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爾街日報》，美國司法部正在與孟晚舟討論一項協議。該協議將允許孟晚舟從加拿大回國，條件是她承認在一起刑事案件中的所謂「不當行為」。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此事件作出回應時表示：「美國政府炮製這一事件不是出於什麼法律原因，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壓中國的高技術企業，阻撓中國的科技發展，加拿大政府扮演了美國政府幫凶的角色。」
如何保護中國企業在全球的合法權益，似乎已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時代命題。
來源:新財富(ID:newfortune)
作者:萬麗、張天倫
2018年12月1日至今，孟晚舟被捕已兩年。
兩年里，新冠疫情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美國大選跌宕起伏，「黑命攸關」平權運動蔓延全球，人們在一個又一個猝不及防中忘了上一次的世事無常。而華為與孟晚舟，作為翻滾的歷史巨浪中的兩個代表，一個在美國接連砸下的「大棒」中爭分奪秒與時間賽跑，一個被迫捲入了一場「馬拉松」訴訟，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自救。
01 危機明朗
隨著庭審的推進，兩年前那場轟動世界的孟晚舟在機場被捕案的細節，逐漸清晰。
溫哥華時間2018年12月1日上午11:18分，從香港出發的國泰838航班在經歷了11小時的飛行後，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坐在飛機上的華為公司副董事長、CFO孟晚舟，對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情還一無所知。孟晚舟計劃在這裡轉機，然後繼續飛往阿根廷主持一場工作會議。
此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的三位執法人員正在機場廊橋上等候，兩名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則站在不遠處。
在孟晚舟走下廊橋的那一刻，三位邊境服務局執法人員很快認出了她，第一時間將其圍住，在檢查完護照後，繼續以「入境檢查」為由，對其進行了檢查審問。
隨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執法人員收繳了孟晚舟的手機、平板電腦、手提電腦等電子設備，並將它們放入一個能阻止無線傳輸、防止數據被遠程刪除的法拉第袋（Faraday bag）中。其中一位執法人員讓孟晚舟交出電子設備的密碼，並在筆記本上仔細記錄了這些密碼。
此次「入境檢查」全過程持續了約3個小時。
一天之前，加拿大皇家騎警於下午1點11分收到一封包含加密附件的緊急郵件，附件信息是孟晚舟的全面資料。2小時後，加拿大皇家騎警接到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所簽發的命令，要求在飛機落地後「立即逮捕」孟晚舟。
但是當天，加拿大皇家騎警並未按照法院的命令，立即實施逮捕計劃，而是「旁觀」了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對孟晚舟3小時的「入境檢查」後，才與孟晚舟首次見面，告知其被拘捕並表示其有權聯繫律師。
兩天之後，任正非知道了這事，他按照既定計劃去阿根廷完成了會議。12月5日，加拿大媒體首次曝光孟晚舟被抓一事，消息立刻傳到國內，引發軒然大波。一度攜華為手機成功上位全球第二大出貨量品牌之勢，誕生了諸多牛股的華為產業鏈，在A股、H股乃至台灣股市中上市的各公司股價均出現不小的跌幅。歐美股市亦因此發生波動。
市場反應如此強烈，只因早就嗅到了危險的信號，孟晚舟被捕，讓危機徹底明朗化。
時光回撥至2018年4月25日，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稱，美國司法部正就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進行調查。報導稱，如果調查人員認定華為有意違反美國出口法律，華為可能面臨額外的刑事處罰，強制執行公司監控或對可能涉嫌參與非法活動的個人提起公訴，以及其他潛在後果。在這之前9天，中興被制裁。
4個月後，2018年8月22日，紐約東區法院簽髮針對孟晚舟的國際逮捕令，指控孟晚舟違反了美國「伊朗交易和制裁令」。此後，美國作為引渡的請求國，向加拿大提交了《案件記錄》，隨後又提交了《補充案件記錄》，要求加拿大將孟晚舟引渡到美國。
而從2018年以後，「五眼聯盟」中的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及英國均有禁止當地運營商採購中國通信設備商的設備或部分設備。
彼時，成立31年的華為，業務發展如日中天。早在2016年，華為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確定為5G增強移動寬頻場景的控制信道標準方案，這意味著，經歷2G到4G的起步跟隨和追趕，華為終於在5G實現引領和超越。2018年後，5G通信網絡相繼在各個國家展開建設，華為作為當時全球第一大通信設備供應商，在世界範圍顯現影響力。截至2019年2月底，華為和全球領先運營商簽定了30多個5G商用合同，40000多個5G基站已發往世界各地，且在5G技術研發試驗的測試中領先於愛立信等企業。曾擔任川普的首席戰略顧問的班農，將5G技術稱為「中國獲得世界經濟霸權」的三大支點之一。
運營商業務升級的帶動下，華為海思從研發生產手機處理器開始成長為世界頂尖的晶片設計公司、支撐華為發展的核心引擎。2017年，華為海思在全球Fabless(無晶圓廠)半導體晶片企業中排名第七位，2018年，華為發布了首款搭載7nm麒麟980晶片的Mate 20系列手機。在海思的助力下，華為逐漸在高端手機陣營中站穩了腳跟，成為全球手機出貨量第二大的手機品牌。
根據華為2018年年報，其營業收入達到7212.02億元，同比增長19.5%，超過BAT三家之和，與微軟接近。其中2858.3億元來自運營商業務，3488.52億元由消費者業務創造，消費者業務收入同比大增47%，首次超過運營商業務成為最大的營收來源。此時的華為，員工總數18.8萬人，業務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覆蓋30多億人口。
華為的深圳坂田基地有個湖，湖裡養了三隻黑天鵝，據老員工回憶，從十多年前開始湖裡就有黑天鵝，多年來，華為分布在全國的8個研究所都陸續養了黑天鵝。這些黑天鵝，行動緩慢，不怕人，遞上什麼都上來啄兩口，若不是顏色少見，咋一看與家鵝無太大差別，但它們卻都是花了大價錢專門從歐洲運來的。老員工解讀為，這源於植根於任正非骨子裡的危機意識，時刻提醒大家，警惕國際範圍內難以預測的、不尋常的黑天鵝事件。
「過去老闆在內部最愛做的事情就是『批評』，永遠在挑刺，永遠在鞭笞大家，總是這也還不行，那也不好。」但是兩年前開始，他們發現老闆變了，「他開始在內部不停地鼓勵大家，肯定大家、肯定華為。這也沒問題，那也沒問題。」
對外，任正非也變了，此前極少主動在媒體面前露面的他，開始密集地向世界袒露自己，2019年全年，他接受了全球媒體的40多次專訪，平均每月3-4次。
02 禍起無意間
加拿大法院簽發逮捕令後，美國司法部於2019年1月29日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請求，如若引渡成功，最終會由美國紐約東區法院對孟晚舟進行審判。
從司法程序上來說，在孟晚舟被正式被引渡之前，需走完引渡聆訊程序，並最終由法官決定是否繼續涉及被告的引渡程序，在初審裁決後，被告對判決不服還可以上訴，最高可以上訴至加拿大最高法院。
孟晚舟或許沒有想到，2013年她的一次無意之舉，會成為她今日引禍上身的核心證據。
那是2013年8月22日的晚上，孟晚舟帶著工作人員出現在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IFC）二樓東側的一家法國餐廳，等待她的是滙豐銀行代表。
此前的2012年10月和2013年1月，美國路透社曾經連發報導稱，華為的合作夥伴星通（Skycom）試圖向伊朗出售部分被美國禁運的產品。滙豐銀行作為華為的金融服務商之一，就路透社文章中的內容向華為詢問，各華為代表否認了報告所指控的內容。隨後有了這一次面對面會議。
孟晚舟向滙豐亞太區全球銀行業務負責人Alan Thomas展示了一份共計16頁的PPT。
在後續公開的PPT中可以看到，孟晚舟當時對滙豐銀行相關負責人詳細介紹和解釋了華為和星通在伊朗的客戶、產品、業務和合規制度。孟晚舟表示，華為在伊朗開展正常業務活動，提供符合全球標準(如ITU/3GPP)和美國及歐盟出口管制要求的民用電信解決方案。華為與當地供應商、分銷商和運營商合作，嚴格遵守其既定的商業行為準則。
PPT上專門有一頁解釋了星通與華為的股權關係：星通曾經是華為子公司，但早在2009年就完成了切割，華為出售了相關股份，孟晚舟退出董事會。此後雙方沒有任何股權關係，但依然存在業務合作。
孟晚舟在PPT中還作出在伊朗經商的風險提示：美國的制裁正在改變，它們本質上是一套原則；黑名單經常更新；與制裁相關的法律也很複雜。理解和掌握這些法律法規對所有公司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孟晚舟全程用中文演示，翻譯用英文傳遞。晚餐後，滙豐高管向華為索要了一份英文版的PPT。2016年，滙豐銀行將這份PPT提交給了美國。
兩年後，美國在提交給加拿大的《案件記錄》和《案件補充記錄》中的指控提出：孟晚舟掩蓋了華為在伊朗業務的全貌以及華為和星通的真實關係，導致滙豐銀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違規使用美國銀行系統給星通公司提供金融服務，並錯誤地決定延續和華為的業務，這使得滙豐銀行違反了美國ITSR禁令，可能會受到美國政府的處罰，承擔了遭受經濟損失和名譽損失的風險。
ITSR是2012年10月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對此前2月頒布的伊朗禁令的改稱。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源於2010年7月1日歐巴馬總統簽署的一攬子制裁法案。美國對伊朗制裁的法律規定集中在伊朗的石油能源業、伊朗革命衛隊所控實體、伊朗銀行、保險公司，並禁止美國金融機構參與相關交易。
既然孟晚舟在7年前已經向滙豐銀行解釋清楚其與星通的關係，且在美國伊朗禁令前就解除與星通的股權關係，那麼美方為何還會以PPT作為證據，指控孟晚舟「欺詐」滙豐銀行呢？
美方認為，「儘管華為在 2013 年 8 月會議前幾年，已經出售了星通的股權，孟女士也辭去了星通董事會的職務，但實際上華為仍繼續控制著星通及其在伊朗的銀行業務和業務運營。星通的員工有華為的電子郵件地址和徽章，一些使用華為文具。星通的董事和銀行帳戶的簽署人是華為雇員。收購華為在星通股權的公司是通過華為融資收購了這些股權，星通的銀行業務和業務運營仍在華為控制之下。」據此美方認為孟晚舟在2013年8月的會議上並沒有告知滙豐實情。
美方指出，滙豐全球風險委員會於2014年3月31日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有關華為的「聲譽和監管問題」，並決定保留華為的業務。在作出這一決定時，委員會依靠了孟女士在2013年8月會議上的發言。大約1年後，滙豐銀行與其他國際銀行一起向華為提供了一筆銀團貸款。
針對孟晚舟的「雙重犯罪」指控的複雜之處在於，美國、加拿大與滙豐之間錯綜的關係，讓大量細節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法理上，都看起來極為異常。
典型如，紐約東區法院簽發的國際逮捕令，指控孟晚舟違反的是美國「伊朗交易和制裁令」，但逮捕孟晚舟時卻用的是「欺詐罪」。因為加拿大並沒有伊朗禁令，孟晚舟違反的美國伊朗禁令在加拿大不算違法，也就不夠成引渡案的「雙重犯罪」原則——美國所指控的孟晚舟犯罪行為必須在加拿大也構成犯罪，才能被引渡。
而根據欺詐罪的兩大指控要件，行為和損失，因為「欺詐罪」的指控是建立在「制裁」的基礎上，加拿大沒有對伊朗的制裁，那麼加拿大的金融機構也就不可能因此 「發生損失或受到經濟利益損失的危險」，若第二要件不成立，欺詐罪又如何成立？
又如，若孟晚舟真的「欺詐」滙豐，為何不是滙豐直接起訴孟晚舟，而是由美國政府提起對孟晚舟的指控？美國政府若認為滙豐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禁令，為何美國不直接起訴滙豐銀行？而當年滙豐銀行只是為華為提供貸款的眾多國際銀行之一，為何只有滙豐認為孟晚舟欺詐了他，其他銀行並無反應？滙豐銀行與美國是什麼關係？
再者，在沒有股權關係的情況下，星通與華為的關係該如何界定？美方列舉的華為與星通「關係密切」的細節證據，能多大程度上證明華為與星通的關係？又如何證明孟晚舟7年前的講述『歪曲』了事實？
諸多不尋常之下，2020年1月，孟晚舟律師主動提出，在引渡案進入正式對證據進行充分庭審之前，請求加拿大司法機構審視一個先決問題，即在不考慮美國所描述的行為準確與否的前提下，美國的指控在加拿大是否可以被起訴，即是否滿足雙重犯罪標準。因為從法理上來看，這個引渡案根本不應該存在。
於是法庭對孟晚舟引渡案的審理，主要圍繞辯方律師，也就是孟晚舟方律師，提出的三個終止引渡程序的爭議點：一，孟晚舟是否構成「雙重犯罪」；二，逮捕的全過程以及美國對孟晚舟的引渡申請，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涉及程序濫用，如果程序存在不公正情況，也不應予引渡；三，看最終美方證據是否充分，如果最終證據不充分，也不應予以引渡。
03 第一次裁決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公布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個判決結果，裁定孟晚舟涉嫌「欺詐罪」，因此引渡案符合「雙重犯罪」標準，不能終止引渡程序。
法律人士認為，這個裁決結果意味著，加拿大法院幾乎一邊倒地接納了聯邦檢察官代表美國政府提出的論點，全盤駁回了孟晚舟律師團隊提出的論點。
裁決書內容長達90段，美方指控占13段，孟晚舟的立場占5段，代表美國的總檢察長的立場占4段，法官希瑟·霍爾姆斯的案件分析則占了整整49段。
裁決書的第28段明示：至少三年前，加拿大已經廢除了對伊朗的大部分制裁，包括禁止向伊朗提供或從伊朗提供金融服務，並且沒有重新實施這些制裁。因此，在加拿大經營的金融機構不會因從事金融交易或向在伊朗經營業務的公司提供信貸而受到處罰。
法官的案件分析，幾乎都在圍繞「沒有制裁的背景下，是否可以建立雙重犯罪」，「美國制裁是否可以在此次雙重犯罪中發揮作用」展開。
法律人士認為，法官得出結論的過程，充斥著大量邏輯的強行自洽。例如，法官認為，「孟女士逐一假設其若干行為發生於加拿大，這種主張忽視了行為的整體效果，也就是其行為的本質。在諸如欺詐的犯罪中，我認為在加拿大發生的行為比孟女士所主張的更加廣泛」。
儘管孟晚舟律師引用了許多引渡案例的判決來說明，加拿大在雙重犯罪的標準中一般是不考慮外國法律的。法官依然認為：「加拿大的反欺詐法律是超越國家邊界的並且會考慮所有細節用於構建事實矩陣，包括可以給予某些事實重要意義的外國法律。」
「字面上看，按照法官的解釋，加拿大的法律可以在任何有需要的時候將外國法律納入解釋範圍。 」法律人士認為。
然而其在費力地解釋了將「美國制裁」納入此案解釋範圍的合理性的同時，又表達了，其起訴的是「銀行欺詐」這一罪名本身，「加拿大的法律從本質上決定了被指控的行為是否構成欺詐」。
法官認為：「欺詐罪的核心是不誠實的行為，以及主觀上認識到不誠實的行為可能給被欺詐方造成損害或威脅，行為人實施這個行為，而制裁是背景，在明知這個背景下實施了這個行為符合欺詐罪的核心……不能機械地理解雙重犯罪原則的適用，應該從行為本質上考慮孟的行為。」
資深國際法研究人士認為，很明顯，在法官「一擴一收」的演繹下，雙重犯罪的解釋被大大拓寬，在其邏輯下，大量犯罪行為都可以解釋為雙重犯罪。而這一切是在美方指控孟晚舟的所有事實都未經證實的前提下——法官的裁決過程完全沒有站在有利於孟晚舟的那一面。
裁決書第82段，法官對自己的邏輯進行了辯解，「若按孟晚舟方進行兩國共認犯罪分析的方法，將使欺詐在引渡背景下人為地縮小範圍……嚴重限制加拿大履行其在欺詐及其他經濟犯罪的引渡背景下的國際義務和能力」。
但是如果美國制裁法令本身就不合理呢？
裁決書第85段，出現了全文最亮的一句：「經濟制裁法不是加拿大法律的一部分，但也沒有像奴隸製法那樣從根本上違背加拿大人的價值觀。」同時其也補充：在引渡程序的最後階段，如果考慮到所有相關情況，引渡令會「不公正或具有壓迫性」，則加拿大法律明確要求控訴方拒絕該等引渡令。
這封刷新全世界對加拿大司法格局認知的裁決書之後，引渡聆訊進入第二階段。
漫長訴訟的另一邊，華為及一批中國企業已經開始在承受來自美國制裁帶來的壓力。
2019年5月16日，美國司法部以華為涉嫌蓄意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簡稱IEEPA），向伊朗提供違禁金融服務，以及妨礙司法公正，阻礙對涉嫌違反美國制裁行為的調查為由，把華為加入「實體清單」。美國商務部正式對華為及其68家子公司實施出口管制，美國公司須獲得美國商務部的許可證，方可向華為出售美國產品和技術。且根據市場價格，如果美國企業的零部件和軟體在原則上包含25%以上的產品，也會成為被管制對象。
根據2018年11月7日華為在深圳舉辦的「核心供應商大會」上對外公布的核心供應商的名單，其92家核心供應商遍布全球，其中來自美國的廠商數量最多，達到33家，包括英特爾、高通等。應美國政府禁令要求，包括高通、微軟、英特爾、AMD等眾多美國科技巨頭一度停止了與華為的合作。
除此之外，谷歌也暫停向華為手機提供GMS（Google Mobile Service）服務。受此限制，華為在海外市場出售的手機，在原廠設定下將不能使用Gmail、YouTube、GooglePay、地圖、雲盤等服務。
禁令下，華為一方面加大自研晶片、作業系統等方面的研發力度，一面加強與其他國家供應商的合作。2019年9月，華為發布全球首款5G SoC麒麟990 5G、最強算力AI晶片昇騰910、全場景AI計算框架MindSpore，推出全球最快AI訓練集群Atlas 900及華為雲昇騰集群服務。2020年9月3日，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表示，將繼續保持對海思的投資，不要浪費一場危機的機會。「海思不僅不會被賣掉，未來華為還將加大對海思的投資，同時也會幫助前端的夥伴完善和建立自己的能力」。
自2019年以來，華為消費者業務開始持續在手機以外的平板電腦、PC、VR設備、可穿戴設備、智慧屏、智慧音頻、智能音箱、車機等方向全面布局，競逐物聯網概念大蛋糕，鴻蒙作業系統和HiAI是其戰略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儘管如此，業務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呈現在數字上。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透露，因為2019年5月的禁令，導致華為手機2019年的發貨量少了6000萬台，市場份額位於三星之後。「如果沒有被美國制裁，華為在2019年的全球市場份額應該就會領先三星。」
華為2019年財報顯示，當年，其歐洲、中東、非洲收入為2060億元，同比增長僅0.7%；亞太收入705億元，同比-13.9%；美洲收入525億元，同比增加9.6%，而中國收入5067億元，同比增長36.2%。
2019年8月，包括商湯科技、曠視科技、海康威視、科大訊飛等一批國內高科技企業均被納入「實體清單」中。
04 程序濫用之爭：本可不用存在的入境檢查
當不平靜的2020年進入到11月，南方城市深圳終於由夏轉涼。華為榮耀被出售的消息，最終被官方確認。11月27日，「斷腕」的悲壯，在任正非「華為榮耀送別會上的講話」全網刷頻這一刻，被推到了頂點。
就在同一天，地球的另一端，孟晚舟引渡案在位於溫哥華的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結束了又一輪連續5天的開庭聆訊。這是這一案件10月來的第三次開庭。多日來，庭審的主要內容都圍繞加拿大執法機構逮捕孟晚舟的過程是否存在程序濫用展開。
從孟晚舟下飛機到被加拿大皇家騎警正式逮捕的全過程以及美國對孟晚舟的引渡申請，是否存在司法程序的濫用，成了影響「孟晚舟引渡案」第二輪裁決的關鍵。孟晚舟的律師用三個分支理由來證明程序濫用的存在，用於申請終止對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分別是：第一，加拿大執法部門逮捕孟晚舟的程序違法並侵犯了她的憲章權利和自由；第二，政治干預司法；第三，美方提供的證據存在重大遺漏。
2020年10月26日以來的連續開庭進入「證人質詢」階段，多位在抓捕孟晚舟過程中與其有直接或間接接觸的證人陸續登場，接受英屬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美方律師、代理孟晚舟的辯方律師的三方交叉質詢。
辯方律師認為，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對孟晚舟3小時的「入境檢查」，從扣押她的手機開始，逮捕行動就已經開始。而根據加拿大憲章第10節（b）節，被拘捕時有權聯繫律師並有權被告知有這一權利，但孟晚舟並未第一時間被告知憲章權利。
此外，按照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證人庭上陳述，「如果因為入境人刑事犯罪的原因而需要對其做海關入境檢查，需要告知其逮捕令的存在，但是在此案中，卻沒有告訴孟女士逮捕令或訴狀的存在」。孟方律師認為這是不爭的程序濫用。
庭審細節披露，在拿到孟晚舟電子設備的密碼後，邊檢Kirkland將電子設備的密碼給了加拿大皇家騎警達利瓦爾（Dhaliwal）。若證言屬實，邊境服務局涉嫌違反《海關法》。
達利瓦爾則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抄下了孟晚舟的兩部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的國際移動設備識別號（IMEI）、系列號等，並把這些信息交給了一名叫Ben Chang的加拿大警官，而前者的工作筆記和來往郵件顯示，Ben Chang很可能已經將孟晚舟的電子設備信息以郵件的方式發送給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通過這些信息，可以查到呼入和呼出電話、電話號碼、通話時間、持續時長以及手機信號塔的位置所在。不過後者遭到代表美國的加拿大聯邦政府律師的否認。
交叉質詢的另一個焦點是，加拿大皇家騎警為何沒有執行法院下達的「飛機落地後立即逮捕孟晚舟」的指令？
據加拿大皇家騎警證人Vander Graaf及邊境服務局證人Kirkland等在場人員所提供的證詞，他們在 12月1日上午9點30分召開了一場臨時會議，會上，加拿大皇家騎警及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執法人員設計了先由邊境服務局對孟晚舟進行檢查，再由加拿大皇家騎警逮捕的計劃。不過，邊境服務局參與行動的三位執法人員上交的正式聲明和工作筆記，都沒有提及關於臨時會議的任何信息。且Vander Graaf關於是否看過逮捕令的證詞也出現矛盾。
加拿大皇家騎警證人Winston Yep在庭審中表示，之所以沒有在飛機上「立即逮捕」，一是對安全的顧慮，二是尊重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在機場的管轄權。但就在一天以前，Winston Yep便已收到一封來自上司的郵件，指出此次逮捕行動沒有執法人員安全方面的顧慮，而Winston Yep解釋為不記得看過這封郵件。
辯方律師還指出，加拿大邊檢的主要職責是判斷一名旅客是否有權入境加拿大，是否從事間諜活動，是否會危害國家安全。然而此次「入境檢查」沒有詢問與加拿大有關的任何問題，僅僅是圍繞美國起訴華為所需要的證據，選擇性詢問華為在美國和伊朗的銷售業務。邊境服務局的Dhillon承認對孟女士的入境檢查最終結果只有一個選項，就是中止入境檢查流程。因為有逮捕令的存在，當事人不可能入境。
孟晚舟律師提出，這是一次本不該存在的入境檢查，邊境服務局對孟晚舟的檢查和盤問也根本不是正常的入境檢查，加拿大邊檢、警方與FBI串通一氣，故意給邊檢「時間差」，讓邊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幫助FBI收集案件證據。
作為最重要的證人，很可能將孟晚舟電子設備信息已經發送給FBI的加拿大皇家騎警高級警長 Ben Chang在接受了個人律師建議後，拒絕出庭接受交叉質詢。有信息透露，其已於2019年6月申請提前退休，並在退休後刪除了一些工作郵件。
按照法庭的排期，第二輪「程序濫用」關鍵裁決預計於2021年2月進行。
深圳坂田，承受了美國出口管制一年的華為，在2020年5月15日迎來美國商務部升級版的制裁：加強對華為及海思的出口管制，一方面限制華為和海思使用美國商務控制清單上的軟體和技術所產出的任何產品，這意味著華為不能再使用美國的EDA等軟體設計晶片，已接受的訂單將於9月15日前出貨，此後的訂單在出口時將需要得到美方許可。
另一方面，限制根據華為和海思的晶片設計要求規範所生產的晶片，凡是用到美國商務控制清單上的美國半導體設備的代工廠，都需要通過美國允許才能向華為供貨，這意味著台積電等代工廠均需美國允許才能為華為代工。
8月17日，美國再次推出全新禁令，不讓繼續採用美國技術的晶片流向華為及其子公司，切斷華為通過第三方採購半導體晶片的方式開展業務，如高通、聯科發等晶片商，均需美國政府授權才能向華為供貨，且供貨產品也受美國政府管控。
禁令陰影疊加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遊說，華為5G業務也在2020年開始浮現隱憂。2020年11月3日，歐盟電信委員會發布5G訂單數據：愛立信全球第一，諾基亞第二，華為第三。8個月前，華為曾以90個5G訂單，位列愛立信及諾基亞之前，而8個月後，華為5G訂單卻沒有任何突破，愛立信、諾基亞雙雙迎頭趕上，成為5G訂單破百雙雄。
05 艱難時刻，創新如何繼續
目前為止，還未進入對美方所提供的指控證據進入事實認定的審理階段。
2020年10月29日，孟晚舟方指出，之前案件中，美方所遞交的材料存在「控方虛假陳述和實質性遺漏」，且提供了多方面證據。
其中有一條指出，美國《案件記錄》在總結滙豐銀行面臨的風險時，刪除了《暫緩起訴協議》（DPA）中的「知情地」這個詞。
《暫緩起訴協議》是理解美國和滙豐銀行關係的關鍵。早在孟晚舟被指控事件發生之前，2012年7月，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發布了《美國在洗錢、販毒和恐怖組織融資中的控制漏洞——滙豐案例》，指出滙豐銀行「不顧警告，放任疏忽，允許墨西哥毒販洗錢、中東恐怖組織融資」，幫客戶從墨西哥、伊朗、沙特等「最危險、最神秘的角落」轉移資金。報告披露的非法交易約2.5萬筆，涉及金額約160億美元。
5個月後，滙豐銀行向美國政府支付了19.2億美元的罰金，並與美國司法部達成為期5年的《延緩起訴協議》。根據這份《延緩起訴協議》，如果滙豐銀行未來「知情地」（knowingly）處理違反制裁的交易，美方可以重新發起對其提出的刑事指控。
美國《案件記錄》在總結中刪除了《延緩起訴協議》中「知情地」一詞，背後邏輯一目了然：只有刪除「知情地」，滙豐銀行才不會受到刑事指控，才可能判定孟晚舟犯欺詐罪。但是在「不知情地」情況下，滙豐銀行又何來《案件記錄》指出的那樣「遭受損失或承擔遭受損失的風險」？
孟晚舟方提供的證據還表示，《案件記錄》稱滙豐只有基層員工了解華為與星通的關係的表述也不準確。華為在2013年已是規模龐大的跨國企業，且與滙豐合作數十年，其與星通的業務很難不經高管之手。且在2011年10月至11月華為與滙豐員工的往來郵件中，涉及了星通的帳戶簽名變更，落款為客戶服務部高級副總裁。
此外，孟晚舟方提交的證據中，還引用了美國法律專家John Bellinger的證言報告，其指出，滙豐銀行是否違反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只與美元清算是否通過美國銀行有關，而與星通與華為的關係無關。
據美方稱，滙豐銀行通過美國金融系統的結算途徑為星通向Networkers付帳，因而違反ITSR，但除此途徑外，滙豐銀行還能使用其他不經由美國金融系統、不會違反美國禁令的結算途徑，比如境外USD CHATS（Clearing House Automated Transfer System）。在John Bellinger看來，滙豐銀行沒有選擇其他途徑，並不是華為即孟晚舟的責任，孟晚舟在滙豐銀行選擇什麼清算路徑方面不可能有任何作用、影響力、控制權。
而滙豐銀行似乎是知不可為而為之。
據路透社消息，在滙豐銀行於2016年年底將PPT交由美方後，其於次年8月單方面終止與華為近20年的業務合作，4個月後，美國檢方撤銷了對滙豐的全部刑事指控。
如今，新的證據被孟晚舟方提交後，部分已被法院採信，2021年將開庭進行證據內容實質性審理。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認為，美國提供的《案件記錄》中可能存在「故意遺漏證據」或者「重大證據遺漏」。
結合第二輪程序濫用審理過程中暴露出的諸多疑點，孟晚舟引渡案依然存在一定變數。
2020年9月15日，是美國禁令開始生效的日子，沒有懸念，台積電、美光等企業對華為斷供，華為麒麟晶片成絕唱。外界在不停地猜測華為晶片庫存還能支撐多久。兩年間，華為做的每件事情，看起來都在「與時間賽跑」。
華為財報數據顯示，2018年年底，其整體存貨達到945億元，較年初增加34%；2019年年末，整體存貨同比增長75%至1653億元。也就是說，自2018年以來，華為就開始加大備貨速度。
2020年中國信息化百人會峰會上，余承東稱，華為將全方位紮根半導體，突破物理學材料學的基礎研究和精密製造的同時，也呼籲產業界要「關注EDA以及IP領域，關鍵算法、設計能力，還有包括12寸晶圓、光掩膜、EUV光源、沉浸式系統、透鏡等在內的生產設備和材料領域」。
半導體產業整體基礎薄弱幾乎是全產業之痛。中興被制裁後，一篇介紹中國半導體產業半世艱辛的《中國芯酸往事》刷屏網絡。
盤點半導體晶片常見的IDM模式，從晶片設計、製造、封裝到測試的產業鏈條里，半導體設備和晶片設計軟體EDA是目前國內半導體產業集體難以跨越的鴻溝。在半導體設備方面，荷蘭的ASML占據了光刻機市場70-80%市場份額；在EDA方面，Synopsys、Cadence、Mentor三巨頭合計占了約80%的市場份額。
除了專注研究，華為還罕見地通過投資積極進行布局半導體產業鏈。2019年4月，其專門成立股權投資公司哈勃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簡稱「哈勃投資」）。僅在2020年，哈勃投資在半導體領域的投資數量已經超過17家，投出總額超9400萬元，投資風格以10%持股以下的財務投資為主，涉及包括上游的半導體材料在內的半導體產業鏈諸多領域。
06 燈塔與胡楊
2017年和北大教授陳春花的談話中，任正非被問及「華為成功的核心點是什麼」時，他給出的答案是「財務體系和人力資源體系」。孟晚舟正是一路參與和帶領華為財務體系搭建完成的核心人物之一。
1992年，20歲的孟晚舟自建設銀行總行直屬的常州財經學校畢業後，來到了深圳市建設銀行的一個營業網點從事基層工作。一年後孟晚舟來到父親的公司，成為華為早年僅有的3位前台文秘之一，主要負責總機轉接、文件列印、安排展覽會議等行政工作。
那一年在華為歷史上有著非凡的意義，當時成立僅5年，員工僅有二、三百人的華為，依靠自主研發的HJD48和C&C08兩款小交換機拳頭產品，成功突圍，讓華為在1993年底擺脫了困境並掌握了高端化的數位技術。
1997年，孟晚舟從華為短暫離職，來到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理工大學）攻讀會計專業碩士，一年半後，她畢業回到了華為做財務相關工作。
1987-2002年，華為連續經歷了15年的快速增長，海外業務突飛猛進。為了讓全球的財務運作更高效且更低成本，2003年，孟晚舟負責建立全球統一的華為財務組織，為此進行了一系列變革，包括組織架構、業務流程、財務制度和IT平台的改革及建設。2005-2009年，在華為全球帳務系統的統一化和標準化建設中，孟晚舟主導建立了5個帳務共享中心，覆蓋和支撐全球的會計核算工作，並推動華為全球集中支付中心在深圳落成。
2007年，孟晚舟於接到一項重任，與IBM合作實施華為IFS（集成財經服務）變革。彼時，華為利潤率開始逐年下滑。根據華為年報，公司營業利潤率從 2003 年的 19% 下降到了 2007 年的 7% ，凈利潤率則從 14% 下降到了 5% 。任正非當時發現，財務成為華為的成長障礙。在 2007 年的一次內部會議上，任正非不無憂慮地說道：「我們的確在海外拿到了不少大單，但我都不清楚這些單子是否賺錢。」
IFS在7年間構建了數據系統，並在資源配置、運營效率、流程優化和內控建設等方面建立規則，使華為開啟了精細化管理之路。在此期間，孟晚舟於2011年出任華為CFO，並在2012年華為業績預發布媒體見面會上，其任正非長女的身份才開始在網絡上廣泛曝光。
2013年左右，孟晚舟主導項目財務隊伍建設，他們需要跟隨項目團隊，參與合同談判、測算和優化成本、協調工作效率，提交可行方案、跟蹤交付計劃與回款。到2017年，華為項目財務已有1500人。
與直接的業務增長相比，財務優化給公司帶來的好處不那麼直接，拿捏不好，有時候還會遭遇反彈。2015年，華為內部刊物《管理優化報》刊登的一篇名為《一次付款的艱難旅程》的文章，直指財務審批流程複雜、財務人員常設阻力。任正非隨後簽發總裁辦電子郵件斥責：「據我所知，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不知從何時起，財務忘了自己的本職是為業務服務、為作戰服務，什麼時候變成了頤指氣使，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華為財務部門至此再次開啟對內改革的步伐。
孟晚舟為人低調，但透過華為財經的變化，可以窺見其本人的成長與蛻變不可謂不精彩。多年來，孟晚舟負責的華為財經經過系列變革，已成長為一個極高效、自動化、智能的隊伍，除了每天處理高度龐雜的傳統財務工作——華為內部年平均員工費用報銷就有120萬單；全球259家子公司要出具按照本地會計準則、中國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下的三種財務報告；170多種貨幣、1萬億美元的流通量，差錯率比銀行低100倍；負責支付的員工高峰期每天要蓋3000個章，每15秒一個……
華為財經還完全融入了華為公司的所有業務活動中，「從合同概算到項目回款、從產品規劃到市場分析、從出差申請到費用報銷、從資產管理到存貨管理、從銷售融資談判到融資規劃落地、從稅務籌劃到定價設計……」知乎上，經常有求職者拿華為財經的工作offer與四大會計事務所比較。
2018年3月，華為董事會完成換屆，孟晚舟升為副董事長，並繼續擔任華為公司CFO。
任正非也低調，但同時也給外界留下了極其鮮明的謀略與精神領袖特質。任正非曾強調，今日技術與經濟的繁榮，與英歐美日俄當年的技術燈塔作用分不開。過去，華為以美國為理論基地，依託全球化的平台，實現了技術與經濟效益的雙突破。
「如果有人擰熄了燈塔，我們怎麼航行？」2020年7月末任正非在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發言中提問。
2020年11月華為與多家企業發布的聯合聲明中表示出售榮耀的原因，是「產業技術要素不可持續獲得」，明示麒麟晶片的斷供。
早在2020年8月，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 2020 年峰會上，余承東公開確認，由於美國的制裁，華為自研的麒麟系列晶片在 9 月 15 日之後無法製造，將成為絕唱。2020年10月30日下午，華為發布Mate 40 系列手機，未來如果美國禁令沒有撤銷（甚至升級），這將成為最後一部搭載自研麒麟處理器的華為旗艦手機。
「華為短期的困難，我們有能力克服，但分布在170個國家的代理商、分銷商，因渠道沒有水而乾枯，會導致幾百萬人事業，供應商也因為我們不能採購，而貨物積壓，銷售下滑，拖累股市。」2020年11月26日，華為專門為榮耀舉辦了一場榮耀送別會，任正非在榮耀送別會上稱。
接手榮耀的，是由30餘家榮耀代理商、經銷商與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展集團共同投資設立的公司。華為不再持有榮耀公司的任何股份。與華為「離婚」後的榮耀將如何「獲得可持續的技術要素」，是未來需要被公布的細節。
最新Mate40系列手機首次引入胡楊素皮版，是一種介於黃、綠之間的顏色。在兩個小時的發布會演講中，余承東多次提到生長在內蒙沙漠深處的胡楊樹，強調胡楊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老外不懂這個，所以海外版發布會我只說這是黃色和綠色，」余承東說。
2020年11月23日，孟晚舟引渡案第二階段法庭聽證會當日，加拿大聯邦國會兩位眾議員——來自新民黨的尼基·阿什頓（Niki Ashton）及綠黨的保羅·曼利（Paul Manly）宣布，他們支持要求釋放孟晚舟的主張。這是現任國會議員首次公開表示支持釋放孟晚舟。隨後，溫哥華市議員安妮·羅伯茨（Anne Roberts）也宣布，支持釋放孟晚舟。
2020年12月1日，孟晚舟失去自由兩周年，華為加拿大公司發聲，「華為仍然堅信孟女士是清白的，並相信加拿大的司法體系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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