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達最高意境與情操的民族藝術 漢魏精神與書藝自覺 書法盛世，名家輩出 自然天成，灑脫俊逸。
三國魏 鍾繇《墓田丙舍帖》
書法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是一種「表達最高意境與情操的民族藝術」（1）,是中華民族對世界藝術寶庫的一個偉大貢獻。
書法屬於表現型藝術，它是在漢字之具有先天麗質的形體結構的基礎上，憑藉最少的物質材料，以抽象的點畫線條和相對簡單的技術和形式來啟示一定的生命意義，抒發一定的情感因素，而最終實現其特殊的審美價值。由於書法並非世間某些具體物象的寫照、摹擬或象徵，而是一種純粹的形而上表現，是形式美與情感因素的直接結合，因此不僅深受國人的尊崇和喜愛，同時也贏得了世界性的藝術認同。
書法是一種高度自覺、高度自由和高度發展的特殊藝術。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隨漢字的產生而產生的，也就是說漢字的產生不等於書法的產生。書法必然是在漢字發展到一定階段，在特定的人文環境下，適應某種特定的社會需要而產生的。這種特定的發展階段和人文環境是什麼呢？我們認為是「兩玄相應」（2）。其一玄是玄學的萌芽和發展，也就是由日趨昏暗的官僚專制統治所導致的兩漢儒學（經學）式微，而漸向魏晉玄學轉化；其二玄是漢字形體結構的玄化，即漢字的象形性基本泯滅，線條高度淨化，漢字的形體結構演變過程基本完成，並終於獲得了最穩定的結構－—真書。於是書法便正式脫離漢字的日常實用性書寫，升華為一種藝術。而這種升華則是以日常書寫字體（非正體）－—行書以及今草所引發的，這可以由東漢趙壹《非草書》一文所披露的現象得到證實。當然，紙的普及和最終取代簡牘作為書寫材料以及書寫工具定型於毛筆及其書寫技巧臻於成熟，也是書法產生所不可忽視的重要物質基礎。
西晉 陸機《平復帖》
然而書法作為一門自覺、高深而獨特的藝術，其產生必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之前必然有一個相對漫長的準備和孕育過程。如果說東漢時期是中國書法的濫觴或發軔期，那麼我們就可以把東漢之前稱之為書法的準備和孕育期。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古來所樂道的李斯，秦刻石，秦書八體，王莽六書等如何理解？其實這一切均屬於漢字形體演變或文字改革，以及漢字使用在不同物質載體之上體勢的不同表現等方面的問題，與藝術本無直接關係。只是由於其中所含之藝術性為後世所珍視和師法，於是才先後進入書法創作領域，而由字體升華為書體。
如果我們大致推定一下書法藝術產生的具體時間，那就是東漢中葉以降。東漢中葉以降書法正式登上中國文化的歷史舞台的重要標誌有二；一是湧現出一批真正意義的「善書」者，即書法家；二是首次出現關於書法的論述，即書論。自茲書法正式進入正史，《後漢書》等首次出現某某「善書」、「工書」、「善書藝」、「能書」、「善史書」和「善於草書」等記載。如《和帝本紀》載：「（帝）後聰慧，善書藝。」《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北海王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章。」見於文獻記載的東漢書法家有杜度、崔璦、蔡邕、張芝、張昶、師宜官等。
西晉《皇帝三臨辟雍碑》
此時出現的書學論述主要有崔璦《草勢》和趙壹《非草書》，以及蔡邕《篆勢》、《九勢》、《筆論》等。《草勢》提出書法「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志意飛移……狀似連珠，絕而不離……機要微妙，臨時從宜」，強調漢字書法並非單純的靜止的抽象筆畫，而是有動勢，能抒發感情的。《非草書》嚴格說來並非書論，但除了記載有當時文人「直以為杜、崔之法」、「競習草書」已蔚成風氣，社會出現一種書法審美風尚這一重要史實外，還提出一些很有價值的書學觀點，諸如「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博學餘暇，游心於斯」等。
除《篆勢》外，蔡邕的幾篇文章均見於較晚的一些論述，或疑非蔡邕所作，或認為加入了後人一些觀點。但其所論之精，對後世影響之大是不容否認的。如《九勢》曰：「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其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既強調「書勢」，強調「力」，尊尚「陽剛之美」，也同時重視「形」。「藏頭護尾」及「上皆覆下，下以承上」，「左右回顧」等論點都成為書法結體的重要法則。又如《筆論》所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也。」首次涉及書法藝術的功能問題，這在書法史上有其奠基性意義。
東晉王獻之《東山松帖》
此外，東漢中葉以降發生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也不容忽視，即建碑之風大盛。許多所謂「門生」、「故吏」爭相為其府主歌功頌德，樹碑立傳。這當然是政治昏暗，士人不滿現實而寄情冥幻的直接反映。然而由於大多碑文出之有相當素養和書法造詣的文人之手，雖不能像後世唐碑那樣直視為書法作品，但其中所含的藝術審美價值卻顯而易見。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此視為書法發軔之另一標誌。在我們今天已不可能見到東漢書法墨跡的情況下，漢碑就可以同漢簡等一樣成為考察當時書法特徵的重要材料。
古人云：「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這是對書法產生之後歷代書法風格特點的高度概括。那麼東漢時期即書法藝術濫觴或初生時期的基本時代特徵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用「質樸剛正，簡練厚實」八字來大致概括，如果濃縮為一個字，那只能是「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時代。」（3）這是美學家宗白華對三國兩晉南北朝社會人文背景的精彩概括。此間約近四百年，政治昏暗，皇權墮落，基本處於分裂狀態，是我國歷史上突出的多國多君時代。同時社會動盪，戰爭頻仍，南北民族大遷徙，又促成國內各民族、各種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大交融。由於政治多元，權力分散，思想禁錮已不復存在，文人學士的思想獲得空前的自由。而日益發展的地主莊園又為他們提供了十分優裕的物質條件。於是，魏晉文人學士，終於衝破兩漢經學的束縛而以一種新的思維、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觀察社會、探討人生哲理；於是，人文精神進一步發育，思想和學術大開放，儒學、玄學、道教、佛教相互滲透、影響，終於釀成比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更廣範圍、更深層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於是，思辨性很強的玄學哲學誕生了，建安文學和抒情詩出現了，陶淵明的田園文學，謝靈運的山水詩，顧愷之的人物畫等都先後放射出奇光異彩；於是，書法藝術在東漢中葉發軔之後鴻鈞獨運，終於確立了其在中國文化舞台上的獨特地位，飄然進入一個輝煌燦爛的時期。
魏晉文人學士在如此精神自由、藝術自覺的特定時代，以充沛的精力投入追求書藝之美，自覺「寓性情、襟度、風格」於其中，飽蘸濃墨，縱情揮灑，似於不經意之中創造出了極其賞心悅目的風韻，由此達到了中國書法的一種極致，其基本的時代風格特點只能是一個「韻」字，展開來就是「自然天成，灑脫俊逸」。
可資研究此時書法狀況的文獻記載很多，傳世或出土的碑版、簡書等實物標本也遠非前代可比。首先碑刻材料為其大宗，諸如三國魏傳出於鍾繇或梁鵠之手的《受禪表》、《公卿上尊號奏》和《孔羨碑》；吳《封禪國山碑》、《天發神讖碑》；西晉《皇帝三臨辟雍碑》；東晉《爨寶子碑》及20世紀出土的王興之等墓誌；南朝宋《爨龍顏碑》、梁《瘞鶴銘》等；北朝《嵩高靈廟碑》、《石門銘》、《鄭文公碑》、《張玄墓誌》及龍門二十品等。
北魏龍門二十品之《楊大眼造像題記》
其次晚近出土的竹木簡及紙文書材料，即樓蘭和敦煌等地發現的一批墨跡。諸如「景元四年簡」、「為世主」殘紙、《急就章》殘紙、「濟逞樓蘭白書」、《老子道德經》抄本等。這些是我們考察魏晉時期書法的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當然真正稱得上書法作品的，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魏晉士人的手札墨跡及其複製件——帖。諸如三國魏鍾繇《墓田丙舍帖》、《宣示表》、《賀捷表》、吳皇象《急就章》；西晉索靖《月儀帖》和陸機《平復帖》等，以二王諸帖為代表東晉法帖則構成其中最經典和精彩的篇章。如王羲之真書《樂毅論》和《黃庭經》，王獻之真書《洛神賦》，王羲之行書《蘭亭序》，分別被稱為「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以及智永《千字文》等。這些手札書翰雖多為後世翻刻本，但都成為後世書法創作的永恆典則和不祧法本。
魏晉南北朝之所以被稱為書法盛世，其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此間湧現出了不計其數、而為後世宗法甚至頂禮膜拜的書法家。著名的如三國魏鍾繇、胡昭、梁鵠、韋誕、吳皇象，西晉衛顗、衛瓘、衛恆、索靖，東晉王廙、衛鑠、王羲之、謝安、王獻之、王珣，南朝羊欣、王僧虔、智永等。當然其中最為後人推崇的還是鍾繇和王羲之、王獻之。
鍾繇（151-230），字元常，潁州長社（河南長葛）人。《三國志》卷一三有傳。魏明帝時封為定陵侯，加授太傅。唐張懷瓘《書斷》稱其「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鍾繇在書法史上的主要貢獻是使真書書法基本定型，其筆下的真書已基本打破隸書規矩，形體基本呈正方，筆畫改波勢為平出，去掉蠶頭磔尾，方圓兼施，並在章法上一改隸書字遠行近的特點，從而為書法家提供了遠比篆隸廣闊的創作空間。故《宣和書譜》稱其：「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臨沂人，《晉書》卷八○有傳。官至東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為書法史上最偉大的書法家，史稱「書聖」。張懷瓘《書斷》稱其「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又評其書法是「天資自然」、「道微而味薄」，「理隱而意厚」（張懷瓘《書議》），「進退憲章，輝文含質，推廣履度，動必中庸，真氣絕倫，妙節孤峙」（張懷瓘《書斷》），可謂推崇備至。
王羲之對中國書法的貢獻主要有三點：其一完善真書書體。在鍾繇等書家基礎上，進一步變化體勢，改善筆法，使之「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張懷瓘《書斷》）。其二確立行書書體。他從當時風行的尚玄尚簡的觀念出發，損益變革行書筆法，摒棄隸書遺意，方圓、曲直、藏出、起伏、遲急並用，從而創造出最宜抒發情感因素，流美捷便，極富韻致的行書書體。其三發展了草書書體。繼承張芝今草草法，去除章草餘味，使之更為流暢，更富變化，又比章草易讀易識，「傳志意於君子，報款曲於人間」（蕭衍《草書狀》）。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官至中書令，故史稱「大令」。張懷瓘《書議》稱其「無藉因循……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竟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氣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宋以後對其評價益高。如果說其父書風「自然含蓄」，有如「清風朗月」，那么小王書風則更外拓開放，「天資特秀」，「志在驚奇」，有如「神駿」（張懷瓘《書估》）。王獻之書法史上的主要貢獻即創製「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的行草書（即所謂「破體」）書體。同時小王用行書筆法寫真書，使之更具動勢，也是為後人所特別推重的。
魏晉南北朝為書法盛世，還表現在書學論著的大量出現。有明確記載並傳世的約有二十餘種。諸如西晉楊泉《草書賦》、成公綏《故筆賦》、衛恆《四體書勢》、索靖《草書狀》、劉劭《飛白書勢》，東晉衛鑠《筆陣圖》、王羲之《論書》、《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書論》、《用筆賦》，南朝虞龢《論書表》、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王僧虔《論書》、《書賦》、《答齊太祖論書啟》、《筆意贊》、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答陶隱居論書》、袁昂《古今書評》、庾肩吾《書品》、蕭子云《論書啟》、庾元威《論書》和智永《題王右軍〈樂毅論〉》，北朝魏江式《論書表》、王愔《古今文字志目》、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等。其大致可分為書賦、書論和史傳品評三類。其中最重要的是衛夫人《筆陣圖》、王羲之《論書》諸文，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蕭衍《書評》諸文，王僧虔《論書》、《筆意贊》和庾肩吾《書品》。各類書論的大量出現是藝術自覺，中國書法確立並走向成熟的標誌。
上述書論體現和代表了當時社會的基本審美情趣。其主要之點是在崇尚自然的同時，強調情理統一；在主張「勢和體均」的中和之美的同時，追求清遠曠達；在注重神采韻味的同時，提倡功力「本領」，推崇形式美；在追求「筆力驚絕」的同時，更講究「藏骨抱筋，含文包質」的內在風骨。當然這一切無不建立在魏晉南北朝士人對藝術審美本質及其規律認識的長足進步的基礎上。他們已開始更多的把書法與人聯繫起來，從人的形象、氣質、精神等各方面探討書法與人的審美關係。如鍾繇提出「流美者人也」的著名論斷（元劉有定《衍極語》引），庾肩吾提出「書品」概念等。
而為達到上述目的或標準，在魏晉諸多書論中，還總結提煉出許多關於用筆、結字和章法的基本原則或法式。如鍾繇提出「用筆者天也」（陳思《秦漢魏晉四朝用筆法》）；衛夫人提出「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強調用筆為三端（筆端、舌端、鋒端）之首要，並強調「意前筆後者勝」（《筆陣圖》）；王羲之指出「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軍也」（《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存筋藏鋒，滅跡隱端」（《書論》），反對「孤露形影」，「出其牙鋒」（《筆勢論》），要求結字「有偃，有仰，有欹，有側，有斜」（《書論》），追求章法錯落有致，「字字意別，毋使相同」（《書論》），不能千篇一律，「狀如算子」（《題衛夫人〈筆陣圖〉後》）。這些無疑直接開啟了唐人「尚法」之先河。
注釋：
1、宗白華《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頁。
2、張辛《中庸精神與中國書法》，《魏維賢先生70華誕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7頁。
3、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頁。
原載《中華文明史》第二卷第322—32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4
作者簡介
張辛，字此夫。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教育部人文學科學位論文評審專家，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博士之一。曾被評為「北大十佳教師」，被聘為全國「真語文」系列活動總顧問。
註：本文為張辛教授原創作品，未經作者允許請勿轉載或抄襲。共同尊重作者權益！
據了解，《中國書法全集》為崇賢館推出的「崇賢寶笈系列」之頂級藝術藏品，是全球編號限量收藏的藝術珍品，如此系統和規模的文獻匯集、整理、出版尚屬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