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一書，在漢代初名《周官》，王莽居攝時改為《周禮》。西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獲得此書，獻給朝廷即被雪藏於秘府中。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此書並將之著於《別錄》《七略》。《周禮》在新莽時曾經立為博士，東漢時被廢，但民間傳習《周禮》之學者仍綿延不絕，如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逵、馬融、張衡等人都曾研習《周禮》，其中杜子春有《周官注》，鄭眾、賈逵二人分別作有《周官解詁》，馬融作《周官傳》，張衡曾作《周官訓詁》。鄭玄《周禮注》則綜覽前儒，兼采前注，擇善而從，成為集大成之作。晚清經學殿軍孫詒讓讚譽《周禮注》說：「鄭注博綜眾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詁，斯其淵藪矣。」（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頁）鄭玄遍注群經，尤重禮學，並為《周禮》《禮記》《儀禮》三部禮學典籍作注，「疏通《三禮》，極具苦心」（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93頁），使《三禮》之書合為一家之學。
在《周禮注》中，鄭玄旁徵博引，引經傳史籍等以建構其禮學體系。鄭玄乃一代博學鴻儒，轉益多師，學問淹博，貫通今古文經學，旁及諸子百家、緯候數術。鄭玄在《周禮注》中，稱引《詩》者有五十餘處，引《尚書》者有三十多處，稱引《易》者有十幾處，稱引《春秋》及《春秋傳》有五十餘處。鄭玄兼通《三禮》，其《三禮注》本身就是以《三禮》之文互引互證，以解經義。《周禮注》中對《儀禮》十七篇都有稱引，引《禮記》諸篇更多，還引有《大戴禮記》中的《朝事》、《衛將軍文子》等篇。《周禮注》引述的諸家之說範圍更廣。例如，《周禮·地官·鄉大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鄭玄注引用了《老子》來解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周禮注》引用《司馬法》達十餘處之多，內容涉及土地制度、車制、郊野之制、兵器制度、朝覲制度等。此外，《周禮注》中還引用有法家之說、農家之說、兵家之說、天文家、歷數家之說、五行家、醫方家等諸家之說以解經。鄭玄受時代影響，還以讖緯來註解《周禮》並用於建構其禮學體系。讖是預卜吉凶的隱語，緯是依託並解釋儒家六經的文字。東漢時期讖緯盛行，鄭玄受此風薰陶，嘗「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後漢書·鄭玄注》），並為緯書作注。《周禮注》中以緯解經的典型之例有「六天說」和「五精感生說」。《周禮》《禮記》中有五帝、五人帝和五官神的說法。《周禮·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註：「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此注是據《河圖》《春秋緯元命苞》《春秋緯文耀鉤》《易緯乾鑿度》等緯書以為說。鄭玄認為，天上有五精帝（蒼帝曰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另加天皇大帝耀魄寶，即六天），下有五人帝，乃是其母感五帝之精受孕而生，五人帝是五天帝之子。五人帝之下有五官，五官死後為五人神，祭祀時五人神各自配食其帝（句芒配太昊，祝融配炎帝，后土配黃帝，蓐收配少昊，玄冥配顓頊）。鄭玄用「六天說」「五精感生說」建構起了一套神學體系，並以此貫通解釋《三禮》中的相關神靈。
鄭玄《三禮注》雖然博綜今古文經學，兼采諸家異說，然並非是雜采，而是以《周禮》古學為主，以《周禮》為宗。鄭玄認為《周禮》是周公所作，是治國安邦的大經大法，他在注《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時明確說道：「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於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鄭玄意圖「念述先聖之元義，思整百家之不齊」（《後漢書·鄭玄傳》），故會通群經以解《三禮》。鄭玄《周禮注》與其《儀禮注》《禮記注》是一整體，但三書的地位並不是等同的，在鄭玄的禮學體系中，《周禮》具有主導地位，是不可懷疑的「禮經」。《禮記·禮器》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鄭玄注謂：「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鄭玄因為《周禮》職官有三百六十，與《禮器》所言三百之數偶合，於是以《周官》為經禮，而將《儀禮》視作曲禮。《周禮·天官·膳夫》雲「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而《禮記·玉藻》則雲「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二書記載的禮數不同。弟子趙商對此發問，鄭玄回答說：「《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禮記·玉藻》孔穎達正義引《鄭志》）當《周禮》與《爾雅》記載矛盾時，鄭玄則維護《周禮》的主導地位。鄭玄答弟子張逸問說：「《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孔穎達《毛詩正義·鳧鷖》所引）鄭玄主張，《周禮》為經，經可以正別書，而不能據別書以難《周禮》。
《三禮》記載的禮樂典制，矛盾歧異之處較多，鄭玄既以會通為旨，則必須加以整合，鄭玄的原則是以《周禮》為準來調停《三禮》記載的歧義。遇《周禮》與他書記載矛盾者，鄭玄輒以與《周禮》相同者為周制，歧異者則解釋為殷商之制或夏代制度，或以先王之制來彌縫之，從而維護《周禮》的大綱大法地位。例如：《禮記·王制》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玄註：「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禮記·曲禮上》：「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玄註：「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另如，《禮記·明堂位》說：「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玄註：「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雲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鄭玄認為《周禮》三百六十職官之數乃周公之制，而《禮記·昏義》所記官制則為夏代之制，由夏和周制推測，他認為《明堂位》對官制的記載是錯誤的。總體上來說，鄭玄遵信崇尚《周禮》，認為此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周禮》所載為可信之制，當《周禮》與別書歧異時，則以《周禮》為是，而其他與《周禮》不合者則以《周禮》為準調停融通異說，以建構其新的禮學體系。
鄭玄在建構其禮學體系時，苦心孤詣會通《三禮》，彌縫異說，然《三禮》中矛盾之處的形成原因比較複雜，有的也不可調和，因此《周禮注》難免會牽強附會，對一些禮制的詮釋也難以圓融無間。如清人皮錫瑞所說：「鄭君以《周禮》為經，《禮記》為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為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皮錫瑞：《經學通論》，第322頁）雖然鄭玄的禮學體系存在牽強附會、難以自圓其說等不足，但總體上，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鄭玄傳》），實現了經學的「小統一」。鄭玄打破今古學之界限，衝破家法之藩籬，以《周禮》為綱，會通《儀禮》《禮記》，形成了自己的禮學體系，為後世學者所宗，以致後世有「禮是鄭學」之說，影響深遠。鄭玄《三禮注》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曹建墩，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