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打兒時起，就從祖輩父輩那裡知道，朝歌曾是殷末帝都，就聽到許多有關殷紂王與朝歌的故事。然而這些年，也有個別學者依據《竹書紀年》中的一句話，對帝乙、帝辛遷都朝歌產生懷疑。其實，朝歌為殷末帝都，不是某些文人學士憑空想像的，也不是個別史學家推測出來的，作為千古定論，有許多不可辯駁的依據，無法假造的佐證。
首先是史籍記載。根據歷代史書記載，商代從商湯到帝辛（商紂王）的十八代三十個商王，先後曾在八個地方作都城。其中有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商王在朝歌作都城。
最早遷都「沬」（朝歌）的是商代第二十二王武丁（商高宗），《史記·周本紀·正義》有：「紂都朝歌，在衛州城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武丁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君王，他開創了「武丁盛世」，他在位58年，其中一段時間是以沬（朝歌）為都城的。
其後，第二十七王武乙（商武祖）再次以沬為都。《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曰：「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沬」。
商朝第二十九王帝乙（商德王）再次把都城遷到「沬」，民國時期的甲骨文考證大家羅振玉考證，「遷沬必在帝乙之世」（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郭沫若也說：「帝乙末年必有遷沬之事。如無此事，不唯舊史料中有多少事實成為子虛，即卜辭中有多少現象也無從說明」（郭沫若：《卜辭通纂》）。帝乙死後他的兒子帝辛（商紂王）繼續以「沬」為都，在平定東夷大獲全勝後，將「沬邑」改名「朝歌」，取意「喜迎朝陽，高奏凱歌」。《史記·周本紀·正義》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
特別是對紂王以朝歌為都城，我國二千多年來直至清末的歷史經典著作，幾乎眾口一詞沒有人提出過疑義。從《尚書周書》、《竹書紀年》，到《史記 周本紀》、《漢書》，所載史實均可證明紂都朝歌。《後漢書》，漢劉安的《淮南子》、《晉書》，北魏酈道元的古代地理名著《水經注》，唐代地理志《括地誌》、《舊唐書》，唐人對《史記》的註疏、正義，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人編撰的《續博物志》，北宋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清人徐文靖對《竹書紀年》的註疏，以及明清兩代眾多的通志、府志、縣誌，都毫不含糊地確認朝歌是殷紂帝都。近現代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白壽彝《中國通史綱要》，郭沫若《中國通史》、《中國史稿》，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等，也都對此作了充分地肯定。
其次是史實佐證。作為在位五十二年又頗具個性的帝王，殷紂王留下許多史學家非常感興趣的史實、典故，而這些史實典故又無一不與朝歌聯在一起。比如殷末的《朝歌》之樂，微子出走，箕子佯狂，比干剖心，武王伐紂，牧野之戰，鹿台自焚，等等。
武王伐紂打到朝歌就宣布勝利，並擄掠了商朝的九鼎國器班師回去了，這是諸多史料記載並有文物可考的。如果朝歌不是紂都，怎麼會打下朝歌就宣布了五百年大商帝國的終結呢。
周武王伐紂後，把在朝歌居住的所謂「殷頑民」讓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來統治，但他不放心，把朝歌以北的地方封作「邶」，以東封作「衛」，以南封作「鄘」，周武王讓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別封到這三地來監視武庚祿父所在的朝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監」。《詩經》中的「邶風」、「衛風」、「鄘風」便是這些地方的民歌，而這些詩歌中有許多歌頌「沬鄉」、「淇水」的詩句。如果朝歌不是紂都，那麼所謂殷頑民、所謂「三監」統統沒有了存在的基礎。
西周至春秋中期，朝歌作衛國國都383年，這是歷史記載非常詳盡並有衛國古城牆、衛墓出土的青銅器「沬司徒」簋的銘文等文物佐證，沒有什麼爭議的。而衛國就是建立在原「商都」，這也是很多佐證無法否認的。
其三是地名，從某種意義上講，地名是歷史的「化石」。歷史家考據某段史實時，能發現一兩個與之關聯的地名，往往要欣喜若狂。而與紂都朝歌有關的地名，不是一個兩個，十個八個，而是整整一個系列。
朝歌的殷商遺蹟很多，從殷紂遺址演變的地名，更是數不勝數。西有紂王殿、殷故宮（在朝陽山），東有紂王墓，城內有商紂王的摘星樓遺址、商代大臣比干剖心處摘心台、紀念箕子、比干、微子的三仁祠，城南原有箕子廟。以及紂王以酒為池「觀牛飲」的酒池，紂王牧野兵敗後背城一戰「血流飄杵」的薛（血）村，紂王遊樂育禽獸的北海子（三海），紂王圍獵的鷹犬城（古城），紂王養鹿的地方鹿場（許溝附近），紂王養魚處殷魚池（魚坡），紂王祭天的郊台（大屯西北），紂王觀朝涉的折脛河，紂王屯兵處朝歌寨，殷將黃飛虎鎮守的淇水關（高村），紂王的飲馬池（泉頭村南）。
再看外圍，朝歌西南的孟津、孟縣，均因武王伐紂時與八百諸侯在此會盟而得名；今焦作東11公里的待王鎮，因紀念百姓慰勞武王軍隊而得名；修武縣因武王在此安營紮寨練兵習武而得名；焦作東北十多里的安陽城，來自武王軍隊遇雨而「安營待陽」；新鄉、衛輝之間的牧野，是「牧野大戰」舊址；武王與殷紂王牧野大戰時，以武陟為大本營，武陟縣名由此而生（陟意為登、進、興）；今朝歌南十多公里有比干廟；北三十多公里有紂王囚禁周文王的羑里城；東北十公里的鉅橋，是殷朝屯糧之地；西南八公里的鹿台，是殷朝藏置財物珍寶之所，北十五公里的大賚店，因武王攻占朝歌后「發鉅橋之粟，散鹿台之財，大賚於四海」而得名（大賚即賞賜）；武王伐紂後，於西亳築城，「息偃戒師」（停止戰爭之意），於是便有偃師這個名字。
此類地名還有許多，讀者可參閱本書《與殷商帝都有關的地名》一章。
其四是民間傳說。民間傳說，是綿延於人民口頭的歷史。在朝歌，乃至臨近縣份，殷朝特別是紂王的傳說故事很多，人們孩提時代依偎在祖輩懷裡，首先聽到的便是又古老又新奇的殷紂故事。此類傳說之多，以至前幾年縣文化館收集整理《民間故事集成》時，除了刪掉大量內容相類的，仍需獨辟一輯《紂王的傳說》。明代許仲琳正是在這豐富浩繁的傳說故事基礎上，演義出一部文學名著《封神榜》。
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理解《竹書紀年》中「盤庚遷殷更不徙都」這一句話，把二千多年來從《尚書》、《史記》、《漢書》到以後的所有史籍全部扔到腦後，一筆抹掉了朝歌為殷末帝都這段史實。這顯然是不科學的。殷紂王是個有爭議人物，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從殷紂時開始愈加豐富絢爛。如果否認朝歌為殷末都城，那麼許多有關殷紂的史實將失去依託，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動燦爛的歷史文化，將一下子變得蒼白乏味。
紂都朝歌，影響深遠，無法迴避，不可否認。所有治學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沒有辦法去否認它。當代歷史學界的泰斗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先生說到紂都朝歌時講：「這絕不是囿於傳統的成見，而是由於這一說法有相當數量的文獻依據。即使完全撇開漢以後的記述，還是可以找出論證的線索」（見李學勤為田濤《紂都朝歌》撰寫的序言）。
否認紂都朝歌的學者總是強調一個理由，也是他們唯一站得住腳的理由：紂都朝歌沒有考古發掘方面的實物證明。
這就出現了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認為紂都朝歌的學者擁踞大量的豐富的文獻依據，而確實拿不出什麼像樣的考古實物；而否認紂都朝歌的學者手裡有珍貴的商代文物，卻實在拿不出什麼文獻或歷史資料。
於是很多人放棄幾千年的定論，還美其名曰：唯物主義，見了東西才算。
其實，真正的唯物主義不是這樣的。世界奇蹟、面積達20780平方米的陝西兵馬俑那麼大的陣勢，二千多年竟無人知道未被發現，你能說1974年那幾個農民打井打出陶俑頭以前，兵馬俑是不存在的嗎？
有的學者依據《今本竹書紀年》中的「盤庚遷殷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一句話，懷疑帝乙、帝辛把都城遷到沬邑（朝歌）這一史實。其實靠這一句話就推翻以前二千多年那麼多研究學者的定論，有失武斷，不夠科學嚴謹。
其實大學者也往往會有失誤，王國維先生治學並不是那麼嚴謹，有時候比較隨意、不夠科學。我們可以舉出好幾個例證來：
一是對周公設「三監」，其中邶國，古代正史野史都講在「朝歌以北」，在現湯陰的邶城，偏偏王國維提出邶國在河北淶水一帶，依據是清光緒年間河北淶水一帶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其中帶有「北白」字樣的銘文。其實這個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詩經「邶風」中，大量的詩歌是寫「沬邑」寫「淇河」寫「朝歌」的，比如《擊鼓》寫衛君在「漕」（今滑縣一帶）打仗；《凱風》寫到「在浚之下」（浚邑，今濬縣以東）；《式微》寫衛國和黎侯；《泉水》寫淇河；《二子乘舟》寫兩個衛國公子，等等等等，怎麼能僅憑「北白」兩個字，就莫名其妙地置那麼多史實和幾千年的定論而不顧，粗暴地一下子把「邶」發配到一千里地以外呢？如果按王國維先生說的邶在淶水，還哪有「三監」之說？《詩經·國風》中的《邶》《鄘》《衛》詩還怎麼解釋？
二是對《詩經》中邶風、鄘風、衛風詩歌的解釋，王國維先生說邶國在離朝歌千里的淶水，就無法解答「邶風」中何以儘是淇河和朝歌的事，於是說「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於邶鄘」，就是說後人編《詩經》時因為衛國詩多而邶、鄘沒有詩，就「分隸」了一些給「邶風」和「鄘風」。此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再就是關於紂都朝歌，王國維先生僅憑《竹書紀年》中「盤庚遷殷273年更不徙都」一句話，就否定了古代眾多史書記載，否定紂王以朝歌為都城的歷史史實；可見該學者是極端的「疑古派」。
民國初年，歷史學界有一股「疑古之風」，個別極端的疑古派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記載一概懷疑、一概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對新的考古發現隨意發揮想像，以顛覆定論為能是。其實，中國古代學者有著優秀的傳統，主流是忠實於歷史事實的，是對得起文人的良心的，特別是「史官」，講究所謂的「史德」，功利心比近代、當代學者要少得多。事實證明，「疑古之風」推翻的歷史定論，後來又被新的考古發現證實，不得不重新回到原來的觀點。比如《尉繚子》一書，被懷疑為「偽書」，結果後來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殘簡出土，證實了《尉繚子》的真相，「偽書」之說不攻自破。還有姜太公的《六韜》等等，也均如此。
盤庚是商朝第十九個帝王（商代王太乙「未立而卒」，若算上太乙，盤庚是第二十王），他後面還有十一王。史書上認為武丁（第二十二王）、武乙（二十七王）、帝乙（二十九王）、帝辛（紂王，三十王）以朝歌為都城，與盤庚遷都安陽是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