直接，不遮不掩，庖丁解牛式的自「我」剖析，所揭示與敞開的，是彼時「中國」的精神、道德與「國民」身體。
以小說集《沉淪》為代表的自敘傳小說，觸碰到了當時社會的「道德」底線，同時也考驗著社會情感和時人精神的忍耐限度，其形式突破了舊有的抒情框架。
對於新文學而言，需要這種壓抑釋放和精神導泄。把一切自己不愉快的記憶，儘可能地傾吐出來。那便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使社會健全的方式。
從《沉淪》開始了現代主題的表達，即現代主體性的危機是一種雙重危機——個人的和民族的……它貢獻了一種現代小說中習見的模式，並真實地反映著中國現代主體的建構過程與民族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在《沉淪》末尾，「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腳，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在這裡，郁達夫將個人的得失苦樂歸究於「祖國」的貧與富、弱與強，應該看到，如此這般的宏觀層面的訴求，在文本中俯拾皆是。
個體精神解剖的文本實踐
以《沉淪》為例，抒情主體「他」所寫下的日記頗值得玩味：「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蒼天呀蒼天，我並不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給我一個『伊甸園』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所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他」的內心所怨懟的是國家之貧瘠與社會之羸弱，這似乎與切己的尊嚴是緊密相關的；隨後，他毅然拋棄了外在的追求，從沉浸於國族層面的苦悶，轉而尋求「一個」精神上的同情和理解；而到了最後，「他」的訴求進一步地發酵，出現了仰天長嘯式的呼籲和祈禱，甚至乾脆單刀直入，直求「伊扶」的肉體與心靈。
抒情主體以一種過度的向內挖掘的方式對自我進行敞開，對自身內在的困惑、疑竇、苦悶、抑鬱等「性」情的自由聯想和傾吐式的訴說，為精神的解剖和分析提供了基礎，也由此而釋放出了宏大的能量。
這不僅衝破了個人的心理，而且還對整個民族的精神/道德障礙造成了巨大的撞擊，這一切似乎來得不費吹灰之力，儼然以四兩之力而撥千斤，清風揚起處，摧枯拉朽，在那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實現了一次深刻的沖刷與催熟。
現代身體與中國道德
小說集《沉淪》出版初期，圍繞著當中所包含的有關色情、性慾和頹廢等因素的爭論頗為激烈，關於「道德」問題的討論，組成了郁達夫自敘傳小說的最早分歧；然而，分析當時的辯論文章可以知道，其中所涉及的「道德」的「是」與「否」以及「新」與「舊」的問題，在呼應了《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學最早提出的「新道德」與「舊道德」的辯題。
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中國道德」問題，是中國現代文學敘事實踐中最為深刻也最為複雜的嘗試。所謂「中國道德」，在郁達夫的小說中，經常體現為「國民」性與國民「性」的合一。
在「傳記」與「敘事」相糾合的文本世界裡，痛感和快感的同在，也即「沉淪」與「升華」的並存，他試圖通過「文學」諸形式實現「升華」，不僅體現了自我認知與思想「覺醒」，更體現了民族文藝存在和發展的複雜性。
身體焦慮與精神壓抑所帶來的，是日常生活的惘然窘惑，是道德倫理的困境。郁達夫剖開了人性的「道德困窘」，以此實現真精神與假道學的對峙，破除虛偽和矯飾，通過一種出於卑微和懺求的越界，生髮出摧毀性的力度。
新的浪漫主義
郁達夫以一種浪漫式的「我」來表征國民的主體發現，並由此而揭示和剖析民眾精神病疾。
對於郁達夫而言，自敘傳的形式使他能夠更多地傾瀉「我」的情緒和感受，將抒情主體的內心躁動和精神病疾充分展示出來；然而，又不得不有意識地在現實中的我與虛構作品中的「我」保持距離，從而形成一個「獨特的審美世界」，並以此達到情感和靈魂的「凈化」，這不僅是緩解現代文學作者自身焦慮的良方，而且也是現代文學得以成為置身於外的「旁觀者」——精神分析者的關鍵所在。
而「自敘傳」式的現代小說修辭，也為「中國道德」提出了新的命題。現代文學所探索的「道德」問題已經被擱置了很長時間，而這所帶來的弊端，在當下社會已經很顯著地表現出來，並已飽嘗其苦果。
回到現代文學發生之初，在舊禮教與新道德之間，並不是先破後立或者不破而立的關係，也不是憑空捏造出新的價值準則和倫理要求，而是以破寓立和破中帶立的方式，將新的因素化入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為「中國道德」的再生成提供合理的空間和尺度，並通過特定的文學形式和話語形態，創造出新的想像、體悟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