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遠遊回歸
旅行片段
榮格一生遊歷了許許多多的地方，到過世界上一些非常遙遠的疆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對與自己截然不同的文化更感興趣，同時也可以更多地了解集體無意識。他去了除基督教以外的非歐洲語言和非歐洲宗教盛行的地方。
榮格曾多次訪問北非。在他的《回憶，夢，沉思》一書中，有一份1920年他寫給妻子愛瑪·伊爾的信的副本，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這個非洲令人難以置信。」接著，他讓她瞥見了阿爾及爾燦爛的早晨，明亮的房屋、街道和一叢叢高大的棕櫚樹。然後他繼續乘坐火車，在突尼西亞呆了3個小時，那裡的古典阿拉伯氛圍讓他著迷，直到他「消失在無法評價的雜燴里」。原型的存在出現在信中，當他描述太陽升起作為一個偉大的上帝，「誰填補了他的喜悅和權力的地平線」;他說月亮在晚上 「散發著神聖的光芒，讓人無法懷疑阿斯塔特的存在。(阿斯塔特是一位古代的閃米特女神，她的信徒包括敘利亞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在《聖經》中，她被無情地稱為阿斯塔特「厭惡」。)
在漫長的火車旅途中，榮格看到了許多有趣的景象，雖然他的描述很生動，但他說他找不到足夠的詞來恰當地向愛瑪描述一切。他被迷住了，發現到處都是羅馬遺蹟，看到古代的雙耳瓶在市場上出售。「我不知道非洲真正在對我說什麼，」他寫道，「但它在說話。到了蘇塞以後，也發生了一些奇怪的同時性現象，白色的牆壁和高塔使他吃驚地看到一艘他曾經畫過的有兩面拉丁帆的帆船。還有一次，榮格在亞歷山大港下船時，讓一位手相師讀了他的手相，這位手相師立即宣布榮格是他所見過的極少數偉人之一，並免收了他應該繳納的看相費用。
在一次東非之旅中，榮格遇到了露絲·貝利。她成為榮格的一個終生的朋友，在他的妻子艾瑪去世後，露絲成為他的伴侶，管家和護士，直到他去世。
隨著他深入撒哈拉沙漠，時間似乎變得越來越慢，甚至有一種退行的危險，這讓榮格感到震驚。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他描述了一次與一個身穿白衣、騎著一匹黑騾子的人的偶遇。這個人騎著馬經過，沒有打招呼。但是這個人的高傲舉止，似乎這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是他榮格自己的感覺，給榮格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這個人作為鏡像，寫就了榮格作為普通的歐洲人的那種鮮明的對比，榮格那種「愚蠢的淡淡調子」和對蒸汽以及鐵路等偉大成就的勝利幻夢。由此榮格得出結論是，現代西方文化的驅動態度和壓抑情緒是以犧牲生命生活豐富內容和真實活力為代價的。這已經導致人們強迫性地將許多是真實的和極具活力的生命內容壓抑在無意識中。
榮格認為我們與自然世界和祖先的聯繫被切斷了，這一觀點在今天似乎更有意義，因為許多人生活在大城市裡，幾乎完全脫離了自然世界和它的節奏。
1924年，榮格訪問了新墨西哥州，在這裡，普韋布洛印第安酋長奧奇維·比亞諾(Ochwiay Biano)強烈地讓他照到了另一種鏡像。這位智者形象地描述了一個典型的白人男子的臉，那是一張殘忍而瞪視的臉，好像他們總是在尋找什麼東西。他補充說，他的住民不明白是什麼驅使這個白人如此行事——他們認為他瘋了。當榮格問他為什麼會這樣時，他回答說，那是因為他們「用他們的頭腦」想。榮格很驚訝，問他那他自己是怎麼想的，那人就指著他的心說:「我們在這裡想。」當榮格與奧奇維·比亞諾進一步交談時，他發現他的住民對他們的宗教有一種強烈的信仰，因為他們敬拜，就有益於天下，並鼓勵太陽每日在天空中運行。榮格的結論是，這給了人們一種感覺，他們的生活，在宇宙學上才是有意義的:正是這種深刻的連通性被所謂的西方文明人所丟失了。
榮格還訪問了赤道非洲，在那裡，在原始的寂靜的大平原上，擠滿了各種各樣的巨大獸群，他獲得一個重要的啟示。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以這種方式存在的世界，直到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看到這一點，榮格突然抓住了意識的宇宙意義——人就像第二個創造者。在觀察世界和有意識的狀態中意識到這一點，他就給了它客觀的存在——因此人對於完成創造是必不可少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也就是1937年，榮格應英屬印度政府之邀訪問印度。這將是他研究外國文化的最後一次大探險。他對印度靈性的一些觀察在他的許多文章中提及。他意識到，在印度，就像在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他訪問過的文化，人們仍然生活在整個身體裡，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樣退化到只從頭部生活。在一次參觀科納拉克的黑色寶塔時，他注意到印度仍然把性作為宗教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與它在西方思想中被完全摒棄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整座寶塔從上到下覆蓋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西方所謂淫穢的雕塑，榮格認為這些雕塑是達到精神教化的一種手段。他對此充滿惶惑，並發現，站在那裡看雕塑的年輕人肯定沒有別的想法。但是，很明顯，這就是全部的要點——他們在那裡提醒人們靈性法則，並幫助他們通過首先完成他們的業力來掃清通往覺悟的道路。榮格建議任何感覺道德高尚的人去科納拉克，坐在巨大的廢墟的陰影下，思考他們自己的反應和感受。
當他在印度的時候，他做了一個「大」夢。他夢見自己在看英國南海岸外一座島上的城堡，他認出那是聖杯的故鄉。他意識到自己的任務是獨自游過去，把聖杯從另一個小島上一所無人居住的房子裡帶回來。對榮格來說，這個夢是一個及時的提醒，提醒他需要重新關注自己的人民和文化。印度不是他的目標——它只是使他更接近目標的道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