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仕忠
1979年4月14日凌晨五點左右，杭州大學中文系78級兩個班102名同學，一起踏上了前往紹興的旅程，奔赴魯迅故里，參觀這位偉大作家的紀念館，遊覽紹興這座歷史名城，親歷這文學史上名家雲集之地。
然而，43年後，大家回首往事，居然記不得是在哪一時刻離開杭州、到達紹興的。哪怕有當事人的日記，也是歧見迭出。
馬華說：5：10到達紹興；沈瀾和文慶說：六點半到達紹興；扣林說：七點到達紹興（招待所）。曉芳說：3：40起床，五點半離開杭州，約兩個小時到紹興；建新說：五點離開杭州……
都是當時記下的日記呵，咋會這樣呢？難道說，他們的手錶走的不是同一個時區的時間？
對此，黃仕忠在《1979：魯迅故里參觀記》一文中，以「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的口吻，敘述道：「那時候大多數同學都沒有手錶……」
結果，不僅時間問題未能解決，而且又引出了新的問題。
杜文慶同學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赴紹時，大多數同學都沒手錶？這個恐怕不太準確。——俺家庭條件算差的吧，入學之後兩個月就戴上了，用的是俺參加高考前做浙東縴夫時的積蓄。[捂臉]。」文慶生長於曹娥江畔，高中畢業後，有幾年跟著哥哥拉縴行船於江中，自稱「浙東縴夫」。
他仿佛穿越時空，看了一眼他入學時戴的那塊表：「抵紹時間應為6時半，無誤。」並且下了斷語：「馬華說的時間，應為從杭州出發的時間。」
仕忠舉了下手，弱弱地說：「俺沒有手錶。……」又心虛地表示：「俺以為別人會和我一樣，——誰知道文慶就和我不一樣。[尷尬][尷尬]。」那語氣，似乎是祥林嫂在說：「我不知道冬天會有狼的……」
文慶用力揮了一下大手：「都第二個學期了，相信大多數同學都有手錶！！」
任平見仕忠臉色不好，趕出來打了個圓場：「 寫作辛苦，很周到了。具體參觀什麼，什麼感受，一一略去，符合『寫點生活』的主旨。高。[強][愉快]。」
見仕忠還是沒有回過神來，任平又道：「用『寫點生活』的想法去寫史，是一大成功。由此，細節，情愫，才一一呈現。[強]。」
文慶嘴上說：「嗯，夠辛苦的。」卻又一轉：「但仕忠兄樂在其中，也就不覺得苦了。」
見狀，一眾同學齊聲安慰：
凌凌：@黃仕忠，收集資料，起草，再收集資料，再補充，再……歡樂詼諧的回憶錄中流淌著你的辛苦你的嚴謹與執著，謝謝謝謝。
卓婭：@黃仕忠，收集資料，起草，再收集資料，再補充，再……歡樂詼諧的回憶錄中流淌著你的辛苦你的嚴謹與執著，謝謝謝謝。
延榮：@黃仕忠，收集資料，起草，再收集資料，再補充，再……歡樂詼諧的回憶錄中流淌著你的辛苦你的嚴謹與執著，謝謝謝謝。
衛東：@黃仕忠，收集資料，起草，再收集資料，再補充，再……歡樂詼諧的回憶錄中流淌著你的辛苦你的嚴謹與執著，謝謝謝謝。[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抱拳][抱拳][抱拳][抱拳]。
青稚：@黃仕忠，收集資料，起草，再收集資料，再補充，再……歡樂詼諧的回憶錄中流淌著你的辛苦你的嚴謹與執著，謝謝謝謝。[抱拳][抱拳][抱拳]。
詩序：@黃仕忠，收集資料，起草，再收集資料，再補充，再……歡樂詼諧的回憶錄中流淌著你的辛苦你的嚴謹與執著，謝謝謝謝。[抱拳][抱拳][抱拳]。——不過，你寃枉我了。[偷笑][偷笑]。（老樊安慰之餘，忍不住夾了點私貨，那是另外的故事，按下不表）
吳朝騫也進來為室友鼓勁：@黃仕忠，回憶不易，記錄不易，整理不易！感謝仕忠！[強][強][強]。
陳家建新根本沒注意到仕忠臉色都發白了，依然秉持真理越辯越明的原則，連珠一串，共發三問：「就是你這篇文章，沒有討論，到底幾點出發，能確認嗎？住在一招、二招，不也是討論後有結論嗎？？寫回憶，其實和你做學問一樣，反覆推詳，才能找到相對好的結論！！！」
詩序鼓掌道：「這三問很精彩。特別傳神。[強][強][強]。」令仕忠更是語塞。
二班班長張扣林忽然發現，其實不僅仕忠的寫作被質疑，連他公布的日記也被挑戰了，於是站出來擲地有聲地道：「@江湖生-陳家建新 你不信我寫的出發時間，可以去查79年473次列車的時刻表！！」
二班團支書陳建新只好細心解釋：「我質疑的是馬華說的5點10分到紹興。你和沈瀾以及後來的老杜、曉芳也都是這個說法。現在就以大家的說法為準了。否則，都是原話要尊重，這篇回憶就會留下兩個出發時間和到達時間。老杜說的二招也一樣，現在多數人認為是一招，他堅持二招，史錄當然以多數人意見為準。當然他個人可以保留意見。但我說的是，這類細節，必須先有質疑，展開討論，才能找到相對準確的結論。這就是我開始質疑的價值。」
說到這裡，建新略略提高了嗓門：「[你們]講錯了！你們多人都是說5點10分從杭州出發。我昨天找到我的日記，上面寫著：5點從杭州出發！」
文慶笑道：「馬華當年一個筆誤，竟帶來如今這麼多口舌。馬華應當請客了，負荊請罪。早知道眼下這幫老頭老太（包括俺）這麼認真，久追不舍，當年俺真的應當記全一點。[偷笑]。 」
就在他們爭論不停之際，黃仕忠的學生廖智敏同學，見老師之被質疑，心中不忍，便用老師所教的文獻檢索手段，費時費力，從各種途徑檢索《全國鐵路旅客列車時刻表》，最後找到1978年8月1日起實行的杭甬線的時刻表（80年才再次調整，故必為79年所用），發現一大早從杭州開往紹興的火車有2班。其中473次列車，5：02從杭州出發，6：33到達紹興。
這麼說來，出發時間，建新對的；到達時間，沈瀾、文慶對的。
但文獻學原則告訴我們，不能只看字面。那時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這樣的口號十分流行。小平同志好不容易才讓大家放下「姓社」還是「姓資」的執念，提出了著名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得住老鼠就是好貓」，但在當時還沒有能產生明顯的效果，所以火車晚點乃是平常現象。那麼，晚二十分出發，曉芳便是對的；又晚了半個小時到達，扣林也沒有錯。
甚至馬華的記錄也是可以相信的。他的原始紀錄是：「晨5：10分車到紹興」，仕忠編輯成文時，轉兒子一觀，其子謂「分」字衍，遂刪。如今從文獻校勘角度來看，將「分」字校改為「發」字，訂正作「晨5：10發車到紹興」，便豁然貫通了。
因此，所有的日記，乃當日/當時所記，都是真實的歷史文獻，就看您懂不懂得解讀啦。
鄭廣宣踱著方步進來，慢條斯理地說：「對於歷史，能精確當然精確好，精確不了也可以模糊一點。——比如某年日月，一大早到紹興，參觀……待有精確記錄者拿出實物，如車票之類，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至於日記，總是有區別的。各人的著眼點不一樣，再說還有事後補記的。」
一班團支書呂立漢倒是隨性：「知道年月日，就夠精準啦。」
入學當年還沒有「選舉權」的沈衛東小同學順竿說：「嗯，一大早，比五點、六點好。[強][強]。」
做了整整二十年組織人事工作的文慶同學，特別強調「需要嚴謹，由不得一點疏忽和浮誇」，他說：「不管咋樣，不管黃長江如何偉大，他的『大多數同學沒戴手錶』一說不成立。嚴謹如黃長江者，也有拍腦門主觀臆斷的時候。[偷笑]。」
仕忠曾僥倖獲聘「長江學者」，現在嶺南的中山大學任教，同學有此戲稱，亦戲稱作「南長江」。
建新道：「當然，寫回憶，也允許有一定的文學想像。大家沒手錶，才更能證明『四人幫』的可惡。」他後半句話，戲用了那個時代特有的話語邏輯，以作調笑，但前半句，卻不經意中又捅了一刀：既屬「一定的文學想像」，便非以證據說話，讓以文獻考據為職業的仕忠老弟躺了槍。
立漢支持文慶之說：「是的，入學時，基本都戴手錶了。我們五組男生寢室，問問賀龍、志熙就行了（他們兩人可能沒有），其他5人篤定都戴手錶。」
文慶說：「應該倒過來說：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都戴手錶。——尤其是到了第二學期。」
立漢說：「77年縉雲中學分配到1張上海牌手錶票，申請的老師很多，最後把這手錶票給了我。理由是我還沒有手錶，上課時間難以掌握。」立漢做過多年中學老師，他這話說得充滿著自豪。
建新偷笑：「估計你當年經常遲到。」
立漢說：「遲到是不會的，有上課鈴聲。拖堂是常有的事，——沒手錶上課，內容安排總沒那麼精準。」
應滬晨小兄弟悄悄地冒出頭來，聲援著仕忠兄：「我前兩年都沒表，是大三才戴的。對父親說是因選修課得自己掌握時間了，父親就摘下了他的舊手錶。記得有一次，旭東、迎豐和我從湖濱要往保俶路那邊的電影院去，向一行人先問路，那行人熱情地給我們指了路；然後我們又問走過去大概有多少遠，那人還是熱情地回答了；我們再問他現在幾點了，他的臉色有些陰沉了，看了看表，說了個時間。我們覺得自己好過分了，落荒而逃。」
小應又補充說：「那次出去，就是因為三人都沒有手錶，又是掐著時間點去看電影。可那人哪裡知道我們三個窮學生居然都沒有手錶。可能他還以為我們另有所圖呢，——因此就尷尬了。」
詩序也過來幫了仕忠老弟一把：「是不是大多數，真的該統計一下。進校時我都沒有手錶。——我可是工作過的！」
立漢則仍在顯擺他的新手錶：「當時上海牌手錶的價位是125元。民辦教師月工資24元，夠嗆的。」整個縉雲買表的「指標」就這一張，哥可是出得起大價錢的人：「縉雲中學食堂一份紅燒肉是一毛二，到杭大紅燒肉菜底，一毛八，覺得太貴了，但也得買。——志熙兄說我奢侈。[偷笑]。」一副「哥也是奢侈過」的樣子。
大二時（1979），這漢子站立在初陽台上 手錶、白牙與陽光共耀。
任平說：「上海表戴了很多年，換表時可以舊換新，但我還去贖回來了。因為那是我下鄉當工人的記錄。」看來平哥那時也是不賴的。
詩序說：「我的第一塊表是朋友送的，18塊錢，柳市買的走私電子表。上學後的第一個寒假得到的。」
立漢如阿Q般乜了詩序小D一眼：「你連穿的都是朋友送的，是不是？」
詩序一看苗頭不對，趕緊作小D狀：「縉中食堂真是好！我們廠食堂，一小碗紅燒肉要2毛5。」
立漢「哼」了一聲，說：「那時有電子表？」
小D詩序：「柳市買的。那時不僅有電子表，還有盒式錄音機。有次我去美院看管建新，聊天間，他說全山石家的錄音機磁帶是方的。當時我實在想不通：方的話，怎麼保證磁帶走速均勻呢？後來見到菲力浦磚頭機才明白。[呲牙]。」
大家都不知道「柳市」是什麼地方，為什麼詩序篤定那裡在那時就有電子表了呢？為了避免被譏笑孤陋寡聞，暫時沒有人追問。
倒是詩序自己作了解釋：「我記錯了，就是黃華買的。[尷尬]。當時的電子表都是數字顯示。我朋友跟我繪聲繪色地說當地的盛況。」
建新問：「老樊的收錄機也是柳市買的？」
詩序答：「也是那邊。據說當時最多的就是收錄機，手錶，打火機，雨傘，摩托車。」
那地方屬樂清縣，是錢志熙的老家，志熙答疑：「黃華當時屬柳市區，海邊。那裡走私貨很盛。」
詩序：「我沒去過，聽說後來白象也有了。再後來台州沿海一帶也有了。」
周羽強進來，補充說：「上大學時，廣州、福建沿海地區有走私的各種手錶出現在黑市場，亞敏的弟弟（象山縣漁業機械廠的電工）給了我一塊全自動的走私表，相當美觀大氣上檔次，真是滿心的歡喜，但因為是走私品而不敢炫耀。之後在國家打擊走私的形勢下，我摘下這塊表，藏匿在抽屜深處。後經多次搬家，已不知下落。」
羽強當時是一班班長，陳亞敏同學是班副，待他們結婚後，才在家裡把這種「正副關係」重新作了調整，和諧地保持了四十餘年。
羽強又說：「其實上大學時對手錶並沒有多大眼饞，羨慕的是個別同學有盒式錄放音機。我視那物為學外語的神器，想擁有卻終不得。大學的各門考試我幾乎都是優秀，唯有英語nogood，也許和沒有聽讀工具有關。[憨笑][憨笑][憨笑]。」
文慶看他們岔遠了，努力校正方向，繼續他的問題：「剛剛立漢兄說了，入學後，同寢室除了北長江和許帥，確定都有手錶。他們兩位需要本人確認。當然，一個寢室不代表全體，但作為抽樣調查，也許大部分都戴是事實。」
他說的「北長江」，是錢志熙同學。志熙在北京大學任教，獲長江學者稱號，故同學有此戲稱。「許帥」則是許賀龍同學；賀龍是十大元帥之一，則許老弟自是「許+帥」了。
許帥自己出來解釋道：「入學時我也戴手錶了。我在供銷社當櫃員的伯父說：上大學了沒有手錶不行。他把原本為我堂妹買的手錶先借給了我用。」
立漢道：「這叫撐門面。你是許氏家族的榮耀！伯父才會這麼做的。[偷笑]。」
賀龍說：「沒錯，他認為我光宗耀祖了，知道我家買不起，所以主動借表給我。[偷笑]。」
詩序嘆了口氣：「連『龍』都帶手錶了，看來我真屬於少數。」他對呂立漢說：「衣服都是自己買的。那次失竊，充門面的兩套衣服被偷。朋友們聞訊紛紛解囊相助，一下子收到一百多，因禍得福。[呲牙]。」「失竊」？看來另有故事呵。
文慶點評道：「看來一班比二班富，或者比二班愛面子。——儘管打籃球幾乎每次都被二班打得找不到北。」
立漢不願意了，他馬上舉證一班也有強項：「排球好像一班厲害。排球有小軍、詩序兩員大將。」
詩序自己卻出來拆台：「排球也不見得。」
阿東頓即@樊詩序，怒斥：「失敗主義！[發怒]。」
文慶倒是說得老實：「排球，俺不太了解。當年俺是一班籃球隊的主力隊員之一。」原來他重點是在後半句，「主力隊員」呵！
衛東道：「打籃球不行，主要是二班有臥底。」但阿東不肯說出臥底是誰。
立漢自言自語地繼續尋找一班的優勢項目：「桌球，感覺也是二班的厲害，——楊晨好像是最厲害的。當年一、二班有沒有過拔河比賽？」
但沒人能夠回答，看來一班的體育真不如二班。——可能是因為二班有黃仕忠那傻大個。
凌凌將語話重新引回到手錶，說道：「女生好像都帶手表的。準確點：女生絕大部分都戴手錶的。[偷笑]。」
朱曉萍卻說：「我就沒有表，有鍾。就是那種可以隨身攜帶有蓋子的小鬧鐘。」當然，她沒有表，並不能否定「絕大部分是有的」。
陳建華深有感觸：「戴手錶、穿皮鞋是那個年代身份的象徵。我的皮鞋是到杭州後，上街買的，好像是黑色的豬皮鞋，——那時居然有豬皮鞋！——四元一雙，皮質較軟。手錶是戴著進校的，南京產的鐘山牌，30元一塊。此手錶是做木工的舅舅的，木工做一天，工錢一元六角，以此衡量，此表價格也不菲。外甥中大獎一般考上大學，舅舅一高興，就把剛買不久的新手錶脫下來給了我：『你拿去，先戴著，讀大學需要。』就是這隻鐘山表，記錄了大學起始的分分秒秒。大概過了一年，父親助我買了新手錶，才把此表還給舅舅。」
詩序說：「那時鞋店門口經常可見簡潔廣告：女豬XX，男牛XX。[偷笑]。」
文慶道：「就俺來說，皮鞋和手錶是一起『打包』的。78年11月份或12月份，從俺自己的積蓄中列支。手錶也是上海『鑽石』牌，請上海的親戚想辦法買來。」
立漢問：「你讀大學前幹嘛的？」
文慶有些小得意：「浙東縴夫呀，水上流民。」
仕忠揭了老底：「他家就是小商人出身，難怪那時就去水上『挖社會主義的牆腳』了。我還在挖番薯，他已經去投機倒把了。」
杜文慶：「78年正月，兄弟分家。這樣，春節後去搞副業（自註：用現時的說法即打工）的收入，俺能分到一半。一直至當年4月26日登岸，準備複習迎考為止。[微笑]。合法職業，合法收入噢。部分收入要繳隊的。[笑臉]。——說俺家小商人，也有道理。『解放』前，俺家是開廠的。[捂臉]。」
仕忠：「那是公社沒來查你們。一查一個準。哪來『副業』？明明是『投機倒把』，是『資本主義尾巴』，應該割掉！！[拳頭][拳頭]。」
董小軍同學聞言嘆息道：「 浙東縴夫收入不錯，畢竟是大鍋資本主義的發源地，估計浙南樵夫們同樣辛苦，但所獲要少很多吧。」
廣宣是有故事的人。他在1969年12月參軍，1977年3月復員，一年後考上大學。他把大家拉回正題，分享了他的手錶故事：
我的手錶故事分兩段，一是戴表，一是買表。
戴表是在1973年。那年從部隊回家探親，一怕趕車、轉車時間上不好掌握，二則是手腕上有一塊表，回家也可以適當顯擺。於是跟戰友借了一塊鐘山表，探親時戴上，也確實被鄉下發小高看一眼。
買表則是在1976年。部隊移防到青銅峽後，當時是不是憑票記不得了，先去商店看了，表沒買到，倒是先買了錶帶。這估計也是絕無僅有的買表模式。第二次才買到一塊表，本來是想買上海牌的，可能是上海牌要票，我們部隊的沒有票，即使有票也輪不到我們，所以買的是東風牌的。
當時上海除了上海牌，還有鑽石牌和寶石花牌，上海牌120元，鑽石牌好像是100元，寶石花牌似乎是85元；天津則只有東風一款，120元；南京除了鐘山牌30元，還有紫金山26元，便宜，但不好買。
上學時我戴的當然是東風手錶。買這東風牌手錶時，我當兵是第7年，每月津貼26元，所以還是需要近半年的津貼才能把表收入囊中。這塊表的遺體還在（見圖）。
董小軍：東風表不錯。只是……長針和短針都停留在2，還有一枚針停留在5，怎麼讀？250？[偷笑]
聽了廣宣的故事，董春曉道，「也說說俺買手錶的故事」。
上大學時，我沒有表。這表，是入學第二年初買的。
這塊鑽石牌手錶，是上海手錶四廠出品的，一直戴了八年，好像直到1987年，去廈門開一個中專語文課教學探討會，逛街時，被一個手錶販子攔住買了一塊電子表後，才戴得少了。現在細看一下，可以發現它的錶盤已經錯位了將近九十度，跟上弦鈕幾乎重合了，一個錶帶連接軸掰彎了，另一個不見了。如此重度使用後才廢棄，可見那個時代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程度了，而買表的過程也因此記憶猶新。
大概是到入學後第二學期吧，看到很多同學都有手錶，並能更方便掌握時間，於是就動了買表的念頭。到杭州「解百」手錶專櫃去看了幾次，感覺鑽石牌這塊表不錯，是上海貨，17鑽，設計也簡潔大方，有現代感，就決定買下。80元，雖然不算太高，但我手上一時沒有那麼多錢，我存下的只有鄉下時父親給的生活費50元，只好再等待時機。不久，父親又給了一筆生活費50元，錢一下就夠了，於是馬上去買來。戴在手上，感覺很不錯，頭幾個晚上，睡覺時還放在枕頭下，能清晰聽到手錶嚓嚓嚓的走時聲，心裡確實蠻美。
七組去關祥家，春曉（左一）笑得最開心 原來是手腕上戴了一隻心愛的鑽石牌手錶。
後來第三學期，一次回家時，手錶被父親看到了，他神情有點不悅地說：「你買手錶啦？」我無言以對，畢竟沒有請示過他。
作為老幹部、南下軍人，他對子女一向要求嚴格，中學時打補丁的衣服，我們穿破了好幾套。可能他覺得他當兵好多年才買了手錶，你小子當個大學生了不起啦？才讀了一年多書就學會享受了，搞小資產階級那一套，太沒有革命傳統精神了。——我揣摹著父親的心思，只能沉默。
如今人們的生活和思想，對比當時，真的隔世了。
春曉用低沉的嗓音，講述完這個故事，語氣頗有些沉重。
建新見狀，岔開話，回到正題：「其實1978年，戴手錶已經很普遍，所以老杜的說法是對的。我們這個『聯合國』寢室，除了仕忠外，都有手錶。包括後來調整後的寶康、馬華、建中都有。我們原來的小炯、國華、老馬、老杜和我也有。阿東有手錶，他起床時看表的姿勢我有印象。春曉有沒有，沒印象了。一般說，手錶的來源，很多工作過的同學都是用自己的工資買的，而農村同學，家境好一點，孩子考上了大學，又離家這麼遠，都會想方設法買一隻。結論是：多數同學有手錶。」
建新又說：「像鄭鳴這樣帶家傳自鳴鐘上學的很少見，不知是否還在，可以送入博物館了。[偷笑]。我也是上海表，120元的，工作第二年買的。那時候要票證才能購買。不知立漢的上海牌為何要125元？難道從杭州運過去要五元運費？」建新的微信名「江湖生」，1971年12月參加工作，這句「我也是上海表」，充滿了自豪。
詩序擊節道：「不愧生於江湖，記得精準。當時定價是全國統一的。產地便宜一元。上海牌，麗水也是120元。」他終於找到機會，補刀譏諷那個說「定價是125元」的傢伙了。
廣宣插科打諢：「5元是錶帶。[呲牙]。」
建新：「錶帶附送的哦。」
廣宣：「 別想得那麼美！[偷笑]。」
說到好表，建新就活躍起來了。他入學前是杭州制氧機廠的工人，那個年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一當工人，就進入時代潮流，社會已經給設定：兩年買手錶，兩年或三年買自行車。買手錶，最流行的要買進口表，什麼梅花、羅馬、英納克，價格都在200元上下。本來打算多積蓄錢去購買，突然買手錶要憑票了，進口表的票還搞不到。所以退而求其次，買了上海表。這表價，是幾年裡醞釀在心中的。[偷笑]。」
朝騫在溫州城裡出生成長，對表也不陌生：「 梅花表（好像是瑞士表）價格180元，我家裡買過。記得我大哥結婚時（大概1972、73年），我在溫州五馬街百貨商店排了一整夜的隊，第二天一早，我家裡人帶錢買到。記得很清楚，是裸表，沒有錶帶。」
建新嘆氣道：「外國人小氣啊，連錶帶都不附送。[偷笑]。咱現在連表哥都送。——好像從1974年初開始，突然買手錶要憑票了，把我們這幫青工氣得要命。」
立漢插了另一則趣事：一老農進城買鬧鐘，他看中了一款，便開始討價還價，指著櫥櫃裡的手錶說：「這小的能否送我一個？」
這時，錢志熙也上線來了，為仕忠作了聲援：「剛入學時，沒有，第二年或第三年買的。甌江口有一個『黃華山外』的海面，大批走私船，批發走私表。因而溫州一帶市面充斥走私表，也讓手錶真正『普及』。[呲牙]。我父親買了兩隻，我和正在讀高中的弟弟各一隻。我的貴些，和老樊的同一種。——老樊怎麼買到柳市走私表呢？是通過葉葳嗎？ 」
葉葳是溫州人，對此道尤其精通；志熙的弟弟後來考入杭大物理系，仕忠曾教過他們大學語文。
文慶以早就擁有手錶者的身份，拍拍志熙的肩膀，表示慰問：「北長江戴表有點晚。——不過，赴紹時大部分同學戴上了，是成立的。」
鄭鳴對仕忠說：「哎，你這麼認真的考證啊！」為了表示支持，他補充了一些重要信息：「上大學有沒有表，確實忘了，但老樊有一次說，我們寢室（抑或四組）是『光腕黨』，可見大多數人沒有表。但依稀覺得任平、陳葉葳、倪建平、李瑜、鄭廣宣有表。」
看到大家都談得差不多了，文慶清了下嗓子，總結道：「大家由出發和到達的時間，不知不覺地聊到了手錶。再深入下去，南長江又可以湊成一篇當年大學生買手錶的故事了。[笑臉]。」
見南長江半天沒有吱聲，文慶又說：「看來黃長江今天有點忙，或者中午又喝革命小酒了。」
他不知道黃仕忠從中午就開始寫上大學戴手錶的故事了。只是才寫得一半，上課時間就到了，只好中斷，匆匆趕去上課。待上課回來，又繼續連綴成文，到現在，時間已經過了晚上七點半，都還沒吃上晚飯，更不要說是「革命小酒」了。
同時，面對老杜嚴肅的質問，十分緊張，擔心自己的職業操守一旦受到質疑，會影響到在本單位的獎金發放，所以午飯時就趕緊給《錢江晚報》的編輯發了微信：
「我極其認真的同學都這麼說了，請您務必幫我將『大部分同學沒有手錶』，改成『有的同學沒有手錶』。切切！！」
編輯其實是杭大中文系80級的學弟，很是通情達理，立即回覆：「好！」見仕忠學兄那般緊張，便寬解道：「說明大家看得極認真，當作文獻學研討了。」
——喂，各位老同學，如果你看到了這裡，也請說一說你的手錶故事：在上學時，你戴上手錶了嗎？如果有，什麼時候有的，誰給的，有故事嗎？
仕忠給有微信聯繫的同學發放了以上問卷，有回，有不回。
收到的答覆，可以分為三類：沒有，有的，不記得。
第一組，沒有。
十組合影，前排里，王海波（左二）亮出手錶 王延榮（左一）瞟來眼神：「沒有。一直沒有。」
徐小洪：哦，我沒有啊。
王延榮：沒有。一直沒有。
胡志毅：沒有。什麼時候有，忘了！
陶棣華：沒有。大三時才有手錶。
吳土法：上學時我沒有手錶，到大三時才有手錶。
趙建中：印象中其時還沒有帶上手錶。
馮迎豐：呵呵，上學的時候沒有，後來有了手錶。
七組合影，左三施建華，把表亮在學明肩頭 右一黃仕忠，亮出的只有白袖子。
吳存存：我進大學時沒手錶。第一學期放假回家時，我父親把自己手上戴的表給了我，我不要，他堅持要給。我大學期間一直戴父親的男式表。雖是溫州人，我是畢業後才戴上了女式小巧的電子表。
方元：我上大學才15周歲，還是現在學生上初中的年齡，肯定沒有戴手錶，也沒有想到要戴手錶。我記得是大學畢業工作了才戴的手錶。這幾天看你們在回憶大學生活，感覺很溫馨。
陳曉明：沒有。[呲牙]。我這個人不愛戴表，記憶中只有一塊鐘山牌手錶，是我大學畢業時娘給的，是塊舊錶。帶了幾時，沒印象了。我這人對時間有一種比較準確的直覺，除了早上要趕早出差用鬧鐘外，平時一般不用看表。也許當時工作生活沒有那麼緊張，沒表也不誤事。至於後來有了bb機手機，手錶更是沒有啥用了。[呲牙]
朱承君：第一次離開寧波，第一次坐火車，沒穿過皮鞋，沒帶過手錶。好像是第四年才有，具體都忘了。都是寒門啊。[呲牙]。——我有點記起來了，好像是第四年拿什麼東西換了一塊舊錶。當時二樓樓梯口有塊黑板，上面常有二手貨轉讓信息。
鄭鳴：沒有。我帶了自鳴鐘上學的。[拳頭]。家中祖傳。
韓兆銘：我好像是臨畢業有手錶，是日本的雙獅牌機械自動表，當時應該屬於比較高級的了。我現在帶的是瑞士的梅花牌機械自動表，應該屬於一般般了，生活水平降低了。（這叫低調的炫耀吧。[偷笑]）
陳曉明：人的記憶是不太可靠的，除非是刻骨銘心的事。記憶中，讀大學時是沒有手錶的，但當年趕火車是怎麼掌握時間的？也真說不清。
第二組，有的。故事很多。
◎有的是從父親手上直接摘下的。
宣傳中：有一塊鐘山牌的舊手錶，是我老爸從他自己手上摘下來的最值錢的寶物。
沈小杭：我當時有一隻與陳建華一樣的鐘山牌手錶，大小介於尋常鬧鐘與手錶之間。是我父親從自己手上摘下來，當場給我戴上的。永生難忘。
蔣幸達：有的。不是新的，從父親手上摘走的。我們農村孩子考上大學，是大喜事，不是我主動要的，是父親心甘情願給的。當時年紀小，但要面子，當然很開心，哪會想父親沒表怎麼辦。父母都是上班族，他們再買唄，無非當時要票，好的牌子一時買不到。父親是供銷社的，多少有點兒辦法。——現在自己為人父，想想有點心酸，那時候確實不懂事，讀書時花錢也不節省，老向家裡要錢。實際上父母工資也都不高。我參加工作時的定級工資，就和父親當時的工資差不多了。
莊未央：有的。上大學時，父親給的。現在還記得，去杭州的前一夜，父親從手腕摘下他的表，套到我手腕上，人瘦，皮錶帶上洞扣不足，父親找來釘子和榔頭敲出幾個洞。瑞士產的梅花表，女表。不知家父為何會戴一塊女表，那時沒想過，現在想問，也無處可問了。到學校後，沒時間觀念的我，手錶，其實是可有可無的，放假回家後，就把表還給父親了。
林菊芬（柔吟）：我的第一塊表，父親買的，上海牌。也可能是工作後給的，沒印象了。
魏丁：有個舊的手錶，我當知青時戴的，上海牌。我爸給的。他戴了十年，給我了。上海牌的手錶，應該要100多塊錢（據查為120元）。
魏丁（右）：父親給的表很亮 林晨腕上，那表也是閃閃發光。
◎有的是母親給的。
董平：我入學時是有個上海表的。離開老家到杭州報到前，我母親從手上摘下手錶，跟我說：「這個表你戴著，大學裡上課需要看時間，用得著。」
其實我母親是教書的，辦公室里牆上有掛鍾，上下班有值日老師噹噹當地敲鐘，沒有手錶不一定影響母親的日常工作，但直至今日，她當時摘下手錶的那個瞬間，竟依然歷歷在目……
沈衛東：媽媽給的。上大學時沒有手錶，媽媽就把她自己戴的一塊表給我用。後來大哥來杭州看我，說家裡給了他兩百塊錢，讓他買一塊好一點的手錶，估計是相對象時撐門面用的。我還陪他去解放路的商店去看表，買了以後，就把他手上戴的表給了我，這也是老爹原來的表給他用的。後來我就把老媽的表還給她了。
金紅：我第一次戴的手錶，也是從媽媽手腕上摘下來的，女式上海牌。那年我16歲，高中畢業後在家待業，要去縣城一家小學代課，母親就把她自己一直在用的手錶給了我。幾個月後，我代課結束，又還回她。77年我下鄉期間，父親給我買了第一塊表，雙菱牌。
◎有的是父母給的或長輩送的。
尚建：第一塊表是我下鄉時爸媽給買的。上海牌女式表，90元。
陳亞敏（羽強同學代答）：下鄉時，有一塊上海表，父母給的。因父母愛女心切，即使下鄉當農民，也要儘量體面一點。
盛伯鈞：有。我78年4月下鄉插隊，因所在生產大隊地區偏辟，收到入學通知書，離報到日期沒幾天了，急急忙忙辦理戶口遷移等手續。離家前去報到的前一天吧，我姑姑給我送來一隻上海牌手錶，記得需120元錢。她與我父親同在新建染織廠當工人，月工資才三十多元，獨自一人帶著一個十二歲的女兒生活。那時是一份重禮了。
吳朝騫：有。我第一隻手錶是考上大學，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我媽媽給我買的上海牌手錶，用了100多元（好像是120元）。當時來說，上海牌手錶是僅次於進口表的大牌表，對我家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記得我上學前在一個街辦工廠呆了一年多，月工資18元，全數上交，約有200元存款，我媽就用這筆錢買了表。看了友情群，我肯定屬有表人士。我現在也在想，溫州當時電子表這麼多這麼便宜，我家為什麼這麼高消費呢？想不通。這隻表跟了我很多年，工作期間一直在用。忘了什麼時候下崗。
1979年夏天，七組去華關祥同學家，在木船上合影 春曉、朝騫、學明和菊芬手上的黑帶白表，一眼可見。
虞卓婭：我入學時有手錶，東風牌，母親給買的。高中畢業幾年後，我是縣廣播站記者，有天下班，我媽讓大表哥陪我去買手錶，他們事先已商量好的。我不同意，覺得當時家境不算好，雖然我的全部收入都上交給家裡的。——但終究拗不過母親的意思。買到手錶後，心裡挺激動的，晚上一個人把手錶看了又看。這塊表戴了好多年。
岑寶康：手錶、皮鞋等都是家裡出發時現買的。我只有姐弟倆，打小過得去。（仕忠：看來寶康真是寶寶，從小就被安排得妥妥的）
◎也有哥哥、姐姐（姐夫）給的。
蔣承勇：我有一個上海鑽石牌手錶，現在還在！我哥給的！77年下半年我考上民辦教師時，我哥送我的。我哥其實是農民。
陳岩：大約大二時，哥哥給了只上海表。[憨笑]。所以，大一還沒有呢。[呲牙]。
曹布拉：手錶是有的，哥哥給的，計時用。我上大學時已經有了近十年的闖社會經歷，已經沒有了青春飾物的心理作用。
馬時明：我姐給的。我上學時已有手錶，什麼牌子忘了。一年後我姐覺得我戴的表牌子不好，給我換了個上海牌手錶，那時算是好表了。
董小軍：我姐給的。我姐比我大四歲，1974年，17歲的姐姐離開縣城，到國營慈谿庵東農場（現屬寧波杭州灣新區）插隊務農。相比於那些遠赴黑龍江、吉林等遙遠省份支邊的知青，我姐還算幸運。因為庵東農場不僅離家不遠，而且實行的是工資制，工資標準與一般企業相同，知青們則被稱為農場職工。我姐插隊一年多後向父母提出想買塊手錶。手錶是稀罕物，很難買到，其中最吃香最流行的是上海牌手錶，分全鋼和半鋼兩種，前者售價120元，後者為80元。那時，我小叔正為寧波江北慈城鎮的一家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前身）跑採購，每年都去哈爾濱。或許是東北地區的生活比南方過得更為艱難，人們幾無消費能力，手錶、縫紉機之類的緊俏物資在當地竟然不憑票供應，如此，1975年春節前小叔順利從哈爾濱為我姐帶回一塊全鋼的上海牌手錶。三年半後，我考上了大學。離家去杭州前，姐姐從手上摘下自己的這塊上海牌手錶送給了我。我至今仍記得母親對我說的一段話：「你姐17歲兩手空空去農村，你17歲戴著手錶去讀大學，你們姐弟的生活舵推舵板（意思為相差巨大），你一定不要忘了你姐的這份情。」
周羽強：姐夫給的。上大學前，大約1973年，我姐夫（南京軍區某團政委）從內部渠道買了好幾塊鐘山表，兄弟姐妹每人一塊，讓眾鄰居羨慕不已。
馬華：調查報告閱畢，甚是有趣。我也是有表的，下鄉插隊時很多知青戰友都有，於是央求父母出錢給買了一個鐘山牌的，好像只要30元。至於紹興之行，我日記中的時間應是出發的時間，「晨5：10分車到紹興」，省略了「出發」二字，造成黃長江考據困擾，誠摯致歉。（仕忠：除了省略二字造成了困擾，你其實是最準時的。現在依然如此，在截稿的最後時刻，及時趕到。）
◎通過自己努力買的。
邵是祥：我是高中畢業在生產隊幹活時買的手錶。
倪建平：我76年下半年花90元買了一隻小牛，養了一年多，到78年上半年到草塔市賣了350元，很高興托上海的伯父搞到一張鑽石牌表票，花90元買了。
張玲燕下鄉時用自己養的豬換了表。她寫過文章，題為《「白戴」的表》，發表在1996年6月1日的《杭州日報》上，是一隻「寶石花」，配的是一條白色的尼龍錶帶。戴上手錶那天，民兵連的眾姐妹，不知哪位說，燕的手錶是「白帶」，急得她面紅耳赤，大聲分辨這是我養豬勞動所得。但低頭一看，她自己也忍俊不禁了。
任曉崗：我的印象，第一隻手錶是鑽石牌的，在做學徒工的第三年（上大學之前那年）買的，85元的價格倒是很清晰。老照片裡應該有拍到穿短袖襯衫時的樣子。但當時好象對此事不甚在意。第三年學徒工資是21元/月。差不多是4個月的工資。那隻鑽石牌應該戴了好多年。後來就光膀子好多年沒戴表。
◎還有一些老大哥，上大學前已有了多年闖社會經歷，自然有能力自己置辦。
尤煒祥：哈哈，我是戴著手錶上學的。因為我上大學前已工作過六年，先後當過中學教師，工人，又參加了《漢語大詞典》的編寫。有手錶是必須的，記得我第一塊手錶是杭州手錶廠的梅花牌手錶。
孔小炯：記不清楚了。但我當時應該有表，因為已經在工廠工作好幾年了，當時青工的標配是自行車和手錶，也是上班的必需品。（仕忠：煒祥和小炯是我們同學中最早進杭州大學的。因為編《漢語大詞典》，文革中要求必須「三結合」，即有工人代表參加，他們高中一畢業就分配到了工廠，工廠認為他們識字，就派他們作為工人代表參加了一段時間的編寫組，得以認識好多杭大的老師）
童國樑：我在上大學前就有了手錶。當時我在鄞縣東吳中學任教，月薪28，積了一年，用120元買了塊上海牌手錶。過了幾個月，媽說，你哥哥開小火車，時間要對得准，要好一點的手錶，讓我倆把表換一下。俺兄在江西玉山礦，是廠籃球隊的，要一塊好表也在理。這樣，就把上海牌換了他的雙菱牌。看他神情特別高興，我也一樂。
張扣林：上學時沒有留下對於手錶的任何記憶。此前工作多年，應是早就有了手錶。
七組野餐會，王郁同學（中）的玉腕上，是錚亮的手錶。
第三組，忘記了。
張子帆：忘了。
袁昱明：不太記得了。
李肖波：忘了啊，仕忠兄弟。
方一新：仕忠，記不清了，可能有了。
方青稚：我沒有印象了，但是估計大學期間是沒有戴的。我不喜歡手腕上套個東西，而且經常要打球，脫戴不方便。哪怕工作後也一直沒有帶手錶的習慣，雖然爰人和兒子各送我一塊表，但都沒有戴。也許讀大學時父母親送我們兄弟兩個各一塊表，而我可能就擱置在箱子裡了。
黃仕忠：青稚被同學謔呼為「青雅」，是一新的弟弟；由於哥哥是從下鄉的公社考上的，招生的老師不知道他們是親兄弟，就一起招來了。弟弟都有表了，哥哥也應當是有表的吧。仕忠與青稚是室友，也是每天泡在籃球場的球友，記得青稚後來有過一塊很大的表，帶在手腕上。青稚則在太太的提醒下，從相冊中找到了戴表的鏡頭：
不過，何時帶上的，卻是不記得了。衛東說：「我跟青稚爬黃山，是80年五一，那個時候（三年級）應該有手錶了。」
阿東大方地將手錶半露著，青雅卻是連手也藏了起來。
沈瀾：不知道唉，完全沒印象。[調皮]。日記里肯定沒有的，但是我們寢室里好像沒有鍾，大家時間卻掌握得挺好，我也沒有誤過事，這樣推測手錶大概是有的。[呲牙]。（仕忠按：萬一是曉萍、鄭鳴那樣，只帶了個鬧鐘的呢？）
沈衛東：哪位同學幫我回憶一下，我上大學的時候有手錶嗎？（仕忠按：阿東那時年紀太小了，長得白淨可愛，想來斷奶肯定是已有一段時間了，他不記得自己是否有表，大家都表示理解，——幸好後來他自己找到了記憶，已經記錄在前面了）
【回音壁】
黃仕忠：因「大多數同學沒有手錶」還是「有的同學沒有手錶」，引發了熱烈的討論。我趁此對上大學時無表、有表、如何得表，作了一個問卷調查。
我們杭州大學中文系1978級，浙江省內招生，入學時，最小的剛滿十五周歲，最大的三十二歲。年幼的，才高一就來參加高考了，其他人，卻是從66年到78年的歷屆高中畢業生、初中畢業生以及小學畢業生（有的同學沒有機會讀初中、高中），在社會中摸爬滾打了幾年乃至十幾年。大多數人都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或從小就生活在農村，少數人還有國家職工的經歷。由於鄧小平同志的特別批示，一部分同學是帶薪上學。大部分同學靠助學金：最高18.5，依次為17.5、16.5、14.5 ……我有幸拿的是最高這等，除用於飯菜票、日常用品之外，還想著能買一兩本書，每一分錢都要盤算得很清楚，所以數學不行，算術，特別是心算還行。
由於年齡參差不齊，經歷各式各樣，所以這裡呈現的面貌也是多種多樣。手錶故事，只是窺見我們學習生活的一道小小的縫隙。
作為恢復高考後最初三屆大學生之一，我們既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又是四十餘年開放歷程的親歷者。我們的大學生生活，折射著一個時代的巨大變遷。所以，這「手錶的故事」只是一個開端，還有一系列小故事中的大社會正醞釀當中，且待下回分解。
在此歸納一下問卷的情況。
無表者，落落大方。本無多想，既不影響自己讀書，如今更覺得是個累贅，於是就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絲雲彩。
有表者，良多感慨。無論「從父親手中摘下」，「母親從手中摘下」，還是伯伯脫下，姑姑所贈，舅舅所給，那些個場面，無不令人無語凝噎，霧翳升上眼帘，特別是許多同學如今自己也身為父母，感觸尤深。至於有哥哥、姐姐罩著的幸福，自力更生的喜悅，也莫不溢於言表。第一次擁有手錶時心動的感覺，亦是記憶猶新。還有送表、借表，用了再還，給了再換，那份親情，那份懂事，那份鄭重，點點滴滴，皆是當時生活的真實記錄。
每一位同學的學習生活，都牽動著父母、兄弟、姐妹，牽動著方方面面的社會關係，作為錄取率不過百分之五的幸運兒，上學前的場面應是滿滿的喜悅，43年過去，如今回首「旁觀」，卻又是那麼酸楚；讓我們慶幸和感恩的同時，又十分感嘆。
以上種種，串聯起來，真的好像我們全年級的同學，一起來參加了一場內容完整的話劇演出，每個人都是本色表演，每一句話背後都有著玩味無窮的潛台詞，青春飛揚，積極向上，縱然是酸辛的話頭，也依然透露出美好，因為那是真正美好的青春！
感謝各位老同學，提供了當時真實的情狀和心境，並且同意放到這篇文章里。有些內容他們一直珍藏在心底，從未與人分享過的。
看來每一位同學都是有滿滿故事的人。而真正的力量和意義，大都是在這日常瑣事之中得以體現的；美，也一樣。
魏丁：辛苦了，很溫暖的回憶。
周羽強：「寫點生活」，真是很好。不求完美，只願真實、真切、真情！[強][強][強]。
孔小炯：以眾人之口敘事描己，諧謔之意溢於言表，好玩！
董春曉：吾兄妙語連珠，巧為串聯，令同學片言隻語也隨之煥發光彩，大讚。[強][強]。
任平：@錢家山下 讀畢有點感動。手錶的故事，是人生的一段經歷，它的分分秒秒，是一幕幕往事影像。現在很少戴表了，但手機記錄更迅速更詳細，所以新的文體「應運而生」。[偷笑]。此所謂：仕忠說表，眾友參與；端的好文，體新意長。
呂立漢：一口氣讀完，有趣！說是新文體，那該冠何名呢？
陳建華：有意思。折射了當時的社會真實。其中倪建平講到養小牛賣錢的經歷也很獨特。記得那時牛都是生產隊的，他卻能自己養還能自己賣，可見諸暨比較寬鬆，還能甩甩資產階級牛尾巴。[強][強]。若由高考跳農門往前溯，來自農村的同學當過放牛娃的肯定也不少，也會是朝花夕拾的好題材。
李肖波：謝謝，看見我的名字了。雖然沒有提供什麼大價值的史料，但能忝列其中，亦有榮焉！
沈衛東：都是歷史的真實和真情實感。[調皮]。謝謝你的新文體，很有趣，像話劇，像四十三年前的寢室臥談會。
金紅：源源不斷啊。信手拈來，比烹小鮮還簡單。
陳建華：@黃仕忠 再接續下去剎不住車了，通過天南海北朋友的接龍，要把當年全國各大學同學都卷進「手錶旋渦」去了。[呲牙][呲牙]。
趙延芳：你這個「愛寫作的獅子」，出篇文章真像老母雞下蛋一樣，有時隔天一個，有時每天一個，我簡直撿拾（讀）都來不及！——我因工作後兩三年都沒有買手錶，曾鬧出許多笑話…… （以上為杭大師友的回音）
胡曉真（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盛大演出！真是創造新文體了！！小事物、小事件與個人記憶，這才是對一個時代最好的留念。就像一個私人博物館收藏的小小物件吧，後面的故事牽動了血肉人心。這時候「上帝視角」可真的要退位，讓給每一個小小個人。話說您把「唱和」這古老的玩意兒搞成這樣，如果寫成長卷該用幾尺呀？ 做成冊頁有幾頁呀？ 太歡樂了！！[笑][笑]。
華瑋（香港中文大學）：確實好玩，沒想過、沒經歷過的好玩！還看到了黃老師「小生時期」的照片，更是特別好玩！也讀了[錢江晚報推送的]《鬼附身》，那篇寫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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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仕忠：我轉給學生們閱讀。都是90後，他（她）們的印象也很有意思。選錄數條於後：
林傑祥：我特意問了我父親，他是76年高中畢業，成為民辦教師（老師最需要手錶，因為上課要看時間，所以印象深刻）。父親說，76年的時候，基本都是國產表，很貴，父親工資38元一月，上海表120元左右，戴手錶的人也比較少，民辦教師7個人里有2人有手錶，都是要積蓄小半年才能買的，當時表是炫耀的資本。78年改革開放，那個時候國產表慢慢多了，還是要100—120元左右，同時國外手錶也引進來了，當時有不少「鹹水表」（走私表），父親在79年買了單車160元，又在80年買了洋手錶，大概50多。80年以後，手錶就慢慢普及了，儘管大家還是節衣縮食才能買個表，但是民辦教師有一半以上都有手錶了。90年左右，潮州市區的鐘表店就已經琳琅滿目了，那時候開始有電子表，一個差不多1塊多，很多中小學生戴，但是質量比較差，如果算上電子表，那麼手錶都就算是普及了吧。
徐巧越：我想起我爸讀大學關於手錶的趣事。他是79級的，入學後評助學金，家裡困難的優先考慮。學生都一個賽一個的「窮」。有個舍友，天天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後來名單出來了，補丁老兄榜上有名。公示結束那天，他就把帶補丁的衣服收了起來，從箱子底摸出一塊熊貓牌手錶戴上。這讓我爸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手錶可是稀缺物件，熊貓牌更是名牌，一般的家庭都捨不得買。這是明著裝「窮」，實際藏富了，其實班上很多人都這樣。他當時才15歲，不懂，就沒評上。我媽笑話說：「你就是從小缺心眼」。我大二時，用獎學金給父親買了一塊卡西歐電子手錶，可以測溫度、緯度、海拔，方便他野外勘探，也想著彌補一下他讀大學時的遺憾。這塊手錶，他現在還經常戴。
陳艷林：其實大家的重點不在幾點出發與到達，在於背後所折射的那個年代的生活。手錶是「三大件」之一，身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更是必備，但事實卻並不完全如此。老師有心做了問卷調查，回復不一而足，還挖出許多故事。最後一句「阿東那時年紀太小了……想來斷奶肯定是已有一段時間了」，讓人忍俊不禁。故事用微信對話剪輯而成，你一言我一語，性格畢現，像是在看一場話劇，如聞其聲，如見其影。
董詩琪：那個問卷就像一個回音壁，原來在那時手錶這麼珍貴，有這麼重要的意義。我帶第一塊表是什麼時候？好像是中考時，不能帶電子表，為確定時間，就買了一塊機械錶。我上大學時，舅舅也送了一塊，但太貴重了，拿到後被我媽收了起來，我到現在都沒帶過，但就是因為從來沒帶過，反而印象深刻。
蔣思婷：用這個問題來問我們這一代，大多數（這裡應可以作「大多數」了吧）同學的回答都應是「戴上了」。我小學時就戴了手錶，一塊深紅的電子表，塑料錶帶，表芯四周有四個橢圓形的按鈕，各有功能。那時總喜歡給下課時間「倒計時」，和同桌緊張地盯著手錶小聲倒數，若是誰數到「0」正好響了下課鈴，那可是要洋洋自得好一會兒。因總是用鈴聲不斷作校正，手錶的記憶就全藏在那個「校正」功能的按鈕里。從前沒有想過手錶還有那麼多故事，就像自行車、電視機，這種習慣的物件，在爸媽那一代也是充滿了不同的意義。
廖智敏：關於手錶，想起初中畢業後，因小學時買的表壞了，我媽就帶著去鐘錶店買新表。我看上一塊小巧可愛的，但有點貴，捨不得買，就問老闆：「這個表可以戴十年以上嗎？」老闆笑了：「其他孩子都是戴個一兩年就想換新的，你居然想戴這麼久！」還誇我懂事。接著打包票說：「這個表質量很好，戴十年以上沒問題，如果壞了可以拿過來修。」於是在母親「資助」下喜滋滋買了表，愛不釋手。可惜上大學那年，智慧型手機開始流行，我逐漸習慣使用多功能的手機，只有考試不讓帶手機時，才會戴手錶。去年回去，那家鐘錶店還在，我卻連手錶都不戴了。[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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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初稿寫成，我發給朋友們看，得到了許多的共鳴和回音。茲分類排列於後。括號內，前面為現工作單位，後面是入學時間（個別只注考上的大學和入學時間）。
陳尚君（復旦大學，78級研究生）：有趣。
林崗（中山大學，77年入學）：對細節有熱情。
費君清（杭州大學77級）：把一件舊事小事寫得有趣生動，回味無窮！
張湧泉（浙江大學，77級）：夠長的。新文體！
張宏生（香港浸會大學，77級）：這等生活史，又不止是「好玩」了。
梅新林（浙江工業大學，77級）：富有意趣和哲理。
蔡禾（中山大學，77級）：一個出發時間和手錶，竟然能洋洋灑灑寫出如此趣文，佩服佩服。
魏崇新（北京語言大學，77級）：那時戴手錶是身份的象徵。
胡可先（浙江大學，78級）：太有趣了，真值得回味！
袁毓林（北京大學，78級）：個人的過往，集體的記憶；歷史的見證，巨變的蹤跡。贊。
普慧（四川大學，79級）：動員大家一起寫回憶錄，真是好辦法。
姜小青（鳳凰出版社，80級）：這種回憶真的很有意思。不免想到自己的第一塊手錶以及剛戴上的興奮。
宣明東（新華社，80級）：有許多特殊的內在感受，可謂感同身受！
劉玉才（北京大學，81級）：那個年代過來，有共情。這樣的史才有溫度。
張培忠（廣東省作協，81級）：對於過往的生活，黃老師找到一個獨特的觀察角度和別致的敘事系列。
陳改玲（浙江理工大學，83級）：生動有料，還可以寫成話劇或者調研報告。
田東江（南方日報，85級）：小切口折射大時代。
董寬（中國工人出版社，85級）：生活里的很多細節，沉澱下來更有味道。
彭玉平（中山大學，86級）：老兄是真正會玩的大玩家。
曹家齊（中山大學，87級）：七十年代末，手錶還是稀罕物。
駱騰（中山大學，85級）：太有意思了。
康震（北京師大，89級）：太有意思了！
張均（中山大學，90級）：歷史的敘述很複雜啊。
孫羽嘉（南方日報，90後）：舊時光看起來，感慨萬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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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厚（上海戲劇學院，76級）：一塊手錶，在那個時代卻是如此珍貴，現在回憶起來恍若隔世。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是太富足了，很多東西和事情不知道珍惜。你的大學同學們很幽默，那個外號叫「北長江」的，其來歷聽起來特有趣。
吳振武（吉林大學，78 級研究生）：我78年上吉大讀研時，我媽把家裡最好的手錶給我了，大羅馬，跟魯迅先生同款（後來參觀上海魯迅故居才知道）。這手錶是文革後期憑票買的，200元。我媽單位分到的票，那時大家希望要120元的上海牌，嫌進口的太貴。因為我媽工資高，大家就同意分給我媽。記得買來時，不僅全家欣賞，鄰居也拿去欣賞，都沒見識過哈。我估計，那時這種進口貨，也只有上海北京有可能有。因為把這好表給我，我媽還需要跟我哥解釋幾句，非獨生子女時代，擺平也不容易哈。
張富貴（東北師大，77級）：哈哈，既像小說又是回憶錄！太好玩了！只是「我不知道冬天會有狼的……」應該是——只知道狼在冬天沒有食吃才會到村子裡來，沒有想到狼春天也會到村子裡來。
廖奔（中國作協，77級）：呵呵。看來口述史只能是大方向正確，細節不論。又，上大學時有沒有表的考古，是一個蕭山八千年遺址級別的發現。
尚永亮（武漢大學，77級）：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大學四年，在下既無手錶也無皮鞋，真是「四壁生涯貧徹骨」了。——我入學前在工廠。好像本科幾年從未想過買表的事。
王兆鵬（武漢大學，77級）：我上大學的第二年才買了一隻九元錢的手錶。之前是民辦教師。
彭小瑜（北京大學，77級）：好玩！機械錶沒有電子表准，所以聽廣播時會按照播音員所報時間對表。我有一塊西湖牌。
廖可斌（北京大學，77級）：你們這幫老同學確實好玩！當時帶不帶手錶是個大事。
劉丹青（中國社科院，77級）：我昨天為了參加答辯，臨時帶了一塊表去會場，路上想起很多手錶軼事，包括第一天戴表的情景。還關注了路上學生的戴表情況，不足1/ 10。也算巧合。還由此複習了「三轉一響」的所指。
陳德弟（南開大學，77級）：仕忠兄：這個憶往很有意義，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最真實，最能反應歷史，比正襟危坐寫出的「正史」可信得多。老兄選取當年讀大學時「手錶」主體，既反應了當年國家經濟情況，也反應了同學們的「階級」狀況。[強][強][強]。
查洪德（南開大學，77級）：有趣。一點折射生活，高手！[強][玫瑰]。
周大鳴（中山大學，77級）：從公共時間到私人時間的轉變。那時，每天有廣播，電鈴，公共場所有大鐘。很有意思的話題。那時是物質匱乏，精神還算富足。你這一玩，我也記不得，上學有沒有手錶。我覺得你的判斷是對的，大部分人沒有手錶。至少絕大多數不會有新的手錶！
衛軍英（浙江大學，77級）：我上大一時，家裡給買了一塊杭州產的西湖牌，價格是37元。因為這塊表，我還兩次去過玉皇山那邊的杭州手錶廠修表，好像從中山路向南到山腰上，現在也是皇城根了，忘記當時那麼遠是怎麼去的了。剛戴上表，同寢室的張躍同學還打趣我，說是不是手腕上沉甸甸的不習慣。大概這是他有過的切身感受吧。那時候戴手錶的也不多，記得有一次隔壁寢室的張湧泉同學，第二天一早要趕火車什麼的，還問我藉手表，說是早上看時間。
鄭尚憲（廈門大學，78級）：內容很像上大學時晚間寢室的無主題變奏「臥談會」，形式又像年級開會前同學們陸續到場時的七嘴八舌。看到學生反應中陳艷林所說的「像是在看一場話劇」，立即聯想到著名話劇《哥本哈根》。此文發表時，建議加上副標題——《致敬我們遠去的青春》。另外，「您戴上手錶了嗎」的「您」顯生分，同學之間還是用「你」好。[仕忠按：接受此意見，已經作修訂]
劉勇強（北京大學，78級）：我找到一張大四的照片，才確認至少當時已戴了手錶。不知為什麼沒有戴手錶的印象。
勇強兄的手錶，在最亮眼位置。
郭凡（廣州市社科院，78級）：78年上大學能戴手錶的還真不多。我家經濟條件不寬裕，我不要家裡給我買表，等我大學畢業賺了錢自己買，但家裡還是緊縮開支，花120元給我買了一塊表，我特別過意不去。遺憾的是沒有把表保留下來。
樓含松（浙江大學，79級）：很鮮活有趣的記錄。我是大二（1980年）開始有手錶的，上海牌。120多元。當時同學中戴手錶好像已經比較普遍了。
吳義雄（中山大學，79級）：引起我的回憶。我七九的，安徽大學。屬於新三屆，但家貧。我整個大學期間都沒手錶，第一塊表，讀研究生後省錢買的。
程煥文（中山大學，79級）：我的是寶石花。感覺是八十多元，「三轉一響」中的大件啊。
漆永祥（北京大學，79級）：我是在大學二年級，自己攢了四十元買了塊手錶，什麼牌子的早忘了。[破涕為笑]。
徐俊（中華書局，79級）：你們班可以啊，熱鬧，而且還能有共同話題。那時候手錶除了牌子外，主要區分在全鋼還是半鋼。
孫啟軍（羊城晚報，79 級）：慢慢看出你著文的意味。有意思，也有意義！這種工作有點田野調查的性質。
我的手錶是去大學報到前，父母買的，雙菱牌，上海產，印象中似乎也要近百元。當時同學應多半有手錶，沒覺得是奢侈品，但肯定有人沒有的。比如後來班級足球隊長老張，來自蘇北農村，冬天穿的是家裡做的棉襖棉褲，腰間扎的是一條麻繩。老張與我同宿舍，冬日清晨，他鑽出被窩，披上黑棉襖，提起棉褲，向右一搭，再向左一卷，然後用力系上麻繩腰帶的樣子，至今還在如在目前。他就肯定沒有手錶，因為學校給的20元獎學金，他每月吃飯用度之外，要省下5-8元，寄回去，接濟家裡。父母送我的那塊雙菱表，用了很多年，後來有了電子表，就趕時髦換了，直到BP機時代，有了新式計時器，便再沒買過戴過手錶。那塊雙菱表應該是我此生唯一擁有過的機械錶，也是我戴過的最昂貴的表。
張麗萍（杭州大學歷史系79級）：說起什麼時候戴手錶，還有一件趣事：我們是10月初到杭大報到的，開學約一個多月後，有個男同學用剛剛學到的一句英語，與我們美麗聰慧的團支書搭訕：What time is it now？誰知我們的美女書記當時還沒有手錶，頓時紅了臉。我一開始並不覺得手錶有多重要，所以開學之前拒絕了母親要把自己的手錶給我的提議，或許是覺得有的女同學看手錶時手臂略略抬起，然後手腕輕輕一轉外側朝上的姿勢很美，於是有次寫信時與父母說了手錶之事。大約在11月底，我收到了父親托同事捎來的三件東西：一條墊被、一條母親織的毛褲、一塊寶石花半鋼女式手錶。這塊手錶我一直戴到結婚前，現在還珍藏著。
陳建根（江西財經學院80級）：文章把我帶回到了那個年代。79年同村的學長陳正權考上了江西財經學院，他家裡給他買了手錶和皮鞋，我把這事在我父親面前說了一下，我父親說，你考上也會給你買的。80年我也考上了江西財經學院，家裡把養了一年多的豬賣了100多塊錢，給我買了60元一隻的崑山牌手錶，當時還是托關係買到的。再買了一雙皮鞋，買了一塊布做了一套衣服。賣豬剩下的20多塊錢，給我去學校時帶上當生活費了。這隻豬錢在平時是全家一年的生活零用錢。父母為了子女，寧願自己辛苦，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我當時16歲了，自己還是不懂事。
趙國瑛（江西財經學院80級）：關於手錶，有三點記憶猶深。一是79年在楓橋鎮中高考，80年在學勉中學茅草山下高考均沒有手錶。考試全程靠自己估摸時間，記得當時監考老師會在最後五分鐘提醒考生。沒辦法,做題只有先易後難，儘量趕時間。二是，80年考到江西財經學院，當時八個人一間學生宿舍，只有二個人有手錶。上下課只有聽鈴聲。三是，81年我新疆工作的叔叔將自己戴了多年的上海牌全鋼防震手錶送給了我，當時覺得很貴重。
魏小婉（浙江大學80級）：很多經歷都相似，也是不堪回首。[破涕為笑]。上海除了上海牌、鑽石牌和寶石花牌，還有孔雀女表。上大學前家裡答應給我買上海牌120元的手錶，結果第一年家裡實在湊不出那麼多錢，第三學期，在我們浙大商場，老哥陪我買手錶，問我是否買70多元的孔雀女表，我堅決要上海牌，那是大大的男表呀。其實我現在戴的手錶僅19塊9。[破涕為笑]。
陳維昭（復旦大學，80級）：我在上高中時是戴手錶的，當時幾乎每個汕頭的年輕人都戴著台灣產的手錶，叫鳳凰牌，上面是有日曆的，叫「跳日」，自動上鏈的，即戴表的手臂一甩動，就自動上好鏈條了。也不貴，60元一塊表。也可以說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
沈金浩（深圳大學，80級）：都是人中龍鳳，記憶力都不錯。79年可能有表的少一點，我們80級城裡人入校時基本上有，農村出生的半年內絕大部分也有了。我記得我們九月八日開學，我是國慶節買了手錶，鑽石好像是100元，要票，我沒有票，只能120買一隻上海牌。當時飯菜票每月17.7元，基本夠吃了。一隻手錶這個價，算是置了「大件」。 回首這個四十年，中國還是走在干正經事的路上，八四年開始逐漸有人有自行車，十幾年後有些人有汽車了。
谷曉恆（青海省文聯，81級）：寫得太傳神了。[強]。我是81年上大學後才有的手錶，而且是幾個月以後。記得是一塊兒「金雞牌」，上海手錶廠生產。之前也戴過，不過是暫時的，是高考的那兩天父親把他的「西鐵城」表拿給我戴，考完了自然還回去了。大學裡也有同學沒有手錶，沒有統計過，反正總有同學來問你時間。83年我的二哥大學畢業，用他的工資花了八十多元，送我一塊兒電子表，是帶計算器、鬧鈴、計時器、燈光的，牌子「卡西歐」，那肯定是全班僅有，恐怕全校也是為數不多的。
王承略（山東大學，83級）：很有趣的一個研究話題。那個時候，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是結婚三大件。婚前一般沒有手錶。手錶一般是長輩賜給，因為學生是買不起的。家庭條件好的，可能有；一般家庭買不起。
夏波（中央戲劇學院，83級）：很細緻！那時戴手錶不僅是財富，更是身份的象徵。尤其是在成年工作或考上大學時，似乎就是就是知識分子啦。[笑臉][笑臉]。
劉晨（南方都市報，84級）：確實好玩，有民間經濟史的價值。我1984年考上大學，是爺爺花90塊給我買了一塊手錶，上海產，是不是上海牌記不清了，應該不用票了。
孟彥弘（中國社科院，84級）：我姐八一年上技校，就跟家裡吵著要表。我八四年考大學，父母說，考上大學，獎塊表，結果，給了塊電子表。
史小軍（暨南大學，85級）：有趣，角度別致，描寫真實細緻！記得78年當教師的父親買了一塊蝴蝶手錶，也是90元左右，都是全家的大事。[呲牙]。
張求會（廣東省委黨校，87級）：活歷史。文字交往雖然不算太久，但我衷心折服於哥哥姐姐們的志向、心態和作為！你們才是歷史轉折點正好出現的那一代人，一點不早，一點不晚，剛剛好！這個真有重大歷史價值。
塗秀虹（福建師範大學，87級）：這真的是日常生活史，是歷史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太有意義太有價值了。非常值得把這些自己親歷的生活記下來，而且，每個人的記憶每個人的視角、立場、情感、態度不同，本身就是歷史的豐富面相，如此細膩真實，最為難得。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層面和角度。
徐大軍（浙江理工大學，88級）：天吶！黃老師一句「大多數同學沒戴手錶」，就招來了這麼故事。估計他們都把家掀了個遍，才能找到40多年前的手錶了。那個廣宣同學好厲害，那麼多牌子的手錶價格現在都能記得牢。……還有您發出的江湖調查令，估計也是讓好多同學輾轉難眠了。看得出，大家討論得很歡樂。——我一個看熱鬧的也看得很歡樂。說明那時沒有別的可記，年輕人，這些最關切，所以就歷歷如數家珍。這可能是當年縈繞在心頭多時的一件事。想來還是有點酸楚。
李舜華（廣州大學，89級）：我記得我們讀書時，正是電子表開始流行時。也不貴。不過我始終沒帶慣手錶。一來大學時從無額外消費，連飯堂一日三餐都是往最便宜里算。二來大約自由散漫慣了，表可有可無。大約是讀研後，又趕了南方手錶的水貨潮，長姊下廣東打工，帶回來不少款二手分送親友，水貨，我也陸續得了幾塊，可戴不久就扔在抽屜里。我唯一捨得花錢，省吃儉用了數年，在讀博時買了一架尼康相機。下次，寫寫相機史也是蠻好玩的。
郭麗娜（中山大學，90級）：那時有手錶是富豪，手錶、單車、縫紉機和收音機四大件。[偷笑][偷笑]。有一萬塊叫萬元戶，很嚇人，哈哈哈哈。黃老師留下這些記憶，教育下一代。[憨笑][強][強][強]
楊早（中國社科院，91級）：您這些文章，對於學生們理解80年代，大有好處。甚有功德。同時也是陌生化。學生都說最難理解的年代是八、九十年代。
胡傳吉（中山大學，91級）：哈哈，記得太清楚了，破案一樣。希望時代不要退回到沒有手錶戴的窮時代。
高伯齊（中大系友，92級）：真好玩，小說一樣，反映了那個時代。我應該是上大學才戴的表，具體什麼時候戴表，不記得了。90年代初，電子表很多很便宜。這種寫法很有意思，像做學術文章，又像拍紀錄片，樁樁件件，把一個時代的環境氛圍，人物心理，全生動地展示出來了。[強]
黃仕忠：我嘗試的新文體。基於微信平台，大學微信群。
高伯齊：也有穿越功能，以今時今日的心態，回看過去的自己和時代。[呲牙]。
黃仕忠：是的。我們都是看戲人，看到了自己在台上表演自己。[愉快][呲牙]。
朱崇科（中山大學，94級）：非常有意思，既有個人歷史情感，又有大歷史，又有趣。包括之前您寫的個人歷史散文，都是有趣的史料，很有價值，有些東西當下的年青人已經無法理解了。
趙素文（浙江計量大學，94級）：真是太有意思了，一言一語，口述史的考證辯析，黃老師寫得還十分幽默。連我都忍不住想了想，我以前有沒有帶過手錶，小學到高中肯定沒有，好像倒是戴過絞絲的銀鐲子。大學似乎也沒有，怎樣定時間的，大概就是憑感覺，趕早不趕晚，還有就是跟群。我老媽有手錶，脾氣又非常急，無論什麼事提前兩小時就開始催了，所以一般不會遲到。後來大學高年級以後戴，大概就是要買那些裝飾型較強的時裝表了，也便宜，幾十塊錢。記憶沒錯的話，我最早的一塊手錶應該是銀白色的，錶盤上面有滾來滾去的鑽，錶帶是手鐲式的，兩邊扣合。已經是90年代末了。後來就有手機了，現在就有，手也不戴了。
劉正平（杭州師大，95級）：檢索全國列車時刻表的，這是哪位高足？這個檢索文獻的意識真好！我上大學的時候，拿了我媽的玉蘭牌機械錶，那是我爸買給我媽的禮物，上海產的。結果在蘭州被小偷偷走了。至今記憶猶新。
俞國林（中華書局，97級）：好玩的。不過，時間稍微有差也正常，因為那時候的列車並不一定完全正點哈。在下前段時間考證1922年10月，梁啓超哪天從天津赴南京，也是醬紫考證的。也是用的當時列車時刻表。且對照他晚上要演講，也還能推算出是乘坐幾點幾分的快車。
賀賀（廣東作家，98級）：挺有意思的，手錶這些物件，在一個時代是一種符號，記載了某種時間歷史的節點上我們所經歷的種種。我第一塊手錶是父親在我高中的時候買給我的，已經九十年代了，好像是當時國內的名牌，錶盤藍綠色的，300多元，那時候一些剛參加工作的人一個月的工資大概也就是300-500吧。當時說手錶防水，我還故意帶著把手伸進水桶里，結果錶盤裡面冒水霧了。
許慶江（中華書局，99級）：手錶是當時很貴重的物品，且很多人都想擁有。記憶中，縣城的很多角落都有修表鋪。我叔叔有個新買的手錶，我手裡正玩著磁鐵，好奇心驅使，就蹭過去用磁鐵吸了一下，結果我叔叔就像觸電一樣，迅速護起來手錶，叔叔雖然生氣，但最終忍住並沒有打我。
王賀（上海師大,2004級）：確實好玩！當時戴表是身份的象徵，我們小時候手腕上還要自己畫一塊表呢。
林傑祥（北京大學，2008級）：看回音壁，這裡應該有1000個讀者了，學生是第1001個讀者，也讀到了第1001個哈姆雷特。這樣的文字，如果100年、200年後，後人看到會作何感想？後人應該會相當驚訝，中國從古至今，從未有人如此寫作。而這就是俗文學，這就是活的文學，而不是經過精心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字句斟酌、套路滿滿的章奏表議，就像我們從油畫時代轉進了相機時代一樣，記錄的是生活，而不是粉飾過的藝術品。後人如果看到這份微信筆談，看到漫天亂飛的表情包，看到人人都直接複製粘貼，表示同感，應該也會覺得有趣，也相當親切吧，就像我們看到明清俗曲抄本中的俗字別字，就像看到于右任手寫的菜單一樣，將生活的東西變成了歷史。
高薇（中山大學，2009級）：好玩好玩！我最近剛買了新的智能手錶，昨天遇到朋友們還興高采烈展示了一番，沒想到您這邊就發來了談論戴表的文章。
李穎瑜（香港中文大學-深圳，2012級）：這篇太好玩了，微信群聊竟被還原得繪聲繪色，還有每個人發信息時微妙的情緒，都被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各種玩笑、妙語，讓人捧腹。最絕的是，您的學生竟然真找到了當時的時刻表，果然名師出高徒。還有杭大中文系的氛圍太棒了，年輕時是朝氣蓬勃的「天子驕子」，如今成家立業，回憶往事，打趣說笑，謔而不虐，擁有這樣一群老友，真是寶貴的人生經驗！
張奡（中山大學，2018級）：微信聊天何嘗不是一種文本。大概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戴了一塊塑膠電子表，地下商城20元買的，在2012年實在不算多貴，然而有一個同學借了我的表戴了又看，多次問我「能不能送給她」，這件事比後來我又換了什麼表更讓我記憶深刻。上初中後，我被獎勵了一塊一百元的迪士尼手錶，很喜歡，錶帶的漆皮破破爛爛了也不肯換，結果有一天我的表被人當眾舉起來，大聲問：「你是沒錢嗎？」我滿臉通紅，原來大家已經會互相問手錶的牌子，就這樣我開始知道「合群」。到現在，上個月我給爸媽各買了一個電子手環，圖的是裡面有「久坐提醒」。他們還是挺高興的，上手也很快。我的經歷里，手錶沒有前輩們那樣「從父母手上摘下來」那麼珍重和讓人感動。只感覺手錶始終是一股「潮流」。
張照麗（中山大學，2019級）：父親說：「我大學時沒有過手錶，但自己買了一台錄音機！」96、97年（大概他大三時），學校評獎學金，前五十名發1000元，五十到一百名發500元，父親榮獲500元，「拽著呢！帶著大紅花，（照片）在一樓大廳掛了一年，（激動得）證書都沒拿穩，掉地上出了洋相……」父親斥150元巨資，購置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電子設備。我初中一年級擁有第一隻手錶，中學時前後戴過3隻手錶（手環）——但實際上應是4隻，有一隻被我徹底遺忘。我現在戴的，是一個月前用自己的學助工資購買的華為運動手環6，查記錄，花費289元（現官方店已下架）。
鄒雙雙（中山大學，2003級）：黃老師將做學問的研究精神發揮到極致了！ 深深感嘆，研究還真得團隊來做！一塊手錶，一個故事，小故事折射出大時代，那個時代才真的似水年華。「回音壁」中「上帝視角讓位」說得真好。人間情，好不過「真」。
我真正擁有的第一塊表，並保存至今的，是在日本留學快要回國的時候，那之前有沒有帶過表，都沒什麼印象了。高中之前，鈴聲就是時間，有人幫你管著時間；上大學後，手機看時間。老家就更加不用時間了，看著日頭；老家的掛鍾就算壞了，也不著急修。回音壁中說得對，那時候我們興在手上畫手錶，來不及拿筆的，直接上口咬一嘴。現在有時我也會在孩子手腕上咬手錶。
王芊（中山大學，2009級）：微信群組織成文的新文體好玩兒，自稱第三人稱的敘事手法好玩兒，記錄生活史的同時又像是在討論文獻學方法也好玩兒！總覺得手錶並不屬於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種裝飾品或奢侈品，和手錶有關的記憶，又總是和人情相關。我以前並沒有戴表的習慣，看時間的話，手機、掛鍾都可以。上中學時的手錶，是媽媽、姥爺去韓國、香港出差時帶回來的禮物，但那時因覺得並非必需，又不懂得珍惜親情，一直收在柜子里沒戴過。上大學後，離家遠走，多年漂泊各地。兩年前過年回家，一時興起，翻出停滯多年的手錶，去重新換了電池，帶回了工作居住地，才開始養成戴表的習慣。
蔡依萍（浙江大學地質系80級）：想起考上大學時，我媽把梅花牌手錶給了我。那是她結婚時的物件，可惜我現在已記不得放在哪兒了。
作者簡介：黃仕忠，浙江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曆本科、碩士，並留校任教。後往中山大學讀博士，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中國戲曲和俗文學研究。曾獲長江學者等稱號。學術著作而外，有隨筆《書的誘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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