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諸多動盪使得語文教育發展之路頗為曲折，雖有統治者重視，卻因戰爭屢發而興廢無常，但此時的教育格局也因這特殊的形勢產生新的特點，從官學到私學，從教育內容到教育方法，從選仕制度到學風變化，魏晉南北朝的語文教育都在原來的基礎上表現出新的發展特點。整體而言，它不同於大一統的漢唐宋明，但也絕非完全式微。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語文教育概況
魏晉南北朝的語文教育，是被評為「若有若無，時興時廢」的教育，但此時也是教育制度走向多樣化的時期，多種類型的官方學校萌芽、形成雛形，勃興的私學成為學術文化繁衍之地，多元的教育內容體現著新興學科的發展趨向，儒玄道雜糅的教育思潮適應著時代的變遷。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的教育在基本承襲秦漢教育衣缽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特色，對隨後的隋唐語文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魏晉南北朝也因此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
一、政治與教育制度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動亂分裂的時期，這一時期，包括三國、兩晉、南北朝，前後持續約400年。220年，曹丕建立魏國政權，孫權、劉備亦相繼建國，三國鼎立局面形成。265年，司馬炎開創西晉政權，先後滅蜀吳。但中原統一局勢僅維持了不到40年。290年晉惠帝繼位，爾後「八王之亂」爆發，統治階級內部同室操戈持續16年之久。316年，晉愍帝被擄，西晉滅亡。翌年，司馬睿於建康建立政權，偏安江東一隅，史稱東晉王朝。而此時，北方也正在經歷五胡十六國動亂。北方曾於北魏時期統一了百餘年，歷經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南方也屢換朝代，先後有宋、齊、梁、陳四朝，政權頻繁更迭。最終，隋先滅北周（581年），後滅陳（589年），結束了三國至南北朝歷時369年的混亂格局。
（一）政治格局與教育發展
1.政治動盪與教育興廢
教育的興盛離不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可以說，魏晉南北朝大部分時期處於政治混亂、戰火連天之中，社會生產事業荒廢不興，教育事業由此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的教育發展狀況與政局情況緊密聯繫，和平統一時期則官學教育興，混戰動亂時期則官學教育衰。三國魏文帝黃初時曾在洛陽設太學，學生雖多，但教育有名無實。據史料記載，當時朝堂公卿以下400餘人，能操筆者不足10人，學生多為避役而來；西晉初年出現短暫統一局面，設有太學還有國子學，教育形勢較好；南朝政權更替頻繁，官學風雨飄搖；北朝中北魏因國家統一，官學建設較好。但與魏晉南北朝官學總體的艱難處境相反，這一階段的私學發展勁頭頗大。
2.等級分化與教育等級性質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政治特點突出，門閥制度成為當時政治統治的根基，這種政治、經濟上的等級特權觀念也影響到了教育領域。
一方面，魏晉南北朝的一批優秀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等都出自於上流社會家族，這是因為門閥士族的子弟有更優越的生活環境、受教育條件，無論是接受官學還是私學教育，相較於庶族子弟都有較大的資源優勢。
另一方面，出現國子學、宗學和四門小學、九品中正制等等級性明顯的產物。西晉在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作為專門培養士族子弟的高等學府，這將在下文詳細論述。北魏孝文帝時期出現面向皇室子弟的宗學和面向庶族的四門小學。魏延康元年開始設立的九品中正制加強了教育的等級化色彩。
3.社會不安與教育風氣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面貌大變，教育風氣也隨之變化。人民飽受戰爭荼毒，民族精神呈低迷狀態，消極的人生觀盛行，老莊、佛教思想大行，與傳統儒學相互抗衡、相互融合。因而教育也受之影響，教育內容不再單單局限於經學教育，佛道教育也融入其中。
（二）九品中正制與人才選拔
魏晉南北朝士子求仕，除了繼承兩漢的辟召察舉制外，另有創新，即「九品中正制」。
魏延康元年，尚書陳群認為人才選拔制度有所不足，未能有效挖掘人才，始創「九品中正制」。每州每郡設置一名「中正」執掌選舉之事，郡邑設小中正一人，州邑設大中正一人。中正最基本的職責是「定品」，依照「九品」評定品第，以此作為朝廷選官的依據。中正先按「身德才行」四個方面將自己所管區域的人才分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之後根據品第升降。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12]小中正所品評的人才上貢到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送達中央司徒，司徒考核後交付尚書處選用。這樣州郡主持品評，中央負責授官，二者權力分開行使，相互聯繫，相互制約。
九品中正制是官員選拔制度的革新之舉，沿用於魏晉南北朝數百年，其積極意義不可抹殺。
其一，該制度比以前的選拔制度有所改進，除人才的分類標準更加規範化外，選拔程序也比察舉制有所進步。東晉、南北朝時期通過舉行考試來選拔人才，主要考孝廉科、儒家經書秀才科、策問等，這是對辟召察舉制的革新，也無疑對科舉制有所啟發。
其二，九品中正制創立初期，品評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兼顧考慮，中正一般也比較認真負責，品評人物時注意人物的才能優劣及外界輿論的褒貶，選拔出了一批有才之士。
其三，九品中正制客觀上也促進了私學的興盛。九品中正制雖剝奪了寒門庶族入仕的機會，但也警戒世家大族必須加強子弟的教育，維護門第，提高家族地位，方能於權勢壟斷上擁有優勢。
九品中正制在初期實施時卓有成效，但日久則流弊日益顯現。晉武帝時期尚書僕射劉毅如此評價九品中正制：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13]劉毅以八損三難概括九品中正制選拔過程中存在的弊端不無道理。
九品中正制在實施過程中也有其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中正權力膨脹，濫用私權，徇私舞弊，導致定品不公。中正勢力日漸擴大，且缺乏有力的制約制度，以致有的中正在定品時徇私枉法，貪污受賄，弄虛作假，公報私仇。因而導致官員選拔制度日趨腐敗，人才流失，對當時政治及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品評人物授予官職重視家世輕視德才，成為門閥士族操控的工具。九品中正制實施初期，評定品第時家世僅作為參考標準之一，但後期品評標準發生變化，愈發注重出身門第，而罔顧道德才能，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極大打擊了普通百姓、庶族地主子弟的求學積極性。
二、學校與語文教育
（一）官學的變革
曹魏時期，學校教育仍主要承襲漢代。魏文帝明令建立太學，生有上千，但教育內容腐朽落後。西晉除設太學外，於晉武帝咸寧二年另設了國子學，盛極時學生多達7000人，這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上設立國子學的始端，也是西晉教育的一大特點。太學與國子學在學歷層次上並無大區別，但學生等級身份有別，正如《南齊書》中所提及，晉惠帝時期明確規定國子學者必須「官品第五以上」，「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14]。國子學的設立保障了門閥士族的教育特權，可以說是教育等級化的外顯，同時也豐富了官學教育制度，為當時培養了一批傑出人才。晉武帝當政時恰好處於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之時，西晉學校教育發展欣欣向榮。但好景不長，後來五胡入侵，晉懷帝、晉愍帝先後被擄，西晉滅亡，南北割據，學校教學秩序被打亂，學校隨之廢止。東晉時重建太學，興博士制，但由於政治動盪，學校也同樣興廢無常。
就在東晉偏安江左時期，北方及四川少數民族紛紛建立「十六國」政權。這些國家的官學多承襲舊制，也有不乏重視教育的統治者，但大多是重視中央官學，地方官學建設有所不足。「十六國」官學教育的恢復發展在提高各少數民族文化水平的同時也為後來北魏的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的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的大分裂時期。南朝除了南宋文帝和梁武帝時期官學教育較有成效外，其他時期辦學並無多大成效。南宋文帝在京師設立四大學，包括研究佛老學說的「玄學」、研究歷史的「史學」、研究辭章的「文學」、研究經術的「儒學」，四大學就各自專業招生教學，後史譽之「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四科教育並施既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提高了教育的專業性。梁武帝於天監年間開設五館，各館置五經博士一人。館內課程依舊是「五經」「六藝」，「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15]。館內定期考核，通過者委以官職。由於五館不限資格、不限人數，所以四方來求學者人數多時達至數百。統治者的提倡帶動了學校教育發展，講誦經學形成風氣。但後期因梁武帝沉迷於佛教，無暇顧及學校教育，學校漸而衰落。
北朝自北魏統一北方（439年）到東西魏分裂（534年），有百年安定期，這為北朝的教育事業起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教育出現繁榮景象。北魏開國者道武帝以經術為先，在都城建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西漢雖有郡國學校，但未建立制度，到了北魏獻文帝則設立鄉學，每郡設一所鄉學，同時設置博士助教，由此確立了郡國學校制度。後孝文帝推崇漢族文化，遷都洛陽，通過推行漢語、改漢姓、易漢服、與漢族通婚等措施加速漢化，其尊儒崇經，興辦學校，對教育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孝文帝在首創專門面向皇族的皇宗學後，又於太和二十年（496年）仿古禮設置四門小學，立博士，授儒學。四門小學屬於小學教育，旨在加強少數民族的基礎教育，主要面向庶族。但自北魏東西分裂後，學校毀壞嚴重，教育發展之路再次受阻。此後北齊、北周的教育發展都極為艱難曲折，收效甚微。總體而言，北朝的教育比南朝發達，學校制度也更為完備。
魏晉南北朝的官學發展總體概括而言呈現兩大新特點。[16]
第一，從兩漢時期單一的太學發展為太學、國子學並存局面到皇宗學、四門小學的設立都顯示出等級教育的特點，可見教育領域士庶階級區別愈加明顯。這也表明了中央官學逐步走向多元化，此為教育發展史上的新現象。
第二，開設專科學校培養專門人才，突破了兩漢以來儒學獨占天下的格局，改變了我國傳統以經學為唯一課程的學校教育制度，同時也是後代分科教學的開端。專科教育始於魏晉，此後玄學、史學、文學、儒學、醫學、佛學、道學等專科教育相繼興起，尤以南朝學校專科學校的建立最富有特色，無論是宋文帝設的四大學還是梁武帝立的五館，都是專科教授制度的體現。
（二）私學的興盛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及地方的官學衰微，而私學則日益興盛。魏晉時期的私學一般有家族教育和私人授徒講學兩大類型。此時期的家族教育無論規模、形式還是內容發展都遠超前代。一是家風即士族精神文化傳統的培養，此時期有數量眾多的家訓、家誡流傳至今，如嵇康的《家誡》、陶淵明的《命子》《責子》《與子儼等疏》、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等；二是家學內容豐富，門類眾多，儒道佛、文學、書法、科技等，以家傳如父子相傳，以及設家館即家塾的形式為主進行傳承。私人授徒講學，主要有大家開辦學館、山林講學、寺院講學等，其中以開辦學館最為普遍。
魏晉南北朝私學發達主要由以下幾個原因造成。
其一，政局不安、官學衰微給予私學發展的空間。官學安定則興，戰亂則廢，受重視則興，不受重視則廢。面對嚴峻的政治問題，統治者無暇顧及教育發展，加上朝代屢屢更替，教育政策難以延續，官學教育式微，已無法承擔起文化傳承的重任，這樣一來便給了私學發展的機會。一些有志於傳播文化的人如魏的管寧，蜀的向朗，吳的唐固，西晉的李密、范平等，南朝的沈麟之、吳苞，積極投身於私學教育，聚徒講課。
其二，思想界佛道儒融合的變化推動私學發展。自北魏正始年間開始，玄學之風颳起，佛道二教發展勢頭愈猛，與儒學相調和，思想界形成多元趨勢，相較而言南朝受此影響比北朝的大。這為私學發展創造了寬鬆的氛圍，同時豐富了教育內容，除經學外還有佛道玄文史等內容。一些人開始創辦私學，傳授各自的學說，如曹魏名儒曹洪創私學講儒學，南朝的杜京產、何胤也曾聚徒分別教授老莊之學、佛家經典。[17]
其三，門閥士族門第觀念的加強促進私學發展。門閥士族為維護家族利益，強調門第尊卑觀念，他們不僅講究等級制度，對於門風亦頗為重視，因此他們企圖通過家學，代代相傳，以此來樹立門風，維持門第之尊。語文教育中的家學相傳，有名的如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文學，東晉王羲之與兒子獻之、微之、玄之、操之的書法，東晉陳郡謝氏家族謝安、謝道韞、謝靈運、謝緿、謝弘微、謝莊等的文學，北魏江式一家的文字學，南朝梁蕭統一家的文學。家學是組成該時期私學的重要部分，也是該時期教育的一大特點。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如此論述：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於家族，太學博士之傳授變為家人父子之世業，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18]其實不僅南北朝如此，魏晉時期亦如此。
魏晉南北朝的私學教育在中國古代私學教育發展進程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積極促進了教育文化的發展。
1.彌補官學的不足，培養人才
官學的命運與政治息息相關，在官學興短廢久的時代里，其教育功能不可避免地會遭到破壞，如南朝169年間三次易代，官學每逢戰亂即停廢，難以形成連續、系統的教育體系。此時私學便與之相互補，相對而言私學辦學形式靈活，教育連續性較強，尤其是家學，世代相傳，私學的發達有利於教育的持續發展與文化傳承。[19]
2.促進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的多向發展
這時期的私學有了多方向發展的趨勢，涉及面甚廣，雖然傳統經學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經學學習不再拘泥於章句而追求見解，同時還有道學、佛學、玄學、文學、史學、書學（即書法）、醫學、卜筮學、天文、歷算等學習內容，私學教授項目之多樣，為兩漢所不及。究其原因，是兩漢時期，私學以儒經為講授之本，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九品中正制」截斷了庶族求官進階的道路，儒學也因佛道等學說的衝擊地位下降，因而讀書人不再唯儒經是求，而是廣泛涉獵各領域，這促進了該時期學術文化的多向發展。
3.改進教育方法、理念和教育內容
私學在發展中積累了不少優秀的教育方法，如注重讀誦和鑽研；先博後專，要求學生先廣博學習而後專精一二門學問等。其優秀的教育方法和理念為今天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20]此外，私學教育內容也愈發多樣化，廣泛涉足新學科，把秦漢以來不為人所重視的「藝」融入私學教育內容中，包括數學、天文、醫術、機械、律學等。
4.改善社會風氣
私學家們以傳道授業為己任，不慕名利，私學學生千里尋良師，求學若渴。如十六國時期郭蠫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21]此外也有不少學者四處求學於名師，刻苦鑽研。如北朝刁衝出身豪門，在外隨師，學習不舍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後講學時每年有數百人前來向他求學。
（三）語文教育內容及方法
1.識字寫字教學
識字寫字是當時語文教育的重要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多種蒙學識字教材，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除沿用史游的《急就篇》、東漢蔡邕的《勸學》外，還有自編的教材，如晉郎束皙撰《發蒙記》一卷，顧愷之撰《啟蒙記》三卷，梁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後齊顏之推撰《訓詁文字略》等，這些都是當時重要的蒙學讀物。其中，三國時期多沿用漢代教材，尤其注重《論語》和《孝經》，晉代蒙學以《急就篇》為主。北朝的多半用《急就篇》《孝經》《論語》等傳統儒家經典或私學學派的教材至於南朝，最有影響的莫過於《千字文》，這本識字教材編成於梁武帝大同年間。
據《尚書故實》記載：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22]
周興嗣的《千字文》雖千字共250句，但基本無重複字，包含極為豐富的內容，句子整齊押韻，朗朗上口，便於兒童記誦。同時鮮有生僻之字，用典等也不至於艱深的程度，如開篇內容：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為霜。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所以該文編成後，便廣為流傳，作為通俗識字教材長達1500年，不僅於國內漢族之間傳播，還有滿漢、蒙漢對照本，日本刻本，供國內少數民族及日本學習漢語。後世雖有好幾十種續編或改編版本，如《續千字文》《重續千字文》《廣易千字文》，但都無法如周編本那般，長久流傳使用。
除了《千字文》等基本教材，還湧現了為數不少的識字教學工具書，如張揖的《古今字詁》《廣雅》、呂忱的《字林》、李彤的《字指》、葛洪的《要用字苑》、殷仲堪的《常用字訓》、江式的《古今文字》、顧野王的《玉篇》等。其中，《廣雅》和《玉篇》影響最為深遠。
在識字教學方法上，漢字的識字一般是先跟著老師認讀識字課本，熟讀成誦，培養學生認讀能力。魏晉南北朝的識字教學，一方面沿用東漢以前的「六書法」或字形法，分析字形，幫助認字；另一方面將集中識字和分散識字結合，並用反切和四聲規範字音。
與此同時，魏晉南北朝寫字教學也有新的發展，這與該時期的書法藝術發展歷程息息相關。此時期的書法上承秦篆漢隸，下開隋唐正楷，書體豐富，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書體成為典型，楷書、行書、草書作為新型字體基本成型，至此書法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從自然走向自覺，也因此人們更加注重寫字練習。練習寫字是兒童初步學習書法的起點，一般請書法好的人先寫範本，後由兒童臨摹。於是，寫字教學中也融入了書法教育。書寫工具也不斷改進，紙張得到普遍使用，逐漸取代了竹木簡。
2.閱讀與寫作教學
在內容上，此時期的閱讀教學無論官學還是私學始終以儒家經典為主，但也有《老子》《莊子》等玄學書籍，還有一些詩賦小說等文學類書籍。而談到語文閱讀教材，不得不提及的是南朝梁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可以說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語文閱讀課本。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字德施，梁武帝的長子，梁代文學家。他於天監元年十一月被立為太子，未及繼位即去世，死後諡號「昭明」，故後人稱「昭明太子」，其所編《文選》被命名為《昭明文選》。蕭統所編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正序》十卷，五言詩集《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今唯《文選》流傳。
《文選》收集了自先秦到梁，除無名氏外共129位作家的詩、文、辭、賦，細分為38類文體，共七百餘篇。《昭明文選》是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自蕭統以「選」命名總集起，此後便有文選、詩選、詞選等。這部文選在編選標準、選材範圍、編排次序、注釋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為後代語文教材編選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本。
《文選》的編選標準之一是要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寫作經過深思熟慮，立意通過優美的辭藻表現，也就是選文注重思想內容與表達形式的統一，文質兼美。但事實上蕭統更偏重於文辭華麗、聲韻和諧的文學作品，因而更多收錄了駢文。標準之二是詳近略遠，周代作家選4人，西漢選18人，晉代有45人，不收在世作家作品。
選材範圍上，主要收錄詩文辭賦，除少數贊、論、序、敘被納入文學作品範圍內，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即後來習稱為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收錄（《文選序》）。蕭統區分了文學和非文學，以「能文為本」，對文學的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
《文選》自編成後便成為重要的文學教材，甚至出現專門研究文選的「文選學」。蕭統的文選只選編到梁初，於是後人接力編了《續文選》《廣文選》《文選補遺》等，除此類書外，幾乎各朝代都有文章選本，體例編排等頗受《文選》影響。但同時該書也存在分類過於繁雜等弊端，且對選文未作評析，對應用於教學存有不便之處。[23]
魏晉南北朝的語文閱讀教學不僅在教材上有所突破，在教法學法上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法。
教法上，由於當時盛行文人集會，互為詰難、辯論與講學結合形成一種開放式教學模式。師生之間相互詰難、相互辯論，在此過程中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在問答與啟發中引導學生。此外，私學大師徐遵明的講經方法也頗有建樹。徐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24]。他先讓學生學習全文大意，繼而以註疏為引導，使學生逐詞逐句逐段理解，再引申文義，詳加論述。這種教學方法後來廣泛傳播，成為一種教學模式。
學法上，學生形成了自己的學習方法。第一，手抄口誦。魏晉南北朝時期繼承了西漢以來重視背誦的傳統，流行「手抄口誦」的讀書方法，邊讀邊誦，邊讀便抄。其中學者王筠的學習方法頗值得後人借鑑。他的方法要點一是讀書寫疏記，利於過後重讀省覽，加深理解；二是注重背誦，「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三是親自抄書，以備遺忘。[25]這種寫讀書筆記，重視背誦和抄書備忘的學習方法至今仍有所流傳，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第二，學無常師。魏晉南北朝的讀書人常外出求學，擇師以才學為準。如徐遵明曾師從王聰、張吾貴、孫買德，唐遷等，後不出院門六年，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等，終成名儒。[26]又如李謐初求學於孔璠，數年後學業精通，孔璠反過來向李謐請教。同門生讚賞道：「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27]這表明魏晉南北朝時期已逐漸衝破漢代重師法家法的舊框架。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風氣盛行，人才輩出。上文提及的宋文帝專門開設四個學館，其中文學館即專門從事文章研究與教學之地，可見當時寫作教學所得到的重視程度。當然，寫作教學蓬勃發展也離不開當時文學創作理論研究的突飛猛進。學者們多方研究寫作規律，總結詩歌文章寫作的經驗，品評詩歌文章的水平高低。鍾嶸的《詩品》對漢魏以來五言古體詩進行了總結，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對文學創作及作品批評等進行了深刻探討，這些著述都為後世寫詩作文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至於寫作教材，《昭明文選》不僅是優秀的語文閱讀教材，也是經典的寫作指導教材，成為後世詩文寫作的範本。此外還有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文章流別志論》，前者是各種作品的選集，後者是對各種文體和作家進行評論的專著，可惜二書現都亡佚，唯留《志論》殘文十餘篇，清嚴可均編的《全晉文》卷七七中有輯其佚本。
寫作能力培養方面，在兒童接觸寫作初期，多作韻文。一般先寫詩，此外還有賦贊等一類的韻文。同時應用文使用範圍廣，亦不可忽略其寫作，主要包括公文和一般通俗應用文。
這時期的寫作訓練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擬作。模仿別人的文章訓練寫作，在魏晉時期尤為盛行。二是自擬題目或師長命題作文。三是自作或代長輩寫應用文。四是跟隨長輩參加寫作活動。[28]
三、學風與貢獻
（一）玄風來襲與語文教育
儒學自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便占據著正統思想的地位，使得封建社會在社會制度、思想道德、民俗習慣方面都有一套規範準則可依。但自東漢末年起，戰亂不斷，大一統的國家政治格局被打破，儒學亦隨之遭受質疑。到了魏晉，戰火下生靈塗炭，此時老莊學說便興起為一大思想潮流。玄學正是由當時研究《老子》《莊子》和《周易》這「三玄」而得名。
隨之，玄學的清談學風於魏正始年間興起，後世稱為「正始之音」。清談承襲自漢代清議，雙方反覆辯論學術問題，主要是針對玄學問題，後又增加佛家內容，主要有一人主講式、二人辯論式、多人討論式。何晏、王弼為當時的創始代表，何晏著有《道德論》，王弼著有《周易注》及《老子注》，二人倡導「貴無論」「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後又有西晉「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劉伶等，東晉周弘正、張譏等，他們取佛家、道家的思想，追求個性解放，反對聖賢，大膽抨擊禮教，形成一种放縱的士風。劉宋時期玄學館設立，與儒學、史學、文學並立，可見其已得到統治者和社會廣泛認可。
這種玄學思想緣何誕生於此時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是當時的社會歷經轉變，政局不穩，外有夷敵入侵，內有政權紛爭，人民於水深火熱中飽受煎熬，戰爭不僅使百姓顛沛流離，生活秩序遭到破壞，也使其內心遭到極大傷害，容易產生消極的人生態度。因此，玄學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合了當時人們的精神態度。
二是魏晉時期，政權為門閥士族所壟斷，無論是東漢末年選士所用的辟召察舉制度還是魏晉開創的九品中正制，都逐漸為世家大族貴胄子弟直接進入仕途所利用，寒門儒生難以再通過學儒學後考試以獲得入仕資格。經學衰落，為玄學文化生長提供了契機。
三是魏晉時期的士人或對現實失望，或不願意捲入政治鬥爭中，開始對政治等避而不談，轉而研究玄虛的老莊思想。顧亭林在《日知錄》中描述道：「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29]可見士人所談話題由具體事實轉向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變為玄遠理則。
颳起的玄學之風對語文教育的影響有以下方面。
1.由重視習章句轉向通意旨
講讀儒家經典時滲入老莊思想，儒道逐漸調和，講經時由重視習章句轉向通意旨。這種變化主要出現在南方。一方面，從事儒家教育的不少學者兼通儒玄，他們授課或有所側重，或儒玄並舉；另一方面，原本儒者講經，受漢代考據之風的影響，往往重視每字每句的解釋，注重說理，難免煩瑣死板，有所拘泥。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言意之辯」成為清談的一個重要辯論話題，以荀璨為代表的「言不盡意」論強調「言有盡而意無窮」，以王弼為代表的「得意忘言」論也認為象是為了存意，只要能得到意就不用拘守於用以存意的象，言是為了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用拘守於用以明象的言。二者的理論都得到了不少人支持，直接推動經學支離煩瑣學風的變遷，講經更多聚焦於意旨理解，言簡意賅，不再局限於字眼。[30]
2.提高了社會對語言教育的重視度
玄學清談是雙方以講究修辭和技巧的談說辯論來辯論學術問題，要求參與者思維活躍、知識廣博、語言技巧高超。語言是清談的重要利器，可「辭約旨達」，可「辭條豐蔚，花燦映發」，這也相應地帶動了社會對語言教育的重視。提供語言訓練材料的書相機而生，例如有東晉裴榮記錄漢魏迄兩晉的知名人物精彩應對的故事，命名《語林》，以及南朝宋劉義慶根據《語林》等前人著述組織編纂的《世說新語》，主要記錄了漢末到劉宋時名士貴族的趣聞軼事及清談玄言。一些士族子弟也因其家庭教育更加重視語言技巧的訓練，長期在清談環境裡受到耳濡目染的薰陶，具有較強的語言應對能力。[31]
3.深刻影響官學教育制度
上文提及南朝宋文帝開設專門的玄學學館傳授玄學和道家學說，這在教育制度上有開創意義。泰始六年（470年）宋明帝始創集藏書、研究、教學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大學總明觀，設五科（後其中的陰陽學一科取消），其中就包括玄學，繼承了宋文帝的分科教授制度，但同時又有所改革，從文帝的四科單科性質的大學（學館）發展成在綜合性大學（總明觀）里實施分科教授制。這種種變革，與玄學教育思潮脫不開聯繫，深刻影響了唐代增設專科的學校教育制度。
（二）佛學傳播與語文教育
西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我國，但發展較為緩慢，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發展逐漸加速，隋唐時期更是達到鼎盛。其在該時期總體發展趨向繁榮的原因與玄學的興起原因頗有相似、相關之處，如社會動盪，政治黑暗，普通百姓與士族因對現實、對儒學不滿而信仰佛教；統治者支持佛法，北朝除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其餘歷代帝王傾向扶植佛教，南朝向佛氛圍更為濃厚，宋齊梁陳各代君主都崇信佛教，一些君主大肆建寺造塔，如文成帝造山西雲岡石窟，孝文帝建洛陽龍門石窟，更有甚者如梁武帝數次捨身佛門，陳文帝也常因幸佛寺而不理政事；而玄學的清談注重析理的風氣也促進了具有哲學內涵的佛理傳播。因而，佛教廣泛傳播。統治者熱衷佛教，西僧來華及僧侶西行取經人數漸增，並出現了不少高僧，如魏晉南北朝早期的著名僧侶鳩摩羅什及其得意弟子僧肇和竺道生、南方佛教首領及淨土宗鼻祖慧遠等，許多佛教宗派都於此時期建立，佛教譯經規模也不斷擴大，出現了專門的譯場以供翻譯佛教經典之用，佛教信仰者倍增。
這時期的佛學與儒道呈現逐漸融合的趨向。有佛學者用儒學、玄學來改造佛學，弘揚佛教，統治者也借用佛學來彌補儒學、玄學的不足，鞏固政權，這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三教合一，為佛學中國化奠定了基礎。南朝魏晉時期許多人兼通儒玄佛之說，如三國東吳的牟子和康僧會在出家之前已精通儒道之學，一些僧侶在講學過程中也兼采儒道學說來闡釋佛家經典，如支道林援引周易、老莊來解佛理，藉助玄學的表達方式宣講《般若經》等佛經，深入淺出。
佛教傳播不僅對當時的政治、思想產生作用，對語文教育的影響亦不可小覷。
1.佛教寺院教育影響了後代的書院教育
佛教思想的傳播也需要媒介，因而佛學者們建立了寺院教育體制，培養大量知識僧侶，不僅培養了一批佛學繼承者，也為後代書院的建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照。南朝流行禪林講經，如釋慧遠在廬山聚徒講經，後這種講經形式為書院所繼承。寺院教育中門戶開放、自由講經的風氣促進了書院開放式教學之風的形成，同時寺院教育重視教學方法，講究自學自悟、質疑問難法等，也在後來書院教育中得以應用。佛寺的清規戒律對於書院的教學制度也頗有影響，朱熹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這一南宋書院的學規模範，就是汲取了佛教寺院教育中制定規章制度的經驗。
2.佛教用語影響了漢語的詞彙和四聲系統
在古代漢語的外來詞中，最多的來自佛教用語，剎那、般若、三昧、真諦、涅?、伽藍、世界、不可思議、恍然大悟等，均是翻譯佛經時所誕生的新詞語。佛教傳播和佛經翻譯不僅擴充了漢語詞彙量，豐富了漢語基本詞和根詞，也加速了漢語詞彙的雙音化。也有學者認為，沈約發明的平上去入的四聲體系也是受到佛教影響，並為後世格律詩的創作打下了基礎。
3.佛教文化影響了當時的文學創作
魏晉的玄言詩、南北朝的山水詩，都不同程度受佛教影響，玄言詩由原本純粹道家之理轉而融匯佛家之言，一些玄言題材也改為山水題材。賦和小說也在佛教影響下擴大了內容題材的範圍。謝靈運的《山居賦》在描寫山水中融入佛理，李顒的《大乘賦》直接以佛教入題，鋪敘大乘佛教。此外，《維摩經》《百喻經》等佛教故事推動了南北朝志怪小說的創作，干寶的《搜神記》就是其傑出代表。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中所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32]由此，佛教思想進入小說，甚至出現專門宣揚佛理的志怪小說，佛經中的許多故事也成為小說創作的素材，同時佛經故事敘事性強的特點被志怪小說借鑑應用。
（三）語文教育在繼承與革新中發展
魏晉南北朝的語文教育具有承上啟下作用，它一方面繼承了秦漢教育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又革故鼎新，在探索中迂迴前行，對後世的語文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可以說，沒有魏晉南北朝的語文教育的奠基，則無隋唐語文教育的興盛。
第一，從學校教育制度的演變來看，中央官學由單一的太學發展為國子學、太學雙軌發展，地方官學由於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統治、加速本民族漢化而得以受重視，正式確立了地方官學制度。
第二，從私學發展來看，魏晉南北朝的私學突破以往的舊傳統，彌補了官學教育的不足，為社會提供了大量人才。私學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做出巨大貢獻，私學教育中所總結出來的許多教學方法及教學經驗為後世教育所沿用，私學家們以傳播文化為己任、私學學生不畏艱難尋良師的精神，亦為後世所敬仰。
第三，從教學內容來看，魏晉南北朝的教育衝破獨尊儒術的囚籠，相繼開創史學、文學、佛學、儒學、書學、律學等專科教育，這是我國專科教育之始端，多學科教育更加適應社會發展需求。
第四，在人才選拔制度上，此時期辟召察舉制的繼承，九品中正制的首創、科舉制的萌芽，均在無形中成為該時期的語文教育風向標，也影響著我國後世人才選拔思想及教育思想的發展趨向。
第五，從民族融合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語文教育的發展有力促進了民族融合。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為了贏得民心、鞏固政權，積極鼓勵漢化，繼而帶動整個社會的漢化之風，也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交融，教育的文化傳播功能在此刻顯現出極大的功用。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語文教育思想
一、傅玄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郡泥陽縣人，魏晉之際的文學家、思想家。傅玄堪稱多產作家，除《傅子》外，傅玄今存詩賦文章共228篇（首），在文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並以平實拙樸為基本風貌，自成一家。《傅子》一書，體現了其教育思想。
（一）傅玄的教育思想概說
傅玄對許多教育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教育具有塑造人性、培養賢才、化民成俗的功能，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教育是提高人內在修養的重要方式，內在修養比外在修飾更為重要。因為「心」是萬理之統，「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只有通過教育即「修心」，逐漸擴充人的內在道德修養，才能使主體具備內在的倫理自覺。而其語文教育理念是源於上述基本的教育理念，認為語文教育對塑造人性發揮著十分關鍵的作用。
其教學內容則以儒家經典為主，「三本」「五常」是其核心學說。當然，人性的塑造是一種知識內化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觸及皮毛的誦經就能完成的，「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不能打動人心的誦經活動不是真正的教育活動，因而無益於塑造人性。
同時，他認為教師應修煉個人素質，淵博的儒學知識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個教師必備的品質。學校和社會是教育的兩種重要途徑，均鬚髮展。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些教育理念無疑極具創新及突破性，在西晉初年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此外，傅玄的教育思想繼承和發展了漢代以前的儒學教育理論，對隋唐時期的國家教育產生了一定影響，在中國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和作用。[33]
（二）傅玄的教育思想言論
1.教育塑造人性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叢書集成·傅子》卷三）
參考譯文：人的本性就像水一樣，將它放入圓形容器中它便是圓形，放在方形容器中，則是方形。
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滌其心。（《叢書集成·傅子》卷三）
參考譯文：世人皆知要洗乾淨器具，卻不知道要洗滌自己的心靈。
傅玄認為人性如水一樣是可以塑造的，教育是塑造一個人的最好方式。同時，環境對於人性的培養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名言便出自傅玄，因此傅玄提出「滌心」比「滌器」更重要。
2.教育培養才能
賢者，聖人所有共治天下也。（《傅子·舉賢》）
參考譯文：賢能的人，聖人可任用其共同治理天下。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叢書集成·傅子》卷三）
參考譯文：人的學習，就像口渴了前往河海飲水，大口喝則有大收穫，小口喝便有小收穫，從大處觀察有大發現，從細微處著眼則有小發現。
傅玄認為，為國家培養賢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語文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倒退是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史為鑑，傅玄極力主張教育是培養治國賢才的重要方式。同時，以人渴了前往河海喝水作比喻，表明了教育資源及教育環境的重要性，它們是影響教育質量不可忽視的因素。
3.語文教育的內容
傅玄十分重視儒家經典，提出「崇儒尚學」，認為「夫儒學者，三教之首也」，儒家學說高於諸子學說，「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術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因此，對儒學要「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34]。他認為：《論語》，聖人之至教也，王者之大化，而《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可見，傅玄認為儒學最適合作為教育的內容，而其他家的學說多少有不妥之處。
傅玄主張以儒家「三本」「五常」為核心的學說作為教育的內容，以建立「以禮教興天下」的有序社會。「三本」指君臣、父子、夫婦間的從屬關係，其形成要以五常的潛移默化為前提條件。五常指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信條。[35]因而，語文學習便從這五種道德信條而演化出的內容展開。
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傅子·仁論》）
參考譯文：仁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所以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強加於他人。
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傅子·校正》）
參考譯文：用道德、仁義、禮法培養一個人，成功了方可任用他。
此外，傅玄還重視歷史，主張用歷史教化人，他曾經參加編修曹魏國史《魏書》，所著《傅子》的中篇收錄了編《魏書》時留下的部分手稿，外篇為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故事，是讀史札記。在闡發教育理論時，傅玄提出了歷史教育問題，認為歷史教育有益於人生、有益於國家，歷史興衰的經驗教訓須引以為鑑。他主張在語文教育中，應注重選文背後的歷史，讀史使人明智，歷史教育有益於人生發展，提高人辨別是非的能力，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培養全局觀念，達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因而，語文教育中應注重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而不是純粹地進行知識灌輸。
4.教師的修養
教師是文化的傳遞者和智能的開啟者，教師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語文教學的質量。傅玄認為，發展國家太學教育，必須驅走濫竽充數的博士，「選明師以訓之」，遴選有真正學問的有德之人充任太學博士。太學博士不僅要有淵博的儒學修養，還要具備良好的品德，這樣才能言傳身教，造就高質量的賢才。
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傅子·正心》）
參考譯文：心裡正直才能人正直，人正直才能使身邊的人正直，周圍的人正直朝廷才能正直，朝廷正直才能國家正直，國家正直，天下才能正直。
教師的修養提高實質上是以文化手段進行自我補充、自我調整的過程，學校的教師（博士）和民眾教化之師（各級官吏）都要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特別是在品格修養上不斷下功夫，努力做到「心正」。自己正直了才能影響學生，影響身邊的人，對家國天下建設起重要的作用。傅玄的「正心」說抓住了教師修養的核心，是對《大學》中「矩之道」的繼承和改造。
二、顏之推
顏之推（531—591），字介，琅琊臨沂人，南北朝至隋朝著名歷史學家、文學音韻家和教育思想家，其語文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顏氏家訓》20卷中。《顏氏家訓》是現存的較完備的一本教誨子孫的書，除教育思想之外，還多處談到修身、齊家、處世的經驗。
（一）顏之推的教育思想概說
顏之推認為，學習也是一種職業、一種技藝，其目的在於增長知識，砥礪品性，從事工作。在學習過程中，顏之推主張要了解書所表達的思想內容，而不應該在單一方面據理考證；他提倡學習要善於提出疑問，要與他人互相交流才能夠得到啟發。而在教育的過程中，顏之推推崇教育時間要儘早，教育環境十分重要，要慎重選擇師友。
（二）顏之推的教育思想言論
1.教育意義
顏之推認為，教育的意義，在於「利於行耳」「多智明達」。學習知識，不僅能夠增長知識，還能彌補自己的不足，更能夠避免淪為「小人」，保持自身「千載冠冕」的顯赫社會地位。[36]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人之所以要讀書學習，本來只是為了開發自己的心智，提高認識的能力，以利於自己的行動。
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一生下來不學習就會的是上等人，通過學習才明白事理的是次一等人。之所以要學習，就是要使自己知識豐富，學問通達。
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有人即使世代相傳都是平民百姓，但由於懂得《論語》《孝經》，還可以給別人當老師；有些人，雖然是世代相傳的世家大族子弟，但由於不會書寫，最終還得給別人耕田養馬。由此看來，怎能不勉勵自己努力學習呢？如果能夠熟讀百卷經書，就永遠不會淪為低賤小人。
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諺語說：「積蓄財產，不如學點技術。」各種技藝中最容易學習而且值得崇尚的，莫過於讀書了。世上的人不管是愚昧還是智慧的，都想認識很多的人，見識很廣的事，但卻不肯讀書學習，這就好像想吃得飽又懶得做飯，想穿得暖和又懶得做衣服。
2.教育方法
（1）及早教育。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人幼小的時候，精神專注敏銳，長大成人以後，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對孩子要及早教育，不可失了良機。
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人總有遭遇困厄的時候，壯年時失去了求學的機會，更應當在晚年時抓緊時間學習，不可自暴自棄。
顏之推從自身的學習經歷出發，總結了人生各階段的學習特點，強調要及早接受教育。同時，由於各種原因在壯年時沒有接受教育的，更應該抓緊時間，而不能自暴自棄。
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顏氏家訓·教子篇》）
參考譯文：普通人家的孩子縱然不能如此（採用皇宮裡的胎教方法），也應當在孩子知道辨識大人的臉色，明白大人的喜怒時，及時加以教誨，使他懂得該做的就及時去做，不該做的就絕不能做。這樣，等他長大幾歲時，就可不必使用打竹板的方式來使其反省了。
（2）風氣養成。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規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顏氏家訓·序致篇》）
參考譯文：我家的門風家教，向來是嚴謹細密的。在我小的時候，就經常得到誘導教誨；每天跟著兩位兄長，早晚侍奉雙親，冬天溫被，夏日扇涼，一舉一動都合乎規矩，神色安詳，言語平和，走路大方得體，行為恭敬嚴謹，就像在給父母大人請安時一樣。
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修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顏氏家訓·序致篇》）
參考譯文：我雖然讀了《周禮》《春秋》經傳，也有點喜歡作文，但是由於與一般平庸之人相交往而受到薰染，放縱私慾，信口開河，且不修邊幅。到了十八九歲時，才稍微懂得砥礪品性了，但已經習慣成自然，最終還是難以徹底改掉不良的習慣。到二十歲過後，太大的過失很少了；經常一旦信口開河，心裡就警覺起來，理智與感情抗衡，夜晚覺察到白天的錯誤，今日追悔昨日的過失，自己哀憐小時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才發展到這種地步。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序言篇》裡面談到了風氣的重要性。小的時候在父母的教導之下，行為舉止非常端正，但父親去世之後，兩位哥哥忙著工作，顏之推就不知不覺染上了惡習，並且這種惡習很難改正過來。在這裡就給我們啟示，風氣對於教育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顏氏家訓·慕賢篇》）
參考譯文：人在年輕的時候，精神性情尚未定型，與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朝夕相伴，受其薰陶濡染，一言一笑，一舉一動，即使沒有存心去學，但不斷潛移默化，自然而然地就跟朋友相似了。何況操守德行和本領技能，都是明顯容易學到的東西呢？[37]
顏之推指出，青少年的性格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強，這個時候非常容易受到周圍朋友的影響。
3.學習方法
（1）勤奮好學。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自古以來的那些聖明帝王，尚且需要勤奮學習，何況普通百姓呢？
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從小就學習的人，就好像日出的光芒；到了老年才開始學習的人，就好像手裡拿著蠟燭在夜間行走，但這總比閉著眼睛什麼都看不見的人強一點。
人的一生都要堅持學習，不要浪費時間。
古人勤學，有握錐①投斧②，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顏氏家訓·勉學篇》）
注釋：①握錐：指戰國時蘇秦第一次遊說各國失敗後，親人看不起他，受到刺激後發憤讀書，為防瞌睡以錐刺股。②投斧：指文黨投斧求學之事。文黨在沒有上學的時候，和別人一起到山中伐木，他對同伴說：「我想到遠處求學，我現在試著把斧子投擲到大樹上，如果老天讓我求學，斧子應該是掛在樹上下不來。」文黨把斧子扔出去後，抬頭一看，斧子果然掛在了樹上。
參考譯文：古代著名的勤學之人，有的用錐子刺大腿以防瞌睡；有的投斧於高樹、下決心到長安求學；有的映雪勤讀；有的用紗袋子收聚螢火蟲用來照明讀書；有的耕田種地時也不忘帶上經書；有的在放羊時摘蒲草截成小簡，用來寫字。他們都是勤奮好學的人。
（2）虛懷若谷。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差失者多矣。（《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尚書》上說：「喜歡提問則知識充足。」《禮記》上說：「獨自學習而沒有朋友，就會孤陋寡聞。」看來，學習要共同切磋、互相啟發，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我見過不少閉門讀書的人，自以為是，在大庭廣眾之中經常出差錯、謬語連篇。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學習是為了求得進步的。我卻看到有的人讀了幾十卷書，就自高自大起來，冒犯長者，輕慢同輩。大家憎惡他像對仇敵一樣，厭恨他像對惡鳥那般。像這樣因為學習而給自己的品行招致損害，還不如不要學習。
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推而廣之，甚至那些農夫、商賈、工匠、僮僕、奴隸、漁民、屠夫、餵牛的、放羊的，他們中間都有在德行學問上堪為前輩的人，可以作為學習的榜樣，廣泛地向這些人學習，對事業是大有好處的。
顏之推主張為人要虛懷若谷，不要驕傲自大。學海無涯，應該虛心。讀書就應該多問，向朋友討教，共同切磋。
（3）注重實踐。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即使不能使風氣純正，也可以去掉一些過分的行為。從學習中所獲取的知識，到哪裡都可以運用。而現在的一些讀書人，只知空談，不能行動，忠孝談不上，仁義也欠缺。
南北朝是崇尚玄學的時代，顏之推對此批評道，只知道紙上談兵，卻不懂得運用知識去指導實踐，這樣學習的意義何在呢？
談說制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顏氏家訓·勉學篇》）
參考譯文：談論撰寫文章，引證以往典故，必須親自閱讀研習，千萬不可道聽途說。
顏之推很重視親身觀察所獲得的知識，認為只有用眼睛看到的，即親眼所見、親自經歷，才能有切身體會。
第三節 小結
在離亂年代中堅守下來的魏晉南北朝語文教育，堪稱「繼漢開唐」，不僅促進了特殊時期的民族交流與融合，也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雖然社會的分裂動盪給魏晉南北朝的語文教育帶來許多不利因素，但該時期探索如何完善封建社會教育體制的步伐從未停止；人才選拔制度的變革、社會風氣的變遷都在潛移默化中對語文教育發揮影響，官私學教育制度和內容的發展，更是直接影響了語文教育的走向。在此大背景下，官學制度漸趨完備，私學瓦解了獨尊儒術的教育體制，兩漢皓首窮經的局面改變了，文學、玄學、佛學、天文、數學等都進入到教育領域，語文識字寫字教學、閱讀寫作教學的內容和方法都有了新突破。此時的魏晉南北朝語文教育充滿生命力的激流正在涌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