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故事中明代官吏形象的文化闡釋

善本古籍 發佈 2021-08-03T09:16:08.128406+00:00

馮夢龍編輯的「三言」中包含了大量取材於明代的故事①。其中,為數眾多的官吏形象是展現明代社會風貌的重要單元,使我們從感性的層面了解到明朝末年國家機器、政治制度在社會各個階層的運轉情況。並且,敘述者在鑄塑官吏形象時所持有的文化心理,也體現了他們對明末政風與世風的評價態度。

馮夢龍編輯的「三言」中包含了大量取材於明代的故事①。其中,為數眾多的官吏形象是展現明代社會風貌的重要單元,使我們從感性的層面了解到明朝末年國家機器、政治制度在社會各個階層的運轉情況。並且,敘述者在鑄塑官吏形象時所持有的文化心理,也體現了他們對明末政風與世風的評價態度。

一、「吏滑如油」:明代吏員在「三言」中的呈現狀貌

「官」和「吏」在身份上有顯著區別,「官」指稱各級政府機關的領導人;而「吏」則一般地位較低,品級通常在六品以下②,屬於受「官」的管轄執行命令的辦事人員。

吏與官的關係是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牽制的。吏需要用良好的業績博得官員的青睞從而提升地位;官也要依靠吏員的品行和技巧方可提高行政效能。和諧融洽的官吏關係是清明政治的必要基礎,例如元代無名氏的雜劇《包待制陳州糶米》第三折中包拯和張千的關係就是這種理想狀態的生動展現。然而這種狀態畢竟是文人的勾畫,它和現實存在著不小的距離。例如《明史·況鍾傳》中對《警世通言》里《況太守斷死孩兒》故事主人公況鍾初任蘇州太守時一段故事的記載,可見出明代官吏關係之真實情狀:

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群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③

況鍾本人就是吏員出身,他明白,官員只有靠極端的強力手段方能制裁惡吏的毒辣。但吏員對長官的陽奉陰違卻同樣事出有因,往往正是官對吏的肆意輕賤導致了這種局面。實際上,古代吏員在社會生活中的窘迫是很普遍的,元代雜劇《魯齋郎》、《雙獻功》里的張孔目、孫孔目都是見欺於權豪卻無力申冤的受氣包。這種窘境及其帶來的後果,在「三言」講述的明代故事當中有生動的體現,比如《警世通言》第15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④。

小說的主人公金滿依靠行賄和乖巧博得了縣府「戶房司吏」的職務。然而上任伊始的一樁元寶失竊案卻讓他頃刻陷入窘境,於是被縣官不由分說歪派了「嫖賭花費」的罪名而勒令限期賠補,到日賠補不成又險些被當眾責打。承擔的責任重大,但卻得不到上司官員的合理教導和應有尊重,這是明代乃至歷代吏員生存境況的常態。篇中喪失人格尊嚴和安全感的金滿只能將壓抑和委屈的情緒發泄在家奴秀童的身上,這也就引出了後文拷打秀童,後來又因真相大白而「美婢酬秀童」的全部情節。這篇小說客觀地揭示了這樣的現狀,吏員的生活窘境必然導致了這一群體在上司面前投機取巧、唯唯諾諾,在弱者面前為所欲為、暴戾恣睢的惡劣品性。

《金令史》一文對金滿獲得差事的過程也有細緻的描繪。金滿憑藉行賄以獲得美缺。他升職的途徑是「混帳開上去」的,敘述者指出這是「官清私暗」的常態,隨之發出了「隨你官清似水,難逃吏滑如油」的感慨。在敘寫吏員貪酷的同時用「官清」與之對比,似乎「官」和「吏」的操守完全不同,其實這是敘述者摹擬平民視角對社會政治的誤讀。民眾對「官清」的感受往往由官員儀式性的言行得到,而對「吏滑」的感受卻是來自實際的體驗。吏員的酷惡其實更能體現明代政治和明代社會的真實狀況。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是「三言」小說中最全面、直接展現吏員生活狀貌及其行業內幕的一篇。與此同時,明代吏員貪酷醜惡的本質在很多篇章中都有所揭露,且在最後面世的《醒世恆言》中最多,諸如以下幾篇:

1.《張廷秀逃生救父》(卷20)中的「捕役」楊洪接受趙昂的賄賂,為之殺人滅口,其姑舅弟兄等若干「禁子」亦助紂為虐。本篇在開頭處交代了吏胥在災荒之年剋扣貪污賑災錢糧的惡劣罪行,且又一次感嘆「隨你官清似水,難逃吏滑如油」⑤。

2.《李玉英獄中訟冤》(卷27)中的焦榕「專在各衙門打幹」,且與錦衣衛「極是相契」。他參與殺害李承祖,後來又憑藉其與衙門的「關係」將李玉英屈打成招,問成剮罪⑥。

3.《盧太學詩酒傲王侯》(卷29)中的譚遵迎合汪知縣的目的,設計各種手段謀害盧楠⑦。

4.《蔡瑞虹忍辱報仇》(卷36)中的胡悅以「三考吏」出身,並企圖以此進階做「佐貳官」。敘述者借這一人物,對紹興地區官吏勒索詐騙、賣官鬻爵的惡劣風氣做了細緻介紹⑧。

在明代官場,吏員並非僅僅是官員管轄、利用的對象,他們同時還是官員隊伍的後備軍之一。「吏員出職」是明代文官常規銓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⑨。前面提到的況鍾,《明史》本傳載其「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儀制司主事」⑩;《金令史》中的金秀以及《蔡瑞虹》中的胡悅,軌跡均與此相同。因此,吏員的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明代官場的未來面貌。不過,可能由於統治者意識到了多數吏員共有的惡習及其影響,「吏員出職」的路徑從正統年間開始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11)。

二、「正不壓邪」:明代官員在「三言」中的呈現狀貌

「三言」中涉及明代官員故事的共有23篇,其中16篇里出現了與百姓生活關涉直接、密切的地方官。這些官員都以其位勢對故事中人物的命運施加了強大的作用,也成為故事情節進展的重要元素。

我們閱讀後會感覺到,這些故事中呈現的大多數明代官員形象、乃至這一群體的狀貌都是不夠光彩的。他們治下的社會風氣也給人壓抑晦暗的感受。

「三言」故事中的明代官員,大多缺失最基本的責任心。在《蘇知縣羅衫再合》中,敘述者在本事基礎上添加了這一細節:出租客船以掙取外快的王尚書(12),由於玩忽職守使得「尚書府的名色」成了盜匪用來殺人越貨的幌子。這一背景的加入頗有反諷意味。另外在故事的結尾,王尚書不忘讓自己的孫女嫁給蘇御史以結親朝廷新貴,但他對由自己的管制不嚴而釀成的嚴重後果卻並無懺悔之意(13)。敘述者增飾的這些情節足以暗示讀者,正是官員的不負責任給社會的黑惡勢力提供了喘息的機會。《蔡瑞虹忍辱報仇》中蔡瑞虹的父親蔡指揮,身為朝廷將領卻嗜酒成性,罔顧個人前途與身家性命,同樣是一位對社會和家庭都極端失職的官員家長。他的不負責任釀成了慘重的後果:不僅自己丟掉了性命,還把為父母報仇、為家庭雪恨的重任丟給了蔡瑞虹這位少女,使她不得不由此失去貞潔和尊嚴,最後又因為貞潔和尊嚴的喪失而不得不拋棄生命(14)。對於這類不負責任的官員,故事的敘述者流露出了明顯的失望。即使是《張廷秀逃生救父》這樣以大團圓結局告終的文章,敘述者對扭轉案情的各級官員同樣表示了不屑,認為「官官相為」才是他們真正的辦事動機和行為準則(15)。在小說《陸五漢硬留合色鞋》當中,敘述者不僅寫到太守的昏聵和獄卒的貪婪,還特意在本事的基礎上增飾了潘壽兒的父親仗官府勢力而橫行鄉里,為所欲為的背景(16)。這一背景的添加即在官府的醜惡面貌和社會的晦暗風氣之間建立了明顯的聯繫。它在強化了故事情節陰鬱色彩的同時,也隱喻了敘述者的一種觀念,即這種道德墮落、秩序失范的社會風氣之所以形成,不稱職的各級官吏難逃其咎。

甚至在個別的故事當中,敘述者有意地矮化了在本事裡原本正派的官員形象,例如《滕大尹鬼斷家私》中故弄玄虛、中飽私囊的滕大尹(17)。這一人物不僅算不上「名判案官」,且在「前文本」里所具有的清官色彩亦已喪失殆盡。敘述者在篇末評論道:

眾人都認道真箇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為理之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里做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18)

藉助這個被顛覆了的官員形象,敘述者想要傳達給「看官」的是,作為社會道義與社會使命承擔者的明代官員,已經失去了本應具有的品質,已經不再值得信任與依賴;在這物慾橫流、良心缺失的世道上,只有你們自己秉持道德的操守,才能給自己最大力度的保護。

不過,「三言」所呈現的明代官員隊伍中同樣也偶有亮色,例如《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中的賈石(19)。賈石的身份是「宣府衛一個舍人」,擁有襲官之權,屬於官員隊伍的後備力量。賈石在危險中珍藏沈煉所抄《出師表》、營救沈煉父子家眷的義舉,既出於對忠臣義士的敬仰傾慕,也源自對正派價值觀念和純潔精神信仰的推崇與維護。《出師表》作為貫穿全文、溝通故事前後兩部分的線索,是被故事中所有忠義官員堅守的精神信條,也是將他們的命運連在一起的精神紐帶。《沈小霞》一文亦因此具有強烈的道德指向和鮮明的正派立場,和「三言」中很多色調昏暗、情緒壓抑的篇章風格迥異。和《沈小霞》這一立意類似的,還有《警世通言》中由馮夢龍創作的小說《老門生三世報恩》(20)。篇中鮮于同對蒯遇時的報恩,既是對其個人知遇之恩的酬報,也是對蒯遇時不懼權貴「直言敢諫」行為的欽慕,對為國盡忠這一道德信條的維護和擔當。當然,通過飽含熱情塑造正派官員的形象,以此弘揚崇高道德立場的故事,在「三言」的明代作品中僅此兩篇。

三、敘述者的社會文化心理和歷史原因

「三言」敘述者對明代官吏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他們以下兩個方面的社會文化心理。

第一方面,是他們對個人慾求絕對偏重,同時對社會規範相對漠視。

「三言」中有這樣幾位被敘述者讚譽的官員形象,他們有的順遂人情,滿足了青年男女的結合心愿,例如《蔣興哥》中的潮陽知縣吳傑(21),《李秀卿》中的守備太監李公(22);有的嚴懲了背義忘恩的薄情郎,對堅守忠貞情感的女性進行了有力的道義維護,例如《王嬌鸞百年長恨》中的察院官員樊祉(23)。所有這些人物的共性在於,他們都通過自己的權勢幫助普通人達成了他們不同層次的個人慾求。

但是,這些官員的做法只能以此標示他們的個人好惡,並不足以代表整個明代官場的生態。因為,各級官員作為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對民眾個人慾求的滿足並不都是其分內之事,有些故事中的官員的行為其實是越俎代庖。概而言之,這些官員得到敘述者讚賞的原因,主要是基於他們肯定個人慾望、滿足個人需求這些普通的人情世故,而不是他們過硬的政治品格。甚至,當個人、家庭的欲求與社會的規範不盡一致的時候,「三言」敘述者對個人慾望表現出了絕對的偏重。

《警世通言》卷31《趙春兒重旺曹家莊》的故事編創於明代,講述富家浪蕩子弟曹可成在後妻趙春兒的勸導下買官發跡的經過(24)。曹可成的形象沒有任何光彩可言:他坐吃山空,變賣家產,先後氣死父親和妻子;他沒有做官的才幹,絲毫不具備一個官員應有的素質——敘述者明言他「一者不會讀書,二者不會作家」。這樣的人買官之後將會如何作為,幾乎是顯而易見的。令人擔憂的還有曹可成的為官動機——即「趁銀子」。趙春兒告訴他,買官必須不惜本錢,為的是「使用多些,就有個好地方,多趁得些銀子」。這也就意味著,為了不賠掉他買官時花費的重金,他必須在任期內為填飽私囊而多撈油水。從故事的結局來看,他「三任官資約有數千金」,完全實現了他當初的作官目的。由此,曹可成在為官期間做過哪些事情,就完全可以想見了。

平心而論,曹可成夫婦對生活的仔細經營算得上是對個人和家庭的負責。特別是趙春兒,她完全盡到了做妻子的職責。然大而言之,夫妻二人謀劃的這一以權謀私的為官思路,無論如何都具有相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由此,小說在客觀上揭示了這樣的矛盾,對個人、家庭生活的負責有時會以對社會的危害作為代價,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有時會出現嚴重的不和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敘述者在全篇小說中沒有對曹可成夫婦的這種思路和做法表示任何程度的譴責,反而對曹可成的「改過之善」和趙春兒的「贊助之力」大加肯定。敘述者的稱讚態度在呈現這對矛盾的同時表明了自己偏重個人慾求、漠視社會規範的價值取向。

這種文化心理,可被理解為敘述者社會責任感與崇高精神的喪失。不過,實為文化商品的明代通俗小說需時刻滿足讀者的文化需要(25),小說的立場旨趣正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受眾的思想觀念。因此,當我們在詰責敘述者的立場喪失崇高責任感的時候,應該首先想到,我們所說的這種崇高是否早已被當時社會中的很多人先行拋棄了呢?

第二方面,是他們對政治情態、社會風氣的冷漠嘲諷。

「三言」故事的敘述者較為深刻地領會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墮落與道德秩序的失范。他們不把這些歸咎於某些貪官污吏,而是將譴責的鋒芒指向了深層的社會體制。由此,他們對社會現狀的冷漠嘲諷代替了扭轉風氣的熱情和信心。

在馮夢龍創作的小說《老門生三世報恩》當中,試官蒯遇時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形象(26)。這位「為官清正」的官員曾因其正直的品格被上層賞識而「行取到京」,也曾因「直言敢諫」而險些被權貴置於死地;然而這位清官在科舉閱卷當中的表現卻是很不負責的,他屢次聽任自己「愛少賤老」的無由嗜好而肆意胡為,幾乎釀成鮮于同的落榜。當然,由於每一次都歪打正著,蒯遇時的胡亂批閱反而促成了鮮于同的發跡;但無論如何,正直與惡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品質還是共同呈現於這個人物的身上。由此,故事隱喻了這樣一個客觀存在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清官也有人品上的瑕疵,同樣不可依賴。實際上,沒有一套合理健全的制度來保障官僚機構的正常運轉,沒有一套在可能出現失誤時能夠及時自我修復的社會機制,而將政治清明的希望單純寄託於清官的品行操守和道德修養,這正是中國古代官僚體制存在的至大缺陷和滋生腐敗的禍根罪源。小說並未對蒯遇時這一人物施以嚴厲的譴責,而是在談笑間嘲諷了這個難以名狀的光怪世道。

相似的立意在《盧太學詩酒傲王侯》中同樣有所展現:盧楠被汪知縣公報私仇下獄問罪,幾成無力回天的鐵案,汪知縣反倒因此獲得了京官的青睞而平步青雲。形成這一荒誕的局面,是因為汪知縣「扳翻了個有名的富豪」使得「京中多道他有風力」(27)。無辜的盧楠由於「家貲巨富」、「四方慕名來者,絡繹不絕」的優越處境,竟被默認為「橫行鄉黨,結交勢要」的權豪,貪酷的知縣也就反被看作是敢於扳倒地方惡霸的「清官」。從這種荒唐的邏輯當中,我們依然能夠讀出中國古代官僚機制粗陋草率的運行原則,由於人們自上而下都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概念只具有簡單盲目的想像,對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也只存在感性膚淺的認識,這就形成了普遍性的、不正常的仇富心理。汪知縣濫用權勢、草菅人命的行徑就以此為幌子公然得逞、肆無忌憚。盧楠的命運悲劇,似乎並不應該簡單歸咎於汪知縣的低劣人品——正是監督不力、無人負責以致漏洞百出的社會體制給這類官員的不法行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也給無辜平民的生命安全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威脅。這層信息,在二百餘年後的清代章回小說《老殘遊記》里通過玉賢、剛弼等一批所謂「清官」的形象得到了更清晰的傳達。

當人們意識到社會的深層機制已經出現了難以迴轉的腐朽態勢之時,扭轉世風的希望和熱情就變得相當渺茫以至很容易冷卻了。《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有這樣一段相當重要的細節——該細節由其本事之一,馮夢龍編《情史》所添加——被屈打成招,囚入死牢的張藎用二十兩銀子行賄獄吏,獲得了和潘壽兒在獄中串供從而洗清冤屈的機會(28)。這一反映庶民「靠自己的實力抗議粗率判案」的細節(29),在客觀上揭示了這樣的現實:在黑暗的明代官場和正義缺失的社會裡,普通民眾只有利用由社會腐敗而出現的各種漏洞或縫隙,用不光明的手段來反抗不光明的社會,才能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這樣一來,試圖對社會風氣加以改變就成了幾乎不可企及的奢望。

「三言」小說的敘述者以其觀察生活的敏銳視角發現了這些現實,但他們只是用冷靜的語言和反諷的語調去講述現實中的一切,而並未流露出任何對它反思或改變的焦慮或熱情。由此至少可以看出,明末擬話本小說的創作者已經開始淡化了通過文學來寄託社會道德理想的傳統創作觀念。

「三言」之後的明末擬話本小說,在塑造官吏形象時延續了前述兩方面的文化心理。第一,世俗道德觀念進一步凸顯。《型世言》第22回塑造了一個與民間力量團結起來智斗盜賊的知縣張佳胤形象,該文認為為官者既不應因「委靡」而失盜,但也不能為「剛狠」而送命(30)。該書第36回的末尾議論道「做官要明,要恕……故清吏多不顯,明吏子孫不昌,也脫不得一個『嚴』字」(31)。這些都與提倡官員應恪盡職守的正統政治道德觀念有相當的不同。文學作品更加公開地傳播、承載來自世俗民間且有別於傳統道德的生活智慧與處世之道。「三言」所體現的那種偏重個人慾求的文化心理在這裡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第二,強化了對官吏群體和官僚機構的失望與疏離感。《二刻拍案驚奇》中「神偷寄興一枝梅」的故事裡,敘述者認為懶龍這類「穿窬小人中大俠」的人品遠勝於「面是背非、臨財苟得、見利忘義一般峨冠博帶」(32)。在《型世言》的多篇公案題材故事中,敘述者都寫到了官員糊塗斷案或不作為給當事民眾帶來的冤屈或痛苦,也使人感受到官員的腐敗與社會風氣的污穢密不可分(33)。在該書第1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夫》中,敘述者講述了秀才高賢寧為在「靖難」之役後捐軀的恩主鐵鉉尋找、拯救遺孤子女的故事。鐵鉉的子女經歷劫難之後,在高賢寧的安排下遠離政治中心,在山陽的農莊裡過上了普通的田園生活。該文讚頌了「忠臣、烈女、義士」的高尚道德,但在平淡的敘述間明顯地表露了對政治生活的寒心冷漠,更有對明成祖以來皇室正統的輕蔑(34)。《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戰功》的故事直截了當地指出海盜勾結外敵禍亂海防的原因是「糊塗貪贓的官府多,清廉愛百姓的官府少」(35)。並且,這些故事還交代了胡宗憲、周新這類為百姓所敬仰的正派官員最終都被奸臣所害的結局(36)。崇禎時期,文人對明代政治風氣的信任感更加微乎其微。

此兩方面文化心理產生的歷史原因,本文概括為以下三點。

其一,政治局勢的影響。「三言」所成書的天啟年間是明朝國勢日趨衰朽的歲月。國家處於內外交困之中——閹黨擅權,農民起義,外族軍事勢力膨脹,正德、嘉靖以降所積蓄的各種社會矛盾亦開始進一步激化。衰落傾頹的政治局勢自然會給感官敏銳的文人帶來失望的感受——擬話本小說的敘述者大多不是身居廟堂的上層文士,他們很可能對各級官吏的腐朽酷惡與社會道德的淪喪墮落有深切的體會,然而相對卑微的社會文化地位卻限制了他們改變現狀的能力和責任意識。

其二,社會思潮的滲透。由於明末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商人實力的壯大,盡最大可能追求物質利益的思想已開始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強力滲透(37)。偏重個人慾求的文化立場也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個人慾望的膨脹也在一定程度上伴隨著社會道德理想的冷卻。另外,明末一些新生的文藝思想——諸如心學、公安、性靈等派之學說——亦對此推波助瀾。

其三,通俗小說文化屬性的制約。通俗小說具有不容忽視的娛樂商品屬性,它們只有在文化立場和審美趣味等方面都充分迎合多階層讀者的娛樂需求,才能達到理想的接受效果(38)。即便是文人「激揚勸誘」(39)、「導愚適俗」(40)的道德主張,也必須在首先迎合讀者欣賞品位的基礎上才有實現的可能。通過考察「三言」中的不同篇章在後世選本中不同的傳播狀況可以證明這一點。前文所述的,觸及明代政治事件、維護道統精神的小說《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和《老門生三世報恩》只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編選的《今古奇觀》和清光緒四年(1878)編選的《二奇合傳》中被選入(41),且《沈小霞》一文在入選《二奇合傳》時題目被改為《沈小霞大難脫年家》,從標題上淡化了「出師表」的文化含義(42);相比之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作為展現普通市民情感生活且帶有較高生活性、娛樂性的篇章,則受到了更多書商選家的青睞,先後被選入《今古奇觀》、明末二十四卷本《喻世明言》、《今古傳奇》(清康熙十四年,1675),此外還有清光緒庚子年(1900)的二卷單獨選本《珍珠衫》問世(43)。可見,由於文化屬性的制約限定,明末擬話本小說敘述者的文化立場是和普通民眾的社會意識與審美趣味密不可分的。(裴雲龍)

注釋:

①根據陳大康先生的統計,在「三言」所錄120篇作品當中,明代故事在《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成書於天啟元年,1621)中占5篇,在《警世通言》(成書於天啟四年,1624)中占12篇,在《醒世恆言》(成書於天啟七年,1627)中占14篇,參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95頁。

②郭英德《元雜劇與元代社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頁。

③⑩[清]張廷玉編《明史》卷161,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379頁。

④(13)(20)(23)(26)(39)[明]馮夢龍編《警世通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132、77-94、149-156、321、283-290、149-156頁。

⑤⑥⑦⑧(14)(15)(16)(27)(40)[明]馮夢龍編《醒世恆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233-263、338-356、368-385、462-477、258、182-183、383頁。

⑨(11)潘星輝《明代文官銓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8頁。

(12)該篇本事出《太平廣記》卷121《崔尉子》條、卷122《陳義郎》條、卷128《李文敏》條。王尚書出租客船及為孫女許婚的情節均為《警世通言》中該篇敘述者所添加。參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280頁。

(17)據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第53-55頁,該篇目本事出《龍圖公案》和《皇明諸司廉明諸判公案傳》兩部在萬曆朝盛行的白話公案小說。《龍圖公案》中滕大尹的原型是包拯。本篇將滕大尹斷案的細節作了幅度不小的更改,滕大尹在剖斷案情後中飽私囊,將本應獲得的三百兩酬金私自提高到一千兩,而《龍圖公案》中的包拯是分文不受的。譚正璧另外指出,由相同題材改編的傳奇《長生像》「系據《龍圖公案》,不據小說」,故沒有改換這一細節。故而,這一略具顛覆性的細節很可能是馮夢龍編「三言」時加入的。

(18)(21)(22)[明]馮夢龍編《喻世明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22-23、267頁。

(19)在此則故事中,「賈石」這一人物及關於「出師表」的一切情節均為該篇所獨創,不見於《明史·沈煉傳》、《明十六種小傳》、《情史》等本事。

(24)據譚正璧先生考證,該篇本事出《智囊補》卷25《閨智部·孫太學妓》條,《情史》卷4《婁江妓》條亦載,參其《三言兩拍資料》第313-316頁。可見「三言」增飾的部分主要是兩個:一是詳寫了曹可成年少時的輕浮行為,二是交代了曹可成買官的動機及官場捐納的潛規則。

(25)(37)(38)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20頁。

(28)這一細節,本事載「張(藎)謂獄卒曰:『吾實未殺人,亦未嘗與女私通,而一旦罹大辟,命也……今願以十金贈君,幸引我至女所細質其詳,死亦瞑目。』卒利其賄,許之」。參[明]詹詹外史編《情史》卷十八,春風文藝出版社,第547頁。

(29)[日]小野四平著,施小煒等譯《中國近代白話短篇小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頁。

(30)(31)(34)[明]陸人龍《型世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453、17頁。

(32)[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頁。

(33)見該書第2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第5回《淫婦背夫遭誅,俠士蒙恩得宥》、第6回《完令節冰心獨抱,全姑丑冷韻千秋》、第21回《匿頭計占紅顏,發棺立蘇呆婿》等故事。

(35)(36)[明]周清原《西湖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541-563頁。

(41)張兵《五百種明清小說博覽》,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491頁。

(42)(43)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748-750、第207、414、830頁。

來源:《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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