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在當時的世界上都處於領先地位。世界各國商人、學者、僧人、旅行家、官員等不斷入唐交流、學習或經商。在唐朝國力最鼎盛的開元年間,與之有政治外交、商業貿易和文化學術交流往來的國家數量高達七十多個。
在唐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裡，日本正式派往唐朝的使團達十九次之多。其中，規模最大、使團人數達五百人以上的三批均在開元、天寶年間入唐。
禮尚往來，唐朝的商人、學者、僧人等也紛紛出國交流。當時出國者有四種情況:一是由政府派遣,執行指定任務；二是自發出國經商、求法等；三是受外國政府邀請；四是因為戰爭失敗被俘,由於有某些特長被外國留用。
一代高僧鑒真就是唐朝出國交流的優秀代表之一。
鑒真出生於武則天執政期間。武則天實行崇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在女皇的治下，佛教蓬勃發展，誕生了一批在佛學領域卓有成就的高僧。在濃厚的佛教文化氛圍影響下，鑒真從小就萌生了皈依佛門、潛心佛法的願望。14歲那年，鑒真在家鄉揚州大雲寺正式剃度，成為一名虔誠的佛門弟子。
四年後，高僧道岸雲遊路過揚州大雲寺，在那裡見到了鑒真，並與他進行交流。鑒真對佛學禪理的執著追求和良好的領悟能力，給道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鑒真只身前往光州（今河南光山縣）大蘇山拜訪道岸。道岸覺得鑒真勤奮好學且德行高尚，便為他授戒。
在大蘇山學習了兩年之後，鑒真跟隨道岸前往都城長安弘揚律法。在到長安之前，鑒真先在洛陽度過了一年光景。當時的洛陽，名剎林立，高僧雲集，佛學研究十分興盛。鑒真在這裡遊覽了中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觀摩了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石像，真正開始接觸和感受到佛學。
鑒真來到長安後，經道岸推薦，拜另一位佛學造詣深厚的高僧弘景為師。在名師的指導和影響下，鑒真的佛學造詣越來越深，尤其精通戒律。
唐朝的首都長安,是當時亞洲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鑒真的故鄉揚州,也居於很重要的地位。唐朝和各國往來的水陸交通都很通暢。陸路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可經由南北兩路,越過蔥嶺到達中亞地區,向南可以抵達印度,向西可以抵達阿拉伯。海路從廣州出發,可通過南海,由經馬來半島,向西抵達印度，再到波斯灣。從登州、揚州、楚州、明州、福州、泉州等港口出發,東渡可以到達朝鮮、日本。
無論是長安，還是揚州，都居住著成千上萬的各國商人、官員、學者、僧侶、工匠、旅遊者、商販等。國際化的城市氛圍，使得鑒真具備一般人所不及的開闊眼界。在長安研習佛學期間,鑒真無論在見聞上，還是在學業上，都有很大的收益。不僅向當時的高僧融濟、義威、大亮、遠智等學習了律學經典,更重要的是，大唐帝國強盛、繁榮、對外開放的文化氛圍, 不僅為鑑真提供了淵博的知識及深邃的佛學思想,並且培養了他寬廣、大度、開放、堅毅的偉人氣質。這種氣質對他一生的行為造成了極大影響。
鑒真不拘泥於門派之見，融合各家長處，遍訪高僧，聆聽融濟、義威、大亮、遠智、金修、等律宗高僧講律。他博覽群書，勤學好問，學習佛學、醫學、建築、雕塑、繪畫等各門類知識，這不僅為他南歸揚州講律授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他東渡日本準備了充足的條件。這一時期的日本，也亟需鑒真這樣的中國高僧前往弘法。
從剛剛進入奴隸社會開始，日本就十分注重與中國的交往。中華文明對於日本的文明進程起來到積極引領和促進作用。到了唐朝，日本從政治制度、科技文化、書法繪畫、音樂美術諸方面,都有意識學習仿效中國。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國和日本的交往從來都沒有如唐代那樣興盛。這是長期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不斷傳入日本所產生的影響。
中國與日本雖隔海相望，但由於海上航線的開通和海上航運事業的發展，早在西漢以前兩國就開始了互相間的聯繫。公元六世紀，佛教通過朝鮮傳入日本,並且很快就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和能讀經的僧侶，基本上都通曉漢字。因而在佛學文化方面,中國幾乎是日本佛教的惟一源泉。日本常常通過朝鮮僧人吸收中國譯出的佛典,了解中國佛教的宗派,學習佛寺的規制、禮佛的儀注等。隋唐時期,大批留學生、學問僧乘船渡海,直接從中國學習佛教和其他文化知識。本章第二節中所提到的圓仁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圓仁到中國學習佛法是鑒真東渡之後的事了。在他之前，已經有大批日本僧人來過中國。
玄宗天寶元年，日本遣唐學問僧榮睿和普照來到了揚州大明寺拜見鑒真。這時，距鑒真自長安學成歸來已經過去了二十九年。
在這二十九年間，鑒真以揚州為中心，在江淮一帶從事佛教活動和社會活動。鑒真除了四處宣講佛教戒律、建立寺舍、造佛塑像、縫衲袈裟、救濟貧病、抄寫經卷、度人授戒外，還廣收門徒，他的弟子遍布四方、人才輩出。當榮睿和普照來到中國時，鑒真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律學權威，被尊稱為「江淮化主」。
榮睿和普照此行，目的正是為了邀請鑒真東渡日本，講律授戒，弘揚佛法。
聽了榮睿和普照的來意，鑒真說道：「日本國的長屋王（日本皇族，政界要人）崇敬佛法，造了一千件袈裟，用來施捨給該國的高僧大德以及普通僧眾。他在袈裟上繡著四句話，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通過這一點，可以說明，日本真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啊。」說完，鑒真當即徵求在場弟子的意見：「你們這些隨我學習佛法的弟子，有誰願意接受日本國的邀請，跟我一道去弘揚佛法？」
眾弟子都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弟子祥彥才說：「日本國離大唐太遠了，而且海上風高浪急，要想渡海過去，恐怕連性命都很難保全。去往那裡的人，一百個裡頭，估計連一個都到不了。」
當時，雖然造船技術已經比較先進了，但是，指南針技術還沒有應用於海上航行，人們對於季風規律的掌握，尚不足以全面應對洶湧澎湃的波濤和變幻莫測的天氣，穿越東海時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故。因此祥彥的話並非誇大其詞。
鑒真也深知東渡的危險，但為了弘揚佛法，他態度堅定的對眾弟子說：「這是為了弘揚佛法，怎麼能夠貪生怕死呢。既然你們都不願意去，那麼我就自己去吧。」
看到師父鑒真的決心異常堅定，眾弟子深受感動。祥彥、道航、思托、如海等二十多名弟子當即表示願意追隨他東渡日本。
鑒真之所以決心東渡日本，除了普渡眾生的佛法思想和榮睿、普照的邀請之外，時代和社會環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鑒真成長在國力強盛、文化繁榮的盛唐時期。開放的外交政策和頻繁的對外交流，無疑影響了鑒真，同時也讓他在無形中意識到與外國人友好交往並傳播文化的重要性，進而做出六次東渡日本的壯舉。
當時，由於沿海一帶經常有海盜出沒，朝廷嚴禁民間私自造船渡海，所以鑒真和榮睿、普照以及同行弟子的東渡準備只能秘密進行。當眾僧人造好船隻，備好糧食和經典、佛像、佛具、漆器、玉器、銅器、藥材、香料及一些渡海物資，準備揚帆起航時，意外出現了。因為有人告密，他們的渡海計劃被官府知曉了。事情的大致緣由是，道航說鑒真的高麗弟子如海學問不夠、德行不高，不適合一同去日本弘揚佛法。如海聽了道航的話後勃然大怒，便到衙門誣告道航等人造船出海、與海盜勾結。結果，道航、榮睿、普照等均被拘禁，所造船隻也被沒收，鑒真的首次東渡計劃以失敗告終。
官府查清事情原委後，釋放了被捕的僧人。榮睿和普照不甘心就此作罷，於是再度拜見鑒真，希望他仍能率眾弟子東渡。鑒真佩服二人的意志，也為他們的執著的誠懇所感動，決定再次東渡。
經過六個月的周密準備後，鑒真又一次率領榮睿、普照等八十五人,攜帶各種物品,駕著從嶺南道採訪使劉巨鱗那裡買來的軍船,從揚州出發，舉帆而下，啟航東渡。他們的船剛行駛到長江瀏河口附近當時名叫狼溝浦(今江蘇太倉狼港)的地方,就遇到颶風,船觸礁沉水,風浪幾乎將全部物品捲走,八十五人困守荒灘,修理船隻。後由瀏河口出長江繼續渡航,但風向側襲,船開到五嶼(今浙江下嶼山)停留一個月後又繼續行駛,剛出港遇到東北逆風,船觸礁而碎,一行人棄船登岸,飽受艱辛,後被明州(今浙江寧波)官府發現接到阿育王寺居住。這樣,第二次東渡在剛出航不久就遭到了挫折，失敗了。
鑒真在阿育王寺住下來之後，附近寺院的僧人聞訊而來，紛紛懇請他去講宣律學，設壇授戒。鑒真於是帶領弟子們週遊各寺，並乘此機會四處化緣，為第四次東渡籌集資金、置辦物品。
在阿育王寺度過一年多後,鑒真決定開始第三次東渡。由於江浙一帶不便出海，鑒真計劃從福州出發，並派人先行去福州購船和採辦物資,隨後又率弟子前往福州,走到永嘉郡(今浙江溫州)後, 由於揚州的信徒們擔心鑒真東渡可能會危及他的性命，從而給律宗在江淮一帶的弘法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揚州各大寺院的三綱（即三個主持佛寺的僧職上座、寺主、維那），聯合向官府申訴，請官府出面阻攔。最終，鑒真一行被官府派人追到永嘉禪林寺，半途截回揚州。官府因害怕鑒真再次東渡，索性將他軟禁起來。這次東渡又以失敗而告終。
天寶七年春季，榮睿、普照從同安郡來揚州，懇請鑒真起身東渡。這時鑒真已經年屆六旬了。但他仍然充滿信心，重做東渡準備，積極造船，籌備辦理各類東渡物資。這次東渡隊伍一共三十五人，從揚州出發，到了常州界狼山又遇到風浪，後來至越州界三塔山和暑風山各停住一月。到了十月間，鑒真一行再度啟航，航行不久，又趕上狂風巨浪，在海上漂流十四天，經過無數險阻，竟然漂流到海南島的振州（今崖縣）。在那裡，鑒真一行得到地方官員的護送，向東行駛經過萬安州（今萬寧），然後取道澄邁渡海到雷州，又從雷州經過廣西的藤州、梧州再到桂州。在桂州留住一年，鑒真受邀前往廣州。途經端州龍興寺時，榮睿患了重病，最終不治身故。鑒真深感哀痛。為榮睿料理完身後事，鑒真到廣州住了一春，又往韶州，停住開元寺。
普照在這裡辭別鑒真，向嶺北去明州阿育王寺。臨別，鑒真和普照相對而泣。四次東渡失敗帶來的打擊，與榮睿驟然去世導致的傷痛交織，再加上旅途中飽受暑熱之苦，鑒真突發眼疾，終致失明。
鑒真在開元寺小住一段時間後，又繼續啟程，在從大庚嶺去往吉州的途中，他的弟子祥彥又死於船上。榮睿始終在為推動鑒真東渡作不懈努力，祥彥最早支持且始終追隨鑒真東渡。他們的去世對鑒真來說是連續而沉重的打擊。然而，鑒真並未因此而停下前進的腳步。他帶著其他弟子和隨從，向北行經江州（今九江）乘船到江寧（今南京）。揚州的弟子到棲霞山迎接鑒真，重返揚州。這一趟水陸行程往返一萬餘里，時間漫長，顛沛流離，還損失了兩名東渡的得力助手。這是鑒真東渡所遭受的第五次挫折。
轉眼間，距離第一次東渡已經過去了11年。鑒真此時雖已年近古稀且雙目失明，但依然沒有改變東渡的初衷。這一次，鑒真跟隨以藤原清河為大使、以吉備真備為副使的遣唐使船東渡。一同隨行的還有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的日本著名學者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跟隨鑒真成功東渡的弟子中，除了中國的僧人之外，還有兩名泰國僧人和一名柬埔寨的僧人,一共二十四人。三個外國僧人,分別是造寺、雕像、塑像方面的專門技術人員。
在出發之前，鑒真從日本遣唐使那裡了解到日本佛經儲備的詳細情況,儘量多帶一些佛經,以適應在日本傳教的需求。當然,還少不了食物、藥草之類。
這次的航行一開始比較順利，但中途風暴突起，船隻在翻江倒海的波濤中上下顛簸。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所乘的船漂流到了安南，歷盡艱難後又回到長安。鑒真乘船幸運地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兒島。在歷經五次挫折失敗之後，鑒真終於實現了東渡日本的夙願。
鑒真一行到達日本後,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歡迎。聘請鑒真第六次東渡的遭唐副使吉備真備以天皇使者的身份,向鑒真宣讀了孝謙天皇的詔書,授予傳燈大法師稱號（日本僧位最高階）,並宣布,鑒真在日本授戒傳律,享有自主優先的權利和尊榮。
日本朝廷如此重視鑒真，是有原因的。在鑒真東渡之前,日本佛教雖然盛行,但制度缺失嚴重。正式僧人也因缺乏「三師七證」（ 是三師與七證師的並稱。指僧尼受具足戒時，戒場必須具足的戒師人數。又稱十師、十僧）的程序,而不能通過受戒取得資格。鑒真是律宗創始者道宣的傳人,再加上在國內有度人、授戒逾數萬的豐富經驗。他的到來,可以幫助建立正確的傳戒規範。
此外，還有潛在的政治原因。當時的日本，正處於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階段，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普通百姓的生活難以為繼。沒有稅賦壓力的寺院漸漸成為人們的避難所。於是，有不少百姓想法設法進入寺院討生活，私度、自度的僧人日見增多。寺院經濟嚴重影響了國家和奴隸主貴族的利益,加之僧人素質低下,使得日本的宗教風氣極度敗壞，從而導致社會世風日下。
因此，日本朝廷亟需一位既能整肅僧紀、僧綱,又有較高社會聲望的高僧,以期通過推行佛法,在全國範圍內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進一步鞏固天皇的神聖地位。
在當時的日本統治者看來,鑒真當然是最理想人選。
從此,鑒真開始了傳戒講律等一系列佛事活動。到達日本當年,鑒真在東大寺盧舍那殿前立戒壇,天皇首先登壇受菩薩戒，接著依次是皇后、皇太子登壇受戒，同時，還有四百多名僧人受戒。還有原來受過戒的八十多名僧人,舍掉舊戒，由鑒真重新授戒。
除了日常的傳經授戒等一系列佛教活動之外，鑒真還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唐招提寺是鑒真東渡帶去的弟子如寶設計並率領信徒，耗時六年，建成的一座極具唐朝時代風格的佛教建築。時至今日，儘管這座輝煌的建築已大部不存,但僅從殘存下來的金堂和講堂來看，那也是首屈一指的建築藝術珍品。它不但可以稱得上是天平建築的代表作,即使以現代標準來衡量,也是建築史上的傑作。
鑒真東渡對於日本所帶來的改變和進步，不僅限於佛教一方面，還在文學、藝術和醫藥等多個方面有所體現。
鑒真東渡時，隨行帶去了包括王羲之書法在內的精品字帖。這些字帖深受日本皇室成員喜愛。孝謙天皇為唐招提寺題寫的匾額就是學習的王羲之書體。日本的書道講究飄逸靈動，其風格形成正是在這一時期。這無疑是受到了鑒真所傳字貼的影響。
鑒真還把一些重要的藥材原料，以及中藥鑑別、炮製、配方、收藏、應用等技術一起帶到了日本。鑒真到日本不久,便治好了光明皇太后所患的一種比較難治的疾病。此後，他經常為患者治病，無私的向人們傳授醫學知識。鑒真和他的弟子在日本播下了醫藥種子。迄今為止,一些秘方在日本還有流傳,如三陳丸,治患冷方,治冷疾方,患熱病方,患痢方,心痛方,霍亂轉筋方等等。
朝廷曾將各種藥物請鑒真甄別真偽。聖武天皇生病時,曾有一百三十六個禪師被請去診治,其中就有鑒真和他的弟子。聖武天皇病癒之後，鑒真和弟子分別被封為大僧都及律師。
鑒真為日本的醫藥學奠定了基石,在日本醫藥界享有崇高威望。公元十四世紀以前,日本從事醫藥工作的人,都視鑒真為漢方醫藥始祖、日本之神農,現代日本人還稱鑒真為「日本東洋醫學的先達」。
鑒真在日本期間，為了弘揚佛法日夜操勞，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再加上六次航海東渡途中的辛苦，這—切都嚴重地影響到他的身體健康。東渡日本十年之後，鑒真安排好後事，然後在唐招提寺圓寂，享年七十六歲。
鑒真六次東渡，是在非官方支持的情況下進行的航海活動。這從側面充分反映出，在唐朝時期，即使是在官方明令禁止的情況下，民間造船業和航海活動仍然是非常廣泛而普及的。
鑒真東渡，將當時中國在藝術、文學、醫藥、宗教各個領域所達到的高度成就,都傳播到日本,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對於日本社會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響,都是重大而且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