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郭宇昕
《嘉靖帝的四季：皇帝與首輔》，【美】竇德士著，謝翼譯，後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36頁，68.00元
明世宗朱厚熜，系明憲宗朱見深四子興王朱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朱佑樘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於興王就藩地湖北安陸。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無嗣而崩，朱厚熜依宗法承繼帝位，次年改元嘉靖，開啟了長達四十五年的嘉靖時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慶帝、孫萬曆帝在位時間總和將近百年，卻以怠政之名見諸史冊，論者以為皇帝怠政於上、百官貪腐於下，致使大明帝國日薄西山，在席捲全球的「十七世紀危機」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認為嘉靖帝雖表面不理政事，實際仍「乾綱獨攬」，以權術操縱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運轉已久的官僚機器，在嘉靖帝祖孫三人的統治下，明朝經濟發展、社會繁榮，以致世風遷移、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時竟有了「幸生聖明極盛之世」（宋應星：《天工開物·序》）的縹緲盛世感。
基於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場，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總有不同。對嘉靖帝及其時代的褒貶對立如此鮮明，昭示著後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複雜超過我們想像。而相比以《萬曆十五年》聞名於世的萬曆朝，嘉靖朝如同隱入巨燭之下的暗影而不為人所重。國內學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傳》（人民出版社，2004），卜鍵著有《明世宗傳》（人民出版社，2013），均未達到《萬曆十五年》的傳播度。通俗作品方面，最著名莫過於2007年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至今仍被史學愛好者評價為「神劇」，但上映時收視慘澹，至今未見重映。如今，著名元明史學者竇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季：皇帝與首輔》譯介出版，或可引起學界與大眾的重視。
竇德士與本書
竇德士（John W. Dardess），有時譯作「達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於紐約，1958年畢業於喬治城大學，1968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於堪薩斯大學，長期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頗豐，其代表著作包括《明代社會：14-17世紀的江西泰和》（1996）、《儒學與獨裁統治：建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與儒士：元代後期政治發展面面觀》（1973），他還參與了《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元朝後期部分的撰寫。2020年3月31日，竇德士去世，享年八十三歲。
本書英文版Four Seasons: A Ming Emperor and His Grand Secretar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出版於2016年。全書將嘉靖朝四十五年的歷史依照時代特徵劃分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均有一名代表性的首輔大臣。作者以記載皇帝言行與軍國大事的《明實錄》及四位首輔的奏議文集為主要史料，依時間順序鋪陳敘述了嘉靖帝與這四位首輔大臣的互動。和前述代表作不同，本書並非研究型著作，而是以敘事為主，作者無意在書中提出重大觀點或是構建模型，但穿插其中的議論亦值得讀者思考。藉由這種最高層的君臣互動視角，讀者可窺見當時明帝國政治的運轉，國家治理的過程，以及政治格局的變動，這也是作者將本書比喻為「打入瓦礫、泥土和岩石中鑽孔的探測器」的用意。
「四季」的大循環與小循環
將長時段以一年之四季作喻並非竇德士的首創，早在明萬曆時期，張濤在《歙志·風土論》根據社會風尚的變化，便嘗試將明朝此前的歷史分為四季，顧炎武將其全文錄入《天下郡國利病書》中：
弘治以前，「詐偽未萌，訐爭未起，紛華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詐偽萌矣，訐爭起矣，紛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
至嘉靖末隆慶間，「詐偽有鬼蜮矣，訐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
到張濤自己時代，「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
對於以後的歷史，張濤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也只能說「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這種循環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歡這種比喻，認為用「這種周期循環的隱喻」進行敘述可以「捕捉明人對於他們身處其中的那個時空的些許感受」，因此他寫作《縱樂的困惑》一書時也將明朝分為冬（開始）、春（中期）、夏（結束）三季，而以秋（毀滅）作為結尾。四季，也正是當時人捕捉所在時代「變化脈搏」的感知，用以形容一個無發展的變化循環，恰如其分。
無論四季還是三季，張濤還是卜正民，他們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於兩季更替之間，也正是嘉靖帝的登基拉開了一系列變動的序幕，成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循環中的一次劇變，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輪春夏秋冬的小循環。
在這四十五年裡，實際經歷了不止四任首輔，但其中任期最長的四位，也是本書四個部分的主人公，張孚敬（1475 －1539 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 －1548 年，江西貴溪人）、嚴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徐階（1503－1583 年，南直隸華亭人），恰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們共同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關係與內閣政治，其影響甚至超過嘉靖朝，遠及隆慶、萬曆。
嘉靖朝首輔表，據孫衛國：《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考論》
皇帝與首輔的政治日常
作為「故事書」，本書始終緊扣「政治」的主題，以四位首輔的成長史為線索，不厭其煩地列舉了每個時代首輔的日常工作、與皇帝的互動，以及當時的重大政事。
「四季」正式開始前，是嘉靖帝的登場，也是他與前朝舊臣決斷、打造本朝班底的開始，故此不屬於嘉靖帝的四季。但此時嘉靖帝的權術已經初露鋒芒，張孚敬等後來的主角亦已嶄露頭角，四季已有萌發之勢，帝業亦已成形。從自己的入城儀，到母親的入城儀，再到尊皇考的問題，嘉靖帝步步緊逼，楊廷和等舊臣則一退再退。即位一個月的時間，嘉靖帝已經理解了「權力」——如何運用個人資源，凌駕於那些比他年長且閱歷豐富的男人（以及女人）之上並為所欲為（第8頁）。他精準地注意到「禮」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並始終將其掌握手中，又通過扶持當時的少數派、也是資歷尚淺的張孚敬等人，在人事上亦占據了主動。當「大禮議」以嘉靖帝的勝利宣告結束，產生了「兩道餘波」，其一是《明倫大典》的修纂，宣告了皇帝對孝道、禮儀的權威；其二則是作者所謂的「獵巫運動」即官員互相檢舉參劾，本質上是官場上的一次重新洗牌，宣告了皇帝對人事和時局的完全掌控。這兩端恰好分別對應了皇帝對道統與治統的壟斷，於是，舊官僚黯然退去，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到來。
春季的主角之一張孚敬已經在序幕中出場，當他正式步入朝堂、參預機要，嘉靖朝的革新開始了。嘉靖帝雄心勃勃，有心為整個大明重製禮法，即「復古」或「中興」，禮儀改革也是他革新的重點。張孚敬在「大禮議」時作為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時便先後以大臣、大學士、首輔的身份參與進來。張孚敬與其他首輔不同之處在於，他出任大學士時，嘉靖帝年僅二十歲，雖然展現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並樹立了絕對權威，但畢竟還是少年，因此張孚敬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導師、醫生、心理治療師的角色，也參與了嘉靖帝家庭事務，如母子關係、帝後關係、子嗣問題等——當然，皇帝的家庭事務同樣也是國事，但畢竟牽涉到皇帝的隱私，是以君臣在此更偏重於私人關係而不在於國政。隨著嘉靖帝的成長，對權力的占有欲日益增強，他「帶著與生俱來對權力的了解，展現出鋼鐵般的意志和狂熱的野心」（46頁）。他不再依賴張孚敬，與張孚敬分歧愈來愈大。而當大臣與皇帝在戰略上發生分歧，基本已經預告了前者的離場。在三次下野後，張孚敬最終於嘉靖十四年（1535）徹底致仕。此時，作為少年皇帝奪權工具的大禮擁護者已經全部離開舞台，這標誌著萬物初萌的春季已經結束，嘉靖朝即將迎來盛大熱烈的夏季。
正如夏之萬物實萌發於春，嘉靖朝夏季的主角夏言在入閣前已經歷任要職數十年，早在楊廷和時代便已參與政事，在「春季」時更以祭祀天地等禮儀改革深稱帝意。作者在對夏季的敘述時，以夏言入閣為節點將其分為前後兩段。入閣前的夏言是一位「技術專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涉及了明朝統治的方方面面。夏言的工作不止於嘉靖帝所沉迷的禮儀改造，從兵科給事中的職位開始，他糾劾佞臣、清查冗官、整理莊田，對這些工作絕不敷衍。雖然嘉靖帝當時有意以張孚敬等一派制衡、壓倒楊廷和等舊臣，但仍需要楊廷和、夏言等人肅清弊政。嘉靖十年（1531），夏言出任禮部尚書，開始加入到禮儀規劃與改革的工作中，作者將這段時期的工作概括為「在憤怒妒忌的同僚不斷地攻擊下，管理禮儀重建計劃，監管外交關係，管理藩國以及官僚錄用系統……參與皇帝的家庭事務」（126頁）。夏言的內閣生涯則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作者無奈地說：「明朝中期的官僚生活中，沒有人能逃離激烈的人機對抗和地下派系」（121頁），夏言也不例外，在作為入閣預備的禮部尚書任上已經備受攻擊，入閣後第一段任期即因閣臣不和而去職，第二段任期仍然陷入「最高層的對抗」中。雖然夏言作為「技術專家」治國有術，但作為大明的首輔，更需要的是和嘉靖帝本人的互動能力，而這並不是夏言所長——最終，夏言被牽入曾銑「復套之議」一案，嚴嵩等趁機發難，「竟坐棄市」。夏季戛然而止，轉入肅殺蕭條的寒秋。
史書評論夏言之死，有「以驕蹇得上惡」之論，故為嚴嵩所乘。嚴嵩在這方面的性格上與夏言形成了鮮明對比，後人以嚴嵩為奸臣，實際也是看到了他逢迎上意、結黨營私的一面。是以作者在寫作時，也有意將嚴嵩與夏言進行對比，比如強調他「所擁有的和藹可親的外表和靈活的政治手腕，也正是夏言缺乏的」（149頁），比如兩人在待人接物上「夏咄咄逼人，嚴較為柔和」（154頁），又比如嚴嵩在接任夏言留下的禮部尚書後，作者以同樣的順序討論了他任內的工作：「包括外交關係、學校和考試，然後是藩國和其他。」（168頁）作者沒有糾結於嚴嵩的貪腐事跡，而是將重點放在嚴嵩從事的政事及其與皇帝的關係上，指出嚴嵩「不是理論家、反對者，也不是狂熱分子」的中庸、務實一面，當然也沒有否認嚴嵩的野心與欲望。嚴嵩很明白，他最重要的任務是不斷取悅嘉靖帝。當嚴嵩作為首輔登台，嘉靖朝已經過半，皇帝已在位二十七年，經歷了春、夏兩季，早已不復當初的熱情。嘉靖帝在統治前半段，不僅精力充沛地參與禮儀重建，親力親為踐行各項儀式，還樂此不疲地干預群臣政務，到了後半段，皇帝終於疲乏了，開始沉溺於精神世界的崇道修仙，與群臣的關係越來越依賴於有限的高級官僚溝通。嚴嵩以道教的青詞取悅嘉靖帝，又能為嘉靖帝選拔能員、駕馭群臣，故雖然明知嚴氏一門貪腐，但深居西苑、追求清靜的嘉靖帝卻仍需要嚴嵩為自己遮風擋雨。嚴嵩擅權近二十年，時「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朝政蕭索，國勢日頹，大明已是秋風日緊了。
嚴嵩以逢迎上意鞏固權位，以參劾攻訐使夏言倒台從而上位，諷刺的是，在擔任首輔的最後歲月，他卻因忤逆上意而失寵，又被隨之而來的彈劾終致倒台。「嘉靖對嚴嵩有盲目的情感，嚴嵩對自己的兒子也有盲目的情感，但是嘉靖和嚴世蕃之間沒有一絲情感，這最終導致了整個機器的崩潰。」（232頁）隨之上位的徐階是一位傑出的首輔，在其之前的仕途中長期低頭實幹，在外省歷任親民之官、備察民情，在中央處理了包括皇子冠禮、方皇后入太廟、外國朝貢、俺答汗入寇等問題，其入閣前的經歷豐富程度遠超前面的三位首輔，入閣後亦能左右逢源，在嚴嵩擅權期間洞若觀火、隱忍不發，還配合嘉靖帝修道而撰寫青詞，頗膺帝眷。在內閣低調經歷十年後，徐階以嫻熟的政治技巧一擊致命，徹底擊敗把持朝政二十年的嚴氏父子，時為嘉靖四十一年。今天的我們自然知道嘉靖帝還剩四年壽命，當時的明朝人恐怕也能感到嚴嵩倒台後的絲絲寒意，嘉靖帝的統治已近暮年。而徐階頂住了下滑中的明朝國勢，讓制度恢復活力、重新注入了能量。在嘉靖朝僅剩的時間裡，他修正了嚴嵩身後留下的統治機器，為內閣制定了規範——內閣、連同內閣首輔的權責事務，正是在嘉靖朝歷任首輔的實踐中逐漸成型。作者對徐階評價頗高，稱其為足智多謀的「黨人」，讚許了他擁有豐富的經歷，同時能接近嘉靖帝，在政治上能與官僚打交道、並在適當時機出手（272頁）。正如隆冬仍然蘊藏著生機，徐階所在的冬季雖然迎接了嘉靖帝的離世，但同樣為未來的隆慶、萬曆之世開啟了革新的希望，如此，似乎新一輪春夏秋冬又將啟動。
全書最後，作者列舉了晚明與清人對嘉靖帝及其時代的評價，大致是晚明人評價傾向於積極，認為嘉靖帝實現了「中興大業」，而清人則認為嘉靖帝僅僅是「中材之主」。作者本人的評價兼具兩面，一方面肯定了嘉靖帝在政治上對權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則對嘉靖帝的生活與感情表示厭惡。至於四位首輔，作者曾在徐階登場時給了每個人一句簡單的評語，茲錄如下：
張孚敬：犀利的意識形態戰士；
夏言：傑出的技術專家；
嚴嵩：操縱以腐敗為基礎的官僚機器的政客；
徐階：將個人行為模式（「致良知」心學）引入高層政治領域、與眾不同的大學士。
日常背後：禮儀、皇權與明朝政治
與大多數人想像不同，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層政治的日常是非常無聊的，英國著名政治喜劇《是，首相》就自嘲過「批評政府的劇是世界上第二無聊的，第一無聊的是讚美政府的劇」。但這種流水帳式的政治日常，或許才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侯旭東在《什麼是日常政治史》裡反思了「只是關注制度運行中發生變化的若干時刻」和「構建大事件序列或線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日常統治」的概念，即：從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轉向關注小事件、事務，關注人與事務的關係，同時亦由關注「變」轉向關注「常」，以及「常」中如何產生「變」。前面提到的《萬曆十五年》，其英文標題「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後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黃仁宇稱「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後人將這不重要的一年置於晚明的政治變動中，卻能夠發現「風起於青蘋之末」，也正是此意。
我們回過頭來，將本書作者記錄下嘉靖帝與四位首輔日常往來的政治活動，置入明朝政治的長河中，會發現什麼？
本書最大的背景，就是明朝政治的過分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機構發達而穩定，政治思想錨定在文明的黃金時代，在地緣政治上的姿態是確定不變的。治理明代中國的龐大官僚機器也是同樣成熟的，甚至是過分成熟的。」（vii頁）而作為一個過分成熟帝國，在政治中的體現便是對「禮」的重視。明代中國整體太平無事的氛圍，使得禮儀的重要性超過了國防和國內安全等其他事務（第8頁）。這也是為什麼，嘉靖帝從未進入京城，便如此強調以何種禮儀入城，之後更是通過「大禮議」才得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而本書的四位首輔，全都是通過禮部進入內閣這一權力樞紐——在此之前，入閣的踏腳石是翰林院（152頁），同樣是涉及「禮」的部門。而四位首輔入閣前後的經歷同樣可以看出，他們所掌管的事務幾乎都是在配合嘉靖帝、對禮儀進行革新或是維繫。這些看似日常的例行公事，其實正是當時的特點。這也是《萬曆十五年》裡所說的：「統治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專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訣在於運用倫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從尊上。」嘉靖、隆慶、萬曆，一脈相承。
嘉靖帝
本書敘事的線索是嘉靖帝與四位首輔的互動，在這種政治日常的背後，是嘉靖一朝內閣政治的發展。明代內閣政治基本成型於明初楊士奇、楊榮、楊溥即「三楊」時期，他們歷仕四朝，得到了幾任皇帝的信任與重用，「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又以內閣學士兼尚書之尊，時以「天下稱三楊，政本在內閣」，「閣權益重」，隱隱有相權之形。（韋慶遠：《三楊與儒家政治》）但閣權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不時仍有部權挑戰，而且始終受到宦官勢力的制約。雖然明人屢以宰相比擬內閣學士，後世首輔張居正也一度被人稱為「真宰相」，但內閣從未真正擁有過宰相的名與實。歷史學家祝總斌指出，宰相必須同時具備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而即如內閣首輔也從未真正擁有過，內閣的權力始終隨著皇帝的倚重與否而漲落。作者在書中寫道：「在16世紀嘉靖治下的明朝，多年穩定統治的關鍵在於皇帝與其首輔之間的個人關係。」（231頁）實際上，明朝臣下權力本質始終來源於皇帝，整個明朝、甚至整個帝制中國都概莫能外。
我們在本書中看到，張孚敬因得到嘉靖帝的支持而能在同僚孤立的情況下平步青雲，夏言因禮儀改革贏得嘉靖帝賞識而入閣、因「復套之議」為嘉靖帝憎惡而喪命，嚴嵩雖結黨、貪腐，屢遭彈劾，卻能因嘉靖帝保護而毫髮無損，最後倒台也是由於聖眷已衰，徐階更是在嘉靖帝與嚴嵩間長袖善舞，在嚴嵩倒台後贏得了嘉靖帝的信賴，直至嘉靖帝駕崩。在四名內閣首輔的身後，是無處不在的皇權——嘉靖帝。本書對嘉靖帝直接著墨不多，讀者或只能在「大禮議」和宮廷事務中看到嘉靖帝的直接表態，但作者在「嘉靖統治的宏大開場」之後、嘉靖帝的四季正式開始之前有這樣一段話：
年輕的嘉靖憑著自身品性的力量，充分運用明朝皇位的傳統特權，以及僅僅六位關鍵支持者的幫助，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數以千計難以應對的官僚，再通過他們施加到億萬民眾身上。（33頁）
這種權力結構與統治模式，註定了每位首輔所執行的必然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終沒有離開本書的敘事，即使已經深居西苑，其皇權的陰影仍在每位首輔的身後，揮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學家王世貞稱：「世宗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
本書未竟之處
本書以皇帝與首輔的君臣關係為觀察明朝政治的視角，以此串聯其他主題，角度新穎，議論隱於敘事之中，可讀性較強。但囿於敘事方式和體裁限制，以及作者對涉及史事的取捨，本書仍有未竟之處。
首先，本書以「皇帝與首輔」為副標題，而不是「嘉靖帝及其時代」，我們固然不能苛求本書對嘉靖一朝的史事面面俱到，但由於嘉靖朝首輔實際權力並非靡所不綜，並不能完全覆蓋當時的全部大事，當作者將視角局限在皇帝與首輔、特別是四名首輔在任期間的政事時，本書涉及的史事便很有限了。明人黃鳳翔《嘉靖大政類編》列舉嘉靖朝大事凡十九件：
大禮、四郊、莊肅諡議、章聖南祔、京營、河道、閹宦、二後喪祔、冊立分封、宸章召對、大獄、張延齡獄、甘州兵變、大同兵變、大同再變、遼東兵變、南京兵變、南倭、北虜
以上大事，本書或輕輕帶過，或隱匿無聞，這都是由於首輔並未參與或參與有限，自然無法在自己的奏議、文集中留下過多記載。作者應該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用了相當篇幅介紹每位首輔入閣前的宦跡，但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其次，本書分為春夏秋冬四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名首輔為中心人物，且記敘每位首輔時不拘於其首輔任內之事。由於四位首輔在事跡上有大量重合之處，勢必造成「一事而復見數篇 」——這實際也是傳統紀傳體史書一弊。為防止重複，作者不得不將一事分繫於各人，這造成了原本重要的史事因分列多處而首尾難顧，如「大禮議」和「復套之議」均被分散在不同的章節，其中「大禮議」更被嚴重弱化。「大禮議」及其餘波幾乎覆蓋整個嘉靖帝統治前期，深刻影響了嘉靖一朝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體製革新，僅就「首輔」而言，尤淑君在《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中認為「大禮議影響了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文化」，嘉靖帝有意賦予首輔大權，以處理君臣衝突，由此才有了「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即閣權加重、首輔次輔分明的體制。作為敘述「皇帝與首輔」的著作，實在不應忽視。
第三，作者為強調明朝對「禮」的重視，所敘首輔工作基本都圍繞服務皇帝的禮儀構建，不同首輔的對比也側重於個人素質和具體庶務，這使得本書並不能完整展現嘉靖朝政治變化的軌跡。古人與當代學者均注意到嘉靖朝在明朝內閣制度發展中的革新一面，明人王世貞特作《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揭示了嘉、隆、萬三朝內閣權力的發展，指出內閣權力愈大，始於「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特別是從楊廷和開始，首輔地位突出，後來才有了萬曆朝張居正專權的可能。田澍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指出，內閣權力擴張固然有嘉靖帝有意授權的原因，但歷任首輔的能力及行為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正是在嘉靖朝，首輔楊廷和成功壓抑吏部尚書、結束了「閣部相持」的局面，其繼任張孚敬「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將百官次序排列成內閣-九卿-監司-守令，以內閣為百僚之首。這些在本書中都沒有涉及，於是造成了本書第五章中，徐階與嘉靖帝討論內閣性質與作用，嘉靖帝稱「此官（首輔）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徐階強調大學士與吏部尚書均至關重要，這一段仿佛憑空出現一般。
此外，本書雖強調「禮」，但對「禮」本身及其對於皇權的意義討論得並不夠，僅將其作為一個默認的、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識，也無視了對於嘉靖朝從中央祀典到民間祠廟祭祖制度的變革及關聯——而這正是第二位首輔夏言在禮儀上的重要政績，王學的興起也只在徐階登場介紹時如蜻蜓點水一帶而過。雖然可能是作者考慮到預設受眾和篇幅原因未能深入，但對比本書對「禮」的一再強調，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餘論
當作者筆下的嚴冬過去，隆慶、萬曆相繼登基，大明朝即將迎來一個新的權力首輔時代。到底是四季重演，還是長冬凌冽？歷史的親歷者或許最多只能感受到風起於青蘋之末，而他們大多數看到的是萬曆以後，廟堂之上眾正盈朝、萬象更新，江湖之遠齊家化鄉、敬宗收族，各地無不以「詩書傳家、簪笏盈庭」為尚，「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官商，橫游薊北」，一派「聖明極盛之世」的氣象。因此，在他們看來，嘉靖帝「垂德澤於無窮」，隆慶帝「海內翕然，稱太平天子」，萬曆帝「廟號曰神，殆真如神」，真「聖聖相承」也！
但站在歷史末端的我們捧起史書後卻能知道，當這個享國日久、過分成熟、崇尚禮樂的龐大帝國重複著日常政治，它的東北部，一個年輕、簡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悄悄崛起。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