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將劉含芳與旅順

fans news 發佈 2022-01-21T15:56:24+00:00

青年時加入湘軍、淮軍,先後為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參加與太平軍、捻軍作戰,因軍功升至二品銜直隸候補道員。

晚清名將劉含芳與旅順


劉含芳(1840-1897年),字積林,安徽貴池縣人,生於世代書香家庭。少年時跟隨堂兄劉瑞芬(外交家)讀書,眼見國家處於列強侵略、內亂不止之中,萌生報國之志。青年時加入湘軍、淮軍,先後為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參加與太平軍、捻軍作戰,因軍功升至二品銜直隸候補道員。後隨李鴻章在天津、威海、旅順負責軍械訓練魚雷營和軍港建設。他勤奮好學,精通法語和各種西式裝備的性能。

甲午戰爭中為使煙臺不至陷落,他困守孤城,誓與城池共存亡,保證了煙臺未被日軍攻陷,被譽為甲午戰爭中的名將。

授命組建威海、旅順魚雷營

光緒七年(1881年),李鴻章派遣直隸候補道員劉含芳赴威海創辦魚雷營,並成立專門的魚雷艇隊。魚雷和魚雷艇是十九世紀西方國家發明的一種最新式海戰武器裝備,主要用於攻擊敵人大型艦船,協助艦隊守護港口、海軍基地。魚雷營創建之初的首批學員是從早期赴美留學中途回國幼童中選拔優秀者為首批學生,進入軍營學習施放魚雷和魚雷艇駕駛技術。為保障培訓質量,魚雷營先後聘請了一批德國人為主的魚雷專業技術人員為教習。劉含芳精通西式裝備和西方語言,積極努力協調各方面,同時與外國教習相處良好,讓他們專心教學工作。當時德國人克萊乏(音)被聘為魚雷營總教習,他不僅「精熟魚雷秘要,操練有法,紀律嚴明,並將一切口令編程中國語言」,而且能夠「課道認真」,他們的優秀表現離不開劉含芳等中國官員的默契配合和信任。

光緒九年(1883年),由當時的旅順港工程局主辦袁保齡提名,劉含芳任旅順港工程局會辦,第二年,魚雷營也移至旅順,仍歸劉含芳任總辦。在旅順期間魚雷營召考了第二、三、四、五班學生,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旅順口正式成立了魚雷學堂,內分為駕駛、管輪兩個專業,講授的課程有德文、數學、魚雷、航海學等,培訓的重點是實踐能力和操作能力,對於基礎知識和理論學習相對薄弱。同時魚雷學堂不僅培養魚雷學員,還擔負著培養魚雷艇軍官、士兵和大型戰艦所需的魚雷兵將的任務。

在他節制北洋水師魚雷營的幾年裡,魚雷營官兵的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深受李鴻章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6月),李鴻章第一次出洋巡閱海防時,更是獨樹一幟:「員弁、兵將齊力操作,射放有準,駕駛雷艇快捷如風,洵為制敵利器。道員劉含芳同哈孫督操布置諸務,甚有條理。」光緒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第二次陪同醇親王奕譞第二次校閱海軍時,在旅順觀看到魚雷營官兵用魚雷攻擊一艘報廢軍艦,看到一轟而成齏粉的壯觀場面,讚嘆道「西人謂:水戰攻木船者莫如鐵甲,攻鐵甲者莫如魚雷,信然。」尤其令他們讚嘆道:「魚雷理法被西人視為不傳之秘,官兵操練五年,如今竟『能服習利用此武藝中最難者』」。後來李鴻章還在大連灣、威海等地對北洋水師進行過操練,魚雷營官兵多有上佳表現。

雖然當時魚雷營官兵並不能完全代表北洋水師的完全戰力,也存在諸多問題,但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劉含芳主辦北洋水師魚雷營的幾年裡,將一群農民出身的士兵培養成掌握現代軍事技術的士兵所付出努力和辛苦。至今在旅順軍港東港和老虎尾海軍某部營區內,還可見當年劉含芳主政北洋水師魚雷營和魚雷學堂時的舊址。

協助袁保齡修建旅順港

1880年10月,李鴻章派遣當時的縣令陸爾發和德國專家漢娜根到旅順提前修建黃山炮台,同時對旅順一帶的水文地理進行勘察。前兩任工程主辦不能勝任。1882年7月,李鴻章派遣袁保齡接任,袁保齡1841-1889,河南項城人,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叔父,旅順港的建設主要是在他的任期內完成的,他在任期間,劉含芳一面負責魚雷營的工作,一面協助袁保齡為修建旅順港做大量的工作。


隨著旅順海軍基地建設的不斷展開,最關鍵的修建船塢的工程在1887年展開,靠中國「河工」的知識和經驗遠遠不夠,許多技術問題無法解決,袁保齡與會辦周馥、劉含芳商量決定採取國際上通用的招標辦法進行解決。光緒十二年九月(1886年11月),英、德、法三國在工程招標中展開了激烈競爭,最後法國公司中標。劉含芳精通法語,在整個招標過程中協助袁保齡和袁的繼任者周馥與各方認真交流,確保了整個招標過程嚴謹順利,開創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型工程採用國際通行做法的先河。法國工程師經過三年努力,克服了諸多困難,船塢工程在1890年全部竣工。11月5日李鴻章派遣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直隸按察使周馥、津海關道劉汝翼等官員在劉含芳的陪同下進行驗收。

1888年周馥調任直隸按察使,從此劉含芳全面負責旅順軍港的建設,他兢兢業業投入全部精力,把旅順建成為一個完整的海軍基地,不僅修船設施齊全,周圍炮台防護嚴密,還鋪設了全國第一條自來水管道,艦船來往上水、送煤十分方便,修理小型船隻的小石塢,存放舢板的鐵棚、繫船的浮標、鐵柱,以及各工廠一切修船的機器設備應有盡有。

他在任旅順時期還十分注重文物古蹟的保護,白玉山東麓的天后宮(始建於明朝的娘娘廟,舊址應在旅順得勝街市場附近)破敗不堪,他帶領官兵將其修繕一新,還將釋迦牟尼塑像迎進該寺廟,讓昔日鄉里荒祠成為香火旺盛的大廟。1889年7月,民工們在黃金山北麓取土時發現幾座古墓,經他認真考證後認為是明朝總兵、忠勇名將黃龍等無人之墓,遂與兵士們一起將五人合葬,周圍築起石牆,立起石碑加以保護,並重修了軍港北側的顯忠祠,並立碑詳細記錄了此事。

旅順港歷經10年全面艱苦建設,消耗白銀300萬兩終於竣工,中間包含了袁保齡、周馥、劉含芳等中國官員和廣大軍民的辛勤汗水,從此北洋海軍有了自己的真正的「家」,不必借用外國船塢進行維修,結束了北洋水師「有鳥無籠」的時代。

1892年劉含芳升任山東登(登州今煙臺)萊(萊州)青(青州)兵備道,離開工作11年的旅順。

誓死保衛煙臺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第二年威海陷落,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日軍乘勝進攻煙臺,前鋒已經到達距離煙臺道署僅有13里的竹林寺,同時軍艦也到到達煙臺外海游弋,形式異常嚴峻。

各國駐煙臺的領事認為,駐軍會引來日軍猛攻,要求山東巡撫李秉衡和劉含芳撤走,李秉衡見形勢不利,便率軍撤往萊州。劉含芳則態度堅決:「巡撫是朝廷大臣,可以撤走,我是守土官員、退往何處?只有死在這裡!」當時有數千潰軍湧入煙臺城內,他們手持軍械擾亂治安,導致城內混亂,劉含芳單騎一人進行安撫,將老弱病殘發給豐厚的遣送費,青壯兵士從新進行整編,為此他自掏腰包花費「數萬金」。由於措施得力,很快城內秩序很快平靜下來,並且做好了與日軍決一死戰的準備。

為穩定軍心,他抱定必死決心,準備兩杯毒酒,放在桌上,並寫下十六個大字:「地存臣存,地亡臣亡,夫婦殉節,忠義成雙」,與夫人郝氏端坐在堂內,準備一旦日軍攻陷城池,便服毒殉國,在他的努力下,煙臺城終於保住了。

勘收還地,心力憔悴

甲午戰爭結束後,遼東半島割讓日本。沙皇俄國認為日本侵害了他的利益,反映強烈,於是聯合法國、德國干涉日本永久占領遼東。在中國交還了3000萬兩白銀的「報酬費」後,日本政府迫於壓力於1895年11月底陸續將占領中國領土歸還中國,12月21日,中國收回旅順港。

1895年底,劉含芳奉旨渡海勘收旅順等遼東還地,當他看到自己苦心經營11年的旅順海軍基地如今竟成為一片廢墟,到處是日軍屠殺當地居民留下的殘垣斷壁和累累屍骨,不僅心如刀絞。在巡視到旅順黃金山下的鴻臚井時,看到唐朝使節崔忻冊封渤海國時留下的古代石碑,上書:「敕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鑿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上面的字跡已經被風吹日曬的破敗,宛如自己半生心血經營的北洋重鎮一樣,愧對祖先,他命令跟隨的人員組織工匠建造一小亭,將此碑覆蓋保護,此時的劉含芳心力憔悴,悲從心起不僅潸然淚下。

在旅順期間,他的眼病加重,於是辭官回到原籍安徽池縣,1898年病逝,享年58歲。清廷因其有功,將其收入《清史稿》,贈內閣學士,在煙臺立祠堂祭祀,國史館特立傳記。

後記

2014年,台灣博物館經考古發現,一面書寫巨大的劉字的軍旗,是當年劉含芳的軍旗,成為現存甲午戰爭最重要物證之一。這面軍旗約有一層樓高,紅色,中間書寫巨大的劉字。原本是懸掛在碉堡、艦船上的帥旗,過去被誤認為是清朝抗法名將劉銘傳的軍旗,一直存放在台灣少數民族的典藏庫房裡。經考證這面軍旗是日軍奪取旅順時獲得的,1933年由日本人橫尾善一贈給台灣博物館的,歷經八十多年終於重見天日。


歷史不能重演,假如真如當時的外國商人評價那樣:「假如出征的都是鄧世昌,守城的都是劉含芳,日本豈能僥倖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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