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代曹氏墓及出土的獅形香熏
《文物》 2002年12期 王自力（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館員）
1995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配合西安東郊紡織城的基建工程，清理了幾座唐墓。其中3號墓為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曹氏墓，其墓室結構獨特，有11個小龕，岀土了銅鏡、雙系瓷瓶、石硯等。隨葬品中有一件獅形香熏，造型精巧別致。本文在介紹該墓的基礎上,兼論這件香熏的結構、造型及用途等問題。
一 墓葬形制
M3坐北朝南，方向178度。墓道位於墓室的南部正中，豎穴式，平面呈梯形，長3.6、寬1.48-1.76米。墓道北端為磚砌拱形頂的短甬道，長1、寬1.44米，頂已塌，東西兩壁高1.2米。甬道北端以磚封門。墓室為方形土洞式，南北長3.72、東西寬3.62米，頂已坍塌。
墓室四壁設有11個小龕，除南壁因正中為墓門，只在兩側各設1個小龕外,其餘三壁均設3個小龕，小龕為拱形頂土洞式，寬0.18~0.2、高0.45-0.5,進深0.16米。墓室及小龕內壁皆塗白灰，灰層厚0.25厘米，多已脫落。墓室用條磚鋪地，中部有方磚鋪設的棺床。棺床長3.5、寬1.84、高0.24米，周邊雕刻壺門'該墓已被盜擾，墓主屍骨已朽，棺床上有鐵棺釘及木棺痕跡（圖一）。
值得注意的是，該墓棺床設於墓室正中，與一般唐墓棺床多在墓室西部的設置不同。另外，在西壁和北壁中央的龕中，有較小的泥塑佛像。塑像雖然十分酥散，面目不清，但從其大致形象仍可辨出當為佛像。
二 出土器物
銅鏡1件（M3：l）。圓形龍紋鏡，橋形紐已殘。鏡背鑄一盤曲狀張牙舞爪的龍。直徑8.9厘米（圖九）。
雙系瓷瓶2件。侈口，平沿，細頸，圓肩，直筒形深腹，餅形足略內凹，肩部飾三道凹弦紋，有雙系。M3:5,除足部外，器表通體施黑釉。高34.9、口徑10.8、腹徑21.6、底徑15.6厘米（圖二、五：1）°M3：6,除足部外，器表通體施茶葉末釉，釉色泛綠。高36.8、口徑9.6、腹徑22.8、底徑16.8厘米（圖三、五：2）。
陶塔式罐1件。殘甚，已不可復原。
石硯1件（M3:3）。為「風」字形硯。有蓋，子母口，稍殘。石質為淺灰色細砂岩，內外皆打磨光滑。長8、寬3.6~5.9、通高2.8厘米（圖四、五：4）。
鐵香爐1件（M3：7）0外形為矮筒形，是用鐵皮箍成圓筒，再鑰焊底部而成。口沿及足的邊緣則用圓形扁鐵條加固,用例釘例合。外腹部有兩個半環形把手。內壁塗有一層較厚的白灰，鏽蝕嚴重。口徑17、底徑16.2、高9.2厘米（圖五：3）。
鐵牛、鐵豬各1件。出土於墓門東西兩側，鏽蝕嚴重，長約18厘米。
琉璃器出土於墓室西南角，已殘為碎片,有橋形、碗形、管狀等殘片。
滑石獅形香熏（M3:2） 1件。由蓋、座兩部分組成，通高12.8厘米（圖七）。
墓誌1合。青石質，出土於棺床西側正中，沒有被擾動，擺放位置與絕大多數唐墓誌置於甬道或墓門附近的作法不同。志蓋盈頂,陰刻篆書「唐故楊公曹氏墓志銘」9字。志石方形，邊長69、高13厘米，周邊以細陰線雕十二生肖。志文共34行，滿行34字。刻字較淺，又因石質風化，有多處文字海漫不清。首題「唐故振武監軍使贈內侍楊公夫人譙郡曹氏墓志銘並序」，志文稱夫人字延美，乾符二年（875年）九月廿九日卒於勝業里第，享年五十三歲，於乾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葬於萬年縣崇道鄉上傅村其夫舊至（圖六）。
三 關於獅形香熏
獅形香熏出土於棺床西側、墓誌旁邊,滑石質，白色，光潔細膩，純淨微透明，溫潤如玉，由熏蓋和熏座兩部分扣合而成。通高12.8、蓋高9.2、熏座口徑4.8、底邊長7、高3.7厘米（封三）。
熏蓋圓形，蓋面凸起，其上雕一蹲踞的雄獅，前腿直立，利爪緊扒著熏蓋，後腿彎曲作蹲踞狀。獅頭高昂，口大張，露出上下兩排利齒'瞪眼注視前方。前胸直挺，尾巴上翹，威風凜凜,頭及頸部有長而密的鬣毛，雙耳豎立一蓋的中心有一深孔，貫通獅腹直達獅口:.
熏座大致呈半球形的盒狀，斂口，平底，中空，其內腔便為燃香室。熏座腹部偏上處有一小孔，徑0.8厘米，當為通氣孔，作用在於流入空氣助燃。底為圓角方形的平底，四角雕出四條凸出的扉棱，每條由四個呈三角形的葉狀片層層疊壓而成，以象徵山巒，當是漢以來博山爐雕塑山巒的遺風（圖七）。
與此相似的獅形香熏在河南偃師杏園村唐李郁夫婦墓（武宗會昌三年，843年）中也出土了2件，其中1件缺蓋。亦為白色滑石質,由器蓋、器身、器座三部分組成，完整的一件通高24厘米（圖八）。二者相比,李郁夫婦墓中的獅形香熏器蓋和器座與曹氏墓中的相同，但其中間多了一個刻有三條盤龍的圓筒形器身。
上述的獅形香熏，皆以潔白的滑石製作,整體拋光，將香料置入其中，焚燒時香氣便可從獅口中飄逸而出，設計巧妙，別具匠心。再從器表看，皆有長期使用而磨損的痕跡，不應是冥器，而是實用器:其內部結構的設計，也正符含了實用的要求。孫機先生曾指出：早期的豆形熏爐，爐身較淺，蓋較平，往往在爐身下部；或底部鏤有進氣孔，而在爐蓋上鏤有出煙孔這是因為早期的香料為草本植物的茅香之類，乾燥後本身可點燃。這種鏤有許多孔的熏爐結構便於香草充分燃燒。後來一種來自外域的香味更力濃郁的香料逐漸取代了茅香，進口香主要為龍腦、蘇合等樹脂類香料,與茅香比，其燃熏方法也不同，需置於其他燃料（如木炭）上熏燒。不同的香料要求熏爐的形狀也不同，熏燒樹脂類香料的熏爐,爐身要做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樹脂類香料放在炭火頂上,使之徐徐發煙。漢代一些香爐的設計已將爐身下部的進氣孔縮成很窄的縫隙，甚至往往做成封閉的；同時將爐蓋增高，在蓋上鏤出稀疏的小孔，以適合這類香料的需要叫唐代滑石質獅形香熏則可以說把這種結構發揮到了極致:其底座上部只留一個小孔作為進氣孔,這樣就使爐腹下部的炭火層通風不暢,只能保持著緩慢的陰燃狀態，同時避免了炭火太旺，炭味太濃的弊端;蓋子做成獅形，增加了高度，氣流需通過較長的獅子腹內的孔道，最後從獅子口流出。這樣，由燃燒產生的上升氣流便會挾帶熏爐上層的香菸集中從獅子口中散發，使香氣經過了過濾，更為純正和濃郁。可見獅形香熏的這種結構正適合樹脂類香料發煙的需要，真正達到了內部結構和外表造型的完美的結合。
獅子，古稱狡猊，又稱師子原產於非洲和亞洲西部等地。佛教將獅子當作「護法神」之一，在各地的寺廟和石窟中，獅子的形象隨處可見。
獅子和香爐出現在一起，見於大量的佛教造像中，如北齊天寶二年（551年）的坐佛九尊碑像，釋迦佛下置一蓮花香爐,兩旁一對獅子，各抬一前爪舉向香爐叫唐顯慶五年（660年）比丘尼行儒造阿彌陀三尊像，其下層中間雕一力士手托香爐，兩旁各一獅子，相對而蹲叫這類組合不勝枚舉，其布局基本為中間一香爐兩旁為獅子。唐代還有一種長柄獅子鎮金屬香爐，也算是將獅子和香爐合為一體的實例。唐代名僧神會和尚塔基，出土了一件銅長柄獅子鎮香爐，由爐身、爐座及長柄組成。長柄的末端，有一蹲坐於蓮花寶座上的鎏金獅子。神會卒於乾元元年（758年），永泰元年（765年）入塔葬叫神會墓出土的香爐與同時出土的銅淨瓶及陶缽為一套實用器，系神會生前使用，死後隨葬的佛具，香爐顯然用於禮佛。
既然獅子和香爐都與佛有關，那麼，由獅子和香爐合為一體的獅形香熏多少也應帶有一點佛教色彩，至少可以認為,這種造型的岀現是受到了佛教藝術的影響或啟發。
這件獅形香熏做工精緻,應是日常生活薰香的用具。薰香習俗，漢代已盛，三國兩晉時士族「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幾乎成為一種時尚。唐亦如此，大至宮廷朝會,小至家居生活都要薰香。有身份地位的人還講究用熏爐焚香熏衣。皇帝的御衣，每天都由宮女熨燙、香熏，熏衣時，於熏爐上再套放一個鏤空的籠子即熏籠，然後將衣物放在上面熏之。「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微微」，為此，宮女「斜依熏籠坐到明」。達官顯貴家中也如此，唐人蘇芻在《杜陽雜編》中講，宰相元載家晾曬羅紉綺繡，下面放置二十枚金銀爐薰香，而且「皆焚異香」。可見用來熏衣的香熏多為金屬類，而且有配套的熏籠。
曹氏墓出土的獅形香熏為滑石質，且共出的器物中並不見熏籠等熏衣所用的配套用具，從其結構看也不宜用來熏衣。其具體的用途當是燃香使室內空氣清香宜人，同時也有驅趕蚊蟲、辟穢祛邪、滅菌消毒的功用。
唐代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香熏，至少有置於香案上的香熏、放於臥褥中的香毬和用於佩身的掛熏等等。從其形制看，這件獅形香熏當是擺放在室內的香案上，使用木炭等燃料,放置龍腦、蘇合等樹脂類香料熏燒發煙的日用器具。
唐宋以來的文獻中稱獅形香熏為「金猊」、「香猊」、「寶猊」等。猊,即狡猊，是「獅子」古時的別稱,「金猊」本意為塗金的狡猊，借指塗金為狡猊形象的香熏。晁采《寄文茂》答采贈發詩云:「几上金猊靜不焚，匡床愁臥對斜噫。犀梳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全唐詩》卷八百，名媛二）即點明了獅形香熏的擺放位置。宋代女詞人李清照《鳳凰台上憶吹簫•離別》有：「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人未梳頭，任寶奩閉掩，日上簾鉤」的描述。從唐宋詩詞中不難看出，獅形香熏主要用於日常生活中，還往往是女子閨房的用品，考古發現也證明了這一點。上述出土獅形香熏的兩座墓葬，墓主人即為女性。
需要注意的是，一種物品往往有多種用途，因而不排除獅形香熏也用於家中的拜佛求神等宗教活動中。
這件滑石質獅形香熏岀土於楊公夫人曹氏墓中，從墓葬的現象看，墓主人與佛教不無關係。該墓小龕中有供奉的泥塑佛像,墓中出土的鐵香爐也許與禮佛有關。此外，墓誌中記載楊公死後，「夫人曠朗孤居」，為解愁化悲而「摟心釋老」，墓中出土的獅形香熏或許也作為禮佛用具，但它卻不應屬於專門用於宗教活動的佛具之類。
攝影:王磊 王保平
繪圖:寇小石
拓片:張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