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古禮到西方政治經濟學——輕重之術的源與流
第二節、夢歸大漢王庭 找回輕重之術
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之術從周代禮制中分離出來肯定經歷的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去古太遠，具體情形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輕重之術在戰國田齊時期已經成熟，因為今天我們所見的《管子》輕重諸篇就是在那時寫定的。
《管子》輕重諸篇原本十九篇，梁、隋間亡佚三篇，現存十六篇。至於輕重諸篇寫於何時，過去一百年來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大體有戰國說和漢說兩種，且持漢說者頗多。直到近年來，結合考古證據，學者們才有越來越多的學傾向於戰國說，李學勤先生作《〈管子·輕重篇〉的年代與思想》一文，使戰國說幾成定論。因為《管子》輕重諸篇的量制是戰國田齊時代的，這種複雜的量制在秦統一中國後幾乎無人知曉，只有到了近代，才有孫詒讓這樣的學者考證出來，最後據山東膠縣錄山衛出土的田齊量器所證實。李學勤先生指出：「（《管子·海王》）釜為百升，鍾為千升，竟全然與田齊實際符合。這如不是田齊未亡時的作者，是決然難以做到的。」
然而東漢以後，以《管子》輕重篇為核心的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之術逐漸被歷史的塵埃埋沒，幾乎無人問津。近代以前，幾乎沒有人將《管子》輕重諸篇中蘊含的經濟理論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系統考察研究。
著名民主人士俞寰澄(1881~1967年)在1944年寫的《管子之統制經濟》中，對《管子》中輕重之術的失傳悲憤不已。在中華民族風雨飄搖的時代，俞寰澄借宋諷今，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讀來，敢不警醒！
俞寰澄在談及輕重之利時，指出國家可以在調控市場（物價）的同時取得財政收入，從而作到「不加賦而國用足」，這正是宋代有些儒生認為不可能之事，他引北宋大臣司馬光言寫道：「宋儒言：『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不知自然之利，開闢無盡。又不知上下之間，橫梗大賈畜家一流人，侵漁其間為數之大也。司馬光之輩暗昧如此，王安石之流乖張如彼。皆由管子之說不傳。舉世言理財者，如盲人瞎馬之行，墮深池而為溺人之笑也。董仲舒之徒，囂囂言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直制中國之死命，使國不能富，兵不能強，甘心斷送於夷狄之手……宋亡而民族以弱。悲夫！」
宋亡之後，至近代，中國數次為外族全面入侵，前車之鑑，歷歷在目。然國富兵強，不可無術！大矣哉，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之術！
要復興輕重之術，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管子》輕重諸篇的本來面目。要知道，劉向校書前，在戰國至西漢這段時間裡，社會上《管子》諸篇相當普及。所以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對該書內容一筆帶過，這就給後世理解《管子》中蘊含的輕重之術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萬幸的是，司馬遷提到了《管子》一書的核心篇目這成為我們恢復中國古典政治經濟思想的鑰匙。在《史記·管晏列傳》中司馬遷這樣寫道：「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作為太史，司馬遷在大漢宮廷中讀到的《管子》篇章被劉向搜集了起來，再加上從民間等渠道搜羅到的本子，達到五百六十四篇，去掉重複的四百八十四篇，最後編定為八十六篇，後佚失多篇，今天我們看到的《管子》有七十六篇。
與《管子》現存篇目相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司馬遷實際上列舉了《管子》一書重要的內容，《牧民》是全書的總綱，是經言的第一篇，《山高》（形勢）是經言的第二篇，二者都有解，只是《牧民解》已經亡佚。後面三書，《乘馬》、《輕重》、《九府》皆與富民策有關。按常理，劉向校書寫定《管子》時這些重要內容都當收錄。那麼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思想高度相關的《乘馬》、《輕重》、《九府》是現存《管子》中的哪些篇章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找回輕重之術元典的關鍵所在！
這裡，我們不防用禪宗「直指人心」的方法，單刀直入，從《乘馬》、《輕重》、《九府》三書的篇名開始探討。
什麼叫乘馬
「乘馬」指土地賦稅制度，特別指軍賦。
乘馬的意義在《漢書·刑法制》中記載得十分詳盡，讓人一目了然，我們引述如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這段話大意是說，天下安定後，就收藏起武器，用禮義教化進行教育，但還要設立司馬的官職，設置六軍，劃分井田制定軍賦。土地面積一里就劃為一井，十井就形成一通，十通就形成一成，一成有十里見方；十成就形成一終，十終形成一同，一同有百里見方；十同形成一封，十封形成一畿，畿有千里見方。有田租有兵賦。田租用來滿足食用，兵賦用來滿足兵用。所以四井就形成一邑，四邑就形成丘。丘，就是十六井，有軍馬一匹，牛三頭。四丘形成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有軍馬四匹，兵車一輛，牛十二頭，兵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武器具備，造就叫乘馬之法。
《漢書·刑法制》的記載是符合春秋時代的歷史事實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錄了楚國司馬的職責，可與《漢書•刑法制》互證。上面說：「楚國的蒍掩做司馬，子木讓他治理軍賦，檢查盔甲武器。十月初八日，蒍掩記載土澤地田的情況，度量山林的木材，聚集水澤的出產，區別高地的情況，標出鹽鹼地，計算水淹地。規劃蓄水池，劃分小塊耕地，在水草地上放牧，在肥沃的土地上劃定井田。計量收入制定賦稅制度，徵收百姓交納的戰車和馬匹、徵收戰車步卒所用的武器和盔甲盾牌。完成以後，把它交付給子木，這是合於禮的。」（原文：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瀦，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
所以現代學者編輯的《詞源》中將「乘馬」解釋為：「古軍賦名。按田邑多少徵集車馬甲士。參閱《漢書·刑法志》、《管子·乘馬》。」
古書大抵單篇流行。弄清楚乘馬的原義之後，從標題和思想內容上看，現存「經言」中的《乘馬》和輕重十六篇中的前兩篇《巨乘馬》、《乘馬數》（《問乘馬》已佚）就是司馬遷在大漢宮廷中看到的《乘馬》書是無疑的。李學勤先生在《〈管子〉「乘馬」釋義》一文中總結道：「《乘馬》篇的主旨是國用問題，《輕重》諸篇便是接著這一點而作發揮的，因此其開篇都以「乘馬」標題……這些論題都和《乘馬》篇有連續的關係，只有與《乘馬》合讀，才能透徹了解。」[9]
什麼叫輕重
清末民初，當歐美經濟學西來時，有學者將英文的「economics」譯為「輕重學」。那麼「輕重」一詞的本義是什麼呢？
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說：「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輕重謂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也。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還說：「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近人馬非百先生則認為：「本書著者對於輕重理論之應用，範圍是很廣泛的。凡是關於封建國家的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教育等等，都是他們的重要研究對象。不過在總的精神方面，關於輕重理論的應用，只是說封建國家應通過運用『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的供求規律，實行『斂輕散重』的物價政策，以達到『無籍而贍國』即『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財政目的。」筆者認為，馬非百先生的這一看法可謂卓見。
在《管子》成書的戰國末年，「輕重」一詞為人廣泛應用，主要是指導政治經濟中的各種辯證關係。一如中醫之「陰陽」、兵法之「奇正」。輕重之術在實踐中運用起來千變萬化，奧妙無窮。所以《管子》中屢次提到「輕重之數」、「輕重之策」和「輕重之家」。
那麼這些「輕重之術」是哪些篇呢？當然可以泛泛地說包括《乘馬》篇在內的《輕重》十七篇都是。不過這與司馬遷在大漢宮廷里看到的三書不相符。司馬貞說「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這七篇顯然是《管子》一書最后冠之以「輕重」之名、由甲到庚排列有序的七篇文章。
馬非百先生誤將《理人輕重之法》當成了另外一本書，[11]實際上正如劉向在《管子敘錄》中所云，凡《管子書》都講「富國安民」，輕重之術是政治經濟學，當然會包括「理人」的內容，馬非百先生的這種見解是受了二十世紀以後西方經濟學概念去政治化的誤導。
巫寶三先生論證說：「我意『理人』二字是用來說明『輕重之法』的性質，即輕重之法是用來治理人民的，不是除輕重之法而外，別有所謂『理人輕重之法』。這從宋裴駰先說《管子》有輕重之法」，以後司馬貞加了『理人』二字，說『《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亦可知道。」巫寶三先生的結論是：司馬貞所說「理人輕重之法七篇」，恐即《輕重》篇中的《輕重甲》篇至《輕重庚》篇七篇。」[12]
現存輕重五篇中，清代何如璋認為最後一篇《輕重己》「專記時令，非輕重也」，這一點馬非百先生作了極為詳盡有力的駁斥。而且他清楚地看到這篇記述時令的文字是一切「輕重之策的根本」，因為不重視按時令生產消費，縱有千萬輕重妙術也將無法施展。而輕重之術的運用「時」是一個關鍵因素，所以《管子》一書開篇就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管子·牧民第一》）。[13]
除了《輕重己》，其他篇幾乎全部是依據中國古典政治經濟思想，各節獨立成文的經濟計謀，可以說是靈活運用輕重之術的公案。其中《輕重甲第八十》、《輕重乙第八十一》和《輕重丁第八十三》主要是講國內經濟策略，《輕重戊第八十四》是講國際間的經濟戰。
什麼叫九府
現存包括《乘馬第五》在內的《輕重》十七篇，除了《乘馬》書三篇、《輕重》書五篇，剩下的九篇顯然是司馬遷讀到的《九府》，那么九府是什麼呢，以剩下的《事語第七十一》、《海王第七十二》、《國蓄第七十三》、《山國軌第七十四》、《山權數第七十五》、《山至數第七十六》、《地數第七十七》、《揆度第七十八》、《國准第七十九》的內容相符合嗎？
關於九府，《漢書·食貨志下》中說：「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唐代顏師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主此說：「《管子》雲『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九府是西周九個重要的國家經濟機構，追記西周政制的《周禮》對其職能有詳細描述。它們分別是：《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大府》、《周禮·天官冢宰第一·玉府》、《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內府》、《周禮·天官冢宰第一·外府》、《周禮·地官司徒第二·泉府》、《周禮·春官宗伯第三·天府》、《周禮·天官冢宰第一·職內》、《周禮·秋官司寇第五·職金》、《周禮·天官冢宰第一·職幣》。
通過《周禮》對九府職能的描述，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府」在西周是國家蓄積商品、貨幣（金玉）等的倉庫，這些府不單單行使儲備物資的職能，還充當調節市場需求的功能，特別顯著的就是泉府。而國家儲備和調節市場，正是《管子》一書《事語第七十一》至《國准第七十九》所論述的主要內容——它們就是司馬遷看到的《九府》書。
《九府》書本是以《國蓄》篇為中心論述國家商業貨幣政策的九篇緊密聯繫的論文，借用西周「府」的概念只是為了表達國家儲備的重要性。同時我們也能依稀看到，從西周至西漢，國家古典經濟思想因革損益的路徑——從相對單純的儲備到利用儲備的商品和貨幣，圓熟的以輕重之術調節市場，使之平衡穩定地發展。
論述至此，我們終於可以穿越2100年的時空，隨太史公司馬遷走進大漢王庭藏書的石室金匱，重讀這位偉大學者曾經研習過的輕重之術元典——《乘馬》、《九府》、《輕重》三書，其具體篇目按今本《管子》依次如下：
《乘馬》書：《乘馬》、《巨乘馬》、《乘馬數》。
《九府》書：《國准》、《事語》、《海王》、《國蓄》、《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第》、《揆度》。
《輕重》書：《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