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學史小天地」屬虎的孫中山一生如何度過5個虎年

fans news 發佈 2022-01-29T06:07:27+00:00

孫中山「誕於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屬虎。在59歲的生命歷程中,他除生年外,還度過了其餘4個虎年。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華僑在那裡謀生,到19世紀末時,在檀香山生活的五萬多中國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香山縣人」。


孫中山(1866—1925)「誕於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屬虎。在59歲的生命歷程中,他除生年外,還度過了其餘4個虎年。考察其這幾個「本命年」的思想與實踐活動,我們可從一個側面更好地了解他敢想敢做、睿智威猛的「虎性」,及其追求真理與愈挫愈奮之革命戰鬥人生。

第二個虎年

赴檀香山改變人生道路

孫中山一生中的第二個虎年——1878年(光緒四年戊寅)為12周歲,正處在少年時期。這年他經歷了人生轉折的一件大事:離開家鄉翠亨村遠渡重洋赴夏威夷。因該地盛產著名的檀香木,故中國人又稱夏威夷為檀香山。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華僑在那裡謀生,到19世紀末時,在檀香山生活的五萬多中國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香山縣(今中山市)人」。孫中山的大哥孫眉(德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於1871年隨母舅楊文納到檀香山去謀生與發展,七八年下來竟成了當地有名的華僑資本家。於是孫眉決定接父母和弟弟到檀香山一起生活,這就是孫中山第一次赴檀之原因。

孫中山在憶及首次離家去檀香山時謂:「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他這裡所說之年齡當是按中國習俗計的虛齡,即赴檀是1878年事(也有說是1877年和1879年者)。事實是:這一年孫眉的同村和同事鄭強從檀香山「回國結婚,同時招募到一百多華工同去夏威夷做工,因此而租用了英國招商局的船隻『格蘭諾號』……孫中山、孫母和鄭強夫婦是同船到夏威夷的。」孫母楊太夫人不久就回國了,而中山本人這次則在檀香山輟國學而開始轉攻西學——先後入教會辦的奧蘭尼和普納湖兩所學校念了四五年書。

後來,孫中山曾在不同場合幾次談到第一次出國及在檀香山生活之觀感。他從船上的機器和大梁之奇,看到了外國先進與中國落後——「外國人所做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他從夏威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民眾之安居樂業,想到了翠亨村人面對海盜之劫掠而無法律可治其罪,「中國所急需的就是美國式的法律」;他在檀香山「就傅西校(後),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之私塾。總之,孫中山在這裡「才知道一個現代化的文明政府是什麼樣子,而這樣的政府又意味著什麼」,其「改良祖國,拯救同類之願,於是乎生」。

顯然,他這次出國赴檀對以後之人生道路,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他在結束了家鄉的4年學塾生活後,有機會開始了系統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求學生涯,這為其以民主思想為核心的人生價值觀、道德觀的樹立,及與此相關的為人處事行為方式之養成,打下來了良好基礎。

其二,他通過中外社會現狀的對比,看到了西方先進的科教與政制文明,並進而把原先對家鄉纏足與賭博等封建陋習之不滿情緒,升華為萌發了立志學習泰西、改造中國社會的感性認識。

由此觀之,孫中山第二個虎年的出國赴檀之旅——尤其是其轉向西學的抉擇,的確是邁出了改變其人生道路的關鍵性一步。這一步決定了他不可能走中國士大夫科考入仕、忠君報國的老路,而是另闢蹊徑走以民主科學振興祖國之新路。可以說,沒有他這次遠涉重洋的檀香山之行及其以後在夏威夷的經歷,就不會有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偉大而光輝的一生。

第三個虎年

在港倡行社會改革

放言排滿反清

孫中山人生中的第三個虎年——1890年(光緒十六年庚寅)是24歲,恰逢他在香港西醫書院念完大三轉入大四課程之青年時期。在其革命的生涯中,這一年有兩件事值得一書。

其一,是年春他上書本邑的著名官紳鄭藻如,提出發展農業與教育,及厲行禁菸等倡議,望其支持在香山縣內施行。鄭為香山濠頭鄉人,曾以科考中舉及「剿匪軍功」入仕,是深受李鴻章器重的清廷大員,官銜至二品,1886年後病休居鄉養老至終。孫中山當時對這位「一邑物望所歸,閒於鄉間,無善不舉」的鄉紳心懷寄望,故向其上此書。他在這平生第一篇政治著作中,提出了最關注的三件事:

(一)要振興本縣農桑業,「道在鼓勵農民,如泰西設興農之會,為之先導」;

(二)應「仿行滬上戒菸之規」除煙毒,在「吾邑立會以勸戒,設局以助戒」;

(三)發展全縣教育事業,「宜先立一興學之會,以總理其事……必也多設學校」。

孫中山認為「之斯三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國之大幸也」。因此,他「甚望台駕由以提倡之……懇為斧裁督教之」。可惜,這封上書送給鄭,之後並無下文,僅於光緒十八(1892)年刊於澳門的報端,使之得以流傳至今。

其二,該年孫中山與陳少白、楊鶴齡、尤列等大放排滿反清言論,自稱並被人目為「四大寇」。孫中山自1887年9月由廣州博濟醫校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就讀以來,每於學課餘暇,皆與陳、尤、楊等相聚,致力於革命鼓吹。幾人大約於1890年結為肆放反清言論之「四大寇」。關於他們該年的活動情形,陳少白和孫中山皆曾憶及。陳記述道:「每遇休假,四人輒聚楊(耀記)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又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目之為寇;而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時孫先生等尚在香港醫學堂肄業,而時人亦以此稱之。實則縱談之四大寇,而非盡從事於真正之革命也。」而孫則說,他們在一起「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當時與「四大寇」一起縱談反清言論者,尚有孫先生的好友鄭士良、陸皓東等人。楊鶴齡開的楊耀記店,一時間實成了以孫為中心的為反清志士「最初之政談俱樂部」。參與這個俱樂部活動的人,後來皆是孫中山創建香港興中會總會的革命骨幹。

以上情況表明,孫中山這位青年愛國者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在正式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前,其早期思想中的改良與革命這兩種因素正在彼消此長:上書當道提倡改良雖一度是他所採取的重要手段,但在此舉之努力成為泡影后,他即拋棄了對清朝統治當局的一切幻想,決志從事民主革命。

第四個虎年

提出革命程序設想

並努力發動留學界與華僑

孫中山的第四個虎年——1902年(光緒廿八年壬寅)為36歲。他當時已是蜚聲海內外的反清民主革命家。日人宮崎滔天在半自傳體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東京國光書房1902年版)中,向世人介紹了孫的革命思想及其1900年前的反清鬥爭——該書因此也被人稱為全球之第一部孫文傳。在這個虎年,孫中山不僅思想方面有重大創穫,而且還積極從事組織和壯大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十三年之夢》,(日)宮崎滔天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在思想發展方面,孫中山該年建立共和國的思想很明確,並擬出了革命建國三程序的初步方案。他在與法國印支政府官員晤談時,懇求法國能「提供武器援助」,以便「利用越南的河內作為向華南輸入武器的渠道」。並表明「其政治目標仍然是推翻清王朝,至少首先在長江以南建立聯邦共和政府。」孫中山這年在東京與章太炎「定交」後,曾同他及秦力山等人討論過改革土地與賦稅制度及建都問題,並初步提出了革命程序論。他說:革命建國的大敵是「吾中國人……懷帝王之思想」。「吾細思數年……欲救其弊,莫若於軍法、地方自治法間,綰以約法……軍事初起,所過境界人民,必以軍法部署,積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遠離戰地,則以軍政府約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則受軍政府節制,無則由軍政府簡人任之,約以五年……軍政府所過,地方自治即成,而以約法為過渡綰合之用,雖有抱帝王之策者,諒也無所施其計也。」這一設想經過充實完善後,到1906年制定《同盟會革命方略》時,孫中山正式將「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期定位革命建國必經之程序。

在革命行動上,孫中山此年十分關注並努力地發動留學界參與反清鬥爭。他不僅自己在東京和橫濱加強了同留學生志士的聯絡活動,而且還「邀集劉成禺、馮自由、程家檉、程明遠、李書城等人開秘會於東京竹枝園飯店,決定分途遊說各省留學生及遊歷有志人員」組建團體。其當時在談到這項工作的意義時說:「歷朝成功,謀士功業在戰士之上……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士大夫以為然,中國革命成矣。」孫中山當時注意用多種形式來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以激發留學界的革命覺悟。如他大力支持留學生們於「是年三月十九日(公曆4月26日)」召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當這次會議在東京上野精軒被日本警署阻撓改為聚餐會後,其當日返回橫濱又召集同志多人在永樂樓補行紀念式,藉以「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和「鼓吹種族革命」。他又委託劉成禹參照現有的史學著作並進一部搜羅遺聞,編撰一部《太平天國戰史》,為的是用它來「發揚先烈」,將「太平天國一朝之民族革命輝煌史」,「作為今日吾黨宣傳排滿好資料」。他還為宣傳與捍衛共和革命主張,最早對康、梁保皇派的謬論進行口誅筆伐。章太炎在該年春談到這件事時說:「今者任公、中山意氣仇尚不能平……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如仇讎也。」顯然,留東學界次年革命風潮之蓬勃興起,是與孫中山本年在他們中間所作的聯絡發動工作分不開的。

在越南華僑中組建革命團體,也是孫中山該年所從事的一項重要工作。他於12月間化名高達生由西貢抵達河內後,很快就結識了平日喜讀《中國日報》,逢人必罵滿洲政府的華僑店主黃隆生。黃「知先生為革命黨領袖,堅求訂盟,並次第介紹楊壽彭、羅錞、曾克齊、甄吉廷、張煥池,甄璧等與先生認識。先生與談種族大義,他們皆為悅服,乃踴躍加入黨籍」。這是孫中山在東南亞華僑中建立的第一民主革命團體,其黨員發展至四五十人。它為後來河內成為同盟會在海外的重要基地之一,打下來堅實基礎。廣大華僑日後能夠成為「革命之母」實有孫先生的聯絡、發動與勸導之功。

第五個虎年

奮起組黨討袁

及覓得至愛伴侶

孫中山生命中的第五個虎年——1914年(民國三年甲寅)是48歲。他由於上年「二次革命」之失敗,又一次亡命日本東京。其當時「生活至感枯窘」,而對革命事業則「不因失敗而灰心」,仍「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精神貫注,猛力向前」。該年,孫中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是改造國民黨與重新建立中華革命黨,進行武力討伐袁世凱、再造共和民國的第三次革命。他在當年(也有說是1913年)9月給黨人黃芸蘇的復函中說:「有此一敗,為吾黨一大淘汰,亦不幸中之幸也……弟今從新再做,合集此純淨之分子組織純粹之革命的黨,以為再舉之圖」;「此後擇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實行之人,能犧牲身命自由權利,而為國家生民造幸福者,乃能入選」。

中華革命黨從上年9月27日在東京開始吸收第一批黨員以來,經過9個多月在國內外的發展,到1914年之6月底7月初時已有黨員640餘人。孫中山認為正式立黨的時機到了,遂於6月16日與陳其美等開會商定了中央黨部之人選,旋於22日(有說21日)在民國社召開了8省黨員代表大會進行選舉——與會者一致公舉孫先生為總理,協理暫缺,並選出各部之部長。7月8日下午,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築地靜養軒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孫總理在會上當眾立誓約,宣誓就職,並自蓋手印。這次大會公布了《中華革命黨總章》39條。它規定「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本党進行秩序分作三時期」,即軍政、訓政、憲政;它還規定本黨黨員按入黨之先後,分為「首義黨員」「協助黨員」「普通黨員」三種,他們在革命成功後分別享有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和先進公民的不同權利。隨後,孫中山又在3個月內先後17次召集主要幹部會議,對自己草擬的《中華革命黨方略》進行討論修改,並於年底正式將該方略予以公布,作為本黨行動之準繩。此間,他曾不斷派人回國,在一些省市發動與進行武裝討袁鬥爭。

就在孫中山為組建中華革命黨和布署討袁軍事奔忙的日子裡,有一位充滿革命激情與素來景仰他的年輕姑娘,從美國來到了其身邊。這就是後來成為孫夫人的宋慶齡。

孫中山與宋慶齡

宋女士於1913年8月29日抵達橫濱後,第二天就在父親宋耀如及姐姐宋靄齡陪同下去東京拜會孫先生,「帶給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亞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她以後經常出入於孫的寓所,並於1914年3月決定儘快接替姐姐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之工作。經過約半年的實習,宋慶齡在是年9月宋靄齡返滬結婚時,正式以秘書的身份協助孫中山進行工作。她將保管密碼、整理文件、處理函電、提供資料等項工作都擔負起來,且完成得很出色,很快就成了孫先生離不開的重要助手。宋慶齡在與孫中山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很自豪,心中總是燃燒著火一樣的激情;她認識到「我真的接近了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夠幫助孫先生,他需要我」。當時,孫中山在革命屢遭頓挫與亡命海外的孤寂中,得到這位新女秘書的幫助和照顧,也頗感欣慰和深受鼓舞。熱愛祖國和獻身革命的共同理想,使他倆在工作中很快建立了革命情誼,並開始彼此相愛。

隨著時間的推移,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感情在相互了解中日益加深。是年底,宋離日返滬探親前為兩人結合之事向孫表白說:「經過長期、慎重的考慮,深知除了為你、為革命服務,再沒有任何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願意這樣獻身革命!」宋慶齡的暫時離開,令孫中山心神不寧和茶飯不思,當房東梅屋夫人問他「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時,孫坦率地承認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個虎年找到了真愛,並擇定了終身之革命伴侶宋慶齡。這無論是就其晚年的日常生活而言,還是對中國民主革命事業的發展來說,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好事。(周興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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