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德國學者易陽：西方「中國威脅論」的實質是什麼？
中新社北京11月26日電 題：德國學者易陽：西方「中國威脅論」的實質是什麼？
中新社記者 萬淑艷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中國威脅論」成為部分西方政客和媒體熱衷炒作的論調。德國學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博士後易陽(Jan-Boje Frauen)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深入分析「中國威脅論」的實質。
2020年1月，紐約時代廣場的電視直播川普電視講話吸引路人駐足觀看。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中新社記者：西方的「中國威脅論」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路徑？
易陽：並不存在真正的「中國威脅」理論，可將其視為許多不同觀點的總括術語，我稱之為對感知到的「威脅」的不同敘述。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其中一些本質上是矛盾的。我更願意稱它們為「敘述」而非「理論」，因為這些觀點背後幾乎沒有科學研究。
美國對中國知之甚少。因此，「中國」敘述成為一個投影空間，至少部分脫離了真實的中國。
「中國威脅」的敘述有不同的來源。
「黃禍」說法至少可追溯至鴉片戰爭，甚至更早，認為東亞人是「他者」、「東方人」、侵入性的，東方體制是低等的。有個邏輯是中國最終會變得像西方一樣，他們堅信，凡經濟成功和進步之地，西式自由民主必隨之而來。「荒野」會被西方人耕種，或受西方影響。這種將中國視為匱乏的東方帝國、需要「西化」的敘事，完全忽視了中國在20世紀尤其是近40年發生的劇烈變革和現代化。
另一方面，今天對中國的表述越來越多與「紅色恐怖」「共產主義威脅」混在一起，強調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類似在蘇聯失敗的共產主義，認為中國將與西方世界隔絕，試圖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以制衡西方的統治。這種敘述忽略了今天的中國體制與蘇聯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根據上面兩種敘述，中國應在過去20年要麼拉起「鐵幕」並崩潰，要麼成為西式民主國家。當然中國沒有這樣做。
中國制度正在發揮作用，儘管它不是「西方」的，而且也沒有跡象表明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西方」。因此，我們最近看到了更多「系統衝突敘述」。然而這個敘述無法理解真實的中國。
200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批駁「中國威脅論」。中新社記者 史利 攝
中新社記者：您今年8月發表了論文《「中國威脅」的敘述：21世紀初至川普上任期間美國對中國認知的話語根源分析》。您撰寫此文的初衷是什麼？
易陽：多年前，我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論文中開始了這個項目，旨在研究「中國挑戰」在美國流行的商業和經濟書籍中是如何體現的。
我對這些書籍中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感到震驚。因此我開始閱讀美國反華和反亞洲種族主義的著作，這讓我感到詫異。美國頂尖大學似乎有意識地限制亞洲學生的錄取。有一種「糟糕的種族主義」，美國已與之鬥爭了幾十年。同時還有一種針對東亞人的「可接受的種族主義」。如，美國前總統川普稱「中國病毒」，此後針對東亞人的仇恨犯罪激增。
2021年3月，一支由美國加州奧克蘭唐人街商戶和居民自發組成的義工安全巡邏隊在唐人街巡邏。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一些城市連續發生針對亞裔的歧視和暴力犯罪事件。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 攝
在美國的話語體系中，有關中國的敘事，一種是認為「中國」是「詭計多端、高度老練的敵對外國實體，旨在占據全球主導地位」。該話語適用於中國經濟，也適用於中國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很多方面和冷戰論調是呼應的。特別在美國，「共產主義威脅」充斥於字裡行間。
中國經濟崛起被視為破壞了對抗全球變暖的鬥爭。西方常常把焦點放在中國是全球最大排放國，鮮少提及中國人均排放量實際比美國小得多，也沒提到中國制定了有效政策來控制人口增長。
另一個「威脅」是擔憂中國經濟崩潰將拖累全球金融體系。諷刺的是，這個話語中，我們發現了西方對中國失敗的恐懼，這凸顯了中國對全球體系的重要性。
顯然這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中國被視為一個高度複雜的、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性而具有潛在危險的超級大國；另一方面，中國被視為危險的，因為它的崛起缺乏成熟度和計劃，這可能導致各種全球性問題。
這些敘述根本不能被稱為「理論」，「理論」意味著科學評價，但在這兩種論調中都沒找到科學評價。
2015年11月，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幫辦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在華盛頓攜新著《中國挑戰》一書做客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柯慶生(右一)表示，他認為中國無意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中國也無意把美國逐出亞太地區。中新社記者 張蔚然 攝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美國和西方對華輿論攻擊的對象和用詞不斷變化。您如何看待這一趨勢的演變？「中國威脅論」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易陽：「中國威脅論」更多是一種論調，而非一個實際的理論。每當中國被當作「他者」來反對美國時，這種論調就會發生。與「他者」相比，美國將自己定義為「好的」和「正確的」。因此，對於「他者」實際上包含的內容，可以有不同的語義分配，其中許多來自舊的冷戰修辭或東方主義的慣用語句，而不是來自中國的實際情況。
隨著中國日益被視為世界上第二大主導力量，美國不得不與之抗衡，中國崛起正導致「他者」機制的強化。將「自由世界」與其他所謂的「他者」對立起來的二分法，還是來自於冷戰。
詞彙的強化大多與「他者」機制有關。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中國日益增長的重要性以及美國意識到中國將保持增長所驅動的。中國越來越被視為真正的威脅。
還有一點是民粹主義的興起。如今網際網路使影響公眾輿論變得更容易。更確切地說是公眾輿論影響了它自己。比如「中國病毒」，在這個詞彙的傳播過程中人們忘記了病毒沒有國籍。人們利用這些話語浪潮獲得影響力和權力，這些人被稱為「民粹主義者」。
2021年3月，美國加州舊金山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抗議針對亞裔的歧視和暴力行為。當日，美國多地爆發反對歧視亞裔的遊行和集會。中新社記者 劉關關 攝
中新社記者：當今時代，大國之間應如何和平共存？
易陽：這是個難題。冷戰期間，政治「現實主義者」認為，最安全的世界是兩極世界，這兩個主要實體之間爆發公開戰爭將導致雙方「相互保證毀滅(M.A.D.機制)」，這無疑是人們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和平穩定之路。除了滅絕的風險，這也意味著世界被一分為二，國際舞台上的兩大陣營幾乎沒有接觸與合作。如今，許多「紅色恐怖」模式下的「中國威脅論」認為，未來中國與「西方」或中國與美國之間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2019年11月，遊客在德國柏林圍牆遺址紀念公園展出的一幅反映人們歡呼柏林圍牆倒塌的著名照片前參觀。柏林圍牆修建於1961年，1989年被拆除。在其存在的28年間，柏林圍牆被視作兩德分裂和冷戰東西方陣營對峙的象徵。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冷戰結束後，有兩種理論大受歡迎。一個是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它認為未來將由文化領域之間的鬥爭來定義。對西方來說，這些領域中最危險和最具破壞性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和中國。另一個是，《歷史的終結》(福山著)一書中說，所有國家現在都將成為西式民主國家並和平團結。把這兩種理論放在一起，就會發現西方邏輯的問題：要麼是東西方文化之間爆發戰爭，要麼是東方文化將變得與西方文化一樣。
今天的世界已經超出了劃分陣營仍然可行的地步。我們正面臨著威脅每個人生存的全球危機。
對於一個成功的未來，西方需克服其帝國主義傳統，並學會接受「並非每個國家都需要加入西方體系」的現實，這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意味著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著雙方不能合作。(完)
受訪者簡介：
Jan-Boje Frauen，德國學者，中文名「易陽」，目前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博士後，研究領域為科學哲學。2019年獲得廈門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還曾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分別獲得哲學和語言學碩士學位。博士後期間的論文《火與語言：深層結構社會文化進化的兩面性進程》，發表在語言學、符號學、傳播學等領域的國際期刊上。2021年8月在《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期刊上發表論文《「中國威脅」的敘述：21世紀初至川普上任期間美國對中國認知的話語根源分析》。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