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有一種妖魔化知識分子的情緒，我覺得很不好。例如，對中美關係的討論，對一些知識分子的討論橫加指責，甚至常常出現所謂投降派甚或漢奸的說法，似乎與官方說法稍有差別就大逆不道。這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氛圍。
知識分子通常基於其學識積累，可能會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判斷，即便判斷相同，但其基於的知識基礎也是不一樣的，這是優秀知識分子應有的品質。如果人云亦云，那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知識分子的。
知識分子本就應與官員有差別，畢竟所處的位置不同，其社會功能也不同。對於很多問題，知識分子更偏重於理性，更偏重於向學科體系要答案，因此往往在政治大變革時期偏於保守。這可能完全是基於其學術素養，而非政治取捨。而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話更值得重視，並不是他們肯定正確，而是因為他們的思考方法會讓人看到不易看到的東西。
知識分子的判斷和其政治的取捨並不能劃等號，這也就是為什麼不能僅僅依據知識分子的觀點就給人家戴帽子。例如，理性分析中美差距，並不就會向美國投降。人是複雜的，因為人有思想，人又是簡單的，因為人有氣節。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的人。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大知識分子數不勝數。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並不這樣去認識知識分子。
我想說一位大知識分子，他就是中國現代最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關於他的學識水平，查一下百度就清楚了。陳先生被稱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民國時期著名的學術領導人傅斯年先生曾稱其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我並不討論他的學術成就，因為大部分都不懂。我只是想從陳先生的一些經歷，談談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和尊重知識分子。
陳先生是1890年生人。他家學淵源，個人聰慧，又曾留學海外，成名很早，是中國多所大學理想聘請的教授人選，30多歲就與王國維、梁啓超和趙元任一起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的四大名師之一，其學問和人品備受同行尊敬。即便是當年同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馮友蘭、朱自清等前輩也備加敬重。
陳先生的月薪達480元，為清華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之一。他在清華任教的時候，很多學生都可以看到，每當陳先生講課時，馮友蘭先生都會畢恭畢敬地陪其到教室。而其同事國學研究院主任、同樣是國學頂尖教授的吳宓更是時常去聽陳先生的課，還謙虛地向其學習近體詩的寫作。
當盧溝橋槍聲即將響起時，據吳宓日記記載，6號晚上，他們二人在清華園散步，「談起時局變化，感日本之洶洶，嘆中國之落後，不禁黯然神傷。」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一個星期後的7月14日，陳寅恪在清華園曾對吳宓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很顯然，對於中日之間的實力對比，陳先生非常悲觀。
那一代知識分子經歷了清王朝的覆滅，民國初期的戰爭，東北的淪陷以及此後的抗日戰爭。陳先生作為一個史學大師，對歷史演變的洞察力自是不一般。抗戰時期在雲南的西南聯大的教授們中，就多有戰與和的爭論。
陳先生著重理智，取客觀態度，持戒慎恐懼之心理，認為當初倘能拖延時日，充實準備，形勢才可較優，因此被人歸為主和派。其實，抗戰初期，確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當時的國力、科技和軍力均不如日本帝國，所以如果能夠談得一個合適的條件，獲得10年的和平時間，中國可以加進發展，縮小差距。這方面的代表就是還有胡適。
今天來看，這樣的論點基本就是所謂的投降派或漢奸言論了。其實，這只是學者的學術討論，若以這樣的言論為人下定論，是非常不公平的。陳先生此後的經歷，才能讓人全面認識知識分子，能夠體會什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
1939年春，鑑於陳先生的學術聲望，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這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陳先生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結果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未能成行。1941年再次獲邀，陳先生又赴香港，恰遇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交通全斷，陳先生被困於香港。
在香港，由於學校關門，糧庫封鎖，錢糧來源皆已斷絕，陳先生一家只靠一點存糧維持一家人的生命。為節省口糧，陳夫人開始強行控制家人進食，孩子們吃到紅薯根、皮，甚覺味美無窮。即便如此，陳先生仍然辭去在香港的教職，絕不為日本占領當局服務。
日軍要徵用陳寅恪家所租住樓房作為軍營，勒令所有住戶限期搬出，全樓人驚慌失措，皆感大禍臨頭又不知如何應對。這個時候，陳先生站出來與日軍交涉，為居民爭取時間。連房東都對這位在日軍面前大義凜然，且能用日語交涉的窮教授刮目相看，尊禮有加。
駐港日本憲兵首領得知了陳寅恪乃世界聞名的學者，便祭出安撫、拉攏之道，欲令其為日本謀事。令幾個憲兵拉兩袋當時在港島已極其緊缺，而陳家又特別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賜。陳先生夫婦見狀並得知來歷，竭盡力氣把已放於室內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憲兵搬回，陳氏夫婦再度拽出。如此往復多次，最後陳先生面帶怒容用日語高聲斥責憲兵，並告知寧肯一家餓死也不要這來歷不明的大米，憲兵們見狀，知強迫無用，遂將米拉了回去。
以陳先生的學術威望，本可以生活無憂。但在那個時候的香港，只有為日本人做事，這樣的機會不是沒有。有一位自稱陳寅恪舊日學生的人訪問陳先生，謂奉命請陳先生到淪陷區廣州或上海任教，並撥一筆巨款讓陳老師籌建文化學院，實則是日本當局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陳先生聽罷，憤而將對方趕出家門，並謂「你不是我的學生」。
當時國民政府想盡辦法營救陳先生均未成功。陳先生眼見形勢緊迫，遂產生了冒死突圍的想法。經過一番籌劃與化裝打扮，陳先生攜全家老小於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運糧的小商船，在夜幕掩護下悄悄逃離了墳墓般的孤島，抵達澳門。要知道，這個時候的陳先生眼疾嚴重，幾乎到失明的程度，去英國，也有醫治眼疾之目的。
沉疴嚴重的文弱書生陳先生在日軍占領下的香港渡過了半年的悲慘時光，沒有正常收入來源，一家幾口人飢一頓飽一頓，即便如此，始終表現了極其可貴的民族氣節。他不是一個持槍的士兵，但是在香港，他的表現一點不亞於士兵。如果以其對戰爭的悲觀估計來定義，並不是一個鬥士，但是人是複雜的，知識分子則更可能因為為天下計、為國家計而理性異常，但並不表明他在面對敵人的時候就會軟弱。
陳寅恪先生的民族氣節令人敬佩。也正因為如此，因為他未能如願返國，還引起過一場軒然大波。在日軍占領香港前的最後一刻，國民政府曾有一架飛機專程接要員和文化名人返國，陳先生當然列在名單之中。但是，陳家一家老小匆忙趕到機場時，卻被無情地擋在了圈外。
與陳寅恪一道被擋在圈外的還有國民黨元老廖仲凱夫人何香凝，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許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以及蔡元培先生的夫人等。阻擋者乃是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齡、女兒、隨從和豢養的一批保鏢守卒，還有幾隻名犬。此事被新聞記者披露後，有傳聞說陳先生客死他鄉，這激起了西南聯大以及其他高校教授和學生們的憤怒，很快就發生了倒孔的學潮。
知識就是力量。掌握知識的人，特別是那些系統地受過知識學科體系訓練的人，絕大多數都會有知識分子的特點，即以畢生所學來對待世界、對待現實。這樣的態度所得到的結果並不一定是正確的，特別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研究判斷時不一定是符合某種政治理念的，這很正常。用政治的概念給他們貼上標籤，是不妥當的，他們的知識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應該尊重他們自己表達方式和觀點。
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對文化的摧殘是致命的，長期的。陳先生一生追求學問，自己的收入除了生活必需支出之外，全部用來買書，其藏書規模驚人。然而，他的藏書也曾遭兩次浩劫。一次在七七事變之後，他從清華園撤到城裡，雖搶運了一部分圖書，但有不少仍來不及運出。悲哀的是，搶救出來的圖書在南渡之中幾乎全部丟失，一部分在長沙大火中焚毀，一部分在寄運途中遺失在越南。還有一次就是1966年的運動中。
知識分子的觀點當然可以討論，但是這種討論應該在一種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也需要在知識學科體系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才叫討論，僅看一些觀點的表述不看其論證過程，直接妖魔化，類似如投降派、漢奸等帽子滿天飛，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對知識分子認知的扭曲，從而使後輩逐漸滋生以知識謀一己之利的功利心態。這是很可怕的。
當然，什麼算知識分子，那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