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和尚現在是中日友好中的著名古人了。我想從有關他的一件事談起，談一些與他無關的話；並不是想湊熱鬧或押冷門，只是讀書有感提供參考。
九十九年以前，即一八八一年，英國牛津出版了馬克斯・穆勒校刊的《日本所得佛教典籍》第一本，《金剛能斷》即《金剛經》的梵文原本。前面有校者敘述獲得幾種梵本的經過。他先在一八七九年從日本得到《（小）阿彌陀經》，在一八八0年校刊於英國亞洲學會會刊，隨即又得到這部《金剛經》和《心經》和唐朝義淨的《梵語千字文》等等。還有日本收藏的用柬埔寨字母和緬甸字母書寫於貝葉的巴利文佛經以及僧伽羅文片段等寫本。在這篇文中有一段是：
短的陀羅尼，名為《尊勝小心咒》，是抄寫本，原件為塗銀的深藍色紙，是著名的中國和尚鑒真所寫，他於公元七五三年到日本，成為律宗的建立者。原件屬鑒真所修建的唐招提寺，在大和的奈良。
後面列舉日本所藏梵本時又有一段說：
唐招提寺，在大和的奈良：深藍色紙，銀字書寫，其中有公元七五三年到日本建立這寺的鑒真所寫的陀羅尼；由兼松和太田抄錄來。還有些咒語也在同一卷寫本中，沒有抄來。
這是有關鑒真的兩段話。此外還有關於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和尚將梵本傳到日本的記載。
這部《金剛經》的校刊依據共有四個本子，在書中各附書影一張。一是直行，有悉曇字母的梵文原文，漢字譯音，漢文直譯，鳩摩羅什漢譯，達磨笈多漢譯，五種並列對照。二是只有梵文，與上一本同出一源。三是俄國聖彼得堡的帝國科學院所藏的西藏木刻印本，橫行，有梵文原文，藏文音譯，藏文譯本，並列對照。藏譯已在一八三七年校刊。四是從北京得到的木刻硃紅印本，橫行，只有原文。由此，校者馬克斯・穆勒認為中國必尚藏有很多佛經梵文寫本。
《金剛經》梵本刊行後，《日本所得佛教典籍》第二本在一八八三年刊行，是《無量壽經》附《阿彌陀經》。馬克斯・穆勒在序中說曾見到中國創辦金陵刻經處的楊文會（楊仁山），托他回中國訪求梵本。九十幾年來，我國果然陸續發現了大量梵文寫本。不但佛教經典，還有其他，也不只梵文一種語言的文獻。例如德國人從新疆吐魯番得去的一些殘破的寫有梵文的貝葉就在一九一一年由呂德斯校刊出來，原來是三部宣傳佛教的戲劇殘本。這在印度文學史上算是一件大事。隨後，西藏收藏的梵本也在國際上知名了。印度的羅㬋羅（他著重的是梵文論藏）和義大利的杜奇（他著重的是圖像和梵藏文本）都得了些攝影（羅㬋羅），甚至原物（杜奇）。這些都在印度、歐洲、美國、日本陸續刊印中。此外還有不少在印度及其他地方的佛教經典梵文本也不斷校印出來。當然，沒有校印而尚在收藏中的數目更多。美國有個圖書館在搜羅這類寫本，縮微收藏，供人利用。
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以前，我國文物流出國外的究竟有多少，是些什麼，恐怕沒有全面調查和統計的目錄。單是從一個敦煌流落出去的古籍數量就不少。不說弄回來，至少弄個目錄出來吧。不說「文物」，就只管「文」吧。有志於此並且為之努力者，我接觸到的有鄭振鐸、向達、王重民、陳夢家。不幸 這四位確實是都遭遇了不幸——他們都去世了，想做的事都沒有完成，真可痛惜。我們現在想知道海外流落的我國文物，還是多半只得向外國去找信息。當前國際上圖書館和博物館都已逐漸以現代技術連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網，調查以至複製、縮微，技術上比從前應當是容易得不知多少倍了。何況我們目前首先需要的只是已刊出和未刊出的中國古籍目錄（文物中「物」比「文」更難得），難道這也要外國人替我們做嗎？難道在外國已經做了的各種中國善本目錄，我們也不能有一全份供有關研究者參考嗎？
以上這段話已經是題外了，下面還想講幾句離題更遠的話。
近些年來國際上研究中國比以前所謂漢學研究大有不同了。一九0四一一九二四年法國人編的《漢學書目》五卷共有四四二七頁。一九五八年袁同禮在美國刊出的續編有七二九頁。一九六四年英國出版的漢學論文索引有五七八頁。一九七八年美國出版的關於「近代中國社會研究」的目錄有三冊，就書目本身說，歐洲語的五四0頁，日本語的三五四頁，漢語的五九0頁。這僅僅是一個方面的著述目錄。究竟別人研究了我們的什麼，出版了什麼研究資料，難道我們不應當知道而且不斷了解新的情況嗎？這也能一直靠外國人編目給我們看嗎？
從鑒真傳梵本談起，已經談到離題萬里了，可是我還想多走一點，也許是繞回了原地。
馬克斯・穆勒在校刊《金剛經》的序文末尾說了這樣一番話：「中國佛教徒能得到足夠的梵文知識，和印度佛教徒談論並且從他們學習佛教玄學的含意，這真是個奇蹟。同樣令人驚奇的是，印度佛教徒竟能學會中文以至於能夠在那種語言中找出佛教及其哲學的抽象哲學術語的準確翻譯。就我所見，我懷疑即使是最好的中國學者從即使是最好的譯者的譯本中能得到《金剛經》或類似的書的準確理解，除非是他們能先讀梵文的原本。我的兩個學生（按：指日本的南條文雄和笠原）這樣做了以後，常常發現能更好地理解玄奘等人當初想表達的意思，而在這以前他們似乎不能從漢譯發現確切的可譯出的意義，儘管他們對經文差不多都能背誦。」這位學者由日本和尚幫助得到梵本，又靠漢譯把它校刊出來，又照他所了解的原文譯成英文，收在他主編的《東方聖典叢書》中。
不管他的了解如何，他這段話不無道理。漢譯佛教文獻仿佛是原文的複製品，確實還不如原文易讀；從原文確可以更好理解譯文，對照讀來別有意趣。我們講了一千幾百年的佛學，多半是中國佛學；究竟原來印度人講的什麼，怎麼講的，現在原書陸續出來（巴利語的早已刊行全藏），應當可以重新用現代人能懂的話講講，由此也可對照出古代中印譯者以及譯本的長處和短處。這不僅是文獻整理工作，更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從這裡面可以作宗教的（中印佛教異同），哲學的（中、印、西方文化思想異同），語言學的（不同語系的梵文和漢文、藏文如何對譯的潛在語言關係）研究，而且這對於了解當前印度及一些鄰國的民族社會心理和民情風俗等不易隨經濟制度迅速改變的部分意識形態也會有所幫助。可是話說回來，宗教典籍可否有選擇有分析地出版呢？古籍刊行社出版過《百喻經》，大概因為那是魯迅印過的。宗教的書中有些是史料、文獻、哲學論著和文學作品，並不都是鴉片。宗教書未可與宗教等同，老子的《道德經》是道教經典，並不等於道教。教理和教會是有區別的。我這樣說是否有為毒品辯護之嫌呢？
正是：
鑒真東渡．梵本西行！九十九年，一彈指頃。
（原載《讀書》一九八0年第六期）
摘 自: 《金克木集》第 3 卷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