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名文化精英被日寇圍困如何脫險?深圳這座紀念館裡有答案

南方plus客戶端 發佈 2021-08-05T16:07:05.401800+00:00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處置?住九龍的朋友撤出否?與曾生部及海南島能否聯繫?」在深圳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的展示牆上,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發出的電報揭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直播:一次零犧牲的「虎口脫險」!探訪深圳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紀念館內景。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處置?住九龍的朋友撤出否?與曾生部及海南島能否聯繫?」在深圳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的展示牆上,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發出的電報揭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

直播:一次零犧牲的「虎口脫險」!探訪深圳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

紀念館內景。

1942年前後,在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的指示下,一場針對被困香港文化精英的秘密營救在紀念館所在的白石龍村策劃實施,先後營救出鄒韜奮、茅盾等300多名文化人士,保存了中國「文脈」。其間召開的「白石龍會議」上,東江軍政委員會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成立,為東江縱隊成立奠定基礎,對東江地區抗日革命起到重要作用。

紀念館內景。

文學大師茅盾後來稱讚,這次營救工作「是難以想像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館內展示的茅盾手跡藏品。

文化名人被日寇圍困

廣東黨組織部署實施營救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撤離到香港繼續開展抗日宣傳和民主活動。同年12月,日軍入侵香港,封鎖了香港至九龍的交通、實行宵禁,搜捕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並發布命令,要求他們必須要到「大日本軍報導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

紀念館內的實物展品。

營救迫在眉睫。香港淪陷前,中共中央及周恩來先後發出急電,要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廣東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務必將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大後方。

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中共南委副書記張文彬、中共粵南省委梁廣等人的謀劃安排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負責人在白石龍村的天主教堂研究、討論營救和接待方案。現在,天主教堂已是紀念館的2號展館,館內的蠟像還原了大營救部署會的場景。

紀念館2號館復原了大營救部署會場景。

游擊隊先後開闢了三條水路交通線,分別從西貢半島通往沙魚涌(現深圳市龍崗區,大鵬灣東北角)、汕尾或海豐、澳門。由於日本巡邏艇經常在海上巡邏,沿途盤查過往船隻,加上海盜猖獗,走水路並不十分安全。因此,游擊隊又打通了從九龍經大帽山到白石龍這條更便捷安全的陸路交通線。多數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從這條交通線撤離,少數容易暴露身份的和年邁老弱、不適宜跋山涉水的愛國民主人士則安排走水路。

紀念館3號館內塑像還原了文化精英撤離香港的場景。

1942年1月9日,趁日軍為緩解糧食緊缺驅散100萬香港市民回內地之機,鄒韜奮、茅盾、廖沫沙等首批20多名文化人士開始撤離。他們喬裝成難民,在游擊隊員和交通員的護送下,步行4天4夜,於13日晚到達白石龍村。

此後,每隔一兩天就有一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撤離香港,少則十來人,多則二三十人。同月下旬,「白石龍會議」在天主教堂召開,東江軍政委員會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成立。游擊總隊隨後在香港成立了港九大隊,對營救被困的文化人士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六個多月的努力,3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其他人士共800餘人成功脫險。

紀念館3號館一角。

歷時11個月

文化名人安全到達抗日根據地

「作為唯一的一條陸路線路,白石龍村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回到內地的第一個落腳點。他們在此停留,短則十來天,長則數月。」站在紀念館的大榕樹下,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執行館長張紫歆向記者介紹說,「這次營救中,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沒有一人犧牲,沒有一人被捕」。

大營救主要參與者雕像。

到達白石龍後,文化人士住進了村子的「臨時招待所」。「就是在指揮部周圍搭起來的茅棚,鄒韜奮等人都在裡面居住。」白石龍村原黨支部書記劉鳴周的兒子劉世勇說,當時父親負責後勤工作,文化人士一部分住在草寮里,一部分安排在天主堂。「那是很好的隱蔽點,可以起到掩護作用。」

蔡啟培老人是當年大營救的親歷者,當年只有六七歲。他說,白石龍村地理條件好,物產豐富。平時村民們都願意把糧食、水果送給游擊隊員吃。文化名人來,村民們非常歡迎,還幫忙傳送情報。

在白石龍期間,抗日游擊隊舉行聯歡會,慶賀文化人士脫險歸來。鄒韜奮在會上說:「我們這支文化游擊隊,是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衛護下,由香港轉移回來的,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

白石龍村積極參與大營救的人物畫像。

到達白石龍不久,文化人士就被國民黨軍隊「盯上」。抗日游擊隊隨即決定將他們轉移至陽台山深坑等地。

停留深圳期間,鄒韜奮等到軍政幹部培訓班和青年培訓班講授課程,鄒韜奮講《中國的民主政治問題》,胡繩講哲學,沈志遠講政治經濟學,黎澍講中國革命史等。美術界和戲劇界的專家為部隊的文藝工作者傳授漫畫創作和戲劇表演的基本知識。不少文化人士還直接參與了部隊對外的政治工作,例如胡繩、黎澍、肖頌敏等曾為抗日游擊總隊草擬了《堅持抗戰團結的告示》,發表在《東江民報》上,並張貼在寶安、東莞、惠陽等城市中。

經過休整,待形勢轉好,數百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分批離開深圳前往惠州。直至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等最後一批文化精英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歷時11個月。

志願講解員劉滿祺正在為參觀者導覽。

深圳市委黨史研究室黨史處副處長陳耀凌認為,此次大營救及時保護了一批文化精英,對推動新中國的文化繁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次搶救對中國文脈的保存具有深遠意義,對密切共產黨與愛國人士、民主人士患難與共的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

記者到訪紀念館時,11歲的志願講解員劉滿祺正給參觀者導覽紀念館。只見他話語流利,手勢從容,絲毫不遜色於專業的講解員。從去年暑假開始,劉滿祺幾乎每周六都會到紀念館來進行義務講解。「我們要永遠銘記這段歷史。」他說。

【監製】謝思佳 羅彥軍 曹斯

【執行】駱驍驊 張西陸 王聰 劉佳榮

【記者】余嘉敏

【攝影】梁鉅聰

【海報】吳穎嵐

【作者】 余嘉敏;梁鉅聰;駱驍驊;吳穎嵐;劉佳榮;王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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