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洋（哈佛大學南亞學系）、陳濟舟（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
當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到來，一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危機使得全球人類再次面臨存亡續絕的挑戰。病毒的出現測試了人類身心的健康和適應力，彰顯了各政府治國政策和意識形態的異同，重組了社會各階層的關係網絡和政府對於特定群體的福利制度，也向我們揭露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內外，從微觀到宏觀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疫情，作為災難的一種，不但揭示了人類和萬物之間的糾纏和互聯狀態，也為各領域的學者和思想者帶來種種思考：人類要應該怎樣通過跨國際、跨文化和跨學科的合作反思災難的意義？如何集結歷史、文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媒體研究、宗教研究等領域的專家，在災難文化與華語文學的既定研究範圍內，討論災難在各歷史階段的呈現方式，以及各歷史階段人類如何應對、理解和反思災難文化，進而在全球亞洲（Global Asia）的框架下對災難、文學和人類危機之間的關係進行思考，提出實踐層面的新應對措施和理論層面上的新理解方式，是我們需要潛心研究的重要學術新方向。
作為浙江大學和哈佛大學為期五年的全球合作計劃（Global Partnership Fund）的首發活動，浙江大學於2021年11月6日-7日，以線上會議的形式舉辦了「第二屆浙江大學-哈佛大學世界文學工作坊，災難文化與華語文學：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的新方向」。
本次工作坊的宣傳海報
本次工作坊由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共同召開，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承辦，旨在通過與會學者的共同參與和討論，推動本學科相關學術問題的發展。本次工作坊的聯合主席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進教授，以及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亞洲中心主任羅柏松（James Robson）。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陳濟舟、哈佛大學南亞系博士生曲洋、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朱鈺婷擔任會務組秘書。
此次會議的論文將以「災難文化與華語文學」為名，由金進教授和羅柏松教授擔任主編，2022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同時，此次「浙江大學-哈佛大學世界文學工作坊」亦將於明年6月在浙江大學（杭州）或哈佛大學（波士頓）繼續舉行第三屆國際會議，以推動和深化中美頂尖高校之間的全球華語文學研究方面的合作。
11月6日上午的主旨發言由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稀方進行點評。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亞洲中心主任羅柏松的演講題目為「山崩地裂：宗教、文獻，天災」，講座著重於災難、宗教和文學之間的交叉點。通過對1755年裡斯本大地震和海嘯這一歐洲歷史上重大災難的回顧，羅柏松教授對災難作為文學創作的催化劑作用進行了討論。他強調，1755年裡斯本的自然災難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啟蒙運動的哲學樂觀主義，進而動搖了歐洲哲學的基礎。這一災難成為了文學的催化劑，讓從伏爾泰和盧梭到亞當·斯密、歌德、康德和阿多諾等學者們進一步思考這樣一場災難對宗教和國家意味著什麼。其次，羅柏松教授將討論轉移到災難與東亞宗教文學之間的聯繫上，並嘗試回答：在東亞的宗教文學，尤其是中國佛教文學中，災難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東亞的宗教文獻中是如何理解或解釋災難的？其他作家又是如何將災難和宗教聯繫起來的？最後，羅柏松教授指出，無論是從社會行動層面或是心理層面，東亞的宗教文獻都對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災難提供了充分的指導作用，值得我們進一步地深入研究。
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教授、賴肖爾日本研究所代理所長唐麗園（Karen Thornber）的演講題目為「福島核電站事故後的女性主義、環境主義、亞洲以及世界文學」。唐麗園教授首先簡要概述了20世紀的日本災難文學，特別是多年來被日本文學機構以及日本和國際學者及翻譯家邊緣化的原爆文學。其次，通過對其兩本學術著作《生態含混：環境危機與東亞文學》以及《全球化療愈：文學，宣傳，關懷》的回顧，唐麗園教授從比較的角度討論災難文學和浩劫文學（例如，大屠殺文學和原爆文學）的重要性，並指出環境人文、醫學/健康人文和醫學-環境人文等領域可以為現在全球所面臨的諸多挑戰提供新的見解。唐麗園教授認為，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世界文學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但以環境為導向的生態文學批評長期以來一直忽略了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的貢獻；世界文學研究領域亦常常迴避對環境危機等議題的討論。最後，通過對日裔美國作家露絲·尾關（Ruth Ozeki）2013年出版的獲獎小說《不存在的女孩》（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部分段落的文本細讀，唐麗園教授指出，儘管在小說的背景中，女性的歷史和文學常常被「消音化」，尾關卻著重突出了女性的聲音；同樣的，儘管小說中環境因為人為的因素而不斷惡化，尾關的敘事卻彰顯了非人類的韌性（nonhuman resilience）。
露絲·尾關《不存在的女孩》
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王德威的演講題目為「論災難：憂患敘事VS.幽暗敘事」。王德威教授首先簡要回顧和梳理了全球華語文學的相關文學背景和作家作品，介紹了韓松的《醫院》三部曲，吳明益的《複眼人》、《苦雨之地》，駱以軍的《匡超人》、《明朝》等作品中對災難以及危機的文學乃至「後人類」想像。其次，王德威教授將徐復觀的「憂患意識」（crisis consciousness）以及張灝的「幽暗意識」（dark consciousness）等概念相結合，表示憂患意識與其敘事在華語文學中源遠流長。1958年時，徐復觀等學者反覆斟酌修改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文宣言》中即反映了面對危機時，知識分子和作家們那「花果飄零」般由悲而壯的憂患情懷；反之，張灝在1980年代由《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書中提出，西方歷史中那對人性之惡進行反思的「幽暗意識」是孕育西方民主傳統的根源，而中國的儒家思想雖也有類似洞見，但仍懷抱著樂觀的人性論。王德威教授總結道，幽暗意識中那不為人知的人性之惡是一種深不可測的黑洞，但通過反轉重疊的文學論述及隱喻，人們仍可能去無限接近並理解那深不可測的幽暗，並在其中找尋那靈光一現的可能性。
浙江大學外語學院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浙江大學世界文學跨學科研究中心主任聶珍釗的演講題目為「文學倫理學批評：論災難與選擇」。聶珍釗教授指出，文學倫理學批評在自然選擇基礎上發展出倫理選擇理論，並以倫理選擇、倫理身份、 倫理教誨、倫理環境、倫理語境等術語為核心建構批評話語體系，用倫理的觀點認識文學的倫理本質和教誨功能，並以此閱讀、理解、分析和闡釋文學。文學倫理學批評可以很好解釋文學中的災難書寫，例如，當一場瘟疫降臨忒拜時，俄狄浦斯的倫理選擇是追求真理和自我犧牲；當父親被謀殺和國家發生重大事變時，哈姆雷特選擇復仇仍然不失理性並不斷進行哲學思考；當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國及其它國家時，不同人物如英雄或叛徒走狗都是不同倫理選擇結果，並因英雄的選擇而贏得勝利。災難是對所有人的道德考驗，文學作品中人物的不同選擇能為我們提供道德啟示。
台灣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系特聘教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的演講題目為「明朝不僅只有明朝：明朝如何騙過災難」。廖咸浩教授指出，新冠疫情的流行已經提醒我們，人類正在奔向一個並沒有人類存在的世界。我們已經登上了人類文明的頂峰，但在它的最底端，有一種正在腐爛的、叫做「人」（Anthropos）的病毒。人類已然成為了整個非人類世界的克星。自現代開始以來，人類就如同海德格爾式的「常備儲備」（standing reserve）一樣對待地球，同時製造出越來越多可以想像和難以想像的物體。這些物件既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榮耀，也敲響了人類文明的喪鐘。現在，我們將如何應對美與瘋狂共存、人類與病毒並存的這種自相矛盾的人類狀況呢？我們一直在玩一場戰勝災難的遊戲，通過不斷超越自我發展和超越自我來消除對自我的所有威脅，尤其是細菌和病毒。然而，當這場大流行開始時，我們可能已經意識到，被稱為病毒的神秘物體是人類永遠無法完全控制的、拉康式的「滅絕」（extimate）。正如齊澤克所說，「我們都是病毒」，而滅絕已然迫在眉睫。也許我們能夠在我們真正被確定為病毒之前，通過某個蟲洞將自己（而不是一個孤獨的AI）噴射到另一個宇宙中，德勒茲將此稱之為「相信世界」（to believe in the world）。希望駱以軍的小說《明朝》只是一個寓言，而不是人類自我毀滅的預言。歸根結底，要智勝外部的災難需要我們先超越自己。
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朱壽桐的演講題目為「仁學傳統及其在文學中的淡漶」。朱壽桐教授指出，災難文學呼喚著「仁」，但我們的文學已經淡忘了「仁」。「仁者愛人」，對應著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儘管中國現代文學主流對西方人道主義和人性論掀起過多次批判熱潮，但我們不可忘記，「人」的忽略其實更重要的是來自於中國古代「仁學傳統」的漫漶與變異。通過對儒家傳統中「仁」的意義以及仁學的淡漶進行回顧和反思，朱壽桐教授總結道，即便當代作家仍持續這種將「仁」淡漶化的傳統，人性因此成為了一種最危險的因素。而正是中國古代仁學傳統的淡漶，導致了現代人學發展的片面性。
11月6日下午的小組討論由越秀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朱文斌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張重崗、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張羽點評。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計璧瑞的報告題目為「文學中災難書寫的功能和想像力——《野豬渡河》的幾重面向」。計壁瑞教授指出，有關災難文學的論述並不少見，特別是在某個（自然）災難發生之後。通過對馬來西亞華語作家張貴興的小說《野豬渡河》與其災難敘事的討論，計教授對災難書寫在文本中的影響力、表現形態及其與歷史的關聯，包括災難的無可逃脫、災難感的喚起、災難敘事的見證與記憶性質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後，通過援引愛爾蘭作家約翰·波恩描寫大屠殺的虛構文本《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在具體細節上缺少真實經驗卻依然打動廣大讀者的例子，計教授認為，雖然《野豬渡河》的部分細節不那麼經得住推敲，有些時間的銜接也略顯粗疏和模糊，但在災難呈現和記憶上依然足夠令人印象深刻。
張貴興《野豬渡河》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江少川的報告題目為「抗日戰爭中的傷痛敘事——讀哈金《南京安魂曲》」。江少川教授指出，哈金的作品中不僅有他與其父親兩代人的軍旅經歷，更融進了作家對抗日戰爭歷史深沉的研究與思考。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將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如實再現」，通過「一種人化的歷史真實」，逼真反映出那樣一段特定時代的歷史。通過「在場者」眼中的「南京大浩劫」以及在人們心靈上的投射、刺激、傷害與悲憤，彰顯出歷史文學較之單純虛構的作品更加引人入勝、紮實有力、動人心魄。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不僅崇史尚實，更以歷史文學的形態與獨特的藝術視角，再現了抗戰期間日軍南京大屠殺慘不忍睹的犯罪史，並以西方人與中國百姓為「在場者」，見證了日本法西斯的慘絕人寰的暴行與民族的大災難，警醒人們要以史為鏡，銘記歷史。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小琪的報告題目為「歐美華裔/移民女作家自傳性作品中國敘述的不可靠性」。趙小琪教授指出，海外華人女作家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她們既具有中國文化的背景，又深受英美文化的影響，既想解構中國男權占主導的傳統權威，又想融入到歐美的主流社會思潮中，不同文化的影響導致了她們思想、情感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就導致了她們筆下的「不可靠性敘述」。通過對《芳華》，湯婷婷的《中國佬》、《女勇士》，李彥的《紅浮萍》等作品的比較研究，趙小琪教授對「本土華裔作家家族記憶的遺忘與加工」、「華人集體記憶的銷聲與重建」、「本土華裔作家對歷史文學經典文本的改寫」、「移民作家文學文本與社會互文本的對比」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沈慶利的報告題目為「學科命名與海內外華文文學研究之『貫通』」。沈慶利教授首先對「華語語系文學」的不同定義和理解進行了反思，並對海內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困境與「突圍」進行了討論。其次，沈教授認為朱壽桐教授2004年提出的「漢語新文學」概念不僅有助於開闢出一種「海內外」漢語批評界走向理論對話的新途徑；亦是以理論建構的方式，對「華語語系文學」做出的迄今為止最有力的反駁和「抗爭」。雖然「華語（漢語）」作為「語系」在理論上難以成立，但以「華語文學」取代大陸學界較多使用的「華文文學」概念，倒是頗有道理且似已成為一種學界「新潮」。最後，沈慶利教授希望可以用「（跨境）境外華文文學」來取代現有的「世界華文文學」與「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之名稱。沈教授認為，「境外（跨境）華文文學」既避免了「世界華文文學」的「名不副實」，又繞開了「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作為學科名稱的過於冗長與繁瑣，同時保持了這一學科「跨區域」、「跨學科」的「特區」性質。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文系教授胡德才的報告題目為「歷史小說《張仲景》與災難文學」。胡德才教授從程韜光教授創作的長篇小說《張仲景》著手，認為程教授從素所熟悉的唐代歷史轉入東漢亂世，主人公由詩人而醫學家，其中包含了作者對瘟疫病源的反思，也以此書向歷史上為民族健康事業作出貢獻的醫聖致敬。胡教授認為，書寫災難的文學作品不僅是對人類遭遇的災難性事件的紀實性描述，具有歷史的認識價值；同時，它們也是對災難中人性的豐富性與複雜性的審視與展示，具有藝術的審美價值。優秀的災難文學還應從歷史的高度對人類與災難的關係進行理性的反思，為人類的未來發展提供思想的啟迪。胡教授指出，程韜光先生的歷史小說《張仲景》因新冠疫情爆發而觸動創作靈感，一方面，通過對張仲景抗疫人生的藝術再現，成功地創造了醫中聖者張仲景的形象；另一方面，小說中對瘟疫病源的尋找，對醫人與醫天、治病與救世的思考與探索，顯示了作者反思歷史的深度，因而也顯示了災難文學的思想高度。
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堂會的報告題目為「作為方法的『災害文學』——百年來中國災害文學的內涵、表徵與特質」。張教授認為，「災害文學」並不是「災害」和「文學」的簡單相加，「災害意識」才是判斷「災害文學」的一個核心因素。我們在對「災害文學」進行定義時，「災害文學」就既是內容，同時也是一種方法。面對災害，文學表達有其一定的限度，災害敘事要經受倫理的考問。從災害的時間維度來考察，當代文學災害書寫呈現為直面現實、想像歷史、未來預言等三種形態。苦難構成了災害文學的一種基本底色，苦難敘事是災害文學書寫的一種主要模式。災害文學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它具有一種非常態特質。災害文學以現實主義精神為主導，以一種抵抗的姿態介入當下的公共生活，既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審美功能，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還兼具記錄歷史、反思災難和心靈救贖等特殊功能。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燕麗的報告題目為「女性的悲歌：斷裂與聯結——災難在小說中的感性力量」。梁教授指出，從《金陵十三釵》、穆紫荊的《戰後》和張翎的《餘震》，災難在作品中不僅作為情節因素，而且成為感性力量。梁教授試圖解析三部作品中災難和人物命運、結構方式、主題思想的關係。天災人禍不可拒絕地驟然降臨，造成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斷裂，剝奪人們與這個世界習以為常的聯結。普通人與這個世界的聯結往往通過具體的人、事、物，其中人的聯結，尤指那些與自我存在發生深刻聯結的關係，這種聯結成為我們與這個世界聯結的明證。災難造成的斷裂，意味著我們喪失本然和自我破碎的深邃體驗，但也意味著我們抽離關係，重建與世界新的聯結，重新確認自我的可能。三部小說不僅透過災難造成的斷裂、喪失，彰顯個人與世界的聯結與重新聯結，彰顯自我確認和自我成長等問題，而且，三位女作家不約而同地把災難書寫轉化為女性書寫。在戰爭的背面，在劫後餘生的日常生活書寫中，災難的「餘震」往往由女性默默承擔。「戰爭的面孔非女性」（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諾貝爾獎得主），但女性正如大地厚德載物。那麼，作家筆下的南京大屠殺、張翎筆下的唐山大地震和穆紫荊筆下的德國納粹戰爭，如何舉重若輕地轉化為女性命運的悲喜劇？
張翎《餘震》
《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的報告題目為「後疫情時代的精神出口與文化重整——從新近的幾個中短篇小說談起」。曾攀對鍾求是的《地上的天空》、沈大成的《葬禮》、石一楓的《半張臉》、鄭在歡的《還記得那個故事嗎？》進行了討論和解析。曾攀指出，無論是《葬禮》中通過對於人與機器的相互延伸討論，講述了生命本「身」的共情與哀婉；或是《半張臉》裡戴上口罩的「半張臉」作為昏昧不明的、不斷延宕擱置、需要重新辨別與再次體認的新表徵；亦或是《還記得那個故事嗎？》中，通過講述與聆聽的迴環往復將「故事」不斷解構，又不斷結構，形成的一種元敘事，現實歷史的裂縫卻不總是能夠輕易彌合的。從現實追溯歷史，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歷史照見塵埃與灼華，牽出成長或萎縮的證言，人們不得不歷經現實種種的重整和迂迴，於焉隱忍、退避、進擊，也返照現實歷史的層層累累。出於時代的語境和限度，有的部分會在歷史中蒙塵，沉默於時間的迷霧，因而需要一個澄明宏闊的出口，解開這一出隱於重巒疊嶂之間的謎語。在後疫情時代揭開現實歷史的真容，並不簡單，需要的是真切而顯豁的歷史意識，於焉洞開一個文化的空間，尋覓一個恢弘暢達的精神通衢，並將之導引至當代中國的現實語境之中，進行周旋、搏擊與重整。
浙江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項義華的報告題目為「災異書寫：從歷史到文學」。項義華指出，災難是對人類生活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巨大損害，它包括自然的災難和人為的災難。前者往往可以稱作自然災害，在中國古代又常常被稱為「災異」，相關記載自古以來一直很多。後者則比較複雜，包括戰爭、屠殺、恐怖襲擊、環境污染、食品和藥物中毒，乃至重大交通事故等等，大多是一部分人加之於另一部分人（有時也包括自身）的嚴重傷害。對於這一方面的內容，人們事實上也已經給予了很多的關注。晚近更有一類末日幻想文學（Apocalyptic and Post-Apocalyptic Fiction），是以災難為背景，渲染了人們對於各種災難的末日恐懼。「災異」作為對自然災害的一種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體現了漢（災難）文化的某種內涵。在漢語典籍中，對災異的記載是相當多的，可謂史不絕書，相比之下，對於災異的文學書寫則並不多見。
11月6日第三場小組討論由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孫良好主持，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沈慶利、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小琪點評。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雙一的報告題目為「清代至日據時期台灣『震災文學』的產生和發展」。朱教授指出，受特殊的地理、生態環境等因素影響，台灣是一個自然災害多發地區，其中地震頻仍， 堪稱全中國之最。頻發的地震災害使世世代代的島嶼住民面臨嚴峻考驗，也錘鍊出特殊的文化，在台灣的歷史進程、社會生活乃至民性、精神特徵上，留下深深的刻痕。清朝進士施瓊芳的《五月辛亥地震書事》、林占梅的《地震歌（有序）》以及鄭用鑑的《地震行》為清代台灣「震災文學」的三部代表作，但其在主題表達上卻各有重點和特色，且在後世的震災文學中都有所承續和發展。到了日據時期的台灣震災文學，緣於日本殖民統治的特殊背景，加重了地震帶給台灣民眾的有形（物質層面）和無形（心靈層面）的損害，這在許多作家、詩人筆下得到呈現，如著名鹿港遺民詩人洪棄生以及嘉義詩人賴雨若等人的作品。最後，台灣的地震也促使了「報導文學」的誕生。自然災難給了新文學作家楊逵實踐其文學社會性理念，特別是彰揚報告文學寫作的機會， 而有關地震的報告文學寫作，反過來也使楊逵能從其創作實踐中，對報告文學加以理論的總結，使台灣的報告文學，從一開始就有了較高的起點。從此，報告文學在台灣的災難文學（特別是一些突發災難的書寫）中，扮演了特殊的中堅的角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張重崗的報告題目為「差異與共生：全球視野下的疫情文化反思」。張重崗指出，從歷史來看，西方和中國形成了各自的疫情文化模式。東西方文明，均遭受疫情的重大打擊，造成了文明的衰落和轉向，同時，有識之士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問題的根源，並力圖戰勝災難，再造生機。當下的疫情發生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潮流博弈之際，許多源初性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在國家治理層面，如何利用制度優勢，協調個體生命關懷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從全球和區域關係來看，面對經貿壁壘和冷戰思維的回潮，如何尋求國際合作的途徑，拓展共同發展的願景？從生態文明的視角來看，如何把握人文理性與科學理性的張力，深入思考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面對生物世界的警示和人類不可知的未來，對於國家治理、國際合作和生態文明的探求是具有深遠意義的課題。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朱立立的報告題目為「華文文學版本差異問題析論」。朱教授認為，與學界對現當代文學版本問題的高度重視程度相比，研究界對華文文學版本問題的關注還不夠。華文文學存在著複雜的版本問題，朱教授主要論析華文文學產生版本內容差異的多種狀況及原因，並以聶華苓小說《愛國獎券》二異本的比較觀照、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因翻譯導致的版本差異問題為例，具體分析華文文學版本差異問題的複雜性和重要性，以期引起研究界的重視。版本意識的增強會給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深化和學理化帶來積極有效的促動。
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陸卓寧的報告題目為「『奧斯維辛』之後，詩歌何為？——以泰華《小詩磨坊》第十四輯的疫情敘事為中心」。陸教授認為，阿多諾的名言，即「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在根本上提示出了一個重大的文化問題，一個具有建構意味的詩學問題。對於就是以「詩歌」作為生存方式的詩人，不是「奧斯維辛之後」能不能寫詩，而是如何寫詩？寫怎樣的詩？在疫情下，「疫情敘事」構成了2020年泰華《小詩磨坊（十四輯）》的核心意象。某種意義上說，在全球面臨新冠疫情兇殘肆虐的至暗時刻，《小詩磨坊（十四輯）》提供了「奧斯維辛」之後，詩人何為的一個樣本。2020年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全球爆發和肆虐，是中華民族之殤，是全人類之殤，詩歌如何「介入」？不必諱言，很大程度上，災難文學的審美原則與敘事倫理是我們所稀缺的一種經驗，泰華《小詩磨坊（十四輯）》的疫情敘事正是從最基本的層面給予了我們值得思考的啟示。質言之，它的最高原則應該是：「它（悲劇）所表現的情節一般都是可恐怖的，而人們在可恐怖的事物面前往往變得嚴肅而深沉。」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袁勇麟的報告題目為「報告文學的災難記憶建構」。袁教授指出，從人類出現開始，災難就不曾遠離。災難書寫成為人類傳承災難記憶的方式之一。以抗疫為題材的報告文學以其真實性不斷重構中國人的災難記憶，在傳播知識、保存記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文體優勢，並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弘揚了民族精神。然而，對不同群體成員記憶關注的缺失、複雜人性探索的忽視、社會問題批判的缺乏，削弱了報告文學作品的深刻性。因此，面對沉重的災難主題，報告文學的災難記憶的厚重感更加重要。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無法逃離災難侵害的現實下，報告文學不斷重構的災難記憶也強化了集體認同感，為人類尋找到反抗遺忘的力量。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張羽的報告題目為「台灣文學與憂鬱書寫研究」。張教授認為，近年來，台灣地區文學創作主題多元，注重歷史敘事、自然書寫、性別敘事、戰爭創傷、疾病醫療等議題。新冠疫情來襲後，全島「疫苗荒」帶來亂象叢生，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也給台灣文學的創作、出版和傳播帶來不小的影響。在疫情帶來的大眾恐慌之中，台灣文學更關注疾病醫療，挖掘心靈疼痛，以及抑鬱症書寫，散發出人文主義關懷。駱以軍採用了「互文」「戲仿」等諸多故事新編的敘事手法，恣意出入古今，捕捉近年來因政局變動、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社會災難與心靈災難。
駱以軍《明朝》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凌逾的報告題目為「疾病志跨界敘事」。凌教授認為，當代疾病文藝自成一類，疾病志呈現方式多元：從文學跨到醫學，從患者、醫者到親人角度，從男性到女性，從單聲道到多聲道，從生理疾病到心理疾患，從家族病史到病痛死亡，從城市病到寫作病，從個人病到集體疫症，從東方到西方，從圖到文，從小說到影視歌曲，疾病的跨界再現日益獨特。
華僑大學文學院教授陳慶妃的報告題目為「盤桓於馬共書寫的抗戰幽靈——黃錦樹小說的『抗戰』書寫研究」。陳教授指出，馬共的歷史評價存在巨大的歧見，從抗日到反殖，進而從事解放事業，乃至遁入森林、走出森林，選擇哪一個階段作為書寫的入口，將意味著作家的美學選擇與倫理選擇。冷戰時期，馬來西亞華教界與台灣同享一個意識形態（中華文化、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旅台馬華作家黃錦樹無疑也是馬華左翼文學的異議者，其對馬共領導的革命歷史書寫，包括屬於世界反法西斯歷史一部分的馬共抗戰歷史，必然是「褪（紅）色」的書寫。另一方面，基於反抗馬來西亞國家記憶對華人歷史的篡改，或華人族群對恐怖記憶的刻意遺忘，作為學者的小說家黃錦樹選擇面對作為華人移民史一部分的馬共歷史，將馬來西亞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馬共歷史作為主要書寫對象，以後現代的敘事技巧將馬共抗戰歷史放置於不可靠、不穩定的敘述中，在憶舊故事中植入華人抗戰的殘章斷簡，使其成為幽靈式的存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湯俏的的報告題目「如何翻轉那嚴絲合縫的命運？——從《『李爾王』與1979》說起」。在報告中，湯俏選取薛憶溈的《「李爾王」與1979》為文本，來觀照「父親」那一代人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嚴絲合縫的命運和經歷，以及他們面對災難和困境時試圖努力翻轉命運的態度。作者以故事架構的鑲嵌、人物和情節的互文建構起三個世界之間的關係網，將個人內心的波瀾起伏與時代動盪的洪流相嵌合，始終懷抱對人們生存處境的關注，在幽微之處尋找個人與現實、個體與國家之間的命運交疊與相互影響，以家事寫國事，家國同源，因小見大。這一類新移民寫作中的災難敘事，在回望故國往事、正視內心傷痛的同時反思那一代人的經歷乃至國族文化，意圖指涉的實際是個體的情感和民族文化之間幽深隱秘的通道。
浙江師範大學國際教育學院講師俞巧珍的報告題目為「延安到江南：民族災難情境中的女性、『道德』與救贖」。上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一場巨大民族災難。一直以來，我們通過各種藝術形式一再重新訴說、反思作為「落後民族」而承受的戰爭屈辱和傷痛，並試圖嘗試以此「治療」和平息因戰爭而留下的創傷記憶。由於戰爭的話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為基本形態，因此男性的英勇與熱血、悲情與犧牲，都是用來展現戰爭的殘酷性、毀滅性乃至作為體現民族國家尊嚴的重要途徑，而女性與戰爭的關係，就顯得頗為薄弱而模糊。特別是，當女性以「中國人」身份與男性共同面對民族災難所帶來的混亂與困頓的同時，還不得不以「女性」的身份面對傳統文化關於女性「道德」問題的審判。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與張翎《勞燕》分別選取延安與江南兩個抗日戰爭場域，共同探索女性如何在非常態的生存空間中艱難抵抗戰爭及「道德」帶來的身體與精神的創傷，並在慘遭戰爭摧毀的人生中修復、重建自我的過程與路徑，是值得關注和討論的問題。
11月6日晚上小組討論由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進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計璧瑞以及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高玉點評。哈佛大學古典系博士生金逸潔的報告題目為「無妄之災：維吉爾《農事詩》第一卷中的暴風雨」。金逸潔指出，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說教詩歌《農事詩》第一卷開篇旁徵博引，從各種角度介紹了農民生活，教授了各種農作的方法和規則。三百餘行後，詩歌中對務農生活的細緻描寫被駭人的災難打斷。在311至350行中，維吉爾描述了不可預計且無法逃避的暴風雨是如何徹底毀滅了農民的一切作物。即使農民依照著朱庇特的規則勞作，朱庇特仍是不可抵抗的暴風雨的始作俑者。雖然通過前文的教導農民可以認出暴風雨來臨的前兆，但任何預防措施都不能減輕災難的嚴重後果。因此，這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讓讀者不能僅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維吉爾對於農事的說教主義，同時對暴風雨的描繪中所充斥著的軍事用語預示了第一卷中的第二次災難，如暴風雨般的一系列羅馬內亂。駭人的暴風雨強調了人類勞動和神明旨意的衝突和微妙拉鋸，也揭示了維吉爾的哲學立場和其在《農事詩》中的說教主義的本質。
哈佛大學南亞系博士生曲洋的報告題目為「摩羅與羅摩：印度古典文學中的災難與救贖」。當我們在印度的語境中去思索災難與文學，我們會想到什麼？如果說到1947年那災難性的印巴分治，我們會想到庫什萬特·辛格（Khushwant Singh）的《去巴基斯坦的火車》（Train to Pakistan）；而如果談起疾病，我們會想到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加爾各答染色體》（Calcutta Chromosome）。但我們要如何在那看似遙遠而神秘的印度古典文學世界中想像災難和變革？曲洋首先回溯了印度古典文學世界的源頭：在被譽為「第一詩」（ādi-kāvya）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開篇中聖者蟻垤在林中漫步時，因聽到獵人將一對赤頸鶴中的雄鳥射殺後雌鳥發出的悲鳴，隨而創作出來文學史上第一個偈頌（śloka）。在印度古典文學的想像中，一切文學詩歌的開端竟然是一句不起眼的對獵人詛咒，而這個象徵著災難的詛咒卻又可以同時被理解為一種讚美和救贖。其次，曲洋將其與魯迅以令非為筆名於1908年發表的文章《摩羅詩力說》進行比較。在彼時中國那已然危機到了極點的「摩羅」時刻，魯迅召喚著傳說中擁有撒旦之力的「摩羅詩人」，一位可以攖人心的精神界之戰士，用詩歌做武器去驅散人們心中的惡魔。但毀滅並不是一切的終點，相反，毀滅的盡頭是新生、是重建。就如同災難的盡頭是救贖，摩羅的盡頭是羅摩一樣。無論「死與生」、 「災難與救贖」、「祛魅與復魅」、「驅魔與招魂」、「摩羅與羅摩」，他們並不是一個平面上、兩個永不相交的極點。相反，他們如同莫比烏斯帶一般皆是一體兩面的存在。正如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災難盡頭本就是救贖，摩羅的盡頭亦是羅摩。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黃康妮的報告題目為「災難之聲：以小說、戲曲中的題壁詩為中心」。黃康妮指出，在通訊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普通人在天災人禍來臨之際有著不少與外界的溝通渠道。例如，各類社交媒體經常被用於在災難中獲取信息、表達心聲，各類描繪、想像災難的當代文藝作品中亦經常表現社交媒體的重要作用。若我們希望從文化史的角度思考災難中的溝通方式，我們不禁要問：在現代科技發明之前，普通人如何於災難中發聲？古典文學作品又如何想像人類於天災人禍之際的共情體驗？黃康妮報告的第一部分聚焦於清代文人丁耀亢之《西湖扇》傳奇，並重點考察其中幾位主角在戰亂中通過在驛站題壁的方式溝通的劇情。學者已經指出，此段劇情取材於幾則明清易代之際落難漢族女子於壁上題寫詩篇的史料。黃康妮首先從文學史的角度探討「題壁」這一行為有何具體特徵與具體意義，從而進一步思考詩歌作為一種交流方式在公共場域的作用。為此，黃康妮進一步討論清以前的文學作品中如何表現題壁詩，包括唐代詩歌、宋代筆記，及晚明劇作家吳炳所作傳奇《情郵記》等一系列材料。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黃丁如的報告題目為「滇緬公路與危機中的基礎設施詩學」。修築於抗日戰爭期間的滇緬公路，是戰時中國獲取海外物資的最後生命線，也是一條在敵軍空襲、自然災害與國際政治變局中不斷重生的道路。圍繞滇緬公路產生的大量影像與文字也將這條公路及其修築過程轉寫為不斷生成的媒介文本。黃丁如在報告中著重分析滇緬公路的跨媒介表現：從《良友》雜誌刊登的新聞攝影特輯到紀錄片《民族萬歲》中的修路紀實，從馬華詩人杜運燮的現代派新詩到修路員工李甲生的舊體七律，從工程師譚伯英的回憶錄到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小說。這些文本的跨媒介對話將幫助我們探索危機中的基礎設施詩學（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即圍繞基礎設施展開的表意系統。人類學家布萊恩·拉金（Brian Larkin）在《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中指出，基礎設施既是物質存在，又為其他物質創造關聯，提供移動的基礎。在強調基礎設施的功能性和象徵意義時，其自身的物質屬性常被遮蔽。而在遭到破壞的危機時刻，基礎設施的物質性又得以顯現。基礎設施的建設者與潛在使用者也有選擇地出現在相關的敘事與媒介表現之中。由此形成了圍繞基礎設施展開的不斷變動的「可見性」光譜。在圍繞滇緬公路的媒介表現中，同樣存在遮蔽與顯現的意義網絡。黃丁如揭示了滇緬公路跨媒介表現中相互交織又相互競爭的兩種視線——「鳥瞰」與「平視」，由此呈現以滇緬公路為中心所展開的戰時社會、環境與媒介生態。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陳濟舟的報告題目為「（非）物質的再生：《雲中記》中的地震、地界與地動」。當突如其來的毀滅降臨，人和非人的動物、植物和物質是怎樣面對這自然的大力？陳濟舟以阿來的小說《雲中記》和2008年汶川地震為研究對象，來探討各類官方的、民間的、現實的、虛構的小說中所呈現的物質的重建和精神的再生問題。
阿來《雲中記》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張旖華的報告題目為「論九十年代『散文熱』中的災害書寫及其意義」。「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社會方方面面出現了重構與轉型，其中我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是商業文化的多元需求等因素導致了1990年代「散文熱」的出現。作為知識分子一部分的作家文人在經歷了苦痛轉型後，更加自覺地審視和接受現代文明。總體看，在真實刻畫與撫慰情感的兩難處境中，「散文熱」對於自然災害的書寫具有強烈的現場意識、揭示了心理創傷、激發了生態追求，由此也彰顯了相應的價值意義。但同時也囿於各種限制，災害書寫的差異仍被受災者表面化的共性所遮蔽，個體敘事、民間記憶並未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由此帶來的藝術欠缺也值得進一步反思。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張瑤的報告題目為「精神反思、英雄敘事與生命意識——論新時期以來災害報告文學的書寫維度」。張瑤指出，對於新時期以來的災害報告文學而言，作家們常常善於從「精神反思」、「英雄敘事」、「生命意識」等三個方面入手，用以剖析由災難所映照出的是非功過，用以展現由災難所突顯出的大無畏的精神，用以探討由災難所折射出的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實際上，這也正構成了新時期以來災害報告文學的主要書寫維度。在報告中，張瑤嘗試從三個核心概念出發，意圖由點帶面地對新時期以來的災害報告文學作品進行整體的梳理與概括。
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朱鈺婷的報告題目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氣候災難書寫」。在多重因素的促使下，1990年代以來有關氣候災難書寫的科幻小說蓬勃興起，試圖在技術迅猛發展與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峻的語境下對人類進行再思考和尋求出路。這批作品立足於現實對氣候問題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展開種種想像和推演，呈現了氣候異變對於自然、社會以及人類精神的破壞，並將這種想像轉化為審視氣候災難產生的深層原因，對資本主義制度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反生態性進行批判，揭示了氣候危機的內在本質。此外，還嘗試提出各種技術策略對氣候問題進行補救，並號召以「命運共同體」的方式走出氣候困境。這些小說折射了中國科幻作家對於當前環境問題的一種集體性焦慮和思辨，他們以積極的姿態回應時代議題，以思想實驗的方式加深讀者對氣候問題的認知，豐富了中國科幻文學的表現維度和審美價值。
11月7日上午的主旨發言由福建社科院研究員劉登翰主持，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點評。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崑山杜克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羅鵬（Carlos Rojas）的演講題目為「前震與餘震：從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羅鵬教授指出，根據地理學的說法，地震視震度規模和時間被區分為「主震」、「前震」和「後震」。若主震之後有更大震度的地震，則舊的主震被重新界定為前震。而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創傷可能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潛伏期，我們可以稱之為「創傷後潛伏期」和「創傷前潛伏期」。「創傷後潛伏期」是指個人試圖接受其認定為創傷性的較早事件的時期，而「創傷前潛伏期」則是指，由創傷性事件以及事件發生後的延遲所產生的，經由「後遺作用（deferred action）」而後知後覺地將這一事件定義為創傷的過程。羅鵬教授認為，「創傷後潛伏期」可以比作地震主震和餘震之間的滯後，因為主震帶來的張力會持續增加，直到最終得到釋放；而「創傷前潛伏期」可以比作為，由於主震和餘震之間的滯後，主體只有在後一地震發生後才回溯性地將較早發生的地震視為前震。通過對1976年唐山地震和2008年汶川地震的不同文化反應的考察和解讀，羅鵬教授認為，正如大地震不但會產生「餘震」，同時也會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更早發生的地震並將它們回溯性地重新歸類為「前震」一樣，地震也可能引發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餘震」的社會文化反應。而這反過來又在人們回溯性的確定「餘震」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換句話說，這些社會文化反應具有象徵性的「餘震」或「後震」功能，而同時它們也通過「後遺作用」回溯性地構成了原始的災難——構成了雅克·拉康在精神分析中所言的「後擊」（après-coup）。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亞洲與亞美研究系副教授、系主任陳榮強的演講題目為「陳團英《夕霧花園》小說和台灣導演林書宇改編的同名電影對二戰的反思」。在報告中，陳榮強教授通過對馬華作家陳團英的小說《夕霧花園》的解讀來思考21世紀日本在二戰期間對馬來亞的占領和該地區的戰後重建的轉型正義。陳榮強教授強調，賠償並不總是與起訴和金錢賠償有關，更重要的是對錯誤行為的承認，以及對戰爭罪行的文化否認的終結。這部於2014年出版的小說主要探討了東南亞的戰爭賠款問題。二戰結束50年後，大約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全世界越來越關注二戰所來帶的痛苦記憶，並通過不斷的回溯過去來繼續那尚未完成的對戰爭的反思以及和解。在馬來西亞，日本的軍事遺址是在1990年代初被發現的；在亞洲和東南亞，由於社會活動家們持續的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慰安婦賠償運動開始逐步受到關注。在小說中，由於害怕失語症，年長的張雲林回憶和寫下她的故事，成為了小說的主要敘述。通過小說中對「失語」焦慮的描寫，作者想要討論的問題是：我們作為一個全球社群究竟應該如何記住人類文明中這些黑暗的時刻。由於現實生活中，這些飽受戰爭摧殘的婦女大多數已經去世，這段慘痛歷史的見證人已逐漸離我們遠去，為慰安婦尋求賠償的緊迫性和緊急性成為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根據陳團英的小說《夕霧花園》改編的同名電影劇照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塗航的演講題目為「從自然狀態到例外狀態：劉慈欣小說中的災難書寫」。塗航教授指出，自從其誕生之初，科幻小說這一文類就常常和末世想像以及災難文學聯繫在一起。在天馬行空的科幻世界裡，巨大的災難（自然災害、科學危機、政治亂局）往往會使得人類社會進入一種和尋常（normalcy）截然不同的緊急/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表現形式可以是民主讓位於集權，和平演變為戰爭。不僅如此，這種緊急狀態對人的行為準則和社會的道德標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產生一種緊急的、例外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在報告中，塗航教授把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災難想像放在政治/法律理論中有關例外狀態的敘述中探討。他關注的是，卡爾·施密特、托馬斯·霍布斯等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關於例外狀態/自然狀態的論述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科幻中有關「天災」和「人禍」的敘述與想像。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系主任、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會長潘碧華的演講題目為「淨化與反思的抗疫文學」。文學，永遠都站在時代的前端，與時代共呼吸。在災難的前面，文學是一股慰藉心靈的暖流，不平則鳴，也為不幸而傷心流淚。有意義的文學作品記錄了當時的所見、所感、所思，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憶，也是最真誠的感情。「疫戰」是一場人類和病毒的持久戰，文學作品是抗疫時期的精神藥劑，是作家們對疫區人們的關懷與鼓舞，也寄託了作家對眼前災難的擔憂和反思，表現了作家關懷人類命運的悲憫情操。
11月7日上午第二部分的主旨發言由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台港文學選刊》編審楊際嵐主持，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白楊點評。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的演講題目為「災難敘事與創傷記憶」。災難的啟示，並不會直接產生文學，災難記憶只有轉化成一種創傷記憶時，它才開始具有文學的書寫意義。災難記憶是一種事實記憶，它面對的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事實，這種事實之間的疊加，可以強化情感的強度，但難以觸及災難背後的心靈深度。創傷記憶是一種價值記憶，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倫理反思，它意味著事實書寫具有價值轉換的可能，寫作一旦有了這種創傷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僅是自然，而是倫常。苦難是表層的經驗，創傷則是一種心靈的內傷。以想像來激活事實，以想像來照亮苦難中每個人的表情，從而將苦難背後的人生感受刻寫出來，使苦難凝結為一種創傷，使記憶成為一種普遍的民族經驗，這樣的文學書寫，才能獲得一種內在深度。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黃萬華的演講題目為「華語文學：二戰（抗戰）與民族災難意識」。黃萬華教授指出，災難和人類、民族伴生，人類、民族會在災難中自覺，也有在災難中沉淪。在報告中，黃萬華教授從人性的恢復、文化的保存等角度來考察二戰（抗戰）期間華語文學所表現的民族災難意識。這一時期的華語文學正是馬相伯所期望的，要把中國喊醒。它在多種不同地區（中國大陸正面戰場、敵後抗日地區、日本占領區，歐洲戰場、東南亞援華地區、太平洋戰場等）表達的災難意識（對戰爭災難根源的認識、對制止戰爭力量的尋求）是中華民族災難意識的深化，第一次以民族共同語表達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李繼凱的演講題目為「新世紀抗災文學探析——兼談華文文學學科的獨特性與超越性」。李繼凱教授在發言中梳理了新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抗災文學的總體創作情況，回顧了以「災害/災難文學」為題的相關研究成果，著重強調了華文文學作為交叉學科所具有的獨特性質，並呼籲華文文學創作要不斷強化跨時空、跨文化的特徵，以凸顯其超越性。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高玉的演講題目為「文學的語言研究歷史及其理論基礎」。高玉教授在報告中主要探討了其對文學與語言關係問題的觀察，特別是文學與語言關係研究不同模式背後的理論根源。通過對「文學語言研究的歷史」、「語言角度的文學研究」以及「關鍵詞研究、話語研究作為語言視角的文學理論研究」等三個角度的探討，高玉教授細緻梳理了文學與語言關係研究中發生的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圓滿結束。在全球旅行因為客觀因素而受到限制的非常時期，浙江大學和哈佛大學以嚴肅和負責的學術擔當和工作態度，通過舉辦這次「線上+線下」會議，團結中美兩國頂尖學者，促進了全球華語文學和環境及人的研究發展，彰顯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語）所面對危機時因應變化的韌性。無論從羅柏松教授提及的「啟蒙的樂觀主義」，還是唐麗園教授研究的「生態危機與全球化療愈」；從王德威教授討論的「憂患敘事與後人類的文學想像」，還是金進研究員力推的「全球華語文學內研究的比較視野」，對「災難」的關注並非對人間消極力量或暴力破壞的價值上的肯定，而是通過從學術理論和研究實踐的角度正視各類人類所遭遇的問題與危機，從而找到劫後重生的多重思路和出路，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從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世界共贏共享。兩所世界頂尖大學也會於2022年夏季圍繞相關議題再次舉辦研討會，敬請關注。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