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度移民創造加拿大政壇多個第一
如果僅從最新人口普查數據來看，加拿大印度裔人數為137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的3.8%，不及華裔人數177萬人和總人口占比5%。但就影響力而言，印度移民在加拿大政壇創造的紀錄遠遠超過華人。其中第一位亞裔省長為來自印度旁遮普的卑詩前省長杜新志（Ujjal Dosanjh），第一位國會政黨領袖為祖籍印度旁遮普的聯邦新民主黨領袖駔勉誠，第一位亞裔國防部長為出生在印度旁遮普的石俊（Harjit Sajjan），而亞裔在加拿大建黨第一人則為印度旁遮普移民貝恩斯（Hardial Bains），他於1970年創建了聯邦馬列主義黨，更是加國史上首位印裔國會議員候選人。
駔勉誠 圖自CBC
此外就上屆大選結果來看，共有17名印度裔當選國會議員，當中還誕生了第一位亞裔女性國防部長阿南德 (Anita Anand)。反觀華裔，雖然伍冰枝曾任加拿大總督，林思齊曾任卑詩省督，但均屬於象徵性職務，沒有實權，李喬棟雖然也擔任過卑詩自由黨領袖，但彼時的省自由黨不像今日一樣為官方反對黨，並且2021年大選後國會只有9位華裔議員，而擔任部長的唯有小企業，出口促進和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
阿南德 圖自CBC
縱觀歷史，1895年卑詩省選法案明確規定祖籍亞洲的移民不得擁有選舉權，無論華裔還是印裔皆為受害者，1947 年聯邦公民法正式實施，強調選舉權是加拿大公民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華人和印度人於同一起跑線上獲得參政資格。之所以參政成果形成了鮮明的分水嶺，除了中印兩國祖籍地歷史文化有很大差異外，華人要向印度人學習的地方有很多。
2、印度歷史本身造就各種思潮碰撞
都說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真正的原始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走向衰亡，此後種姓制度和城邦制度是在雅利安人入侵後形成，貴霜帝國和笈多王朝時期產生了印度教，阿拉伯帝國入侵後引進了伊斯蘭文明，成吉思汗後裔南征建立莫臥兒帝國後錫克教興起，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和英國先後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將西方文明傳到印度，二戰前後蘇聯勢力進入印度又孕育了共產主義理念，這就決定了印度人具有接受多元化思想的傳統，而歷屆大選二十餘個加拿大選舉局註冊政黨都有印裔候選人就不難理解。
中華文明儘管在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從未中斷，尤其是雖出現過五胡亂華，金滅北宋，元滅南宋和明清交替的情況，但入主中原的少數族裔新統治者均無一例外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和大一統理念，這一關鍵因素就造就了今天的加拿大華人思想偏向傳統居多，而在政黨選擇方面也往往靠近大黨取暖和扎堆。
正像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那樣，印度移民在加拿大每個政黨都占位是華人應該學習的第一點，所謂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也符合華人處世哲學。大黨中印裔有位置，自然可以推舉諸如駔勉誠當選聯邦新民主黨領袖，掌握黨權，小黨里印裔不缺席，可以更好發揮制定政策影響力，比如印度教將牛視為聖物，動物保護黨里就有保護耕牛和奶牛條款，馬列主義黨是印裔一手締造，其在政治活動中也著重同印度本土共產黨加強互動。
疫情期間印度還曾爆發大規模反抗莫迪政府的農民運動，當年聯邦新民主黨召開黨代會，直接將聲援印度農民放到該黨外交政策第一條，而這就是朝中有人的最佳範例。
3、印度移民宗教和宗族網絡比華人嚴密
以錫克教印裔移民為例，如今加拿大境內分布著175座錫克教金廟，每一座金廟實質上就是一個以信仰為紐帶的僑團組織。只要長老發話，信徒就可以被動員起來，一般一個長老就可以影響40到50個大家庭。另外錫克教也遵循平等和扶持弱者原則，哪怕是長老決定了支持某個大黨，但倘若教徒中有小黨支持者，長老也會留有餘地，將部分選舉募款甚至部分選民分給相關小黨，讓小黨不會出現彈盡糧絕和選票掛零的情況。筆者請教過一個小黨西人朋友，他說每次到素里輔選就會很放心，因為當地錫克教社區會出於人情和教義在競選時給予力所能及的金錢和人脈資源傾斜。
華人要學習的第二點正是建立有效的華人網絡，雖然在經過二十世紀革命浪潮洗禮後的中國，宗教早已無法影響政治和家庭生活，但不影響華社的團結。加拿大不缺華人社團，可缺的恰恰就是實質影響力，以及認識不到無論英文說的多好，終究是北美少數族裔。華人社團不但不能迴避中華文化，相反應該以此為基礎構建非宗教且符合現實民情的中華紐帶信仰，在選舉時更不要一邊倒，而是在有側重點的情況下雨露均沾。
包括政治領域以外的北美企業界，只要一個印裔上位，他或她底下的正式員工或臨時工助理幾乎全是印度人，有的是宗親關係，有的則是同一個宗教信眾。反觀華人，如果有華人當上高管，他或她會千方百計排擠華人，因為其擔心自己的地位會被取而代之。
4、共同苦難記憶促使印度移民不忘本
華人雖然在加拿大早期是被歧視和迫害的對象，但苦難程度遠遠不如印度人。1914年5月23日, 日本輪船駒形丸號從香港出發到達溫哥華煤港，船上載有376名錫克教徒，可是當地海關卻拒絕入境並勒令原船遣返。當駒形丸號被迫改返回印度加爾各答後，英國殖民當局下令開槍，最終釀成血案，這比華人單純交人頭稅損失金錢要嚴重地多。
1984年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被錫克教衛兵刺殺，震驚西方，再加上1985年一架從多倫多始發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機在大西洋上空發生爆炸，直接導致加拿大錫克教徒移民處境一度艱難，不僅被主流政壇和大企業拋棄，更被安全情報部門重點監控。在有了共同苦難歷史記憶後，加拿大錫克教印裔反而更加團結積極從政，並聯合印度教等同胞，在海外形成了印度國內都無法實現的大團結景象。2018 年聯邦政府一度發布《恐怖主義威脅公眾報告》，將所謂錫克教極端主義列為威脅之一，之後各大印度社區領導人聯合公開向特魯多施壓，以抵制自由黨捐款和選票作為反制，最終迫使政府收回。
俄烏戰爭爆發後的俄羅斯移民處境就值得華人警惕，特別是已入籍的華人。筆者自然不希望華人也有共同苦難記憶，但我們必須學習印度人不忘本，即我們來自哪裡，我們的根又在何方。預計明年開業的卑詩華人歷史博物館只是不忘初心的一方面，如何在加拿大堂堂正正做一個繼承龍的傳人精神的華人顯然任重道遠，值得所有讀者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