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周禮注》與禮學體系的構建

2022-01-15T07:06:28+00:00

《周禮》一書,在漢代初名《周官》,王莽居攝時改為《周禮》。西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獲得此書,獻給朝廷即被雪藏於秘府中。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此書並將之著於《別錄》《七略》。

《周禮》一書,在漢代初名《周官》,王莽居攝時改為《周禮》。西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獲得此書,獻給朝廷即被雪藏於秘府中。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此書並將之著於《別錄》《七略》。《周禮》在新莽時曾經立為博士,東漢時被廢,但民間傳習《周禮》之學者仍綿延不絕,如杜子春、鄭興、鄭眾、賈逵、馬融、張衡等人都曾研習《周禮》,其中杜子春有《周官注》,鄭眾、賈逵二人分別作有《周官解詁》,馬融作《周官傳》,張衡曾作《周官訓詁》。鄭玄《周禮注》則綜覽前儒,兼采前注,擇善而從,成為集大成之作。晚清經學殿軍孫詒讓讚譽《周禮注》說:「鄭注博綜眾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詁,斯其淵藪矣。」(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頁)鄭玄遍注群經,尤重禮學,並為《周禮》《禮記》《儀禮》三部禮學典籍作注,「疏通《三禮》,極具苦心」(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93頁),使《三禮》之書合為一家之學。

在《周禮注》中,鄭玄旁徵博引,引經傳史籍等以建構其禮學體系。鄭玄乃一代博學鴻儒,轉益多師,學問淹博,貫通今古文經學,旁及諸子百家、緯候數術。鄭玄在《周禮注》中,稱引《詩》者有五十餘處,引《尚書》者有三十多處,稱引《易》者有十幾處,稱引《春秋》及《春秋傳》有五十餘處。鄭玄兼通《三禮》,其《三禮注》本身就是以《三禮》之文互引互證,以解經義。《周禮注》中對《儀禮》十七篇都有稱引,引《禮記》諸篇更多,還引有《大戴禮記》中的《朝事》、《衛將軍文子》等篇。《周禮注》引述的諸家之說範圍更廣。例如,《周禮·地官·鄉大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鄭玄注引用了《老子》來解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周禮注》引用《司馬法》達十餘處之多,內容涉及土地制度、車制、郊野之制、兵器制度、朝覲制度等。此外,《周禮注》中還引用有法家之說、農家之說、兵家之說、天文家、歷數家之說、五行家、醫方家等諸家之說以解經。鄭玄受時代影響,還以讖緯來註解《周禮》並用於建構其禮學體系。讖是預卜吉凶的隱語,緯是依託並解釋儒家六經的文字。東漢時期讖緯盛行,鄭玄受此風薰陶,嘗「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後漢書·鄭玄注》),並為緯書作注。《周禮注》中以緯解經的典型之例有「六天說」和「五精感生說」。《周禮》《禮記》中有五帝、五人帝和五官神的說法。《周禮·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註:「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此注是據《河圖》《春秋緯元命苞》《春秋緯文耀鉤》《易緯乾鑿度》等緯書以為說。鄭玄認為,天上有五精帝(蒼帝曰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另加天皇大帝耀魄寶,即六天),下有五人帝,乃是其母感五帝之精受孕而生,五人帝是五天帝之子。五人帝之下有五官,五官死後為五人神,祭祀時五人神各自配食其帝(句芒配太昊,祝融配炎帝,后土配黃帝,蓐收配少昊,玄冥配顓頊)。鄭玄用「六天說」「五精感生說」建構起了一套神學體系,並以此貫通解釋《三禮》中的相關神靈。

鄭玄《三禮注》雖然博綜今古文經學,兼采諸家異說,然並非是雜采,而是以《周禮》古學為主,以《周禮》為宗。鄭玄認為《周禮》是周公所作,是治國安邦的大經大法,他在注《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時明確說道:「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於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鄭玄意圖「念述先聖之元義,思整百家之不齊」(《後漢書·鄭玄傳》),故會通群經以解《三禮》。鄭玄《周禮注》與其《儀禮注》《禮記注》是一整體,但三書的地位並不是等同的,在鄭玄的禮學體系中,《周禮》具有主導地位,是不可懷疑的「禮經」。《禮記·禮器》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鄭玄注謂:「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鄭玄因為《周禮》職官有三百六十,與《禮器》所言三百之數偶合,於是以《周官》為經禮,而將《儀禮》視作曲禮。《周禮·天官·膳夫》雲「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而《禮記·玉藻》則雲「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二書記載的禮數不同。弟子趙商對此發問,鄭玄回答說:「《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禮記·玉藻》孔穎達正義引《鄭志》)當《周禮》與《爾雅》記載矛盾時,鄭玄則維護《周禮》的主導地位。鄭玄答弟子張逸問說:「《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孔穎達《毛詩正義·鳧鷖》所引)鄭玄主張,《周禮》為經,經可以正別書,而不能據別書以難《周禮》。

《三禮》記載的禮樂典制,矛盾歧異之處較多,鄭玄既以會通為旨,則必須加以整合,鄭玄的原則是以《周禮》為準來調停《三禮》記載的歧義。遇《周禮》與他書記載矛盾者,鄭玄輒以與《周禮》相同者為周制,歧異者則解釋為殷商之制或夏代制度,或以先王之制來彌縫之,從而維護《周禮》的大綱大法地位。例如:《禮記·王制》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玄註:「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禮記·曲禮上》:「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玄註:「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另如,《禮記·明堂位》說:「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玄註:「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雲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鄭玄認為《周禮》三百六十職官之數乃周公之制,而《禮記·昏義》所記官制則為夏代之制,由夏和周制推測,他認為《明堂位》對官制的記載是錯誤的。總體上來說,鄭玄遵信崇尚《周禮》,認為此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周禮》所載為可信之制,當《周禮》與別書歧異時,則以《周禮》為是,而其他與《周禮》不合者則以《周禮》為準調停融通異說,以建構其新的禮學體系。

鄭玄在建構其禮學體系時,苦心孤詣會通《三禮》,彌縫異說,然《三禮》中矛盾之處的形成原因比較複雜,有的也不可調和,因此《周禮注》難免會牽強附會,對一些禮制的詮釋也難以圓融無間。如清人皮錫瑞所說:「鄭君以《周禮》為經,《禮記》為記,其別異處皆以《周禮》為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皮錫瑞:《經學通論》,第322頁)雖然鄭玄的禮學體系存在牽強附會、難以自圓其說等不足,但總體上,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鄭玄傳》),實現了經學的「小統一」。鄭玄打破今古學之界限,衝破家法之藩籬,以《周禮》為綱,會通《儀禮》《禮記》,形成了自己的禮學體系,為後世學者所宗,以致後世有「禮是鄭學」之說,影響深遠。鄭玄《三禮注》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曹建墩,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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