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藝（@英倫郭哥一家人）/口述
嚴慌慌/撰文
我叫郭藝（@英倫郭哥一家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樓邊兒的大石橋胡同。我打小喜歡音樂，17歲就進入北京電影樂團當了笙樂演員，那時候跟樂團進人民大會堂是常事，可謂風光無限。
28歲那年，年輕氣盛的我決意辭職去英國學指揮，為了勤工儉學，我走上街頭給老外表演吹笙，沒想到很受歡迎。靠這項絕活兒，我不僅掙到了錢，還結識了一位金髮碧眼的英國女孩。後來我中斷學業，和她結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時間都在廣場上、地鐵口度過。
如今我66歲了，早已從年輕小伙變成白髮老者，回首人生，雖不能說毫無悔意，倒也瀟洒快活了一輩子。
我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後在北京110中學當英語老師，父親是中央歌舞團的二胡演奏員。我們家六個孩子，我排老五，上頭四個姐姐，下頭一個弟弟。作為長子的我自小備受寵愛，吃喝不愁，生活無憂無慮。
除了父親，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團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對音樂的興趣。一歲多，聽著收音機里放的歌，我就開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那時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團的大院裡，院子裡有排練廳，不許閒人進去。年齡稍大一點後，我最愛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戶上看裡面的人排練舞蹈、演奏樂器，一看就是一整天，從不覺得膩。
1966年小學畢業後，我進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讀書。我們這些學生沒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廠參加集體勞動，勞動完又跑去農村種地，忙得不亦樂乎。等再回到學校時，平日裡開朗外向的我被選入校文藝宣傳隊，在老師的建議下，我決心學習一門樂器。
那會兒大家學的最多的還是二胡、古箏這些傳統樂器，洋氣點兒的學小提琴、鋼琴。我家情況有些特殊，父親早在1964年就離世了，母親彼時正在鄉下接受再教育，幾個姐姐都在鄉下插隊，家裡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沒個大人幫拿主意。
於是我便由著性子，選了一門沒人學的樂器——笙。笙是中國最古老的吹奏樂器，由竹子和金屬簧片製成，和成語「濫竽充數」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時用手指按著竹管下端的開孔，靠簧片與氣柱發生共鳴出聲，聽起來柔和高雅。
雖然笙的歷史悠久，但那時候笙已經很少見了，出現最多的場合是在農村的紅白喜事上，一般會用來合著嗩吶一塊兒吹吹，除此之外幾乎絕跡。
由於太過小眾，笙不僅沒人學，也沒人專門教，老師只告訴了我每個音節在哪兒，之後我就自己摸索著學。好在我對音樂還算有天分，整天抱著自己瞎琢磨，竟然還真給琢磨會了。
1971年，我在報紙上看到各個文藝團體在招生，就想去碰碰運氣。正式考試時，我自認為演奏得比較一般，但考官又讓我唱了兩首歌，聽後覺得我嗓子不錯、耳朵靈、節奏感也好，判定我是個潛力股。就這樣，17歲的我幸運地進入了北京電影樂團。
北京電影樂團如今已改名為中國電影樂團，自1949年解放後，先後為近兩千部電影、電視及紀錄片、專題片錄製音樂，到過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訪問演出。且不說那個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進到裡頭工作也無疑是件體面光耀的事。
進樂團之後，我小日子過得快樂又充實。那時每月基礎工資有四十八塊五，另有一些洗禮費、車馬費、錄音費、演出費等，能保證我的生活衣食無虞。
我那會兒經常和朋友下飯館兒，去的還不是一般的飯館兒，而是莫斯科餐廳，北京人稱它為「老莫兒」，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個外國餐廳。
在事業上，我也步步高升。進樂團沒幾年就評上了「獨奏演員」的職稱，可以單獨用笙演奏曲子，別的樂器給伴奏。二十多歲的我，就成了團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國選了一些音樂有成就的演員錄了張叫《雲雀》的黑膠唱片，裡頭就有我吹的獨奏曲；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後，我曾跟隨中央慰問團到雲南前線給戰士們進行慰問演出；1980年，我參加了第三屆電影百花獎頒獎典禮的演出，和名噪一時的演員劉曉慶同台合影……用現在的時髦話說，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當時的我也算年輕有為，可畢竟才二十啷噹歲，內心總有些隱隱的騷動。就跟醫生都想當主治大夫一樣，我不甘心一輩子只當個獨奏演員，夢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揮家。
為了學指揮，我向團里申請去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但團里對演員求學有明文規定，過了24歲就不再批准。我雖然鬱悶，但也能理解，畢竟人家培養了這麼多年，正是需要我賣力工作的時候。
迷茫之際，三姐給我指了條路，她說團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樂學院，就讓我來英國學指揮。三姐1979年跟一個法國人結了婚，婚後到英國定居。聽了她的提議我十分心動。
但我既不懂英文，也從來沒有走出過國門，當時還正處於事業的上升期，心裡糾結得要死，一遍遍問自己：真的要捨棄現有的一切，奔赴那個陌生國度嗎？
猶豫了有大半年，我終究還是拗不過那顆躁動的心。1983年，29歲的我決定去英國自費留學。和如今出國一樣，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國也是差不多的手續：先拿中國護照，再申請英國簽證，申請簽證需要經濟擔保，我的錢不夠，最後還是姐姐幫忙搞定的。
當年一張從北京去英國的機票要400多元，由羅馬尼亞航空公司承運。這家公司的辦事處駐紮在羅馬尼亞大使館裡頭，我要進去買機票，得先得大使館同意。大使館呢，又非得有館裡的工作人員出來接應才放行。沒辦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個出來倒垃圾的清潔工，最後是她帶我進了進去。那時人民幣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著一沓錢進去，出來時手裡只捏著一張薄薄的飛機票。
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攢下800元人民幣，買了機票後，我又拿著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誼商店揮霍了200多，買了一堆那個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醬等等，全給我母親留下了。
母親自1972年得腦血栓後，身體一年不如一年，臨出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對我出國這件事相當支持，不僅是她，當時身邊的同事朋友也紛紛羨慕得不得了，畢竟國門剛開放沒多久，在大家眼裡，能出國的都不是普通人。
走之前，團里的同事還給我開了個歡送會，囑咐我學成後回國做貢獻，我拍著胸脯說沒問題，內心滿是即將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動。
1983年年底，帶著對家人的牽掛與對未來的期許，我拖著滿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醬菜、花捲饅頭，踏上了去英國的旅途。
飛機航程共27個小時，中間分別在巴基斯坦、阿聯、羅馬尼亞、比利時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車似的。當飛機抵達最後一站倫敦的上空時，我從舷窗往下望去，滿眼無垠的綠，心裡情不自禁地慨嘆：太美了！
然而這股新鮮勁兒沒持續多久，難題就來了。下飛機排隊等著出關的時候，海關工作人員跟我說英文，我一句也聽不懂，整個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兒。他們又叫了個香港人過來當翻譯，可香港人聽不懂普通話，我也不懂粵語，兩個人用手比劃，雞同鴨講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塗地過了關。
到倫敦的第二天，沒來得及倒時差，我就背著書包趕去漢姆史密斯學院報到。離開學校十幾年，已經是近30歲的人了，當我重新背起書包去上學，心裡有種難以言說的興奮勁兒。學校是三姐提前為我聯絡好的，相當於北京的語言學校。按照規定，我得在這兒待夠兩年，把英語學通了，才能申請讀大學。
我就讀的那個語言班有30名學生，有來自法國的、西班牙的、緬甸的、越南的，膚色樣貌什麼樣的都有。教我們英文的薩雷老師五十多歲，面對一群母語各異的學生，課上得那叫一個費勁兒，比如教「lay down」（躺）這個詞時，他只能整個人躺在地上，再翻個面兒，臉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時候，就得揣著一堆五花八門的水果來教室。
最早班裡就我一個中國人，有一天薩雷老師突然跟我說，班裡要來一個中國小伙，特精神、特帥。果不其然，那小伙兒一來，班裡女同學把眼睛都給看直了。這人是誰呢？就是咱中國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張鐵林！
雖然都在一個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學習之餘必須打工掙錢。好在臨出國前，我借同學在餐廳工作之便，磨練了兩星期廚藝。也正是有了這手準備，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飯館裡的工作。
那飯館不大，老闆是山東人，看到大陸的留學生倍感親切，加之我人也開朗聰明、肯賣力氣，便爽快地留用了我。語言學校只有上午9點到12點的課，12點以後就無事可做了，因此，我幾乎每天都會去飯館幹活兒。工資按天結算，每天30英鎊，我那時每個月的總花銷不會超過200英鎊。
在飯館工作賣的就是力氣。炒菜、擦桌子、拖地這些活兒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國飯館一般都營業到半夜十二點才關門，關門後還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裡，基本已是凌晨兩點了，而我第二天一早還得趕去學校上課。時間久了，總歸有些精力交瘁。
大概過了七八個月，有次我和同學閒逛到科文特花園廣場時有了意外發現。這個廣場不僅是歐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藝術品交易中心，還集中了來自全世界的街頭藝人和街頭表演藝術家，在當時的中國，街頭表演可能會被人看不起，但在這裡不會，每個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當時就尋思著：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來，支一個賣藝小攤？
沒過幾天，我就拿著自己的傢伙什兒去了廣場。心裡不覺得丟人，也一點不緊張，就怕外國人不喜歡我這笙樂演奏。
我大概是廣場上第一個吹笙的，這樂器外國人都沒見過，樂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國民樂也讓他們感到稀罕，沒一會兒就裡里外外地圍了好幾圈人。我這人是個「人來瘋」，人越多，我吹得越帶勁兒，越沉浸其中，幾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個晚上，我就掙了80英鎊，相當於原來在國內一年的工資！
掙到第一筆錢之後，我就再也不去飯館打工了，天天到廣場上吹笙，不到兩年的時間竟攢下了一萬英鎊。當時覺得自己特厲害，以前從來沒想過這輩子能賺這麼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國，把手裡的英鎊換成人民幣有將近十萬塊錢，在當時的中國這無疑是筆巨款。剛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喚友地聚餐，統統由我來買單。剩下一書包現金全給了我母親，頗有點衣錦還鄉的意思。
只是當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去街頭吹笙這個選擇竟冥冥中改變了我的後半生。它讓我遇見了我美麗淑良的妻子，讓我在英國一住就是37年，也讓我放棄了成為指揮家的夢想，永遠地成為一名民間藝人。
從北京回到英國後，我繼續邊上學邊在廣場上賣藝，按照計劃，我該就這樣波瀾無驚地度過我的留學生活，再回到祖國實現夢想。直到某天，我在廣場上正吹著《聽媽媽講過去的故事》這首歌，因為旋律比較憂傷，很多人都紅了眼眶。偶然抬眼間，我瞥見了一個金髮女孩兒。
她站在人群後面，只露了半邊臉出來，閉著眼睛沉浸在音樂中。現在不有個詞兒嗎？叫歲月靜好，她給我的就是這感覺。
我當時心想：您可千萬別急著走啊！天遂人願，女孩非但沒走，還在一曲終了時主動來到身前與我說話，她說，「我家這周有一個晚會，你能不能過來表演？給你20磅。」
因為自小習慣了還價，這會兒我竟下意識地脫口而出，「30磅！」話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實她不給錢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沒跟我計較，最終許諾給我25磅。
自那以後，我就與這個叫阿曼達的女孩建立了聯繫。我那時英文還不太好，倆人交流起來也挺困難，但由於那會兒中國相對閉塞，阿曼達就對中國特別感興趣，所以每次見面我都會用蹩腳的英語給她描述我的家鄉、我的童年，她聽得津津有味。
偶爾我也陪她一塊兒去看電影，儘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塊兒，就覺得十分美好。不到一個月，我們正式確定關係，搬到一塊兒同居了。
或許是覺得我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達最終決定嫁給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舉行婚禮時，我還是個窮小子，車房一概沒有，身邊只有在英國生活的6個親朋，甚至婚禮當天，我這個西裝革履的新郎官兒還是坐地鐵去的婚禮現場。
阿曼達出生在英國的中產家庭，從小在僕人的服侍下長大，生活相當優渥。儘管如此，她卻沒有半分怨言地嫁給了我，連結婚戒指也挑了個最便宜的，29英鎊，換算成人民幣才幾百塊錢。我一直覺得，娶到阿曼達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在廣場上吹笙不僅讓我收穫了愛情，還讓我迎來事業的轉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樂舞蹈藝術公司」老闆彼得·加布里埃爾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請下，我加入了國際狂歡節大家庭。
每年我們都會去各個國家的藝術節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聯、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這些國家我都去過。每一次演出，我們樂隊都受到熱烈歡迎，觀眾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國，台下差不多有30萬人，歡呼聲如潮，燈光晃得我幾乎睜不開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時刻。
西洋樂器比較常見，每次輪到我的獨奏節目時，觀眾們都對笙格外感興趣，當我說到這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有超過3000年的歷史時，台上台下的人一陣驚嘆，我聽了心裡倍兒自豪。
可人一滿足就容易忘記初心，一場場演下來，成為指揮家的夢想逐漸被我拋之腦後。巡演機會越來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時間都在忙著這個事兒，壓根沒時間再學習語言課程，申請大學更是無從談起。
現在回想，那時候的我已經迷失在了熱鬧和繁華里，不願丟下這些，那就只能順著眼下的局面繼續向前。
收入提高，也是我當時不願放棄演藝回學校讀書的一個原因。小時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買一罐可樂都有點捨不得，而那時一次演出掙的錢，就能買一千罐可樂。
與阿曼達結婚不久，我曾花4萬鎊買了個小房子。房雖然小，但在諾大的英國，總算有了一個我的地盤，心情激動得不得了。1999年，憑著巡演攢下的錢，我又在倫敦買了套帶花園的三層小樓，19萬鎊，那兒的地段特好，相當於北京二環內。
在演藝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風華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歲的我再回頭追憶，除了懷念那段經歷，一些遺憾事也在心底攪動起來。
記得剛結婚時，我與阿曼達商量著以後要生四個孩子，想著人多家裡熱鬧。但由於我四處巡演，待在家的時間太少，作為園藝師的阿曼達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於我們最終只有一個小孩。他從小就念叨著要兄弟姐妹，我們也一直想著等有時間了再生。等後來不忙了，我們也老了。
對母親我也一直心有愧意。從我1983年出國到她1994年去世的這11年里，我只回國六次。一開始想著反正留學幾年就會回去，後來則是因為巡演的工作太忙，實在抽不開身。母親去世前，我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見自己的親孫子，神志卻已經糊塗。我心裡特難受，覺得這些年虧欠家人太多。
50歲那年，我的人生軌跡再次發生改變。演藝公司將老演員更新換代，我成了被替換的那一個。離開公司，我可以去其他樂團，也有機會跟別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歡的還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給一個人吹和一萬個人吹都一樣，只要他喜歡。
於是我又重操舊業，抱著笙坐回了廣場上。直到今年一月，因為身體實在撐不住了，我才徹底告別廣場演奏生涯。
我在北京電影樂團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當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揮，無一例外，他們都評上了一級演員。有老朋友對我說：「郭藝啊，你當時要是不出國，如今就是教授級別了。」
老朋友們這麼一說，我心裡就有點不是滋味兒。好在我這人生性樂觀，一轉頭，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動我的人和事兒，心裡多少能好受點。
我曾遇到過一個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聽完總是輕輕地在我琴箱裡放下5英鎊，讓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兒子來感謝我，才道出了背後的故事，原來那位先生自從妻子去世後就得了抑鬱症，聽完我的音樂後，又開始覺得生活有意義了。
還有一次我演奏完，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在我面前淚如雨下。她說自己有一個兒子，16歲開始接觸毒品，17歲便被毒品組織殺掉了。她悲痛不已，怎麼都緩不過勁兒來，每次一聽到我的音樂後，心情就會特別平靜。
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釋然。只要有音樂，只要能讓我展示出音樂的才華，只要有人能欣賞我的音樂，無論在大劇場裡吹，還是在藝術廣場吹，我都覺得高興。尤其是每每看到家裡溫柔的妻子、孝順的兒子，我更是無比滿足。
兒子頭頭自小熱愛中國文化，三歲時就把《西遊記》反反覆復看了很多遍，家裡牆上全是他畫的孫悟空、唐僧。後來他從利茲大學表演系畢業，一門心思地想去中國發展，我就帶他回了北京。最近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國，邊當英文老師邊當模特，疫情暴發後又回到英國陪在我們身邊。
頭頭的中文水平現在已經很不錯，我們爺倆兒經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對我的經歷很感興趣，總是勾起我對祖國和親人的回憶。我也是個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傢伙兒知道，就經常邊錄視頻邊聊，發到西瓜視頻之後反響竟然還不錯（點擊@英倫郭哥一家人看我的視頻），國內很多同胞都樂意聽，那我就繼續講下去。
如今人到暮年，我越來越思念祖國，就盼著兒子哪天在中國穩定下來了，我和阿曼達也一塊兒回國定居。我期待著那一天快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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