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秦光鼎

感恩，對個人而言是一種品德，如果形成了文化就是文明。

2014年，「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大型系列文化叢書「中國史話」，將武漢四中作為「史話」的文化類列入出版項目。我負責撰稿。我將史話分為「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厚重的博學文化」兩大部分；重點為「厚重的博學文化」部分，由五個章節組成，其中一個為感恩文化。

《武漢四中史話》共11萬餘字，編者在封底介紹：「本書是在查閱大量原始檔案資料，並進行大量走訪調研的基礎上整理完成的，史料真實，表達樸素，內容豐富，深入淺出。書中最大的亮點是『厚重博學』部分，不僅是對史話題材的創新，而且是回歸教育本質，對教育人以及被教育者的教育地位的認定。」

武漢四中的前身是博學書院，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由英國基督教倫敦會牧師楊格非創辦，創辦地址在漢口花樓街居巷。第一任院長是馬輔仁牧師。從1899年至1928年，六任院長全為英國人擔任。

在舉國盛行科舉以功名為要務的時代，博學書院卻以「重理算、授生化、近自然、習英文、強體魄」的辦學理念和「勤樸博學」的校訓而聞名。所以自創辦起，博學書院就直接同近代文明接軌，接受近代科學、理性和人文思想的洗禮。

1907年，倫敦基督教牧師李家興（籍貫孝感）捐資一千八百串錢，馬輔仁牧師在漢口韓家墩處購買了二百餘畝土地，在楊格非牧師協助下完成了新校舍建設。博學書院有三個標誌性建築：鐘樓、教堂和校門。校門在張公堤，即今漢西一路。與楊格非牧師同時到漢口創立基督教倫敦會的魏廉森牧師（英籍）因病去世，魏氏遺族捐款在博學書院內建築魏氏紀念堂（俗稱教堂）以志紀念。

鐘樓

魏氏紀念堂，俗稱教堂

雪天鳥瞰教堂呈一個巨大的十字

博學中學大門

1927年，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等地的英租界。1928年，漢口市政府收回了本地區的教育主權，並奉教育部指令，由校董事會選出了首任華人校長胡儒珍先生，學校更名為「漢口博學中學」。中英雙方對交接和更名十分尊重和友好，前任院長英國人馬輔仁牧師認為離去只是回國「休老」，與其他無關，同時感喟中國同事的善良與學識。

報載博學同學會送馬輔仁牧師回國休老合影

收回教育主權後，英籍教員全部自願留任，而且抗戰期間與師生一道西遷四川長達八年。由此可見，從博學書院到後來的武漢四中，感恩文化一開始就奠定了包容和多元的基礎。

2017年，博學書院第三任院長（1916－1921）潘雅德牧師的曾孫造訪武漢四中，將曾祖父當年在漢口拍攝的許多照片「物歸原主」。這些照片大都在漢口的照相館洗印，清晰地記錄了當時博學中學和漢口的原貌。

不能不認為，潘雅德曾孫這一行為是給當下感恩教育缺失和扭曲的一個鞭笞。

1905年童子軍在學校鐘樓前合影

照片多為漢口的這兩家照相館洗印

從博學書院到武漢四中，感恩文化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氛圍，每一個校友受這種氛圍耳濡目染，習其要義，烙印在記憶，潛懿在言行，最終落腳在傳承精神、延綿氣質上。從而增強了校友的歸屬感、榮譽感和文化認同感，使感恩文化有著鮮活的生命力。

當年的僑生在海外撰文回憶母校的學習生活

台灣校友的回憶文章

筆者與袁隆平老校友有近30年的交情，老人多次回母校，每次都要去當年的教室看看，佇立在恩師的照片前，講述許多感人的故事。

袁老對他曾經住過的漢口三德里，乃至整個漢口都充滿了感情，筆者曾經與袁老遊走了漢口的三德里、大智門火車站、漢口江灘、龍王廟、江漢關等處。袁老的記憶力驚人，每一處都有記憶，有故事。

在龍王廟他指著集家嘴方向說：「每次從博學中學的河邊下水，游到那裡起坡。」我問他怎麼回學校呢？他不假思索：「在六渡橋坐馬車到礄口，再走回學校。」

談及當年在博學中學的學習生活，袁老感恩最多的有兩點：

一是教員，特別是教口語的白格里夫人和教寫作的周鼎兩位英語教員。

他認為自己的英語基礎全部是在博學中學打下的，並且以一次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印度舉行的雜交水稻會議佐證：起初很多人對這位「來自中國的農民」不屑一顧，然而當他以流利的英語作完主題發言後，會場報以熱烈的掌聲，在被擁抱的同時，紛紛詢問他畢業於英美的哪所大學。袁老驕傲地回答：「漢口博學中學。」

二是袁老感恩抗戰期間「讀書沒有花一分錢」。

1938年8月，憑一紙漢口市政府的護照，博學中學和同為基督教倫敦會創辦的懿訓女中（今武漢二十一中）西遷四川江津，為避日機濫炸，1940年1月再輾轉至重慶。博學中學於1946年8月回漢復校，前後8年，師生無一傷亡，教學器材無一破損。流亡期間，為節省開支又不降低伙食標準，教職人員開荒種菜，圍欄養豬。正如袁隆平所說，「讀書沒有花一分錢」。

可見，感恩是一種彼此的互動。苛求別人懂得感恩，先捫心自問可曾有恩於人。

博學中學流亡期間學生的美術課作業：師生搭建校舍

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大概是民國教育的緩衝作用，「讀書沒有花一分錢」得以短暫延續。

武漢四中1960屆校友楊傳榮，北航畢業後一直在航空航天部門工作，在神舟系列飛船上，留下了他的的才智和心血，得知2009年10月母校110周年校慶大典的喜訊，異常激動，著手撰寫回憶母校的文章，選擇禮品準備參加校慶。不幸心臟病猝發，於9月19日去世。

同年11月，其子攜帶父親準備贈送給母校的神舟7號飛船的模型和回憶在母校學習生活的手稿，送交學校。武漢四中組織了一場追思會，楊傳榮校友當年的同班和同屆部分同學30餘人與會，根據其子的介紹，大家撫摸著老同學設計的飛船某一部分，一個個老淚縱橫。

翌年6月，同為航天專家、楊傳榮校友的夫人親自攜帶長征火箭模型來到武漢四中。老人說丈夫生前經常念叨母校，感恩母校培養了自己，所以代夫來母校表達感恩之情。武漢四中向老人頒發了榮譽校友證書，並且在學校食堂備四桌酒席，宴請楊氏所有親屬。

楊家是長豐鄉農民，當時非常窮，兄弟四人只能供長子楊傳榮一人學習深造。楊傳榮在武漢四中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學雜費免繳，並且享有每月9元的助學金；9元除購買文具外，還可補貼家用。席間有思念兄長的淚水，更多是感恩學校的樸實話語。

看來，感恩文化的形成和傳承，其實，很具體實在，也很簡單，「恩」，善行而已。

如果大字報揭發隱私，剃陰陽頭加以羞辱，把教師從人格到形象上徹徹底底地剝得精精光光；用「牛尾巴的功能」配上驢叫聲，把教師的知識學問加以嘲笑和否定，能有感恩文化嗎！

如果把教育「發展」成「產業」，一個「教育」大省，每年生產出幾十萬大學生，須知產業是講求成本和利潤的，那麼學生自然不再是受教育的對象，充其量是原材料，從幼兒園開始上流水線搗鼓二十年。教師也就只是流水線上的操作工，無需清高，無需神秘，無需尊嚴；不能有個性，更不能有思想，那麼，有悖倫理、有悖規律的怪象層出不窮就見怪不怪了，還奢談什麼感恩！

當然，武漢四中的感恩文化還有其獨特的一個方面，即學校仍在原址，而且標誌性建築鐘樓和教堂保存完好，特別是鐘樓，曾經具有行政、教學、會議和娛樂的功能，使得感恩文化有了載體。如果學校易址，或是將歷史建築拆除，袁隆平校友會6次回母校嗎？

現在鐘樓成為了校史館，濃縮了學校的歷史和文化。胡儒珍先生擔任博學中學校長長達25年（1928－1952），2015年我在校史館布展時，將他在1948年的一段校務講話，以《示訓》為題放在顯要處，旨在讓人體會胡校長所說的「承先人餘蔭，亦為至厚，如何發揚光大」，從而給感恩文化一個真實正確的定位。

打撈江城記憶 鉤沉三鎮往事

1911年，博學書院

編輯：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