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民國金融界「四大名旦」的抉擇

澎湃新聞 發佈 2022-05-23T20:45:44.727347+00:00

民國時期,中國曾湧現出一批傑出的金融家,諸如宋漢章、吳鼎昌、葉揆初、秦潤卿、周作民、胡筆江、胡祖同、徐新六、徐寄廎、貝祖詒、陳朵如、王志莘等等。

蔡志新

民國時期,中國曾湧現出一批傑出的金融家,諸如宋漢章、吳鼎昌、葉揆初、秦潤卿、周作民、胡筆江、胡祖同、徐新六、徐寄廎、貝祖詒、陳朵如、王志莘等等。其中的佼佼者則是有民國金融界「四大名旦」美譽的張嘉璈(字公權,江蘇寶山人)、李銘(字馥蓀,浙江紹興人)、陳光甫(以字行,名輝德,江蘇鎮江人)、錢新之(以字行,名永銘,浙江吳興人)。此四人都有留學國外修讀財政金融專業或商科的教育背景,曾分別擔任中國銀行副總裁和總經理、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及董事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及董事長、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和總行協理,且交誼深厚,互相兼任各自銀行的董、監事或理事,在金融業務上同氣連枝、互為奧援,被視為民國時期最大的區域性資本家群體「江浙財團」的核心人物。

1927年以後,他們因支持蔣介石攫取國家最高領導權有功而陸續兼任或專任過各種部長級高官,為維護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統治的金融和經濟根基貢獻才智。從政治上看,他們是蔣介石在金融界的盟友和國民政府的依附者,彼此間結成了一種較為緊密的利益共生關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和蔣介石之間沒有矛盾,對國民政府的每一項金融和經濟政策都感到滿意,或照單全收。當國民政府的金融、經濟政策特別是蔣介石個人的獨斷專行有損他們的切身利益和金融業的內在發展規律時,他們也會表示不滿、埋怨或陽奉陰違地加以抵制和抗爭。

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統治的崩潰,他們沒有像秦潤卿、徐寄廎、陳朵如、王志莘等著名金融家那樣留在大陸與共產黨和新政權合作,也沒有像另一部分金融家那樣跟隨蔣介石遷往台灣,而是懷著對蔣介石等國民政府高層的獨斷專行和錯誤施政的絕望心理避居香港或異域。本文擬藉助有關民國金融史料和論著對張嘉璈、李銘、陳光甫、錢新之在1949年的去留抉擇及其背後的心路歷程進行簡要刻畫和揭示。

張嘉璈

1928年,中國銀行在國民政府的干預下進行改組,但實權仍掌握在由副總裁改任總經理的張嘉璈手中。在他的悉心主持下,中國銀行雖名為官商合股的專業性「國際匯兌銀行」,實際上仍是商股占優勢的具有較強獨立色彩的綜合性商業銀行,其資本實力和社會影響力遠超國民政府直接設立的中央銀行及被改組為專業性「發展全國實業銀行」的交通銀行,位居中國本土銀行的第一位。這種局面是試圖通過控制金融命脈來解決財政困難進而鞏固國民政府統治權威的蔣介石所不能容忍的,所以1935年3月蔣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強行將張嘉璈調離中國銀行,改任張為掛名的中央銀行副總裁。此後,張嘉璈歷任鐵道部長、交通部長、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47年3月又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

張嘉璈

蔣介石之所以任命張嘉璈為中央銀行總裁,是希望藉助他的金融長才來治理國統區因第二次反共內戰而導致的以惡性通貨膨脹為表徵的金融危機。然而,張嘉璈在就任之前即對蔣介石坦言:「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雖勉強擔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實無把握。且以向與黨部毫無關係,深恐不能取得黨方合作,辦事難免捉襟見肘,至為憂慮。」他的意思很清楚,即一方面他是臨危受命,面臨的挑戰巨大,蔣不能對他期望過高;一方面則強調央行總裁必須擁有獨立處置金融事務的職權,而這又需要蔣替他排除來自國民黨中央黨部方面的干擾。蔣的回答倒也乾脆:「黨方上級幹部絕無問題。」但張嘉璈內心仍「慄慄危懼」,因為他上任後能否完成蔣所賦予的任務,取決於國民政府預算能否平衡、能否獲得外援、內戰軍事能否順利這三個「大前提」。可是這三大前提又決非他所能控制和解決的,所以他「思之幾於寢食不安」。無奈之下,他只得聚焦於預算平衡問題想出了一個「快刀斬亂麻」的辦法:由財政部開源節流解決一半的赤字,另一半赤字由央行通過發行公債、國庫券吸收儲蓄來彌補,同時限定央行對財部的墊款額度。當他把這一辦法告知財政部長及蔣介石時,卻基本上被否定,因為後者認為「軍費支出,無法拒絕」,而只贊同發行公債、國庫券來吸收儲蓄。

財政部長及蔣介石的態度令張嘉璈失望之至,因而他私下哀嘆說,這一辦法「實為抑止通貨膨脹之關鍵」,亦為他「擔任央行職務之成敗所系」,卻「不能施行」,他的發行公債及國庫券計劃「將全盤失敗,等於一場空夢」。認為他的辦法可行、並樂於協助的老友李銘和陳光甫聞訊後亦「同為嘆息」。後來,果不其然,雖有李銘、陳光甫、錢新之等好友的大力協助,張嘉璈主持發售的總額為4億美元的1947年美金公債及短期國庫券因國民政府債信低落而遭社會抵制,售賣收入寥寥無幾。於是他轉而向美國求借大筆外債以改革幣制,但為美國拒絕。在此過程中,他又再次向蔣介石提及央行墊款「必須有限制,與財政部尤須畫分界線」的固有觀點,但蔣不為所動。

從理論上說,張嘉璈提出的上述辦法兼顧了解決財政赤字與保證央行獨立性(即不為財政墊款所累)的需要,在假定軍事開支不變及獲得巨額外援的條件下不失為解決惡性通貨膨脹的根本方策,但蔣介石及財政部因為內戰軍事需要根本不予採納(事實上因內戰不停止也無法採納)。在這種情況下,張嘉璈只得採用生活必需品配給制、統購統銷、減少外匯支出等權宜之計來緩和通貨惡性膨脹的程度,但終歸於事無補,並招致各方責難。他因此倍感委屈與無奈,於1947年8月當面向蔣介石請辭未果,遂又苦苦支撐至1948年5月,才得以抽身而去。此時,國民政府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他也在日記中寫道,「今能離職,如釋重荷。雖私心忻幸,然瞻望國事前途,憂心如搗。奈何奈何。」1949年3月下旬,已和國民政府脫離一切關係的張嘉璈辦妥了赴澳大利亞的簽證,4月下旬離開上海,此後輾轉於澳大利亞和美國高校從事經濟教學和研究工作。

李銘

1948年8月,蔣介石為挽救國民政府瀕臨滅亡的統治,孤注一擲地下令推行金圓券改革,即以名義上為金本位卻又不能兌現的大額紙幣「金圓券」來取代已經信用崩壞的法幣。當時,身為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的李銘則被國民政府委任為金圓券發行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為金圓券的發行背書,同時兼任上海銀行公會和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理事長,負責為民營金融業的利益代言。這幾種角色或亦官亦商的身份交織在一起,使李銘在金圓券改革的推行過程中扮演了一種極為困難的角色。儘管如此,他仍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境下儘可能地為民營金融業爭取生存空間。而這樣的思想傾向在1948年8月下旬李銘為配合金圓券改革而寫給國民政府高層人物的信函中表現得很清楚。

李銘

他在信函中寫道:「金融業減低利率一事……同業恃放款息以維開支,放款息之減低當然感覺切身痛苦。銘以事經政府宣示,倘減低有限,將與國策逕庭……經力勸同業勉為犧牲……幸承同業合作,毅然將放款利率減低三分之二……管見以為,目下倘抑低過驟,易使貨物投機之輩重生僥倖之心,亦非所宜。」又說:「改革伊始,信用籌碼自以緊縮為原則。但工商業之正當活動,在在需資,不宜使之因資金缺乏而停擺,否則有妨生產引起失業,上則減損稅收,下則影響民生……目前金融業存款微薄而流動(各大民營銀行之存款,折合金元後,每家僅有一百萬左右,僅為戰前百分之一),其重行累積與重趨穩定尚需時日,宜由中央銀行積極輔導,使正當工商業進行得以維持,行莊業務得以納諸正軌。」「關於同業增資事項……一般同業之意,外匯外幣黃金之處理,同業既決計仰體政府意旨,努力奉行,所有增資辦法,總期政府勿使同業過於感受困難。故管見以為此事宜尋求一切合事宜之解決途徑。目前擬請……暫時勿作決定。」

他在這裡提到的「金融業減低利率」和「同業增資事項」,均系金圓券改革配套法令《銀行錢莊存放款利率限制辦法》《商業銀行調整資本辦法》所要實施的金融管制措施,因為關係到民營金融業的切身利害,所以他不能不為之代言,並盡力在官方管制和同業生存之間求得一個平衡點。而他建議「中央銀行積極輔導」,則是要求政府方面在民營金融業因法幣存款折算為金圓券致使資力銳減之際在工商業放款上對其放寬政策限制或給予資金調配,以助其暫渡難關。應當說,他的這些期待和建議並不過分,如能被主政之人採納,既有助於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也有助於金圓券改革的落地。

但是,由於金圓券改革是國民政府在窮途末路之時勉強以行政指令對抗客觀經濟規律而推出的所謂「幣制改革」,其實質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穩健可行的幣制改革,而只是以「變相發行大鈔,進一步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方式來搜刮民間財富的一種經濟自殺政策,所以其主政者自然不會虛心聽取李銘的期待之論和建議,而只會挖空心思地通過加強對金融業的管制來搜刮民間財富。而其以幣制改革為名搜刮民間財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要求各民營銀行、錢莊及普通民眾向中央銀行及其委託銀行繳存金銀外匯兌換金圓券。

8月20日,行政院召集上海各銀行、錢莊負責人到南京開會,蔣介石親自要求上海各銀行、錢莊在9月8日前繳存所有金銀外匯,如不遵令,即予停業。財政部次長徐柏園則坐鎮上海,脅迫各銀行、錢莊申報金銀外匯資產。李銘身為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接連召開緊急會議,最終商議決定由各行莊湊集1000萬美金上繳,以資應付。蔣介石對此大為不滿,指斥上海銀行界領袖「仍如過去二三十年前,只愛金錢,不愛國家」,限令上海各大商業銀行將所有外匯自動向中央銀行登記存放,否則就「依法處理,不得不採行進一步的措置予以嚴厲的制裁」。於是上海各銀行、錢莊被迫申報外匯,僅李銘的浙江實業銀行就申報了130萬美元。蔣介石還委派兒子蔣經國為經濟管制協助督導員,通過約談李銘等金融界人士勒交外匯,李銘為此和蔣經國不歡而散,並寫信向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表達不滿情緒。

蔣介石等高層主政者以幣制改革的名義大肆搜刮民間財富的行徑令李銘感到怨憤和失望,也促使他下定了和國民政府分道揚鑣的決心。1948年10月下旬,他在一份私下評議金圓券改革的手稿中寫道,「遵照法令出兌金﹝銀外﹞鈔者,多系大都市中普通工商業及工商人士與一般小市民。豪門所有,是否照兌,不得而知……此點在一般小市民心目中,不免引起怨望……而無關國計民生之金融業增資一事,卻不憚繁瑣,小題大做。」1949年4月底,心灰意冷的李銘以血壓增高、醫囑須「易地休養」為託辭向上海銀行公會請假,並函請徐寄廎等常務理事代為主持公會事務。然後一走了之,避居香港。

陳光甫

和好友李銘、張嘉璈一樣,陳光甫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也較為密切,但是他對挑起第二次反共內戰的國民政府的認識似乎要比李、張二人深刻一些。

陳光甫

早在1947年4月,陳光甫以新任國民政府委員的身份赴南京參加政府會議時即在日記中寫道,「在上海,我們總是談通貨膨脹,高物價,經濟危機,民不聊生。我們說,要解決當前緊急的經濟問題,先得停止內戰。」可是他在南京遇到的包括蔣介石在內的「黨國要人」的看法顯然「和上海人不同,他們的Emphasis of Life就是『統一』。國家統一,甚麼都有辦法;要國家統一,內戰非打不可,共產黨非戰敗不行。」他和這些人「講經濟危機」,他們卻說,「有共產黨搗亂一天,這些個生產建設等等民生問題都無從施行……內戰也許在今年九月里可以有希望結束,那時國家統一,就可以談建設了。」至於「從現在到九月」的過渡時期,「那又怎麼辦呢?他們回答說,向外國借款,渡過這重關。」他因此感慨說:「我有多少年沒有和政府這班人攪在一起了,記得還是二十年前……我和蔣先生常見面,如今再和這般黨國要人在一起,我總覺得自己不合格……我過去這多少年,一向和政府是若即若離,如今做了國府委員,只可以說我在『內』的部分比從前加多些,而大部分的身體還是在『外』。」

他還針對當時不得已改組的國民政府評論說,「要繼續打內戰,國民黨本身已經沒有這能力,於是非向美國借款不可,於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但是「不論怎樣,也不論力量的大小,今天所成立的聯合政府將減少國民黨獨裁的程度」。在他看來,內戰才是造成國統區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得停止內戰。這樣的看法無疑抓住了國統區經濟社會危機的癥結,但是和蔣介石等人的內戰優先、反共第一的立場南轅北轍,因此他才覺得自己與他們在一起「不合格」。他其實是以自嘲的口吻批判了蔣介石等人頑固堅持內戰路線的錯誤立場。此時,他已看出了國民黨堅持內戰路線的力不從心,也反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做法,不過對國民政府的前途好像還懷有一點信心,因為他覺得像他這樣的「黨外力量」加入政府後多少會制約一下國民黨的獨裁。

1947年9月,他應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張嘉璈之請出任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助其治理通貨膨脹。但這主要是為了支持老友張嘉璈,「余與公權兄之私交已歷數十年,前年在美時即有公權出任總裁之消息,是時余與馥蓀皆允各盡其能以為之助,現在公權跳下火坑,豈可袖手旁觀……即公權兄亦出於無奈而欲余出居其右。」他把張嘉璈為治理通貨膨脹而擔任中央銀行總裁視作「跳下火坑」,可見他對不停止內戰卻要治理通貨膨脹的難度認識之深。此後,隨著內戰的加劇,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愈演愈烈,張嘉璈黯然下台,而蔣介石借金圓券改革之名向金融界勒索外匯,陳光甫任董事長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也被勒交外匯520萬美元。他因之對國民政府更加失望,於1949年4月下旬由上海飛赴香港。

錢新之

錢新之處世圓融,交遊廣泛,1927年後曾短暫擔任財政部次長和浙江省財政廳廳長,1938年8月被蔣介石委任為交通銀行董事長,此後領導交行為貫徹國民政府的抗戰經濟政策和支持大後方的工業開發做出了積極貢獻。然而,抗戰勝利後,當他看到日益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逐漸對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感到憂心。

錢新之

1947年2月,他在寫給杜月笙的信中說,「巨額鈔券之發行,致引起黃金風潮,日用百物隨而狂漲,幾至不可收拾。昨日始發布補救辦法……惟此項辦法,是否能長期收效,尚須視執行者之能否徹底耳。」又說:「中央頒布之緊急措施辦法,恐只能作一時救急之需,且徹底實行困難,想政府或尚有次一步之根本辦法,不然殆矣。」他在這裡提到的「補救辦法」「緊急措施辦法」都是指1947年2月17日國民政府為抑制惡性通貨膨脹而頒布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至於他猜想的「根本辦法」可能是指張嘉璈所設想的那種解決財政赤字的辦法(見上文),但更可能是陳光甫強調的「停止內戰」,因為要實施張氏辦法的根本前提實際上還是「停止內戰」。只不過對於這一點,錢新之似乎有所顧忌而未明言。但是他的下屬楊書家在同一時間點寫給他的信中直接捅破了窗戶紙:「通貨膨脹已全部暴露其惡果,黃金政策失敗已成定案」,「堂堂皇皇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恐又不免失敗」,「蓋以內戰不停,發行有增無減,以有限之『國營事業股票』……及『無把握之新稅源』等來控制無限之發行,其欲物價不漲,實不可能」。

如果說1947年2月錢新之對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只是心存憂慮的話,那麼到了1948年5月他則對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和抱怨。而這種情緒不但包含了維護銀行獨立性或銀行管理者尊嚴的意思,甚至成為了他要求辭去交行董事長一職的主要理由。5月6日,他在交行行務座談會上坦承了他此前兩度面見蔣介石請求辭職的兩條理由:「(一)本人年力就衰,未能追隨時代前進;(二)自抗戰以來,在行同人均甚努力,奈以政府無一定之經濟政策,行局隨之以赴而實際效率甚少,徒以事半功倍,對國家對社會吃力無補,政府政策事前既不向銀行諮詢,而頻頻更易,例如此次花紗布管制……當局辦理未臻妥善,為銀行者恪守亦頗費周章。」顯然,第一條理由僅是託辭,第二條理由也就是對政府經濟政策變動不定且事先不徵求銀行意見才是他請求辭職的根本原因。但他的辭職請求並未被蔣介石批准,所以在這次座談會上他又憂心忡忡地說,「今後亦只有竭盡個人力量以赴,汲深綆短,殊引以為慮也」。

5月9日,交行接著開座談會。他又發言說:「行憲後,政府當依照憲法規定以管制金融機構,本行當遵照政府指示辦理。最重要者,今後希望中央銀行有具體政策,勿隨時變更,以免各行追隨不易。」這無疑是再一次表達了對政府經濟政策(特別是金融管制政策)變動不定的不滿和擔憂。那麼,他為什麼要一再地表達這種不滿和擔憂呢?表面上看,是因為國民政府變動不定的經濟政策給他領導的交通銀行帶來了很多困擾,使其實際經營績效大打折扣,實際上則是表明了他對國民政府錯誤施政所導致的大局崩壞的絕望和無奈。也正因為此,他才兩度向蔣介石請辭。

1948年8月金圓券改革出台之後,由於錢新之兼任金城銀行董事長及聯合商業儲蓄信託銀行的代理董事長,所以也和李銘、陳光甫、徐寄廎等人一起被蔣介石召見,要求他們上繳各行所存的金銀外匯。他及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聯合商業儲蓄信託銀行總經理戴立庵還因此被蔣經國約談,最終金城銀行、聯合商業儲蓄信託銀行分別申報出外匯600萬美元。這也應該對他構成了某種心理刺激。所以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也沒直接飛往台灣,而是和李銘、陳光甫一樣避居香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浙財團經濟思想史」(15BZS129)的階段性成果,作者為南通大學歷史系教授,原文注釋從略。)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欒夢

關鍵字:

【女生心中最大的痛】就是妹咩的異味搔癢!

2021-10-04T06:03:44.271195+00:00

甚至連“濕度”都被另一半發現節節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