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海
相關內容連結:
1 .明清懷柔莊田旗地述略
2.嘉靖年,直隸巡按御史黃紀彈劾黃花路不法守備太監紀陽遭貶職
慕田峪,是懷柔區渤海鎮東北角的一個山谷。儘管山谷不長,卻因明長城蜿蜒騰躍、敵樓雄峙、關隘宏闊等人文因素而享譽中外。
山谷是兩山之間的夾道、水道,或兩山之間的凹地。山頂的鞍凹部,稱之為「口」;山谷末端的開闊地便是「峪」。懷柔南部地區,為燕山南麓丘陵向平原過渡的起始區域,有大小几十條峽谷自山脊逶迤而下。因此,懷柔境內就出現了很多「口」和「峪」。慕田峪就是渤海鎮域內「辛營西溝」上游的十二條支溝之一。
「辛營西溝」全長十二公里,是懷沙河(古稱,渤海水)上游的一條重要支流。古文獻中記為「慕田谷」或「慕田谷水」,近年被改稱為「渤泉河」。這條普通的山谷水道,在數千年裡既是水道,亦是人們出入山地的通道,也曾是攻守進退的軍事走廊,因此,它積澱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曾經的「慕田谷」,或今稱的「慕田峪」,除了地名功能,也具文化傳承功能。但由於歷史久遠、政權更迭、區劃分和無常、訛傳誤用等因素,致使與之相關的很多史實已經模糊或被湮沒。為此,本文以歷代史料,對慕田峪地名形成等有關歷史問題試以探討。
「慕田峪得名」
在人文地理中,多數地名都是因地物、地貌、意願、人物故事、歷史事件,或神話傳說而得名。慕田峪之名,在明清史志、奏疏、敕書、碑刻等文獻中,曾將「峪」記之為「谷」,把慕田記為「募田」或「摩天」、「墓田」等。眾所周知,「谷」字,在古代與「峪」同音同義,比如:今稱的「平谷區」,在古代典籍中即有「平峪」的記載。現存世的「慕田谷關」門額,即讀為「峪」。
《懷柔縣地名志》載:慕田峪「明永樂二年,設正關,因長城築於高山之巔,在溝谷翹首仰望,有上觸蒼天之感,故名摩天峪(谷)關。『摩天』與『慕田』近音,『峪』與『谷』通假,後稱慕田峪關。」
很顯然志書,一是取地貌之說,認為「摩天峪」是今慕田峪的本名;二是認為慕田峪得名,是因明代在此設置的關隘。但本人粗淺認為,慕田峪之「慕田」,源於歷史事件,並非取自地貌,其原始名稱應該是「募田谷」,在得名時間上,應該早於明代。
從地勢上看,慕田峪關處在溝谷頂端嶺脊的鞍凹部,海拔僅486米,與左右其他關口相比,慕田峪關的地勢最低。無論在山下仰觀還是於山前後遠看,僅有凹陷之相,毫無摩天入雲之感。另外,無論古今,凡是以「摩天」作狀語或定語時,多是指峰嶺峻拔,樓宇高聳。很少見用於溝谷。所以慕田峪取「摩天」之說,稍顯勉強。但《地名志》並非無所依憑,一些古籍、古地圖曾標記過「摩天」字樣。
因明代在燕山一線築城設防,所以慕田峪一詞在《明史》、明《實錄》以及將臣文牘彙編中大量出現。但不見以「摩天谷」指代「慕田谷」的記載。只在《明·懷柔縣誌》、民國四年老地圖、以及明軍事志、圖志中才有一兩處「摩天谷」,這大概是誤書誤刻所致。
概覽明清文獻,凡涉及慕田峪的內容,絕大部分都以「慕田」為名。早期文獻曾有「募田」、「墓田」字樣。尤其是嘉靖二十年的《九邊考》,多是記作「墓田峪」。而嘉靖三十年以後的文獻,除個別處用「募田」外,已基本固定為「慕田」。所以,根據現存史料「慕田」出現的頻次,今天的慕田峪,應該是由「募田」、「墓田」不斷發展而形成的地名。
在薊遼真保,乃至宣大長城一線,包括慕田峪在內的大量古代軍事建築如:「大水谷關」、「驢鞍嶺口」、「大榛峪口」、「賈兒嶺口」等,基本是以建築物所在地的地名為設施名稱。再如:「擦石口」、「磨石口」、撞道口、鷂子峪口、神堂峪口等,這些自然地理中的「埡口」,在建關之前其名已存,建關之後,「關」以口為名。慕田峪山脊凹部與相鄰之地相較更為低緩,自古就是進出山地的著名的埡口通道。所以,在明代建關以前不可能沒有名字,其名理應就是「募田谷口」或「慕田谷口」。明朝於此建關時,也像其他關隘命名一樣,沿用舊稱而已。「慕田谷関」匾額至今尚存。
慕田峪地名形成
明代早期資料中,今渤海鎮域內已出現南冶、沙峪、桃峪等村名。《昌平州外志》已經確定這些村莊,成村於金、元時代。既然這一帶山地早已聚落成村,其附近的自然溝峪、山峰、台地必然會有人類活動。有了人類的參與,自然地理就被附加了人文內涵。為了生產生活方便,人們就會為那些臨近村寨的地片、溝溪泉流、山坡丘崗賦予特定的地名。所以,慕田峪、田仙峪儘管在明代以前並不是村落名稱,但作為溝谷名稱已經出現。明代建關設堡以後,關堡等設施就以所在地的溝峪為名。關堡逐漸演化成村後,繼續沿用了溝峪或關堡的舊稱。
據上述,可以將慕田峪得名歸納為:先有人類活動,隨後出現了溝谷、山嶺、地片名稱,進而出現以溝谷為名的屯寨、關隘、城堡,最後形成以溝峪名稱為村名的「慕田峪村」,以及「慕田峪長城」等。
關於慕田峪得名時間,歷史文獻中沒有詳細記載。但我們可沿著附近村落成村時間的線索,進行探尋。昌平州外志認為,黃花鎮及其以東地區的村落形成,不晚於金代。據此判斷,今天的黃花鎮、渤海所、沙峪、桃峪等村的成村時間應在遼代中晚期。
明代《沙峪山神廟碑記》,以及明《實錄》「帝敕命,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經略黃花鎮桃峪村至居庸關白羊口堡堅子谷邊關」。的相關記載,基本可以證明沙峪、桃峪等村均早於明代成村。因而《懷柔地名志》記「桃峪村」成村於清康熙年略嫌失准。因為明初的文獻已有「桃峪村」的記載。雖然當時的慕田峪並未聚落成村,但慕田峪口是戍守隘口,通往隘口的溝峪,以及溝岸台地,都是軍屯戶的屬地或道路。所以,隘口、道路、溪河、屯地都會有自己的名稱。其溝峪總稱應該是「募(慕)田谷」或「募田谷水」
由於桃峪等村落成村較早,與這些村落相關的溝谷山嶺,如:「募田」、「田仙」、「賈兒嶺」、「大管仲渠」、「王家坨」、「劉家項」、「思家峪」等地名便相繼出現。這些自然地理名稱無一不閃爍著豐富的人文色彩。其中,「大管仲渠」應該是古地名(見《大管仲渠初探》);「募田」、「田仙」則源於歷代的屯田活動,其他則與人們擇地而居有關。
慕田峪之「慕田」源於歷史上的「募兵屯田」或「募民屯田」。 有諸多資料證明,在歷史上自慕田峪以西至居庸一帶,曾是「詔民墾種」之地。至於「墓田」,誤會明顯,因為遼金以前,慕田峪附近並沒有地位顯赫勛貴的墓地,所以,本文不採「墓田」之說。
慕田峪早期的「募民屯田」
中國古代的屯田制,起於西漢,興於曹魏,盛於遼金元,完善於明代。史籍中關於漢代的屯田與今京北地區沒有直接關係,而曹魏時期在幽州(今北京)地區的屯田在史籍中有簡略記載。曹操有言:「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魏書》載:魏武「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這是史籍中較早出現的「募民屯田」。
隨著屯田成功,曹魏的屯田很快由「許下」推廣到了山東和幽州等地,並在幽州(北京地區)屯地修築了「車廂渠」,今燕山南麓皆為屯地。曹魏最初的屯田具有強迫性,屯民多有逃亡。後來曹操採納袁渙建議,變強迫為「自由應募」,屯田才得以順利進行。據著名文史專家尹均科考證,今懷柔慕田峪、神堂峪最有可能是古代「順州之北境」的「曹王峪」或「曹王山」。由此可斷,曹操在北伐或北防匈奴時期,為保證軍需,很可能在此地實施了「募民屯田」。那麼,招募民人來此墾種屯田之溝峪,很可能被屯民或「屯田司」稱為「募田峪」。但這僅是一種推斷。史籍中沒有記載。
遼代,涉及今懷柔西部山地的屯田活動,已有明確記載。幽燕地區自五代以來,因連續戰亂,居民大量流亡,燕山前後出現了許多荒地。耶律遼是通過非武力占領幽州,改幽州為南京,民族矛盾不甚激烈。經過遼初十幾年的恢復,南京人口大量增長,農業發展很快。據《北京通志》載,當時「北部山區荒地很多。隨著遼朝人口增長,對糧食的需要進一步增加,南京地區大量駐軍也需要更多的糧食,為了增加糧食生產,承天太后蕭綽採取鼓勵農業生產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於「統和十三年,詔許懷柔、昌平等縣諸色人戶請業荒地」,實際上就是以暫免租稅等優惠政策進行「募民屯田」,即「民屯」。
當時的「懷柔縣」,是順州的屬縣。縣治與州治同在今順義城區。而懷柔縣的轄地,也就是史籍中常提及的「順州之北境」,包括了今懷柔南部地區。當時朝廷所說的荒地,就是西自昌平東至密雲,燕山前後的溝谷台地。其中當然包括今慕田峪、桃峪、渤海所、沙峪一帶的山前丘崗土地。
遼的軍事制度就是軍屯制。依遼制,其族民年十五歲至五十歲,都隸屬兵籍。武器、鞍馬、行糧都是軍戶自備。所以,遼軍的契丹人都有自己的土地。遼在幽州設立南京後,為防被占據者反抗,派軍隊散駐在占領區內,凡駐軍之地都分撥土地屯種。由今懷柔渤海鎮白木村發現的遼代八角墓可見,慕田峪河谷、渤海鎮小盆地,不但有「募民屯田」的「民屯」,也有「軍屯」存在。
遼朝不但對募民屯田極為重視,也非常注重果樹栽培。《遼史》載,重熙二十二年,「詔內地州縣植果木」,在燕京設有「內果園」。因燕京地區果樹中,以栗樹為大宗,栗樹種植面積大,產量高,是遼政府一項重要的收入。朝廷在南京設置「栗園司」,專管栗子的生產、加工、稅收等事務。而今天渤海、九渡河鎮的山地,正是遼代板栗的主產地。因此,當時的募民植果也是遼朝民屯的重要內容。因遼代曾在今渤海鎮溝谷台地「募民屯田」、「募民植果」,在生產和管理中,將一條丘崗平緩、溝峪寬闊之地稱為「募田谷」,既有事件依據,又符合地名誕生邏輯。
金代與遼代近似,也是自外部進入腹里地區,占領土地人民。也因「憂慮中原士民懷貳」,不得不在占領地,廣泛駐軍。為解決駐軍供給,只能在駐軍之地「括地置屯」創設「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之間」。金代在中都(北京)北部山地的屯田基本沿襲遼制。
在整個宋遼金時期,三個政權的互相征伐,多是在燕山、太行山內外展開的。把守山口要塞是古代戰守的最重要措施。在山口通道設關,關內置寨是必須的。在金攻遼防元過程中,完顏阿骨打曾以「金人渤海是一家」為號召,招募了大批曾被契丹滅國的渤海人參戰。以渤海人為主體的軍隊,稱為「渤海軍」。 金朝在建立政權後,在今懷柔黃花鎮(村)東至密雲馮家峪一線的山口,都設有千夫長、百夫長(猛安謀克)把守的關寨。以渤海人駐守的寨口,就稱之為渤海寨,其山口或稱「夾山口子」。屯田開始後,今懷沙河谷地,就出現了「渤海屯田營寨」、「田仙砦」等名稱。為加強各個山口戍守,散布在各個山谷溝峪的猛安謀克屯田軍,便在先朝的屯地上,繼續屯耕守口,在古文獻中被稱之為「屯戍」。
慕田峪曾屬黃花鎮千戶所
據元代史籍,元代民屯遍地。但黃花鎮以東一帶的屯田主要是軍屯。元朝在軍事上實行府衛制,樞密院以下設衛置所。今黃花鎮以東至慕田峪一帶,最初屬於隆鎮萬戶府的防區。仁宗元年,升萬戶府為「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簡稱「隆鎮衛」(衛城在今延慶青龍橋東山腳下)。隆鎮衛下轄黃花鎮、北口、南口、遷民鎮等十二個千戶所。「黃花鎮千戶所,秩正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六員,彈壓一員。於昌平縣東口置司」(其治所即今黃花鎮村附近)。
元代的「黃花鎮千戶所」,全稱「隆鎮衛黃花鎮屯田千戶所」。黃花鎮東至慕田峪的屯地約為1300頃,由千餘名屯軍,以屯戶為單位,分散在各個溝峪台地,立屯開耕。《元史·兵志》云:「國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由於燕山大小各口都需要屯兵置戍,為了「以資軍餉」,不得不沿襲前朝的做法,在戍守之地進行屯田自給,以充軍需。
元代隆鎮衛的十二千戶所,分有正軍和屯田軍。最初的黃花鎮千戶所就是「屯田千戶所」即「屯所」。屯軍以及屯種事宜皆由隆鎮衛管理,每名軍卒份地約為五十畝,官撥牛具、種子。後來親軍指揮使又將非蒙古族的漢軍以及一些「年老不堪備征戰者」,揀撥至屯所,從事屯種。總觀元代在黃花鎮,以及懷沙河谷的屯田戍守,一直比較穩定。山坡台地開墾、河道治理、交通道路較以前有很大改觀。尤其是各個山口以外的坡地,也有所墾殖。如此就形成了許多通往山外的山谷通道。
隨著元朝的滅亡,戰亂中的黃花鎮、渤海所一帶的屯所遭到了一定程度破壞,部分屯田軍被蒙古貴族攜裹北去。只有一部分老軍,和一些被謫戍者仍留在原地。這些留下來的人在明代文牘中被稱為「遺民」,或「老軍」。明代的《關鎮》志以及一些奏疏中,都提到過黃花鎮、渤海所的「老家軍」和「老軍」。這些老軍就是元末明初生活在渤海所附近的屯田軍戶,明朝建立政權後,他們作為先朝的軍屯組織,被新的統治者繼承接管。
明代慕田峪一帶的屯守
元朝末年,中原大地戰爭頻繁,天災接踵,名城大邑城傾垣摧,鄉莊裡社盡遭塗炭。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了明朝後,為鞏固政權採取了一系列軍事經濟政策,移民屯墾便是其中之一。《春夢余錄》載,「洪武初,諭五軍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又諭曰:天下衛所分民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欠之不給。又諭:今年屯種,須於五月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報結實何如,十月報所收籽粒若干,一歲三報。彼時留心屯政如此。」明初重視屯田程度,由洪武皇帝的諭令,可見一斑。
明代為戍邊屯田,徐達驅殘元於漠北之後,就開始遷徙山西軍、民三萬五千多戶,安置於北平、河南、河北諸府衛。後又遷山西、寧夏流民三萬多戶屯田北平,建軍屯254個,開地1340頃。至明永樂後期的五十年內,當朝曾有十幾次極具規模的移民活動。
明朝的屯田,有軍屯和民屯之別。明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招募無土地者或戰亂中的難民而遷入者稱為民屯。而軍屯則是由戰事稍息的營、所、鎮、衛的軍士遷入置屯。在邊地的屯防任務中,三分守城防,七分屯種。在駐軍守備和屯田數量分部方面,邊關險要處的鎮、所守備多於屯,地處偏僻運輸糧草艱難之地,屯多於守。懷柔地處邊關要隘,長城一線肯定需要置屯設險,所以山前的軍、民屯密布,今北房、楊宋兩鎮以及雁棲部分地區,都是明代設在「腹里」地區的軍屯地。而近長城一線則多是軍屯果糧地。
明永樂初,朝廷將大寧衛(今赤峰寧城)內遷保定以後。自磨石口關外(渤海鎮莊戶)東至山海關;東北口(琉璃廟鎮梁根)西北至獨石口的邊外廣大地區,全部棄之於蒙古韃靼、朵顏部。
二十多年後,這一防線出現了緊張形勢,邊釁頻發。西蒙瓦剌、北蒙韃靼,朵顏三衛人馬頻繁在居庸至山海一線,進行襲擾。從正統年開始,明廷開展大規模長城要塞的建設。在黃花鎮至渤海一線,由於軍隊和人口的迅速增長,光靠屯田所獲已難於滿足日益增長的糧草供應。所以,沙峪、渤海、慕田峪等地的屯田政策開始改變。從此,這一防區的糧餉供應基本由昌平的鞏華城、牛欄山倉、懷柔倉或隆慶衛轉輸。原來的軍屯、民屯土地逐漸佃租或典賣給民戶。只有少部分屯地,仍由各堡軍戶屯種。尤其是隨著明朝的延續,天壽山皇陵逐漸擴大之後,黃花至渤海的屯地進一步減少,許多屯地均被圈設為神宮監的「榛果地」,或轉為升科納稅的民地。但渤海所一帶的軍屯活動並沒徹底停止。
列如:薊遼總督劉燾在《開墾邊地疏》中報稱:「案查,先該臣見得薊遼沿邊一帶,多有可耕之地,行各該兵備道開墾。近據密雲道報稱,牆子、古北、石塘三路開墾有效……石塘嶺路河防口起至亓連口止,有地百餘頃,來歲以三路主兵,每隊分為二班,如修工之法,上一班開墾地,士則共力合作,收則記畝,均分牛具、籽種,以本道抵贖銀兩■■,而農器即以修邊器具不堪用者改作為之。此二項如有不足,呈請本部院量給民兵工食資助。又據昌平兵備僉事張問仁呈稱,查得所管黃花鎮等三路,黃花等處可耕之地雖多,或逼近山陵或相連果廠,遂難經行」。
儘管包括渤海所一帶的黃花鎮等處的許多可耕地因果場、皇陵因素難以墾耕。但隆慶六年,昌鎮副總兵程九思,在組織軍民修築邊營城牆;鏟挖邊外壕塹;沿邊栽植雜樹,以外,仍開墾荒地1963畝,分由各堡耕種。
實際上明代的所衛制度的核心就「軍屯」。明弘治年設置渤海所最初的目的就是「衛城郭」(《渤海所序》),後來才「繼添提調官,以固邊陲」。所謂的衛城郭,就是儲糧保民。千戶下有數個屯田百戶所,各個屯所都自有名稱。《明代的軍屯》載:「在無人或少人耕墾的荒閒之地設立的屯所,其名稱下都帶有『屯』字。如果是在腹里地區,土地多已墾發,有村落人居,其屯所名稱各沿用舊地地名,並不帶『屯』字。」黃花鎮至渤海所的山前坡崗台地,自遼代就開始屯墾,雖然有的溝峪在戰亂時期也有拋荒,但總體上都是「熟地」。所以,沙峪、大榛峪、景峪、桃峪、田仙峪、慕田峪等屯所,僅標「堡」,而不加「屯」字。
屯田所中的每個屯軍,均持有「戶由」冊本,在渤海屯所使用的「戶由」稱為「由貼子」。帖子上注有屯軍姓名,份地畝數,座落四至等。屯軍,亦稱為「正軍」,每名正軍都配有一名專事耕作、農果管理的「余丁」,在朝廷正式法律文件中,被稱為「軍余」。
隆慶五年,薊遼總督劉應節曾針對薊州、昌平兩鎮關於撫賞「朵顏屬夷」以及昌鎮黃花路出現的經濟亂象有過一段議論:「蓋撫賞之錢糧有限,犬羊之請乞無窮,於是帑銀不足則扣其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樵採,甚至正軍不足,連及余丁,余丁不足,遍及妻室,計日收柴,計丁納銀,軍不勝苦,而逃且斃者有矣。今後該鎮總兵,應嚴督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格處置」。劉應節提到的「正軍」和「余丁」,就是明代在渤海所實施軍屯的基本要素。由此可見,渤海守御千戶所所轄各堡的守軍,多是以正軍為軍戶戶主,包括官派余丁及其妻兒家屬的軍卒。
以上據史料概述了黃花鎮至慕田峪,在各朝代的「募民屯田」或「募兵屯田」情況。這雖不能表明慕田峪的得名與歷代屯田有直接關係。但相對於「摩天」、「墓田」等稱謂,更具有一定的史實基礎。
至於由「募民屯田」到今天「慕田峪」的演化,並不一定是訛稱誤用。極有可能是明萬曆初年,慕田峪關隘竣工後,人們在為關隘命名時,便將這一丘崗疊翠、土厚水豐,原稱的募田峪,改稱為「慕田谷」。
今天,我們用沉靜之心,以「慕田峪」地名為線索,回望歷史風雲,意會耘荒除穢的先民,感懷戍邊守土將士之際,必有一縷家國之情伴著自身的人生感悟,從心底油然而生。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