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進步·實踐·平衡——讀《迷人的國際關係》

fans news 發佈 2021-11-28T00:57:38+00:00

大多數人一談到國際關係,第一時間可能會想到的是新聞中地球村某個陌生角落持續不斷的衝突與暴力,想到世界舞台上國與國之間的爾虞我詐與分分合合。

《迷人的國際關係》

王逸舟

嚴展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多數人一談到國際關係,第一時間可能會想到的是新聞中地球村某個陌生角落持續不斷的衝突與暴力,想到世界舞台上國與國之間的爾虞我詐與分分合合。普通人認知中的國際關係學,似乎更像是距離我們日常生活無比遙遠的、關於「縱橫捭闔,睥睨天下」的國家學問。當翻開王逸舟教授和嚴展宇博士的新著《迷人的國際關係》,你會發現原來國際關係與我們普通人的日常竟聯繫得如此緊密,因為從根本上講,國際關係學就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你還會發現打開國際關係的方法是如此豐富多元,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能夠用屬於自己的方式去分析它、理解它、感悟它、體驗它、反思它,進而或用理性或用感性去表達,並參與到與國際關係相關的日常實踐之中。

除了廣大讀者和國際關係愛好者,這本書同樣會帶給從事國際關係的專業研究者以一種更為高遠的立意和更為寬廣的視野。中國國際關係學研究(特別是理論創新)進一步發展的方向是什麼?科學、藝術與人文的不同路徑如何各取所長,共同發展?國際關係研究與中國外交實踐之間的關聯處在哪兒?對於研究者而言,何以能做有用的研究、做有意思的研究、做真正的研究?而《迷人的國際關係》一書正是對上述這些「大問題」的回應與反思。全書以王逸舟和嚴展宇對話的形式展開,其間不僅有王老師對後學晚輩治學之道的諄諄教誨,同時具有著強烈的人文主義與藝術氣息,為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一股新氣象。

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與知識的進步?

在《迷人的國際關係》開篇,王逸舟便以「介入的旁觀者」的身份對百年國際關係學進行了反思,「看一看我們積累了什麼,重複了什麼,突破了什麼,忘記了什麼,放棄了什麼」,簡言之,我們在知識或智識層面進步了嗎?這樣的省思在知識進步的成長線索日益模糊的時刻是如此重要,因為省思能夠給缺乏方向感的人以前進的指引。而省思的基礎是回看,並將作為知識生產的學術研究活動放到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的背景中去理解。

正因如此,該書在第一部分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為我們展現了中國、美國、英國、義大利、法國、德國、北歐等不同國家國際關係研究的歷史與現實圖景,在國家命運與歷史進程、學術制度、政治環境、智識傾向等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國際關係研究形態,構成了一個多元的理論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比較中,將眼光真正地投射到全球各個地域,洞察不同族群的差異與融合,平衡不同地區國際關係研究形態,挖掘自身傳統文化資源,構成了未來國際關係學知識積累與理論創新的第一個發力方向。

在反思學科發展的問題上,不僅要空間維度上看得全,同時需要時間維度上看得遠,即需要一種長時段的視角,在變與不變之間把握理論之樹成長的真諦。《迷人的國際關係》便是站在長程歷史的角度,通過梳理科學觀念與科學方法的歷史演進,剖析關於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的思想史,進而重新理解國際關係「科學」面孔的應有之含義。近代以來科學昌明,在具體科學方法不斷出新,具體科學理論不斷演化,以及諸如時空的根本性概念不斷變化的背景下,科學概念的內涵卻變得模糊起來。從牛頓的經典力學到量子力學,從絕對時空觀到相對時空觀,自然科學中一系列基本概念、基本觀念、基本方法在過去的300年發生了重大變化,並且深刻地影響到人類對於自身社會的理解。實際上,從長時段地角度看,隨著社會變遷,我們現在奉為圭臬的研究方法和評判標準不過是無限延展的科學史的某個截面。那麼,作為明確國際關係學科發展和知識進步方向的科學,其保持相對穩定的內涵便是目標的求真和研究者對發現規律與解釋規律的衝動。這意味著:一方面,科學的方式應採取更為包容的態度去看待方法,不應迷信某些具體的科學方法,更不應無視甚至排斥非科學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科學的方式更應該體現在各種國別研究中要超越現象的追蹤,或數據的累積,在知識的通約與思想的交流中,實現理論的發展與學科的進步。

大寫的人:國際關係學的實踐面向

國際關係學的實踐價值不僅包含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為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台建言獻策;同時還肩負著啟蒙大眾開眼看世界的使命。在近代中國民族與民主意識萌發覺醒的百年之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便完成了從早期為國家培養專業外交人才的實用性知識的價值取向,到向廣大民眾普及世界知識、培養國際視野和民族意識的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及至當下,普通民眾雖然對於外部的知識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們甚至已經習慣了把美國作為外部的唯一參照來理解,但世界不僅有美國,還有更多的有趣的區域和小國,它們在普通中國人的認知理解中卻依然陌生。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國家建構歷程的推進以及中國實力的不斷崛起,廣大普通民眾自然培養起了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樹立起了牢固的民族意識。然而,我們應以什麼心態與這個世界打交道,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如何做一個強大而謙遜的國家,這些問題依然值得國人思考,需要得到重視。因此,中國國際關係學者應意識到重任在肩,絕不應把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玩成玄學。不同於百年前民族危機時代下中國國際關係學的救亡與啟蒙使命,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國際關係學者依然需要面向大眾,迎接新的問題和挑戰,再出發、再啟蒙。

從根本上講,國際關係學的實踐面向體現在對於人的關懷,並且「把人文態度視為人的生命與思想在研究中的綻放」。這種實踐性源於人既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體,又是研究的對象;這種實踐性要求研究者時刻警醒是否落入自我物化的研究陷阱,反思我們的研究對於現實社會中的人(特別是普通人與底層人)意味著什麼、帶來什麼,牢記關注善的生活、實現人的發展是國際關係學的終極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關係學的實踐面向並不意味著要排除學理的與思想性的基礎研究,亦不代表研究中過強的政策導向性就是合理的。透過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學科史,不難發現,那些看似無用的基礎研究與理論研究恰恰能成大用。而學術史上那些深諳中西文化,具有深厚學理、深刻的歷史洞見和吸收新知真知胸懷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往往能夠提供知識累進的參照性作品,這些偉大的作品不會因為時間流逝或政策熱點變化而失去價值。

邊緣的視角何以重要?

在當代國際關係學的「理論地圖」上,美國無疑掌控著知識霸權並占據著學術中心的位置,但這不意味著各個國家在知識生產過程中都要以美國為標準,相反,那些現在被我們忽略的所謂「邊緣」和「半邊緣」地區的國際關係研究恰恰可能是未來理論研究的著力處和範式更新的突破點。諸如國際關係理論的「大辯論」史觀實際上只是在大體量地再生產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神話」,然而中心的神話在來自不同邊緣的不斷挑戰後終究會破滅。世界絕非中國或西方一元的,也並非中西二元對立的,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國家和地區共同構成的多元的共同體。這一個個具體的國家和地區才是未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的全部內容,傾聽並重視來自邊緣的聲音才能夠真正走進世界,進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在當代國際關係學的方法譜繫上,藝術方式無疑是研究方法的邊緣,一直以來被占據中心位置的科學實證主義所遮蔽。《迷人的國際關係》一書以百餘頁的篇幅為讀者展現了國際關係學的陌生面孔,即借鑑藝術領域的學科思維、工具方法和審美策略的國際關係研究。藝術的研究路徑對於國際關係學而言是有趣的,也是有益。國際關係問題不僅可以被理性所分析,同時還可以被感性所表達,用藝術的個性化的方式生動地呈現,感動個體的心靈。不知有多少國際關係學子像我一樣,當年是被電影《我的1919》中陳道明對巴黎和會上顧維鈞角色的表演與再現所觸動,從而激發出對外交與國際關係專業的興趣。科學方法占據方法論霸權使得數學模型、公式與數據統計被視為對社會現實的「真」的表徵,與此同時,社會現實始終存在著「美」的表徵,從而使社會現實可以被畫出來、唱出來、演出來。在這裡,真與美是並行不悖的,審美的與藝術的體驗並不必然失去對現實「真」的追求,有時藝術的表徵反而比現實更為真實。

實際上,藝術的方式賦予了研究以豐富的想像力,而這種想像力可以把讀者更為深入地拉進國際關係的現場,或者更為深刻地加進國際政治人物與思想家的內心。理察·內德·勒博在其主編的《理論家的回歸:與國際關係中偉大思想家的對話》中提出我們需要深入偉大思想家的頭腦,而還有什麼比通過想像的對話更好的方式呢?莊禮偉教授在他的《地球屋檐下》一書中曾記述了「9·11」事件一個多月後在夢境中與坐著「一千零一夜」飛毯而來的賓拉登的長談,而那叩問心靈的對話似乎對恐怖主義的根源有著更為深刻的反思。國際關係的現象當然是現實的,但通過虛構與想像有時更能讓我們走進人的內心世界,抓住國際關係的本質。然而,在主流的國際關係研究中,想像力與創造力卻始終被置於認知的邊緣地帶和方法工具箱的角落,潛能亟待被發現並充分地調動起來。

當然,除了處於世界邊緣地區的思想/理論和處於方法邊緣地帶的藝術面孔以外,處於邊緣位置的日常生活經驗亦需得到國際關係學的重新發現與重視。在國家間關係的宏大主題下,個人的情感、心理、個性與經驗將安放何處?在全球化的宏大敘事中,世界社會中的底層、邊緣群體和所謂的小人物的生活與命運將走向何方?為此,《迷人的國際關係》一書倡導在人文主義視角下開展「微觀的國際關係研究」,並為這種研究勾畫了未來的研究議程,其中包括但不限於:人在國際關係中的境遇問題(人的安全、人權、政治心理學、情緒研究、少數權利和原住民權利、世界政治中的記憶、領導人個性特徵研究等)、國際關係史的小人物視角與再書寫(將歷史研究微觀轉向下的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社會心態史等引入國際關係學之中),以及藝術視角下的國際關係研究等等。在全球化的大潮與中國的國際化大勢的今天,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中國人越來越多地與世界接觸,並參與到國際事務與世界政治的實踐之中。而作為反映現實與反思實踐的國際關係學與世界政治理論理應更多地借鑑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的視角與方法,在「中國與世界關係」這一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學科主題中注入更多往往被忽視的「人」的面孔與人文主義的溫度。

平衡的智慧與國際關係學的展望

《迷人的國際關係》一書以師生對話體的形式展開,語言平易近人,在理論探索的背後充滿了歷史的生動性,大量的案例分析使對話具有稜鏡觀物般的豐富感,並且如上所述全書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反思意識,這些特點使得本書讀起來給人以酣暢淋漓之感!更為重要的是,本書為初識國際關係專業以及其他學科後學們提供了一個全面認識國際關係學的知識與思想地圖,並在思想層面為過於沉迷於自身細緻入微的具體話題的研究者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為學科發展的未來勾畫出一幅充滿「平衡」智慧的圖景。

說到平衡,國際關係學應該是最講求也最懂得「平衡」了,因為我們從古希臘與春秋戰國開始便有現代所謂的「大國平衡」。《迷人的國際關係》提出的科學、藝術、人文「三位一體」的綜合思考正是體現著這種理論探索的平衡智慧。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對於「藝術的」國際關係研究的討論。這一部分從為什麼藝術在國際關係研究中被忽視這一問題切入,從正的方面討論了藝術與國際關係議題融合的可能方式,以及從反的角度剖析了其中可能的難點以及藝術的國際關係研究與藝術學(藝術史、文藝研究)的區別,從而實現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藝術視角」辯護,為邊緣的方法發聲。

實際上,當國際關係學者論及文化與軟實力等問題或概念時,便已經或多或少地談到「藝術」了。然而,站在邊緣處的「藝術視角」,藝術遠遠不止是國家對外政策與外交的工具,藝術還是人類對抗暴政、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武器;藝術(不論是藝術風格還是藝術家)不應亦不可能完全被權力統治與收編,藝術的自主性與個體的獨立性始終會存在,並在公共事務的實踐中與不同政治行為體互動,與不同思潮互構;藝術的國際關係實踐不是現實主義在文化和思想觀念領域的簡單複製,它可以揭示被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遮蔽的國家行為體的構成問題,可以參與到階級、性別與種族等不同稜鏡對於國際關係的透視過程,並積極介入到建構更為開放、包容、互通、和諧與平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平衡」那個冷冰冰的現實主義的世界。

除了為被忽視和邊緣化的藝術視角辯護外,通讀全書還包括了研究者對於各個地區間研究特色及其關照的平衡,基礎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平衡,科學實證研究與非科學(如藝術的想像的方式)研究的平衡,政治在理性(真)與道德(善)之間的平衡,在國際關係研究中追蹤最新技術的運用與回望古典做有溫度的人文的國際關係研究之間平衡,等等。實際上,作為國際關係專業的後學,簡單而言,從這些平衡智慧中得出的現實而基本的教誨便是:不固守一方,或蔑視對方,而是要持有開放包容的心態,因為前後兩者更有所屬且同樣重要。求真的「真」不是只追求所謂終極的真理,那樣會走向虛妄並失去對現實的敏銳與關懷;求真的「真」是為多元化的知識尋找與其匹配的解釋框架和評價標準。

(作者系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國際政治學系副主任

作者:趙思洋

編輯:蔣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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