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郭敬明，然後是於正，這種人不斷上節目，等同於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釁整個行業。」汪海林頗為憤慨地告訴市界，「如果他們沒有去節目上發聲，聯名（抵制）這個事情可能也不會發生。」

12月21日，111位編劇聯名抵制於正、郭敬明，稱其為「文賊」。次日，又有45名編劇加入其中。汪海林是該事件的發起和參與者之一，他曾是《楚漢傳奇》與《鐵齒銅牙紀曉嵐》三、四部的編劇。

事實上，郭敬明、於正抄襲事件並非發生在近日。早在2006年，法院便判決郭敬明小說《夢裡花落知多少》抄襲了莊羽的《圈裡圈外》；2015年，法院判決於正的電視劇《宮鎖連城》，侵犯了瓊瑤的電視劇《梅花烙》的改編權和攝製權。

然而，判決之後，二人雖賠錢了，但拒絕道歉。

「當年也有139位編劇聯名支持瓊瑤，聲討於正。」汪海林說，與之前不同的是，「於正那時候被嚇得住院了。但現在，他腰杆硬了。」

在回應「為何不道歉」時，於正的回應是「每個人都有過去」。郭敬明則於12月21日在微博上宣傳了他的新電影《晴雅集》。

想當年，於正曾因自己的劇本署名權被剽竊而與師父反目成仇，如今卻享受著抄襲帶來的紅利，並且沾沾自喜。

屠龍者最終變成惡龍，為什麼會這樣？

01 郭敬明和於正的「靠山」

事實上，國內影視行業的抄襲、剽竊問題，已不是一天兩天。哪部作品火了，立馬就有人出來爭相模仿。劇作家向凱稱這一行為「如蟑螂般繁衍」。

在向凱看來，問題的核心在於模仿、抄襲、剽竊的門檻和成本都很低，無需付出什麼代價就唾手可得。且很多原創作者版權意識不強，但維權困難。

法律顧問王明告訴市界，抄襲一般屬於民事侵權，當危害程度較高時，可能構成犯罪。「是否侵權，不是看抄襲的比例，而是看相似性。」王明說，「比如主題思想、人物設計、故事情節等是否有相似。」

某種程度上，這也導致了維權不易。「因為比對是一個複雜的工程。從相關案例的判決書也能看出來，舉證要好幾百頁內容，要標明被告作品中哪個章節的哪個部分，跟原作哪個章節的哪個部分雷同。」

而這也給了抄襲者反駁的「勇氣」。比如於正被批判其《宮鎖連城》抄襲《梅花烙》時表示，是瓊瑤跟他都抄襲了《紅樓夢》。

除了「口水仗」，給於正和郭敬明勇氣的，還有平台跟資本的追捧。

在汪海林看來，郭敬明、於正已經因抄襲，被行業宣告「社會性死亡」，現在卻堂而皇之地上節目，大談成功學，成為標杆、榜樣，背後的靠山，就是平台和資本。

平台和資本為什麼追捧於正、郭敬明？

汪海林曾在微博上直言，「平台挺壞的」，會故意將有爭議的人找來做節目，就是為了博關注，賺流量。也就是說，平台選人的標準是，只要這個人身上有流量，平台並不介意其為人本身如何。郭敬明、於正身上爭議不斷，有看點，有賣點，於是節目組就請來了他們。

這二人也的確「不負眾望」。雖然他們上的節目不同，但都無一例外地「出圈」了。節目播出期間，「郭敬明被爾冬升懟哭」「於正說姜潮油膩」等類似熱搜就沒斷過。

如今，平台和資本的野心已經不止於此了，他們還把手伸向了內容生產模式。

「平台跟資本想要打造一種閉環。在這個閉環中，它們既是播出平台，又是製作平台。這樣能把溝通成本降到最低，自己決定生產什麼樣的內容，將標準控制在自己手裡。」汪海林解釋。

為了建立這個標準，平台跟資本煞費苦心。比如，資本雖然喜歡用流量演員，但是它們後來發現，演員身上還得有個必不可少的標籤，叫「演技」，只有一個演員身上同時具備流量跟演技兩個因素，他的商業價值才能最大化。

而對平台來說，「誰演得好，由我平台說了算」才是最佳結果。在汪海林看來，演技類節目，就是資本跟平台企圖用手段顛覆傳統專業院校體系的一個舞台。

「一般情況下，專業院校培養一個演員需要四年。但是一個節目，可以一次性推出8個、10個演員，效率特別高。」這些人能在短時間內為觀眾熟知，資本就能很快地建立一個針對粉絲收割的閉環，直接變現。

再說直白些，如今的影視產業鏈條已經變成了，內容方向是平台定的，演員是平台選出來的，影視劇是平台買來並且播放的，平台最終的目標，就是賺大錢。而郭敬明、於正二人，都能創造流量，在打造流量作品上「一騎絕塵」，能給資本跟平台帶來巨大利益，怎麼能不受追捧？

至於作品本身有什麼問題，是不是抄襲，平台和資本就不會那麼關心。所以，有流量加持的二人，可以頻繁地上綜藝節目，成為座上賓。

而在同行看來，這種人如果成為榜樣和標杆，是與價值觀的背道而馳，編劇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02 「苦行僧」編劇

編劇譚昊曾告訴市界，在影視產業鏈條中，大部分編劇是處於底層的一撥人。他們雖然是文字的產出者，但是卻沒有話語權。劇本最終的走向，由導演和資方決定，編劇只是完成他們構思的一個「工具人」而已。

一部影視劇的編劇，可能會有很多個。如果導演或資方和原編劇溝通不暢，出現意見分歧，很有可能會換一個編劇。而下一個編劇在修改劇本的時候，不會跟上一個編劇商量。

在收入上，多數編劇拿的也是一次性收益，或按每集結算，或按整部劇結算，很少有編劇可以既拿創作收入，也拿分成收益。

一直以來，多數編劇如同「苦行僧」。

「編劇本身不應該擁有流量。過去即便是大火的影視劇，也沒有見過它背後的編劇大火。在這個業態當中，編劇不應該走到人前。」編劇魚鯉里對市界表示。

但於正和郭敬明卻不同，他們走到了人前，換言之就是走了流量的路子。

「本身不需要流量的行業，突然間進駐了流量，有了這樣兩個人，勢必會導致資源的傾斜，對傳統的編劇行業造成極大的衝擊。這也是兩方的矛盾所在。」魚鯉里說。

而這種衝擊，整體上來說，弊大於利。

在魚鯉里看來，編劇直接對標的是劇作能力，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體驗生活也好，採風也好，歸根結底還是要能靜下心來去創作。

但是一旦流量進駐，就會以「快」字為先。「哪怕這個劇本的路徑是別人創造的，但是沒有關係，我趕緊先弄出來就行。」

換句話說，抄襲這種不美麗的手法，也有可能因為資源的一面倒，導致不斷有人效仿。

於正在回應拒絕道歉一事時說：「每個人都有過去，我不對我的過去做任何解釋。我以後會用我的作品，和我的一切來證明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話聽來細思極恐，卻是一種可悲的現實。儘管人們都嘲諷《小時代》，批評抄襲，但只要有資本願意為其買單，作品依舊能面世。

典型的例子就是瓊瑤當年訴於正侵權一案。瓊瑤後來回憶道，讓她感到特別震驚又傷心的一件事，便是湖南衛視對此事的態度。

她與湖南衛視合作了25年，但當她跟其高層控訴《宮鎖連城》抄襲《梅花烙》時，對方依舊選擇播出，並問她「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湖南衛視知道於正抄襲？」

當時正在跟對方說這件事的瓊瑤驚呆了：「我不是正在跟你說嗎？」

而就在此事發生不久前，這位高層還在瓊瑤家，握著她的手，要她相信湖南衛視對她的重視和友誼。

即便最終瓊瑤勝訴了，但是《宮鎖連城》卻早在湖南衛視和天津衛視播映完畢，網上跟海外也已經播出，平台跟資本該賺的錢一點沒落下。

03 抄襲何以「蔚然成風」

儘管上百位編劇聯名抵制，發出行業的悲歌，但平台和資本的「不為所動」，或許也意味著其結果註定無功而返。

此事也給整個編劇行業從業者敲響了警鐘。僅僅面對於正、郭敬明兩個人，上百位編劇的吶喊，似乎都「無濟於事」。這是為何？

根據2017年的數據，按照每個項目平均1.5個編劇計算，我國每年需要的編劇數量在6000人左右。換言之，市場上要有6萬的編劇儲備量才能滿足需求。但現狀卻是，合格的編劇人數少之又少。

不少編劇都是在校大學生，直接掛靠在老師的工作室，只拿錢，不署名。還有很多編劇，不想跟劇組「槓」，直接派自己的助理或者學生去跟組。

此外，有些編劇覺得自己只要負責產出就好，並不需要對市場負責。但事實上，編劇一方面要有寫作能力，但同時也不能過於自嗨，要有一定的預判能力。

「畢竟劇本寫作再順利，也要兩年之後才能面世，寫的時候這個題材火，過兩年未必還火。」魚鯉里說道。

種種不確定之下，逐利的平台跟資本，更注重「確定性盈利」，比起「賭」，不如將能看得到的流量成為衡量標準。而這種標準，有可能會隨著平台和資本的愈占上風，而愈演愈烈。畢竟平台掌管的是C端，擁有最終話語權。

這也是為何沒有道德底線的人，抄襲的原因。然而，正如編劇宋方金所說，「創作的好壞，是能力問題，但抄襲是絕對不能觸碰的紅線」。一旦抄襲「蔚然成風」，影響到的是整個行業的原創生態，所以才要堅決抵制「抄襲者」。

可悲的是，在注意力稀缺的時代，人們用大數據創造了熱搜，以防錯失重要消息，卻也為熱搜所裹挾，關注的焦點從「該看的」變成了「想看的」。

汪海林將此事定義為一種「悲壯的對抗」。他坦言，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堅持下去，對結果也不想做預期跟預判，只是想留下一些痕跡，證明他們曾經抵抗過。

北京天馳君泰（天津）律師事務所王寓認為，法院可以認定抄襲、判決承擔責任，但這些都是事後的救濟。重要的事前自我保護，著作權人應當更為重視。

「網際網路的記憶特別短暫，頂多掛3天。」影視行業從業者王聞遠告訴市界，「說句不好聽的話，這次事件能發酵起來，關鍵不在於這些編劇從業者，而在於郭敬明跟於正，他們才是自帶流量的一方，也是這個事兒能炒起來的原因。」

事實正如王聞遠所言。這件事情從21日開始發酵，到23日下午，各大社交平台上已幾乎看不到什麼痕跡。

到24日，微博熱搜被「平安夜」「周迅離婚」等消息占據。前兩天還在罵郭敬明、於正的觀眾，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新的「瓜」上了。

（文中王聞遠、王明均為化名）

（作者｜華宇，編輯｜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