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北京人,37年前出國留學,街頭吹笙半輩子,如今想回祖國

2021-08-05T15:17:35.599356+00:00

我打小喜歡音樂,17歲就進入北京電影樂團當了笙樂演員,那時候跟樂團進人民大會堂是常事,可謂風光無限。

郭藝(@英倫郭哥一家人)/口述

嚴慌慌/撰文

我叫郭藝(@英倫郭哥一家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樓邊兒的大石橋胡同。我打小喜歡音樂,17歲就進入北京電影樂團當了笙樂演員,那時候跟樂團進人民大會堂是常事,可謂風光無限。

28歲那年,年輕氣盛的我決意辭職去英國學指揮,為了勤工儉學,我走上街頭給老外表演吹笙,沒想到很受歡迎。靠這項絕活兒,我不僅掙到了錢,還結識了一位金髮碧眼的英國女孩。後來我中斷學業,和她結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時間都在廣場上、地鐵口度過。

如今我66歲了,早已從年輕小伙變成白髮老者,回首人生,雖不能說毫無悔意,倒也瀟洒快活了一輩子。

我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後在北京110中學當英語老師,父親是中央歌舞團的二胡演奏員。我們家六個孩子,我排老五,上頭四個姐姐,下頭一個弟弟。作為長子的我自小備受寵愛,吃喝不愁,生活無憂無慮。

除了父親,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團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對音樂的興趣。一歲多,聽著收音機里放的歌,我就開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那時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團的大院裡,院子裡有排練廳,不許閒人進去。年齡稍大一點後,我最愛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戶上看裡面的人排練舞蹈、演奏樂器,一看就是一整天,從不覺得膩。

1966年小學畢業後,我進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讀書。我們這些學生沒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廠參加集體勞動,勞動完又跑去農村種地,忙得不亦樂乎。等再回到學校時,平日裡開朗外向的我被選入校文藝宣傳隊,在老師的建議下,我決心學習一門樂器。

那會兒大家學的最多的還是二胡、古箏這些傳統樂器,洋氣點兒的學小提琴、鋼琴。我家情況有些特殊,父親早在1964年就離世了,母親彼時正在鄉下接受再教育,幾個姐姐都在鄉下插隊,家裡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沒個大人幫拿主意。

於是我便由著性子,選了一門沒人學的樂器——笙。笙是中國最古老的吹奏樂器,由竹子和金屬簧片製成,和成語「濫竽充數」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時用手指按著竹管下端的開孔,靠簧片與氣柱發生共鳴出聲,聽起來柔和高雅。

雖然笙的歷史悠久,但那時候笙已經很少見了,出現最多的場合是在農村的紅白喜事上,一般會用來合著嗩吶一塊兒吹吹,除此之外幾乎絕跡。

由於太過小眾,笙不僅沒人學,也沒人專門教,老師只告訴了我每個音節在哪兒,之後我就自己摸索著學。好在我對音樂還算有天分,整天抱著自己瞎琢磨,竟然還真給琢磨會了。

1971年,我在報紙上看到各個文藝團體在招生,就想去碰碰運氣。正式考試時,我自認為演奏得比較一般,但考官又讓我唱了兩首歌,聽後覺得我嗓子不錯、耳朵靈、節奏感也好,判定我是個潛力股。就這樣,17歲的我幸運地進入了北京電影樂團。

北京電影樂團如今已改名為中國電影樂團,自1949年解放後,先後為近兩千部電影、電視及紀錄片、專題片錄製音樂,到過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訪問演出。且不說那個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進到裡頭工作也無疑是件體面光耀的事。

​進樂團之後,我小日子過得快樂又充實。那時每月基礎工資有四十八塊五,另有一些洗禮費、車馬費、錄音費、演出費等,能保證我的生活衣食無虞。

我那會兒經常和朋友下飯館兒,去的還不是一般的飯館兒,而是莫斯科餐廳,北京人稱它為「老莫兒」,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個外國餐廳。

在事業上,我也步步高升。進樂團沒幾年就評上了「獨奏演員」的職稱,可以單獨用笙演奏曲子,別的樂器給伴奏。二十多歲的我,就成了團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國選了一些音樂有成就的演員錄了張叫《雲雀》的黑膠唱片,裡頭就有我吹的獨奏曲;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後,我曾跟隨中央慰問團到雲南前線給戰士們進行慰問演出;1980年,我參加了第三屆電影百花獎頒獎典禮的演出,和名噪一時的演員劉曉慶同台合影……用現在的時髦話說,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時刻。

當時的我也算年輕有為,可畢竟才二十啷噹歲,內心總有些隱隱的騷動。就跟醫生都想當主治大夫一樣,我不甘心一輩子只當個獨奏演員,夢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揮家。

為了學指揮,我向團里申請去中國音樂學院學習。但團里對演員求學有明文規定,過了24歲就不再批准。我雖然鬱悶,但也能理解,畢竟人家培養了這麼多年,正是需要我賣力工作的時候。

​迷茫之際,三姐給我指了條路,她說團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樂學院,就讓我來英國學指揮。三姐1979年跟一個法國人結了婚,婚後到英國定居。聽了她的提議我十分心動。

但我既不懂英文,也從來沒有走出過國門,當時還正處於事業的上升期,心裡糾結得要死,一遍遍問自己:真的要捨棄現有的一切,奔赴那個陌生國度嗎?

猶豫了有大半年,我終究還是拗不過那顆躁動的心。1983年,29歲的我決定去英國自費留學。和如今出國一樣,上世紀八十年代出國也是差不多的手續:先拿中國護照,再申請英國簽證,申請簽證需要經濟擔保,我的錢不夠,最後還是姐姐幫忙搞定的。

​當年一張從北京去英國的機票要400多元,由羅馬尼亞航空公司承運。這家公司的辦事處駐紮在羅馬尼亞大使館裡頭,我要進去買機票,得先得大使館同意。大使館呢,又非得有館裡的工作人員出來接應才放行。沒辦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個出來倒垃圾的清潔工,最後是她帶我進了進去。那時人民幣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著一沓錢進去,出來時手裡只捏著一張薄薄的飛機票。

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攢下800元人民幣,買了機票後,我又拿著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誼商店揮霍了200多,買了一堆那個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醬等等,全給我母親留下了。

母親自1972年得腦血栓後,身體一年不如一年,臨出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對我出國這件事相當支持,不僅是她,當時身邊的同事朋友也紛紛羨慕得不得了,畢竟國門剛開放沒多久,在大家眼裡,能出國的都不是普通人。

走之前,團里的同事還給我開了個歡送會,囑咐我學成後回國做貢獻,我拍著胸脯說沒問題,內心滿是即將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動。

1983年年底,帶著對家人的牽掛與對未來的期許,我拖著滿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醬菜、花捲饅頭,踏上了去英國的旅途。

飛機航程共27個小時,中間分別在巴基斯坦、阿聯、羅馬尼亞、比利時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車似的。當飛機抵達最後一站倫敦的上空時,我從舷窗往下望去,滿眼無垠的綠,心裡情不自禁地慨嘆:太美了!

然而這股新鮮勁兒沒持續多久,難題就來了。下飛機排隊等著出關的時候,海關工作人員跟我說英文,我一句也聽不懂,整個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兒。他們又叫了個香港人過來當翻譯,可香港人聽不懂普通話,我也不懂粵語,兩個人用手比劃,雞同鴨講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塗地過了關。

到倫敦的第二天,沒來得及倒時差,我就背著書包趕去漢姆史密斯學院報到。離開學校十幾年,已經是近30歲的人了,當我重新背起書包去上學,心裡有種難以言說的興奮勁兒。學校是三姐提前為我聯絡好的,相當於北京的語言學校。按照規定,我得在這兒待夠兩年,把英語學通了,才能申請讀大學。

​我就讀的那個語言班有30名學生,有來自法國的、西班牙的、緬甸的、越南的,膚色樣貌什麼樣的都有。教我們英文的薩雷老師五十多歲,面對一群母語各異的學生,課上得那叫一個費勁兒,比如教「lay down」(躺)這個詞時,他只能整個人躺在地上,再翻個面兒,臉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時候,就得揣著一堆五花八門的水果來教室。

最早班裡就我一個中國人,有一天薩雷老師突然跟我說,班裡要來一個中國小伙,特精神、特帥。果不其然,那小伙兒一來,班裡女同學把眼睛都給看直了。這人是誰呢?就是咱中國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張鐵林!

​雖然都在一個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學習之餘必須打工掙錢。好在臨出國前,我借同學在餐廳工作之便,磨練了兩星期廚藝。也正是有了這手準備,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飯館裡的工作。

那飯館不大,老闆是山東人,看到大陸的留學生倍感親切,加之我人也開朗聰明、肯賣力氣,便爽快地留用了我。語言學校只有上午9點到12點的課,12點以後就無事可做了,因此,我幾乎每天都會去飯館幹活兒。工資按天結算,每天30英鎊,我那時每個月的總花銷不會超過200英鎊。

在飯館工作賣的就是力氣。炒菜、擦桌子、拖地這些活兒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國飯館一般都營業到半夜十二點才關門,關門後還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裡,基本已是凌晨兩點了,而我第二天一早還得趕去學校上課。時間久了,總歸有些精力交瘁。

​大概過了七八個月,有次我和同學閒逛到科文特花園廣場時有了意外發現。這個廣場不僅是歐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藝術品交易中心,還集中了來自全世界的街頭藝人和街頭表演藝術家,在當時的中國,街頭表演可能會被人看不起,但在這裡不會,每個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當時就尋思著: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來,支一個賣藝小攤?

沒過幾天,我就拿著自己的傢伙什兒去了廣場。心裡不覺得丟人,也一點不緊張,就怕外國人不喜歡我這笙樂演奏。

我大概是廣場上第一個吹笙的,這樂器外國人都沒見過,樂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國民樂也讓他們感到稀罕,沒一會兒就裡里外外地圍了好幾圈人。我這人是個「人來瘋」,人越多,我吹得越帶勁兒,越沉浸其中,幾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個晚上,我就掙了80英鎊,相當於原來在國內一年的工資!

​掙到第一筆錢之後,我就再也不去飯館打工了,天天到廣場上吹笙,不到兩年的時間竟攢下了一萬英鎊。當時覺得自己特厲害,以前從來沒想過這輩子能賺這麼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國,把手裡的英鎊換成人民幣有將近十萬塊錢,在當時的中國這無疑是筆巨款。剛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喚友地聚餐,統統由我來買單。剩下一書包現金全給了我母親,頗有點衣錦還鄉的意思。

​只是當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去街頭吹笙這個選擇竟冥冥中改變了我的後半生。它讓我遇見了我美麗淑良的妻子,讓我在英國一住就是37年,也讓我放棄了成為指揮家的夢想,永遠地成為一名民間藝人。

從北京回到英國後,我繼續邊上學邊在廣場上賣藝,按照計劃,我該就這樣波瀾無驚地度過我的留學生活,再回到祖國實現夢想。直到某天,我在廣場上正吹著《聽媽媽講過去的故事》這首歌,因為旋律比較憂傷,很多人都紅了眼眶。偶然抬眼間,我瞥見了一個金髮女孩兒。

她站在人群後面,只露了半邊臉出來,閉著眼睛沉浸在音樂中。現在不有個詞兒嗎?叫歲月靜好,她給我的就是這感覺。

我當時心想:您可千萬別急著走啊!天遂人願,女孩非但沒走,還在一曲終了時主動來到身前與我說話,她說,「我家這周有一個晚會,你能不能過來表演?給你20磅。」

因為自小習慣了還價,這會兒我竟下意識地脫口而出,「30磅!」話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實她不給錢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沒跟我計較,最終許諾給我25磅。

自那以後,我就與這個叫阿曼達的女孩建立了聯繫。我那時英文還不太好,倆人交流起來也挺困難,但由於那會兒中國相對閉塞,阿曼達就對中國特別感興趣,所以每次見面我都會用蹩腳的英語給她描述我的家鄉、我的童年,她聽得津津有味。

偶爾我也陪她一塊兒去看電影,儘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塊兒,就覺得十分美好。不到一個月,我們正式確定關係,搬到一塊兒同居了。

或許是覺得我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達最終決定嫁給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舉行婚禮時,我還是個窮小子,車房一概沒有,身邊只有在英國生活的6個親朋,甚至婚禮當天,我這個西裝革履的新郎官兒還是坐地鐵去的婚禮現場。

阿曼達出生在英國的中產家庭,從小在僕人的服侍下長大,生活相當優渥。儘管如此,她卻沒有半分怨言地嫁給了我,連結婚戒指也挑了個最便宜的,29英鎊,換算成人民幣才幾百塊錢。我一直覺得,娶到阿曼達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在廣場上吹笙不僅讓我收穫了愛情,還讓我迎來事業的轉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樂舞蹈藝術公司」老闆彼得·加布里埃爾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請下,我加入了國際狂歡節大家庭。

每年我們都會去各個國家的藝術節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聯、澳大利亞、紐西蘭等,這些國家我都去過。每一次演出,我們樂隊都受到熱烈歡迎,觀眾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國,台下差不多有30萬人,歡呼聲如潮,燈光晃得我幾乎睜不開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時刻。

西洋樂器比較常見,每次輪到我的獨奏節目時,觀眾們都對笙格外感興趣,當我說到這是中國最古老的樂器之一,有超過3000年的歷史時,台上台下的人一陣驚嘆,我聽了心裡倍兒自豪。

可人一滿足就容易忘記初心,一場場演下來,成為指揮家的夢想逐漸被我拋之腦後。巡演機會越來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時間都在忙著這個事兒,壓根沒時間再學習語言課程,申請大學更是無從談起。

現在回想,那時候的我已經迷失在了熱鬧和繁華里,不願丟下這些,那就只能順著眼下的局面繼續向前。

收入提高,也是我當時不願放棄演藝回學校讀書的一個原因。小時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買一罐可樂都有點捨不得,而那時一次演出掙的錢,就能買一千罐可樂。

與阿曼達結婚不久,我曾花4萬鎊買了個小房子。房雖然小,但在諾大的英國,總算有了一個我的地盤,心情激動得不得了。1999年,憑著巡演攢下的錢,我又在倫敦買了套帶花園的三層小樓,19萬鎊,那兒的地段特好,相當於北京二環內。

在演藝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風華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歲的我再回頭追憶,除了懷念那段經歷,一些遺憾事也在心底攪動起來。

記得剛結婚時,我與阿曼達商量著以後要生四個孩子,想著人多家裡熱鬧。但由於我四處巡演,待在家的時間太少,作為園藝師的阿曼達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於我們最終只有一個小孩。他從小就念叨著要兄弟姐妹,我們也一直想著等有時間了再生。等後來不忙了,我們也老了。

對母親我也一直心有愧意。從我1983年出國到她1994年去世的這11年里,我只回國六次。一開始想著反正留學幾年就會回去,後來則是因為巡演的工作太忙,實在抽不開身。母親去世前,我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見自己的親孫子,神志卻已經糊塗。我心裡特難受,覺得這些年虧欠家人太多。

50歲那年,我的人生軌跡再次發生改變。演藝公司將老演員更新換代,我成了被替換的那一個。離開公司,我可以去其他樂團,也有機會跟別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歡的還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給一個人吹和一萬個人吹都一樣,只要他喜歡。

於是我又重操舊業,抱著笙坐回了廣場上。直到今年一月,因為身體實在撐不住了,我才徹底告別廣場演奏生涯。

我在北京電影樂團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當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揮,無一例外,他們都評上了一級演員。有老朋友對我說:「郭藝啊,你當時要是不出國,如今就是教授級別了。」

​老朋友們這麼一說,我心裡就有點不是滋味兒。好在我這人生性樂觀,一轉頭,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動我的人和事兒,心裡多少能好受點。

我曾遇到過一個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聽完總是輕輕地在我琴箱裡放下5英鎊,讓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兒子來感謝我,才道出了背後的故事,原來那位先生自從妻子去世後就得了抑鬱症,聽完我的音樂後,又開始覺得生活有意義了。

還有一次我演奏完,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在我面前淚如雨下。她說自己有一個兒子,16歲開始接觸毒品,17歲便被毒品組織殺掉了。她悲痛不已,怎麼都緩不過勁兒來,每次一聽到我的音樂後,心情就會特別平靜。

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釋然。只要有音樂,只要能讓我展示出音樂的才華,只要有人能欣賞我的音樂,無論在大劇場裡吹,還是在藝術廣場吹,我都覺得高興。尤其是每每看到家裡溫柔的妻子、孝順的兒子,我更是無比滿足。

兒子頭頭自小熱愛中國文化,三歲時就把《西遊記》反反覆復看了很多遍,家裡牆上全是他畫的孫悟空、唐僧。後來他從利茲大學表演系畢業,一門心思地想去中國發展,我就帶他回了北京。最近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國,邊當英文老師邊當模特,疫情暴發後又回到英國陪在我們身邊。

頭頭的中文水平現在已經很不錯,我們爺倆兒經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對我的經歷很感興趣,總是勾起我對祖國和親人的回憶。我也是個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傢伙兒知道,就經常邊錄視頻邊聊,發到西瓜視頻之後反響竟然還不錯(點擊@英倫郭哥一家人看我的視頻),國內很多同胞都樂意聽,那我就繼續講下去。

如今人到暮年,我越來越思念祖國,就盼著兒子哪天在中國穩定下來了,我和阿曼達也一塊兒回國定居。我期待著那一天快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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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3T10:00:01.6165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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