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瑣碎 之 亞歷山大·佩恩的電影（二）
文／老吳
今天談談亞歷山大佩恩的一部劇情公路片《內布拉斯加（Nebraska）》，上映於2013年，主演是布魯斯·鄧恩（Bruce Dern）。滄桑感十足的純黑白畫面配合美國中西部廣袤、衰敗和荒涼的選景，這部電影泛出濃濃的陳舊和滄桑感，用來配合一個悲催和感人的故事，一個破罐破摔的退伍老兵的故事。作為這個系列的第二篇，推薦的原因依然還是佩恩最拿手的「講述小人物」和「用瑣碎的人間生活精準解剖時代變遷」的能力。
電影通篇講的是一個名叫伍迪·格蘭特的退伍老兵，年輕時打過韓戰，在部隊裡修過飛機，退伍後曾在其內布拉斯加的家鄉小鎮搞了個汽車修理廠，緊緊巴巴地拉扯大兩個兒子，已退休，如今居住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嗜酒如命地頹廢著。
有一天伍迪收到了一封信，信里通知他中了一百萬美元的大獎。伍迪對此立刻深信不疑。其實這只是位於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一個公司搞的營銷噱頭，無人會真的中獎，一般沒人會信；然而伍迪卻執意要從蒙大拿州啟程去內布拉斯加領這一百萬美元。伍迪的老婆和兩個兒子，當然絕對不信。
但伍迪太頑固不惜要離家出走也要兌到這百萬美元大獎。伍迪的大兒子不想遷就父親，堅持送伍迪去養老院。伍迪的老妻對伍迪厭煩透頂也不同意去兌獎。作為音響推銷員的小兒子戴維最後沒有辦法不顧母親和哥哥的反對決定開車陪老爹去內布拉斯加，權當是一次散心之旅。電影用戴維的眼睛、耳朵以及內心獨白，走上了一條了解和認識父親伍迪的路。
這平平淡淡的一路就是電影重點要呈現的。一路上，老伍迪永遠是他那一貫的頹廢、健忘、遲滯和無精打采的樣子，唯一的愛好依然是抓住一切機會喝上兩口。伍迪沒有興趣看任何風景沒有興趣說話沒有興趣干任何喝酒以外的事，他更是從不討論任何人，當然也包括自己。
他對一切早已失去了興趣，任憑車窗外廣袤田野和綿延群山向後流動，伍迪卻連頭都不願抬一下，他內心的尚存的一息遊絲就是這一百萬美元。在去林肯的路上他們經過了格蘭特家族在內布拉斯加州的老家，一個衰敗的中西部小鎮。小鎮上的際遇使戴維得以見到格蘭特家的祖屋、伯父母和無所事事失業在家的堂兄弟；戴維看見了衰敗的田野、父親年輕時的生意損友和曾經擦肩而過的情人；透過戴維的眼睛，觀眾看到的是一系列黑幽默味道十足的場景：伍迪的善良和不設防、親戚和損友的奸詐、堂兄弟的粗鄙墮落，也少不了伍迪年輕時做過的一點荒唐事。
電影中的每個細節都在看似不經意地勾畫人物和時代背景。在伍迪嫂子的建議下，格蘭特家兄弟們和孩子們終於聚在了一起，畫面停留在每一張麻木的臉上，一屋子人在客廳里不知該說什麼好，表情木然地看電視，心裡卻盤算著伍迪這一百萬裡面該有多少是他年輕時欠自己的外債需要歸還。
隨著戴維見到老鎮上的街坊和親戚，伍迪韓戰退伍老兵的身份得以揭示，伍迪年輕時的戎裝照也得以露面；他的損友和親戚們開始要伍迪還債。隨著戴維與人們交談，他年輕時用修理飛機的技術艱難經營一家汽車修理廠、因為不善拒絕別人而頻頻施助的善舉也不動聲色地交待了出來。甚至戴維母親年輕時的競爭者也浮出水面，作為當地小報的負責人，報導了伍迪中獎的消息。
然而當一切真相大白，當人們明白了那是一張什麼彩票的時候，幾乎整個小城都在嘲笑伍迪。每當家人和親戚們不無戲弄地問起伍迪怎麼花那一百萬美元時，伍迪的回答永遠是，給自己買一輛大皮卡再加一台空氣壓縮機，他的思維世界好像被焊在了一個被翻過去了的時代，一個被時代遺忘的角落。他固執地堅持著如今對他毫無意義的兩樣東西。這個願望其實相當有意思，當他的工作從修理飛機滑落回到小鎮修理汽車，當人們還活在那個年代的時候，擁有一個生意，開著一台載著空壓機的工作皮卡就預示著一個家庭的生計是有依靠的。不知從什麼時候，事情好像變了，年輕人流失了，小鎮衰落了，事情不需要那麼忙碌了，修理廠也被賣掉了。
皮卡和空壓機就是伍迪個人可以追憶似水年華的心靈寄託。
當伍迪和他的兒子戴維到了林肯找到那家公司，當然不會有百萬美元等著他們，伍迪領到了一頂棒球帽。就像人生中重複過無數次的打擊和失落，伍迪這一次也表面上無所謂，他甚至沒有第二句話就出門了，然而那種最後的一蹶不振卻溢於言表。
然後戴維帶著老爹去了車市和賣場。他賣掉了自己的車子，為父親買了一輛二手皮卡和一台空壓機。當伍迪帶著兌來的棒球帽，開著皮卡，載著那空壓機穿過老鎮的街道時，老街坊老情人紛紛駐足目送，伍迪似乎找到了感覺，眼睛裡乍現出了一點光。電影就這麼充滿溫情地，在公路上，以一個和緩的由父親開車兒子坐車的畫面結束了。又是佩恩的招牌式的「帶著希望」的「戛然而止」。
理解這部電影需要考慮到戰爭和時代變遷，需要考慮到伍迪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能夠找回的又是什麼。
伍迪要的到底是什麼呢？他一輩子活得艱辛平淡，一百萬美元似乎是物慾的一搏；然而往內里看，這就是一個垂垂老矣的被國家的宏大行動和家庭榨乾了的退伍老兵最後的一點負氣與任性，他要的不過是一點點尊嚴和對逝去的似水年華的一個補償。 「內布拉斯加」就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代際的人群生活在某種失落中的一個隱喻。
人們習慣於向大的事件致敬，習慣於被激盪的時代大潮所鼓舞或者挫敗。故事中伍迪所參加的韓戰在美國華盛頓留有一個著名的紀念牆。那牆上有一句話很著名：「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說得多好。你看到那句話的時候，可曾想到那些美國中西部小鎮上伍迪們駝背的身影？那風中凌亂的頭髮，那可憐無助的眼神，那修理戰鬥機的如今無用的手？和手裡那張皺巴巴的永遠也兌不到的彩票？
那個破罐破摔的失敗靈魂，那個想著用彩票換回一點尊嚴的脆弱心靈，就是那自由的代價，具體而又悲涼。
有這樣一群我稱為「人民走狗」的人。「走狗」並無貶義，善跑之獵犬也，引自伍子胥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藏良弓」與「烹走狗」在全世界每個地方一直上演。
用「大而化之」的主義和理想，用「宏大敘事」征良弓與走狗，用來獵飛鳥和捉狡兔。然後呢，沒有然後了，你回家吧。伍迪們故事的版本有時候是維護自由世界，有時候是保家衛國，「走狗」們的命運都差不多。
有多少人真正在乎他們？
我不是一個歷史或者理想虛無主義者。但站在一把微不足道的「良弓」的立場上，站在一條為國盡忠的「走狗」的角度看，他們都是脆弱的，他們永遠是築起祭壇的苦力，是點燃光芒願景的燈油，是理想大廈上幾塊微不足道的磚。
「這個國家對人民並不好」。佩恩在《內布拉斯加》中用少有的旁白語音無情地拷問著美國社會。這個旁白其實有點不必要。但它清清楚楚地是擔心觀眾們不能理解這部電影所要表達的「悲憫」。
佩恩有機會通過小人物來揭開一個失落的靈魂，看看這個社會的瘡疤和隱疾。通過一部電影，讓人看到「悲憫」，看到具體的一個個的「人」而不是宏大敘事，警惕於公權力而不是拜倒在它腳下，思考一個熱血青年如何蛻變成一個破罐破摔的失敗靈魂，看到失敗靈魂深處的小小渴望。
被政治家蠱惑被潮流推著或者無緣無故為國家犧牲奉獻的人終有一天會變得軟弱無力。
《關於施密特》和《內布拉斯加》中的風燭殘年的兩個老人都是時代的縮影。看看他們風中凌亂的頭髮，駝背的身影，勉強果腹的生活，無助可憐的眼神。這就是「人民走狗」們的下場。「人民走狗」們需要的是尊嚴。一張荒唐的難以兌換的百萬美元通知單就好像是獵人給獵犬開出的關於幸福生活的許諾；這樣的美麗的「通知單」變換著形式在各個國家上演。那些關於未來的美麗世界的許諾最後兌現給人民的往往不過就是一頂棒球帽或者類似的東西。
飛鳥盡後的良弓和狡兔死後的走狗，是不被需要的和需要被遺忘的人。這樣的人民走狗在中國則不勝枚舉。在雲南龍陵的臘勐鎮的背後山上有一塊孤零零的墓碑，最近人們知道那是一個抗日老兵，幾十年無人拜祭。更有老兵們蹬三輪，有的撿破爛，勉強度日和果脯。這些卑微的靈魂、苟且的人生，就是中國版的伍迪們，過著心靈上和物質上都比伍迪更悲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