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維建
題記：「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間，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變成親切的懷念。」 ——普希金
很高興能進「六棉」當一個工人
「六棉」（武漢市第六棉紡織廠）,我很早就不生疏。初中時，學校的「工宣隊」就是「六棉」來的。為了貫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還被安排到「六棉」「學工」。再往早點說，我家與「六棉」的前身「一紗廠」的老闆程子菊，還能扯上一點親戚關係。我母親的奶奶，就是程子菊的親姑母。
我聽我母親的親姑母（她與程子菊是嫡親姑舅老表）說過，解放前，程子菊與國民黨軍政界上層人士走得很近，他父親程棟臣不以為然，曾對人說：「我說那個子菊啊，有點錢，吃點喝點玩點，你去結交那些人做什麼！」。老人不幸而言中，解放後，程子菊因為這些「劣跡」被判刑，在沙洋農場服刑幾十年，他的廠也最終改姓「國營」，成為武漢市紡管局屬下一個重要的廠子。程子菊上世紀80年代被落實了政策，平了反，退還了部分產業，晚年過得還可以。遺囑身後，骨灰撒入襄河（漢江），以便遙望長江對岸魂牽夢繞念茲在茲的「一紗」。
「六棉」在武昌大堤口北，西臨長江。西中門一進門就是鐘樓，當時是辦公樓。廠內以鐘樓為中軸，分為南北兩大部分，南邊是南廠，北面是北廠，各自進行從清花到布廠的全部生產流程，是兩個獨立的生產系統。「六棉」已經不復存在，廠區所在地，現在被開發成一個名叫「藍灣俊園」的居民小區。舊廠房當然蕩然無存。但是，臨江的鐘樓還保留著，在那裡無聲地講述著歷史。
1975年5月，我在高中畢業一年後，被「六棉」招工進場。進廠後稍加教育培訓，就分到北廠前紡鋼絲當一名下花工。我當時很興奮很高興：一是解決了工作問題，比呆在街道待業，心情好得多；二是覺得「六棉」是國營企業，進去了終生有靠，福利會比較好（現在看起來，這種想法與實際隔得太遠太遠）；三是我也成為了工人階級的一員，不無驕傲。
所以，儘管工作並不輕鬆，還是幹得很起勁。我記得當時車間管宣傳的組稿，要我寫一篇稿子，我就寫了一首小詩交了上去。那首詩我還記得開頭幾句：「莫道車間機器轟鳴，莫道車間說話難以聽真，我聽得見師傅們說的話，我聽得見師傅們發的聲」，然後就是歌頌工人師傅忘我的勞動精神。這個詩，內容很幼稚，但反映了我當時快樂的心情。
其實我這個精神狀態，當時並不是很另類。那時，很多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思想很單純很單純，為個人想得不多，總想跟上當時宣傳的調子。我記得有一天我下早班，從臨江大道步行回家，走到大堤口附近，碰見一個高中同班的女同學，她當時在江邊的一個搬運隊當搬運工。我很詫異，一個女孩子，怎麼幹這個？她卻說：「事情總要有人做，一個不做兩個不做，誰來做？」
所以，我當時對工作很認真負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的工作表現，很快，我就被「升」為生產小組長，管起人來。
1948年，「一紗」管理人員全家福
求親戚換工種
我乾的這個下花的活，是紗廠男工最低層次的活，也是最辛苦的活。當時紗廠的流程，棉花包進了廠，先要進清花車間，把棉花紡成棉卷，然後進前紡車間：首先把棉卷通過鋼絲機紡成棉條，然後把棉條送到並條，然後到粗紗，到細紗，漿紗，再到布廠。我就是鋼絲這個工序的下花工。棉卷紡成棉條裝滿桶後，把滿桶取下，空桶放上，然後把滿桶運到並條，作為下個工序的原料。
我下30多台機器的花。那時車間技術改造程度低，桶小，一個空桶，大概21分鐘就紡滿。一般把30多台機器的花下完運完，需14分鐘，然後出去休息7分鐘，又得進車間下花。當班時，就這樣周而復始，很機械，談不上什麼技術，純粹苦力一個。
我當時年輕，體力好，思想也單純，沒什麼思想包袱，所以也不覺得苦。但我父母知道後，心裡就過不得，於是他們就去找了親戚，希望他們能幫我換一個相對輕鬆的工種。親戚是我母親的一個遠房姑母和她丈夫。當時他倆都在「六棉」工作，男的還擔任廠黨委組織部部長。按一般情況說，只要他們出面，我換個工種應該不是很難的事。但他們既不說幫忙，也不說不幫忙，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分析起來，有幾種可能：第一，是親戚不願徇私情；第二，是親戚幫不了這個忙；第三是親戚覺得幫這個忙太麻煩，會欠下很多人情，與我家的關係又不是很近，來往也不密切，權衡後，覺得沒必要幫這個忙。後一種可能性較大。我對親戚沒有怨恨之心，因為我當時實際是個無所謂的想法，不覺得下花有什麼不好，也不覺得換個工種有什麼好，換工種的心並不迫切。另外，為什麼人家一定要為你的利益做出自己的犧牲呢？將心比心，這樣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從中還是可以得出一些關於社會，關於人際關係的一些結論。
師傅們說我的運氣蠻好
我的下花工作只搞了幾個月就沒搞了，原因是1975年的下半年，大批新工人進場，我們小組也進了幾個男青年，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就退出下花，改為抄車。
在鋼絲車把棉卷紡為棉條的過程中，時間長了，鋼絲里的間隙逐步被雜質填充，影響棉條質量，這就需要及時清理雜質。利用風道把機器里的雜質吸出來，就是抄車。抄車比下花舒服多了，整個上班時間，只需要清理兩次，另外需要到機器下面的斗里，把落在裡面的雜質清走（出花），一個班也是兩次。抄車工一般都是接班後不久就抄第一次車，抄完車後緊接著就出花，隔幾個鐘頭後，再抄第二次車，出第二次花。其餘的時間就沒事了，你願意幫幫別人的忙就幫，你願意出去休息一下也可以。抄車，比下花輕鬆多了。
師傅們都說我的運氣好。我師傅告訴我，如果沒有新人進來，我就得一直下花下下去，什麼時候有新人來，什麼時候才能退出下花。像我這樣只幹了幾個月就被新人換下來，史無前例。比如他，干下花就幹了十幾年，一直到我來他才改為抄車。他還告訴我，接我手干下花的，不知什麼時候才會有新人頂替，肯定沒我這樣幸運。我聽後，也覺得確實蠻幸運的。
回過頭來看，其實那時的新人，多半是廠內老職工的子女，如果放在現在，按親疏，按關係，我這樣無背景的恐怕就會放在下花崗位上不動，而讓有關係的子弟干相對輕鬆的工作。這樣看起來，那時的社會風氣，還是相對公平些。
師傅用左手替我拈到一張自行車票
70年代，還是計劃經濟，物資供應非常緊缺，很多商品需要憑票供應。有一次，分到我所在的生產小組幾張物資票，僧多粥少，為避免矛盾，採取最公平的辦法，也是大家都認可的辦法：拈鬮。我那天拈鬮時不在場，組內的師傅們就讓我師傅替我拈鬮，他右手為自己拈，左手替我拈，結果右手沒拈著，左手倒拈著了一張自行車票。後來他當著大家的面把那張自行車票交給我，還笑嘻嘻地告訴我緣由。
所以我工作不久後就不用步行上下班了，我用那張票買了一輛新自行車。騎著新車上下班，既快捷，又爽，我滿意極了。我還記得，那輛車是廣州產五羊牌，一直到80年代，我還時常騎這輛車。
不要說拈鬮不合理，這種方式比時下各種打分分配矛盾少得多：分是人定的，都會有傾向，分完後，有人高興有人怨恨，遺留問題一大堆。拈鬮，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但相對公平的一面似乎多些，大眾認可程度也高些。沒拈著的，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運氣不好，也沒什麼好說的，因此遺留矛盾會少些。
干抄車，一件心驚的事
那時廠里上夜班是不允許睡覺的，哪怕你工作做完了也不行。值車工是整晚上在機器旁「旋」，你工作完了，就去睡覺，讓人家怎麼想？所以那時輪班長和輪班書記有一個任務，就是在夜班經常查睡覺，查到了就叫醒，批評。
不下花了，我休息時間多了，夜班時往往到二樓男工換衣室去休息假寐。換衣室窗外有碩大的通風管道，常有工人從窗子穿過去在上面休息。有一天，我實在困得不行，又不願被頭頭逮住批評，就學樣鑽出窗外坐到大管道上。坐著坐著，不知不覺睡著了。當我醒來，不知身在何處，突然意識到我在通風管道上，不禁心驚。設若當時不能自控，摔下樓去，樓下堆著一大些廢銅爛鐵，摔下去，後果真不堪設想。
我在廠時沒聽說過從樓上管道摔下人的事，不過從我的經歷看，摔下人的可能性還真不能說沒有。從管理的角度看，這是應該加強防範的。但當時的管理者，似乎都沒意識到這個問題。
1976年夏天，有一天上中班，接班後像平時一樣抄車出花，然後到車間外北面的廠內大道透氣休息。我出車間時，正好有個老軍人從那經過。老軍人紅領章，四個兜。他看到我時，我整個一個毛猴子，頭臉渾身上下都是毛，髒得不得了。四目相對，他下意識地搖了搖頭。老軍人的這個搖頭和他的神態，深深地進入我的腦海。我很多次猜測老軍人搖頭的意思，覺得大概是憐憫，是可憐工人的生產條件太惡劣。但他不知道的是，我當時對我的抄車工作，是相當的滿意。
聽了輪班書記的話，我愣住了
新來我們輪班的工人，都是廠內老工人的子弟，好像都是下鄉知青。他們在社會上混了那麼久，社會上的事知道很多，我不能望其項背。我們組的小馬小傅，還有同輪班別的組的幾個男青年，很快就抱成團形成了勢力。
我的師傅也是社會上混的，在輪班說話有分量。「一山不容二虎」，他很快與小馬等人對立了。小馬他們就故意挑事，找個機會把我師傅打了。我師傅畢竟有家室，不敢與他們死磕，一下子威風掃地，在他們面前沒脾氣了。我當時是生產小組長，與小馬等人沒矛盾，他們對我也不敵視，關係不親密也不緊張，不咸不淡。
一天，輪班段書記把我叫到輪班辦公室，說了幾句閒話後，就對我提了要求，他要我經常與小馬他們接觸，然後把他們的情況匯報給他。我萬萬沒想到書記會對我提這樣的要求，這不是讓我當一個告密者嗎？驟然間，我愣住了。書記看到我這個神態，馬上意識到他看錯了人，馬上說，不談這個事了不談這個事了，就結束了談話。
多年以後，我與一個要好的同事聊天時聊到了這件事。他聽後議論說，你要是當時按你那個書記的要求做了，你就完了。小馬他們肯定會覺察，肯定會打你的人。那時書記會衛著你嗎？不會。這時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臭狗屎一堆，誰也不會把你當回事。甚至你上大學，哪怕考取了，書記也不會放你走。我深以他的分析為然。
我認為這個事是我人生的一個關口，設若我當時很靈活，馬上順杆爬，我的人生就是另一個樣子了。因為當時我的良知，讓我表現出那個樣子，無意間成為我當時最好的應對，讓我躲過一劫。我當時無論正面拒絕，還是順從書記的意思，都會讓我以後不平坦。也許正是我的那個表現，既沒有逆書記的意，也讓書記內心深處對我還有點讚許，所以他後來也沒為難我。
批鬥「壞」頭頭
「四人幫」垮台後，造反派失了勢，成為挨整的對象。「六棉」的造反派頭頭姓余，被安排在各個車間接受批鬥。輪到我們車間時，輪班書記安排與我一起進廠的另一個青工小王與我押送余某。小王押送批鬥時很下力，批鬥時經常狠狠地按余某的腦袋。我呢，對余沒有恨的感情，只是在旁邊站著，我與他無冤無仇，何必呢。
我後來回想此事，分析為何書記會讓我倆押送余某，覺得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廠內子弟。廠內子弟，書記如果讓他們來幹這個事，他們的家長不會同意，會罵人，我們兩個外人，沒人會說什麼。
武昌「一紗」老樓
考大學
1977年下半年恢復高考。在父母鼓勵支持下，我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同車間同輪班有好幾個青年也參加了這次高考。高考結束後，有一次大家在輪班室休息閒聊，聊著聊著聊到了高考，當時輪班段書記說了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我看，你們都不行（意思是都考不上），看小李怎麼樣（意思是小李還有點可能）。後來的結果，我們車間就我一個人被錄取了，我想起段書記的這句話，覺得他判斷還是很準確的，基層幹部的識人能力，不能小看。
我的錄取通知書到車間後，我當然很興奮。小馬的一句話也讓我深印腦海。他說，怎麼搞的，就這一下子，你就像高了一截。
去學校報到那天，是1978年三、四月吧，是個晴好天氣。我騎著車，一下想起一句唐詩：「春風得意馬蹄疾」，覺得太切合我的心情了。當時哪裡會想到，上了大學並不意味我的人生就會一帆風順，但當時就以為以後的人生一定是一片坦途。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可笑。
打撈江城記憶 鉤沉三鎮往事
清黃鶴樓
編輯：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