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鋪里，幾乎看不到女性
女性進入茶鋪
一個社會進化的程度，就是看這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態度。在晚清，窮人和婦女都是屬於「弱勢群體」。
清末是一個過渡時期，茶鋪從一個男人世界逐漸向婦女開放。李劼人的小說《大波》便描述這個轉化的早期情形。當主人翁楚用與他的情人黃太太路過勸業場的益春樓，他請她進去喝茶，李劼人寫道：
中等人家婦女到宜春吃茶，也和到少城公園幾處特設茶鋪吃茶一樣，已經成為風氣。不過打扮出眾、穿著考究的上等社會的太太奶奶們，還不肯放下身份，在這些地方進出。黃太太比郝家、葛家的太太們開通潑辣，少城公園的茶鋪進去過幾次，宜春、懷園，同勸業場對門的第一樓，幾次想進去，還是覺得不好意思。
「特別座不好去。你看，都是男賓，窗口又大敞著，人來人往的。」
「那嗎，到普通座去。那裡就有女賓。」楚用掉頭向東邊那間人聲嗡嗡的大房間看了看。「喏！還不少哩!」
在成都，直到晚清新政和1902年警察的出現，社會習俗限制婦女到茶館吃茶。即使是在晚清城市改良的浪潮下，新規則仍然要求「良家婦女」遠離茶鋪。當然，婦女也非完全被排斥在茶鋪之外，她們可以到茶鋪買開水熱水，或者去那裡燉肉熬藥。其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一般人家燒火用水都不方便，特別是燉肉熬藥需要用火的時間比較長，經常都利用茶鋪來解決。
年紀大的婦女限制較少，社會對未婚婦女或少婦的公共角色更為關注。另外，人們對中產及以上家庭婦女的拋頭露面更感興趣，下層婦女有更多機會出現在街頭，人們已見慣不驚。
男女分開
人們對禁止的事物總是充滿著好奇心，官方總是以種種原因禁止其所不願意人們看到的東西，但是往往卻使人們更趨之若鶩。
1906年，可園成為第一家允許婦女進入的茶館戲園，但這引來了眾多的好奇者，他們在門口引頸圍觀衣著光鮮的富家女子，由於過分擁擠影響了交通和公共秩序，結果不久警察便禁止了婦女入園看戲。
同年，雖然悅來茶園允許婦女進入，但使用不同的進出口，男賓從華興街正門入場，女賓在梓潼橋西街的側門進園。
而且座位男女分開，男在堂廂，女在樓上，前面還拉上帘子，但帘子上晃動的女人風姿的影子，仍然引起樓下男人的無限遐想。
最好的位子是堂座前面的包廂，用帘子分開。後來包廂取消，樓廂的帘子也拆了，於是男女可以互相觀望。
樓廂下面稱「普通座」，價格最廉，每個座位後面加了一個木板以放茶碗。還有十幾個「彈壓座」，為維持秩序的士兵準備的。
可園和悅來都是改良茶館，成為當時成都公共娛樂的新形式，但其主要是為中產以上階層服務。
婦女能夠進入茶鋪，是成都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開始，進入茶鋪的婦女不得不有極大的勇氣面對人們的閒言碎語和好奇的目光，到辛亥革命時，中上層人家的婦女到茶鋪看戲已不足為奇。
在《大波》中，李劼人描述了楚用與黃太太去悅來茶園的情形：
那天，是楚用特邀約她到悅來戲園看京戲。演戲當中，楚用在男賓堂座內寫了一張字條，叫服務的幼童送到女賓樓座上給她，蠶豆大的楷字，寫得一筆不苟：請她不要吃點心，散戲後他在梓潼橋西街女賓出口處等她，一同到勸業場前場門口去吃水餃。
因為她從樓欄邊向著楚用微笑點頭，表示同意，還引起堂座中好多男賓的注目；並引起服務女賓的一個老媽子的誤會，故意來獻殷勤，問她要不要給楚用送個紀念東西去；甚至引經據典地講出某知府大人的姨太太、某知縣大老爺的小姐、某女學堂的幾個女學生都是在這裡搭上了男朋友，都是她同某一個幼僮傳書遞柬送紀念品的。
黃太太當時又好氣又好笑，還故意給那老媽子開個頑笑，湊著她耳朵說：「那個小伙兒早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們的交情正釅哩！等我耍厭煩了，二天要另找新朋友時，再請你拉皮條，只要服伺得這些太太們喜歡，錠把銀子的賞號不在乎的！」還逗得那壞東西連屁股上都是笑。
這個情節發生在楚用與黃太太有染之前。他們是親戚，所以一起去茶館戲園並無什麼不妥。儘管他們坐在不同的區域，但男女仍然可以相互看見，還可以通過茶鋪僱工進行傳遞信息。
雖然這只是一個小說的情節，但提供了辛亥革命前夜日常生活非常生動的描寫，我們看到了人們在茶館戲園中有怎樣的行為。這個描述顯示，茶館戲園成為一個上等人家男女社交的場所，看戲、喝茶、品嘗小吃等。悅來茶園的口岸非常好，離新開辦的商業中心勸業場很近，在演出之後，人們可以很容易繼續進行他們的夜生活。
茶鋪成為兩性間社交的極好場所，李劼人描寫的這個場景顯示，茶鋪雇員可能為那些「茶館戀人」充當皮條客。對這種現象的描述不乏其人，也引起社會關注。
茶館戲園是最早允許婦女進入的公共場所，但是其他茶鋪很快便緊跟這個新趨勢。雖然婦女對進入茶鋪與陌生男人共處一室仍然是很猶豫的，但她們也想抓住這個機會享受在公共空間的自由。
婦女還給茶鋪帶來了更多的生意，例如當臨江影戲茶園生意不好時，它請求警察允許婦女進入，但沒有被批准。賽舞台茶館演出雜技生意原來很好，但在婦女被禁止進入以後，觀眾大減，演出只好取消。
1911年的《通俗日報》透露悅來茶園由於有女賓，故生意興隆，該報還強調如果萬春茶園允許女客，生意將會翻番，顯示了女客和茶館利潤之間的密切關係。
「婦女不可聽戲」
婦女進入公共空間和茶鋪，經歷了許多障礙，這些障礙不僅來自傳統觀念對婦女公共角色的束縛，而且還在於改良精英在婦女問題上的保守態度。
1910年的《通俗日報》發表的一篇題為《婦女不可聽戲》的文章便表達了這種精英改良者的矛盾心情。作者對世風日下十分失望，抨擊戲班子為吸引觀眾而上演「有害」的節目。
在作者看來，觀眾看戲應該欣賞的是服裝、表演以及唱腔，但茶鋪中的氛圍卻與這些格格不入，「叫好的，拍掌的，不用問，必是淫戲」。更有甚者，演員「手提著褲子，口咬著手巾，哼哼唧唧……那一種聲音，叫人聽見，真不好受。甚至帳子動彈，解懷露胸，笑迷迷的眼，紅敷敷的臉，嘴對著嘴兒，手拉著手兒」，按作者的話說是上演一場「活春宮」。
作者還攻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主張是「邪說」。對於婦女不喜歡看「改良新戲」、「文明新戲」而擔心。女客吸引更多的男客到戲園，他們到戲園醉翁之意並不在看戲，是那些衣著光鮮的女人們使他們大飽眼福。
在演出過程中，男女在趁喝彩之時，暗送秋波。作者希望那些涉世不深、單純的「良家婦女」，不要到戲園，以遠離不良影響，家裡人也應對其進行勸阻。
文章還抨擊戲班不顧政府禁令，擅自上演淫戲，甚至有意加入色情內容，以悅觀眾。如果淫戲在城內被禁，婦女則蜂擁出城。因此，作者呼籲男人要管好他們的女人，「勸勸認識字，懂得禮，顧廉恥，保名譽，管得了家的人，作得了女人主的諸君子，千萬別叫婦女聽戲。」
那些「新式」精英在對婦女拋頭露面問題上的保守態度，延緩了她們進入公共空間的過程，成為婦女追求公共生活的主要障礙之一。雖然這個時期，精英們以崇尚西方為時髦，但對婦女問題上的態度卻與西方同儕們大相逕庭。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並非有新思想的人，對所有問題都是持開放的態度，有可能他在某些事情上很趨新，但同時在另一些事情上，卻是非常守舊的。
男客與女客
在傳統中國社會，女性一般避免去公共場所，特別是那些休閒的地方。但是從晚清開始這種狀態開始改變，婦女可以進入戲園看戲，但是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辛亥革命之後，婦女進入茶鋪看戲日多，但男女混雜卻是警察明令禁止的。
茶園一般採取男客女客安排在一天不同的時段，或一周內不同的日期。例如可園分「男賓座」與「女賓座」。二、五、八（即陰曆每月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廿二、廿五、廿八）對女客開放，其餘為男客時間。但如果女賓日恰逢星期天，那麼也只對男賓開放，第二天則為女賓。顯然，這個安排仍然是以男人為中心的。
1912年萬春茶園的一個廣告稱，9月22日和24日，白天演出只賣女賓票，3角一張，隨女主人來的僕人1角，小孩半價。夜場只賣男賓，2角一張。夜場從5點半開始，9點結束。
當然，這種安排對那些想到茶園看女人的男子很不利。在民初，婦女的入場政策時松時緊，女賓給允許男女同場的茶鋪帶來興奮，哪怕男女分開坐，但戲到達高潮時，男客乘機站起來打望女賓，而女賓「嬉笑撩撥男賓，秩序大亂」。
由於站在園外圍觀的人太多，經常造成交通堵塞。這種狀況也成為社會改良者反對戲園裡男女觀眾混雜的原因之一。
在成都，婦女對包括茶鋪等公共空間的平等權利的爭取，經過了一個長期過程。在1920年代，男女混雜在茶館裡雖然並不普遍，但是茶鋪為男女顧客的交往提供了空間。
竹枝詞反映了這個變化，如1928年的《續青羊宮花市竹枝詞七十首》有兩首與婦女在茶鋪有關。其一：
社交男女要公開，
才把平權博得來。
若問社交何處所，
維新茶社大家挨。
其二：
女賓茶社向南開，
設有梳妝玉鏡台。
問道先生何處去，
雙龍池裡吃茶來。
這表明這時已經有專為婦女服務的茶鋪了。有文人觀察到了婦女在茶鋪里頻繁出現的這種變化，但視為不正常現象。如杜仲良所寫的《社會怪象竹枝詞》中便有：
公園啜茗任勾留，
男女雙方講自由。
體育場中添色彩，
網球打罷又皮球。
這說明這個時候公園裡男男女女的交往已經見慣不驚，他們一起在茶鋪喝茶和聊天，還可以一起進行各種球類活動。
女性在茶鋪的尷尬
不過，婦女進入茶鋪的限制也時有反覆，據1932年的《成都快報》，中山公園向市政府報告，稱該公園茶鋪里，「暗娼混跡其間，藉名飲茶，暗地勾引一般無識青年走入迷途」。流氓也在茶鋪製造事端，甚至發生械鬥，騷擾女客，公園不得不雇特別警衛巡查各茶鋪。警察因此分布告示，禁止婦女到中山公園茶鋪，「以維治安」。
《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有記錄顯示，甚至到1930年代中期，警察仍然竭力分開男女。如1934年冬鼓樓街的芙蓉亭茶社搬到玉帶橋，改名為陸羽茶樓。從1929年便在該茶鋪演出的著名的盲人竹琴藝人李德才，也和其他藝人到了新址。1935年4月，警察派人「詳為偵察」，稱李的演出超過了規定的晚上收場時間，而且場內「男女雜坐」，有害社會風俗，令演出停止。
該茶鋪老闆袁紀福解釋說，由於正是花會期間，白天沒有演出，因此只好在晚場讓男女同進。由於經濟不景氣，演出使茶鋪得以維持，如果停演，茶鋪虧本無疑。茶鋪依靠竹琴演唱，同時這些藝人也依靠茶鋪，10個眼瞎藝人也將失去生計。
袁請求警察考慮他所雇皆殘疾人，保證以後演出將分開男女，並在晚上7點結束。他稱全部節目都是「高雅」和有教育意義的，不會違背新生活運動的宗旨，如果發現場內有土匪和其他嫌疑活動，將立即報告警察。
但警察否定了其請求，指出：「現值戒嚴期間，娛樂場所亟應從嚴取締」。據檔案資料，袁至少後來又呈交了至少三個請求，反覆描述他要「維持盲人生計」，沒有演出使他「蝕本不已」，指出「數十盲人亦因之斷食」，說明「兩方苦況再再堪憐」。
警察先以戒嚴法為藉口反覆否決，但後來也鬆了口，表示「從緩再奪」，袁只好耐心等待。1935年5月，在演出停止一個月之後，警察所派人進行調查，覆核茶鋪沒有違規現象後，表演便才重新開始。
女藝人
如果演出班子中有女藝人，也會受到政府的限制。也是據《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1936年戲班明德堂申請在芙蓉亭茶社演出便頗費周折。明德堂已有20多年歷史，是只有4個人的小班子，其中3個人為女性，年齡在21—40歲之間，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疾，據描寫是或「眼瞎」、或「眼目近視」、或「眼昏」、或「跛腳」等。
該班多年來在川東南各縣巡迴演出，「並無淫邪詞調，荒謬聲律」，所唱皆「詞旨高雅，音歌純正，足可救正人心，補助社會教育之不逮。」
這個班子於1936年春到成都，先由警察批准在花會演出月余，得「各界讚許」。但花會結束後，戲班必須繼續謀生活，便選擇了芙蓉亭茶社。
負責處理此申請的警察表示，其節目中未發現任何不道德之內容，但警局的回應是：
查婦女清唱，對於風化秩序在在有關。如其散布在各街茶社內營業，妨礙甚大。茲為體恤業人等生計起見，准其另覓偏僻地點，仿照戲園規模設備，唱台不得接近街面，以便取締，而杜流弊。
警察的策略是雖然允許這些人謀生，但儘量減少其影響。一般來講，警察對於女藝人的控制甚嚴，如果她們不是殘疾，則很可能會被禁止。警察要求演出場地必須遠離要道，處於僻靜街巷。
明德堂先找到芙蓉亭，芙蓉亭給警察提交了申請，還由一個鋪保聯署。所謂的「鋪保」就是當時通常任何茶鋪開辦，都必須要另外一家店鋪作為擔保，如果出了問題的話，擔保人也會受到牽連。芙蓉亭指出這些藝人不能開演則失去生計，甚至無法果腹。但警察仍然堅持演出地點不能「接近街面」。
雖然沒有得到正式許可，班子仍然開始在芙蓉亭開演。在給警察的申述中，他們強調成員「非娼妓式組合之清音工會可比」，這個說法似乎暗示唱清音者可能兼做妓女，但這有可能是由於同行競爭互相詆毀的結果。我在成都市檔案館的檔案中讀到過清音工會的章程，就像其他工會一樣，是一個保護同業利益的工會。
儘管警察確認這個茶鋪是在背街的二樓，「對於風化秩序，均無妨礙，有街團首人可查」，但是警局再次拒絕批准，令取消演出。
明德堂和茶館立即再次上書，表明他們設法尋找新場地，但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如果停止演出，演員們將無以為生。
再者，茶鋪與班子相互依存。沒有演出，顧客減少，茶鋪將虧本。經理請求在班子覓新場地的同時，准予繼續演出。這樣皆可「公私兩全，……十餘人生活有賴，不致演成流落之苦。」
這年8月，班子最後找到陝西街的吟香茶樓，遠離鬧市，警察才批准了演出許可。
明德堂的經歷，不僅反映了民國時期國家大眾娛樂的政策使藝人們更生計日絀，而且揭示了對女藝人的加倍控制使她們的處境更加艱難。
無女藝人的演出得到許可相對容易些，也是根據《成都省會警察局檔案》的記錄，1936年5月，桂華科班請求警察允許三十多個清音「戲員」使用得勝下街一個茶鋪演出「清戲」，申明這些戲沒有「淫詞」，每票賣400文，這樣這些演員方能有錢購買食物等必需品。
分局警察報告稱，「票價甚廉」。警察局在確認班子「既無女性藝員，所唱又非淫詞小調，對於風化秩序，尚無妨礙，自可暫准營業，俾維目前生活。」
同意演出請求，但表示要認真監視節目內容。另一份警察的報告稱，得勝下街後面是一個米市，那裡有一個台子可以演「清戲」，但只能白天上演。
選自王笛《那間街角的茶鋪》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那間街角的茶鋪》 王笛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