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視為敵國，如所謂清朝威脅論、清朝輕蔑論，乃至清朝征戰論，各種各樣的中國觀實際上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日本就已具雛形。
比如日本思想家林子平(1738年一1793年)在其《海國兵談》中就這樣說：「我聽說近年來唐國(中國)和韃靼人與歐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親密，唐國、韃靼英雄豪傑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話，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來的話，海路也近、兵馬又多。那時我們要是沒有防備，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仔細考慮的話，後世企圖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國、韃靼之地而起，千萬不可怠慢。」
這是將古代中國看做假想敵，覺得中國對日本是一種威脅。
這種威脅論也影響到了佐藤信淵的《海防策》(1808年)，面對當時沙俄帝國對日本邊境騷擾，他認為：清國強大而且距離日本最為臨近，萬一出現狡猾之主而有了兼併四方的志向，其患遠非沙俄帝國所能比擬。因此對清國即便是「卑辭厚聘」，也要變其為盟國，這才是日本之要務。」
就是說，希望以結盟的方式來化解中國的威脅。
後來佐藤信淵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1823年的《宇內混同大論》和《宇內混同秘策》反覆強調「皇國」日本是世界萬國的根本，或世界萬國以日本為根本。
如何使皇國日本實現統領全地球的宗主國的目標，他認為使清朝臣服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為此他提出了侵占清朝東北地區和江南地區的種種「秘策」。
面對西洋列強的威脅，在鴉片戰爭之後到明治維新之前，幕末志士對中國領土的企圖，在吉田松陰的思想中表現得比較突出。
他在《幽囚錄》(1854年)中說：「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奪加摸察加（堪察加）、澳都加（鄂霍次克），諭疏球，朝責朝鮮，北割滿洲之地，南收高山、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
此後，1855年4月24日吉田松陰在《致兄杉梅太郎》中認為日本應該培養國力，然後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鮮、清朝。
同一封信中還說到：「就是像豐太閤(豐臣秀吉)那樣的雄才，也非常可借。生於天下分爭之日，致力於神州之撥亂，而終於沒有將明國（明朝)拿到手就去世了。」
也就是在他的眼裡，在與西方列強的交涉中，為了保障和擴大日本的國家利益，而不惜侵占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權益，這裡埋下了近代日本軍國思想的種子。
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的「千歲丸」號船到上海，即便是帶著友善的目的來到清朝，來研究中國的，但是清廷的衰弱、民眾的貧困、還有晚清中國內憂外患下的困頓疲敝，通過上海而被日本所覺察。
峰潔在其《清國上海見聞錄》中認為:清國的病已經不僅僅在腹心，已經開始在面目上顯現，一指一膚無所不痛。由上海一處可以知道清朝內地的大概。
他描寫在上海的軍營所見，說：「其兵卒敝衣、垢面、土徒跣、露頭、無刀，皆如乞食，而不見一人有勇。如斯，我一人可敵彼五人。」他自大地認為自己只要一萬兵就可以打下清朝。
其所見雖然反映了清朝當時的無奈現實，但是由此而產生的對中國的蔑視以及對中國的征服欲望也表露無遺。
而在明治維新之後，特別是在明治正府的征高山、廢琉球之後，日本對清朝的敵對情緒幾乎與日俱增，比如福澤諭吉就認為：日本必須擴張陸海軍、然後使日本民心調和一致，積極發動對清朝戰爭，震懾清朝，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敵、輕易開爭端對自家不利，這樣才能讓日本有發展空間。
到韓國「甲申政變」之後，日本朝野對中國的敵對論、進攻論明顯普及開了，掀起了對清朝宣戰的呼聲。
為此日本思想家兼戰爭鼓吹者福澤諭吉說道：
我們的目標就是以清國為敵，首先派一隊大兵與朝鮮的清兵大戰，在讓朝鮮承諾我「正當」的要求的同時，我大軍大舉進入清國，攻陷其都城北京，清國皇帝如果逃往熱河，則進軍熱河，只有這樣，才能讓清國人想盡辦法而答應我正當的要求，而必須使其低頭謝罪。
在這裡，他將中日之戰視為「關係到日本存亡興廢之戰」，強調說：
與清國之戰如果無法勝利，我日本不僅自此將永遠蒙受中國的凌辱，也將為世界各國輕侮侵凌，則我日本永遠不可能維持國家之獨立；如果我日本戰勝了，那我日本國威不僅立即光耀亞洲，也將遠為歐美列強所敬畏，從此我日本就可以成為世界開化文明富強之國，永遠可被仰為東方之盟主。
時任天皇侍講的副島種臣也認為:「要使日本萬世獨立，必須要在大陸擁有領土。大陸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韓二國。」
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上發表了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其中明確說道：
我國不可以有期待鄰國(清朝，朝鮮等國家)的開明而共同興旺亞洲的幻想，我們要牢記與西洋之先進文明共進退，對待清國朝鮮之法也不能因為是鄰國的緣故而有比較特別的關照，應該根據西方列強對待他們的樣子來處理。日本是開化之國，日本應該在心裡謝絕這些東方的惡友。
這樣，以文明開化的名義力圖從心理和精神上使日本完成「脫亞入歐」的角色轉換。
以「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樣子來處理」就是與西方列強為伍、以之為榜樣來對付中國朝鮮這些鄰國。
這也就是著名的日本脫離未開化的亞洲，投入開化的歐美的奇葩思想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