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秩序格局，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政治理論視角看，所謂國際秩序包含國際體系結構（按照新現實主義理論鼻祖沃爾茲的解釋，所謂國際結構就是國家間力量，尤其軍事力量的對比關係）、國際規則、國際價值三個核心要素。
國際秩序競爭其實就是這三個方面的綜合性競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側重點。國際秩序的變革通常會從結構變革而起，而後國際秩序博弈才會逐漸拓展至規則與規範之爭。
環顧全球，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博弈競爭，尚處於體系結構的競爭階段，而中美關係無疑是其中最關鍵、最顯著的一組變量——隨著綜合實力，尤其經濟實力的突飛猛進，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美國等西方國家則在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金融危機、百年疫情的接連打擊之下，日薄西山。一進一退之間，國際體系結構悄然逆轉，「東升西落」成為現實，這就喚起了美國「國強必霸」的強盜邏輯，引起了他們嚴重的戰略焦慮和戰略恐慌情緒。
至此，在美國人的戰略視野中，中國是「名副其實」的「首要威脅」。在美國的挑釁攪局之下，中美關係面臨著諸多「陷阱」。正如我們外交部門所言：「過去幾年，中美關係經歷了很大變化，再也回不到過去，我們必須要面對現實，面向未來」。
一、「中美關係的過去」——斗而不破，利益攸關
得出「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結論的前提，是要準確認知和把握，過去的中美關係究竟如何。一言概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中美之間都是「利益攸關」的競爭者，而非「你死我活」的衝突者，彼此關係大致維繫著「斗而不破，不走極端」的動態平衡。
從歷史上看，在許多重要的歷史節點上，中美之間都是重要的合作夥伴，都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二戰時期，為了反對德、日、意法西斯的殘酷暴行，中美之間密切合作，互相支持。
例如，「駝峰航線」的開闢就被視為中美大國合作的典範。至二戰結束，該航線以近600架飛機失事，1500多人犧牲的代價，向中國運送了總計65萬噸急需的戰爭物資。
而中國人則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拖住了百萬侵華日軍，為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在冷戰時期，面對蘇聯修正主義者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我黨高瞻遠矚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在「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美中矛盾」的國際戰略格局下，中美兩個大國在反對蘇聯威脅擴張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
改革開放之後，我們中國以極大的毅力和勇氣，推陳出現，革故鼎新，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化，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巨大的消費市場，頻繁密切的經貿往來，使得一些美國政客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是美國重要的「利益攸關者」。
在「9·11」恐怖襲擊之後，全球化受挫，美國的對外戰略核心任務轉移至「反恐、打恐」領域。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更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中美在反恐領域再度攜手合作。
從本質上講，過去中美關係「利益攸關，斗而不破」的根本原因，絕非是美國人的「和平友善」，而是中美雙方「各有所需」。
從中國方面看，秉持和平發展理念的中國，始終真誠相待，祈願中美友好，世界和平。因為目光遠大，胸懷坦蕩的中國明白，面對經濟疲軟不振、全球氣候變暖、恐怖主義盛行、難民危機肆虐等共同挑戰，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更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
只有堅定奉行多邊主義、合作共贏，加強團結協作，才是為全人類謀福利的人間正道。在和平的交往中，不僅中美兩國獲益匪淺，全世界都會從中受益。
再從美國方面看，美國願意與中國保持「斗而不破」關係的根源，還在於國際體系結構——國際體系結構直接決定國家對外行為。
在中國實力尚不足以抗衡美國時，與中國保持大體合作關係，既不會威脅到美國的「霸權地位」，又能夠充分利用中國的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老美何樂而不為？
二、「中美關係的現狀」——陷阱密布，荊棘叢生
自從囂張跋扈的川普上台之後，以大規模貿易戰為標誌，中美關係陡然直下，雙方維繫數十年的「斗而不破」動態平衡，就此終結。
在國家戰略層面，川普政府奉行明顯的「戰略收縮調整」策略，從中東撤軍，從歐洲收縮，聚焦印太區域，瘋狂糾集和拼湊盟友，圍堵中國。
在具體外交層面，川普政府及其僕從國家，不停地在「南海問題」、「新疆問題」、「台灣問題」等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敏感領域指手畫腳，一再逼近中國底線，企圖以此「激怒」中國，將我們拖入國際衝突。
老奸巨猾的拜登上台之後，對中國的圍堵遏制，比之川普有過之而不無不及。在兩屆美國政府不知廉恥、不顧道義地挑釁攪局之下，當前的中美關係，陷阱密布，荊棘叢生，瀕臨「質變」。
首先，美國出於嚴重戰略焦慮感而對中國的瘋狂圍堵，可能將兩國關係拖入大國鬥爭的「修昔底而陷阱」。
「修昔底而陷阱」一詞典出自古希臘著名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本書也被很多學者視為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源頭。
作者在對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進行原因分析時提到：「雅典實力的過快增長，引發了拉西代夢人（斯巴達人）的恐慌，雙方的戰爭不可避免」，換言之，「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
關於中美之間即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最早由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有趣的是，這位教授似乎對各種針對中國的「陷阱論」情有獨鍾，2018年他的兩位學生也是率先在國際社會炒作起了「中國債務陷阱論」）。
在以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為代表的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眼中，中國實力的迅速發展，必然伴隨著中美之間權力轉移加速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不甘心讓出主導權，為了霸權持護就必然採取各種措施阻遏中國發展。當各種制裁、圍堵措施都告失敗的情況下，美國很可能會憑藉其殘餘的「實力優勢」，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
格雷厄姆·艾利森
該學者的理論假設，或許有些誇大其詞，甚至危言聳聽。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卻真實地反映了中美實力此消彼長，而引發的大國「安全困境」風險：
國力日漸強盛的中國理所應當地要在軍事等領域加強建設，這就必然引起美國的恐懼致使其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由此惡性循環，導致中美之間爆發衝突的風險愈演愈烈。
其次，川普時期美國不負責任的「退群」行為，導致單邊主義大行其道，全球治理領域可能會出現「金德爾伯格陷阱」。
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形容的是「爭奪世界領袖」的鬥爭，那作為其反面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指的就是，沒有大國願意承擔全球領導責任，而導致全球治理失敗、混亂。坦率地講，當今中美關係的確有可能，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但這個鍋中國不背！
早在2017年，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國際問題學者、「軟實力理論之父」約瑟夫·奈教授就在法國新聞網刊登了一篇文章。
約瑟夫·奈
他認為新上台的川普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除了要管控衝突避免中美發生直接對抗外，還要警惕「金德爾伯格陷阱」，即作為對手的中國主動示弱而不是示強。他質疑道：「隨著綜合實力的不斷壯大，中國是否會為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貢獻自己的力量」？
以此含沙射影地暗示美國政府，要讓中國多承擔國際責任，以避免美國由於承擔太多責任而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這一言論看似冠冕堂皇，實則經不住推敲。
首先中美之間的確存在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但這完全是美國倒行逆施的結果。
毋庸置疑，二戰後美國依託其強大的霸權實力，在西方世界構建起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提供了一些諸如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國際公共產品，也的確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
但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人帶著「歷史終結」的「傲慢與偏見」，卻越來越凸顯出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惡劣行徑。他們在中東地區，打著反恐的名義挑起多次戰爭，結果搞亂了中東局勢，留下一個爛攤子之後，倉皇逃竄。
可以說，目前全球面臨的諸如敘利亞難民、國際恐怖主義、朝核危機等嚴重挑戰，都是美國種下的惡果。然而，自詡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人，非但沒有積極補救，反而是通過「退群外交」的方式逃避自己的國際責任，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根源於此。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積極主動、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承當國際責任，一直是我們的既定方針。面對美國的不負責任行為，我們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要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突破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困境。
再次，美國野蠻無理的挑釁行為必然引起中國的強烈反應，隨著兩國「信任赤字」的加劇，中美之間存在著陷入「戰略互疑陷阱」的可能性。
2015年我們的最高領導人訪問美國時就曾明確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換言之，長期的博弈鬥爭尤其是美國的一系列反華惡行，幾乎耗盡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中美之間陷入「戰略互疑陷阱」的可能性正空前增大。
在極度缺乏戰略互信的情況下，無論對方做出什麼舉動，哪怕是誠心改善雙邊關係的行為，也容易被對方視為「暗藏陰謀」或「有意挑釁」。這種不正常現象存在於大國之間，是極其危險的，一旦發生嚴重的戰略誤判，就極可能爆發大規模衝突。
一言蔽之，在美國的倒行逆施和接連破壞之下，正常的中美大國關係已經岌岌可危。美國親手「鍛造」出來的三大陷阱，將會導致中美之間隔閡日益嚴重，發生摩擦時的轉圜餘地越來越有限。如果有朝一日，果真因此爆發衝突，美國必須為此承擔全部責任！
三、「中美關係的未來」——大國爭鋒，道義為王
在此中美關係發生「質變」，瀕臨衝突之際，美國勢必會對中國展開更加歇斯底里的挑釁，以維繫其日薄西山的邪惡霸權。
但在國際社會發展的大歷史中周期中，短期鬥爭或許可以依靠權力實力取勝，長期博弈必然是道義為王——美國的各種威脅恫嚇決然壓不倒我們，始終胸懷天下，時時恪守道義的中國終將笑到最後！
在美國的國際秩序觀念中，世界絕非「大小平等」，而是呈現一個「金字塔」形態的高低序列。牢牢占據塔尖的只能是老美一家，往下是除美國之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再往下才能使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中等強國」，底層則是廣大第三世界窮小弱國家。
因此說，美國絕不能接受一個原本處於「第三等級」的中國與自己並駕齊驅，更不允許出現一個類似當年的「兩極格局」。
儘管我們中國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以天下為己任提出了「穩定、合作、互惠、新型大國關係」等理念，但美國不可能真誠接受，他們的唯一「興趣愛好」就是把中國置於美國的壓制之下。
所以說，當前的中美關係博弈，是實實在在的「國運之爭」，雙方都沒有退路可言。從美國方面看，如果圍堵打擊中國的戰略部署失敗，中國突出重圍實現了復興，這對美國而是「不堪設想」的，其霸權地位也將由此受到根本性衝擊。
再從我們中國方面看，近代以來我中華民族屢遭列強侵略，積貧積弱。在黨的領導下，我們歷盡艱辛探索出了一條能夠實現民族復興的爭取道路，而且取得了非凡成就。
一旦被美國人打亂了布局，我們民族復興的道路可能會就此中斷，無數仁人志士的努力將化為泡影，這是14億中國人民決不可能允許的。
因此可以毫不誇張的講，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大勢就是戰略鬥爭，即便有合作，只能是鬥爭下的合作，是服從和服務於鬥爭的合作，未來中美關係的本質大致如此。
我們衷心希望的兩國和睦共處——「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兩個大國」——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善良中國人的美好願望而已。
而在這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博弈」中，中國毫無疑問占據了道義先機。全球70多億人口中，西方國家即便綁在一起也只有區區十億，美國更是只有不足3.5億。
作為「世界少數」的美國人，有何理由和資質「代表」全世界？世界文明發展模式、人類社會生存方式、民主制度的表現形式原本就豐富多彩。劣跡斑斑的美國人憑藉著一股「蠻力」，要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他人。
中國也正是因為走出了一條有別於西方的，自力更生的，和平友善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就被美國視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受到其窮追猛打。這種強盜行為當然會激起全球範圍內波濤洶湧的「反美主義」浪潮。
因此，從一定能夠意義上講，中國就是在代表世界的「多數」與美國固守的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舊秩序在進行鬥爭。中國的最終勝利，帶給全世界的也將是一個包容、多邊、普惠、共享的美好人間。
四、結束語
面對當前中美之間的激烈競爭態勢，以及國際社會的紛繁亂象，中國的解決方案是要著力突破「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思維，在國際關係領域進行「雙構建」——即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整體外交政策方面，我們始終高舉和平、民主、發展、合作、共贏的大旗，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與世界人民一起，擘畫人類未來的美好前景。
對於中美關係，我們始終以最大的誠意，希望中美結束對峙，回歸正確軌道，共同構建以互相尊重核心利益為底線，以和合作共贏為目標的「新型大國關係」。
作為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大國，中國主張跳出權力政治的窠臼，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偽命題，站在全人類歷史正確一邊的。作為一個有著「禮儀之邦」美譽的文明古國，中國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都不會「威脅美國」。
兩國之間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領域存在的差異，更不應該成為對抗的藉口。中國政府做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為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不是要「挑戰誰」、「擊敗誰」。
我們更加不會如美國那人般，去追逐什麼「世界霸權」的虛名——中國從數千年文明史中得出的基本治國智慧，絕非「國強必霸」，而是「國霸必衰」。
但很顯然，霸權思維根深蒂固的美國，並沒有半點合作的誠意。儘管我們一再強調，「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建設者、受益者、維護者、完善者」，但目光狹隘的美國人卻始終頑固地認為，「中國的強勢崛起必然重塑國際秩序，威脅美國」。
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就是這個道理。一言蔽之，除非中國國力「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十年，美國對中國的戒心和敵意就不可能放鬆，兩國關係再無回到過去的可能，甚至不排除衝突風險。對此，我們中國要堅決丟掉幻想，步步為營，沉著應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