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盜文化一直是美國歷史文化的一種底色，其內核是輸贏觀主導一切、為了獲勝不擇手段
海盜和美國國父都重視法律規則、民主代表和正當程序，但都只強調程序正義，不談目的正義和實質正義
有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海上霸主英國就是靠著一群海盜起家的，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與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此後，繼承了英國基因的美國及其所謂「神話」的塑造，則是通過宗教手段為其追求「發財夢」所實施的私掠、屠殺行為賦予了實現「宗教夢」的高尚性
美國樹立的這個「榜樣」，是「硬掠奪」和「軟掠奪」的結合體，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塑造民族國家、在北美大陸攫取和占領領土、謀求區域乃至全球霸權三者幾乎同步進行的「榜樣」，是一個沒有改變其海盜式掠奪本性的「榜樣」
美國的「恐懼文化」，很大程度上植根於海盜文化的強烈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使美國即使取得了世界霸權地位，仍深陷於有我無你的生死抉擇思維之中
一旦沒有了敵人或對手，「我們是誰」就成為美國的大問題，因此它必須不斷尋找新的敵人才能彌合內部與生俱來的各種撕裂，才能重振美國的核心文化和國家認同
文 | 魏南枝
「像更古老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和天定命運論一樣，『新邊疆』口號中的現代化如此界定作為仁義之邦的美國的好處：它有能力幫助那些長期停留在文化和發展階梯中較低位置上的國家。」
美國歷史學者雷迅馬在其《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一書中，將美國形容為「仁義之邦」，給美國以「先進文明」的名義對「落後」民族行使征服權披上華麗的外衣，還試圖讓受害者相信自己被搶劫被征服天經地義，這在本質上是用一整套美式邏輯來詮釋其他文明形態的歷史、規定其發展方向的文化殖民。
然而，美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推翻了這套「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的打法：阿富汗在美國有70億美元資產，先是被拜登政府凍結，接著又由一紙行政令被美國分走了一半，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以「保護阿富汗央行特定財產、維護阿富汗人民利益」為名，搶劫了貧困的阿富汗；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成立「跨大西洋工作組」，尋找俄羅斯富豪在美國和歐洲盟國中的遊艇、豪華公寓、私人飛機和巨額存款進行凍結並沒收，不但明確表示不打算歸還這些資產，還要將其用於為烏克蘭的國防提供資金。
美國長期以來鼓吹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淪為空談，展示出其海盜式巧取豪奪那一面。
追本溯源，海盜文化一直是美國歷史文化的一種底色，其內核是輸贏觀主導一切、為了獲勝不擇手段。
這種文化基因一直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內政外交。
2022年5月15日凌晨，人們在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的槍擊案現場附近擺放蠟燭紀念遇難者 張杰攝/本刊
美國的行為模式與海盜相似
美國人傑森·阿科斯塔是一名海盜的後裔，這名海盜曾在1814年的紐奧良戰役中為美國而戰。阿科斯塔在佛羅里達大學進行研究時發現，「如果沒有海盜，英國可能很難占領美洲殖民地」。這一觀點與不少歷史研究者的看法一致——大英帝國的崛起及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與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
早在1243年，為了攻打法國，英國國王亨利三世就發明了私掠船制度，使英國成為海上私掠文化的發源地。所謂私掠船，通俗名稱是「皇家海盜」，官方說法是「在戰爭時期獲准攻擊敵方船隻的武裝民船」，其實質是國家支持的海盜行為，背後是充斥著叢林法則的強盜邏輯和維京海盜式生存方式的延續。
到了伊莉莎白時代，英國急於在美洲分一杯羹，而自身的海軍實力又不足以直接與西班牙人抗衡，於是，私掠船再度登場。在伊莉莎白一世女王開啟的大航海時代，英國已成為海上私掠行為的最大支持者，並進行了最大程度的「全民總動員」。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航海時代，英國人最看重的並不是北美大陸的廣袤土地，而是西班牙人在所謂「新大陸」上掠奪的黃金白銀。
乘坐「五月花」號移民北美大陸的那批清教徒開拓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後來被美國史學界尊崇為胸懷政治神學使命的朝聖者和「山巔之城」的締造者。
事實上，普利茅斯殖民地並非英國人在北美大陸所開拓的第一個永久殖民點，「五月花」號本質上也只是英國的大航海時代、英國對美洲乃至全球進行掠奪的組成部分。
有不少歷史學家認為，海上霸主英國就是靠著一群海盜起家的，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與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此後，繼承了英國基因的美國，則是通過宗教手段為其追求「發財夢」所實施的私掠、屠殺行為賦予了實現「宗教夢」的高尚性。
在這一過程中，普利茅斯的宗教屬性發揮了極大作用，因為建立這塊殖民地的清教徒聲稱財富是上帝恩寵的象徵，追求獨立和自由是美利堅民族之魂，美利堅民族作為「上帝選民」要命運一體化。這種意識形態塑造，既為美國獨立所需的世俗化氛圍創造了條件，也為美國向西部推進、開拓「新邊疆」賦予了「道義」。
如果說1492年的所謂地理大發現本質上是「資本的大發現」，那麼開拓「新邊疆」就是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聯手用持續了二百年的「美洲印第安人戰爭」和殖民擴張等完成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對此，阿科斯塔指出，美國獨立、建國過程中的行為模式與海盜有不少相似之處：
一是海盜在海上和陸上打劫、掠奪與美國國父們在開疆闢土和對待北美大陸原住民等方面具有同樣的「開拓精神」，這背後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二是「海盜法典」的內容與精神和《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極為相似。例如「海盜法典」主張所有船員都有權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與美國的人人平等立法原則是一致的；再如，美國國會有權授予「私掠許可證」至今仍體現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中。
三是海盜的組織分工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衡政府如出一轍。比如，海盜船長和美國總統都是選舉產生的，海盜集會和美國國會的運行機制類似。
四是海盜和美國國父都重視法律規則、民主代表和正當程序，但都只強調程序正義，不談目的正義和實質正義。
阿科斯塔認為，對美國而言，海盜們應當與美國的國父們擁有同等重要的歷史地位。
「硬掠奪」和「軟掠奪」的結合體
海盜文化的一個顯性特徵是野蠻掠奪和擴張。阿科斯塔發現，海盜與美國國父們有著同樣的「開拓精神」，只是前者背負了太多惡名，後者卻被不斷神化。
美國從一開始就聲稱自己不搞英國和法國的舊殖民主義，強調自己是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在各種敘事中也把自己形容為進步的、先進的國家，美國歷史學家方納還聲稱許多美國人相信美國的政策和體制代表了一個應為其他國家所仿效的榜樣。
然而，美國樹立的這個「榜樣」，不過是「硬掠奪」和「軟掠奪」的結合體，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塑造民族國家、在北美大陸攫取和占領領土、謀求區域乃至全球霸權三者幾乎同步進行的「榜樣」，是一個沒有改變其海盜式掠奪本性的「榜樣」。
先看「硬掠奪」。
為了實現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美國的建國者把印第安人描繪成異教徒、野蠻人，聲稱必須以基督教和「文明」的名義殺死他們。1864年指揮沙溪大屠殺的約翰奇·溫頓曾是衛理公會牧師，他在傳教時說：「任何同情印第安人的人都該死！我是來殺印第安人的，我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下，使用任何手段殺死印第安人都是正確和光榮的。」
林肯頒布的《宅地法》給了白人殖民者巨大的土地誘惑，政府、傳教士、軍隊、銀行家、土地投機商、貿易商、新移民……共同組成「拓荒者」推動西進運動，而西進運動所塑造的開拓、進取、革新等美利堅「開拓精神」的背後，則是印第安人流淌的鮮血。
美國於1781年贏得獨立，到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完成建國曆程。但是，在尚未實現統一之前，美國就於1819年聲稱「北美大陸應該成為我們所屬的領土」，於1823年推出「門羅主義」不容歐洲列強幹預美洲事務，於1845年以「昭昭天命」的名義阻止歐洲列強幹預美國從墨西哥手上搶來德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
憑藉著在西進運動和工業革命中的積累，美國又在實現統一後迅速攫取了區域霸權：於1898年打贏美西戰爭，把古巴變成它的「保護國」；於1903年策動巴拿馬獨立，攫取了巴拿馬運河的開鑿權和永久租讓權；通過推進其主導的泛美體系，以「金元」政策影響、支配了拉美國家……
19世紀末，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並開始更加大膽地「靠實力說話」。
1904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出的所謂「羅斯福推論」，對「門羅主義」進行了延伸並將美國定位於文明等級的高端，聲稱「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樣，會最終需要某一文明國家進行干涉，而美國在西半球遇到這種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的罪惡昭彰的事情，為了恪守門羅主義，也不得不勉強施行國際警察力量」。
1917年，已有全球擴張欲望、欲施行國際警察力量的美國再次對既往政策做出重新解釋，推出威爾遜主義這一解決世界秩序問題的「美國方案」，宣稱「美國基於自己的善意領導一個世界，卻無需對這個世界承擔剛性義務」。
經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世界領導權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美國依靠其強大的國力行使了「類世界政府」的職能長達數十年，逐漸構建起一個以美國為中心、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周圍、廣大亞非拉國家因主權受到種種限制而處於「邊緣」或「依附」地位的世界體系。20世紀末冷戰結束後，西方中心主義進一步演變為美國中心主義。
在這種世界體系下，美國不再採取「日不落帝國」的策略進行舊殖民主義式的「硬掠奪」，而是通過更鬆散的「軟硬結合」方式實施控制和掠奪——對其他國家或地區以間接控制為主、直接干預打壓為輔，目的是推動其主導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向全球各個角落蔓延，通過隱性盤剝和操控全球資源來強化美國的世界霸權、保持美國的內部穩定。
在經濟上，以提供「援助」的形式，通過附加條件苛刻的貸款、不平等貿易等手段建立制度性利益輸送通道，控制其他國家的經濟命脈，對這些國家實行掠奪，並不斷利用其金融霸權通過量化寬鬆等政策轉嫁危機給他國。
在政治上，聲稱美式民主具有唯一正確性，將不同於美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和文化定義為對「自由」的潛在威脅，通過培養或扶植代理人來控制其他國家，通過「顏色革命」強行推廣美國制度和價值觀。
在軍事上，一方面以提供軍事援助的形式，通過在這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駐紮軍隊、派遣軍事顧問、幫助訓練軍隊等，實行變相的軍事占領；另一方面通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對「陷入麻煩的地區」進行強力干預。
美國中心主義的實質，是美國對全球資源的「軟掠奪」，為了顯示其並非舊殖民主義，美國刻意打造了一套「普世價值觀」，把海盜邏輯用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話術包裝起來，將自己的行為說成是正義和道德的。而一旦這些話術成為其霸權的束縛，就會撇開道德外衣，例如德克薩斯州共和黨議員蘭斯·古登就提議恢復「海盜」的合法地位，以扣押俄羅斯受制裁公民的財產。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美國能夠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實施控制，強迫其接受美國的經濟金融制度，神化美國的價值觀，掌控國際話語權和世界規則的制定權，直至取得全球霸權，這背後的重要支撐仍然是美國的軍事霸權，其底層邏輯仍然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
永遠尋找新的敵人
「恐懼在美國的歷史上一直存在……槍枝的自由流通今天依然是美國社會的特徵，這不僅是個人主義和自衛能力的象徵，而且也是狂野、暴力和充滿危險的歷史的一種延續。」
法國學者多米尼克·伊莫西在其《情感地緣政治學》一書中所說的美國的「恐懼文化」，很大程度上植根於海盜文化的強烈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使美國即使取得了世界霸權地位，仍深陷於有我無你的生死抉擇思維之中。
美國的恐懼文化也與其霸權理想構成了一種悖論：
一方面，美國希望甚至要強迫他國效仿自己。這源於美國的政治神學使命，它有將自身的價值觀念「普世化」的衝動，希望他國認同、效仿和膜拜美國，力圖將其以「文明」偽裝的強盜邏輯變為世界各國認同的「自然法則」，將美國對外實施的顛覆與侵略及其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秩序道義化。
另一方面，又要遏制、禁止他國成為自己。基於「美國例外」的現實主義界定，它絕不容許任何國家成為另一個美國，更不可以挑戰美國霸權。
在這種悖論中，安全和霸權成為一個硬幣的兩面——以構建安全和消除恐懼之名掠奪其他國家，就是為了維護美國霸權。
處於上述悖論中的美國，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在尋找新的敵人或對手，奉行「成王敗寇」的實用主義哲學：
首先，以不斷樹敵來提高美國自身的危機意識，並採用主動進攻的方式促使自己不斷強大。
歐洲列強，包括美國的宗主國英國都曾是美國的敵人。此後，蘇聯、歐盟、日本都被美國作為對手打壓。即使是體量不大、能力不強的國家，只要威脅到或者可能威脅到美國在某一區域或某一領域的利益，美國也要主動發起挑戰。例如，美國對觸碰了美元霸權的伊拉克發動了戰爭，站出來用歐元結算石油的薩達姆被處以極刑。危機意識下，美國不分盟友與宿敵，只要有成為美國對手的可能，就要徹底遏壓，絕不手軟。
針對其他國家的企業、組織和個人，美國經常以「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為由進行打壓，包括日本的東芝、法國的阿爾斯通、參與「北溪2號」項目的歐洲企業、中國的華為……即使按照市場原則和國際規則在美國甚至美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開展商業活動，也要被美國的長臂管轄以反管制、反腐敗、反恐怖主義等為由進行設限打壓。
其次，以強大的外部壓力來彌合內部分歧，製造和利用恐懼感迫使民眾團結對外。
美國沒有原生文明，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原住民等共同組成了「美利堅民族」，其內部始終存在基於種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多重身份認同之間的角力。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分析認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是綿延不斷的戰火淬鍊出來的，1898年美西戰爭之後美國才真正開始建立國家認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達到巔峰。一旦沒有了敵人或對手，「我們是誰」就成為美國的大問題，因此它必須不斷尋找新的敵人才能彌合內部與生俱來的各種撕裂，才能重振美國的核心文化和國家認同。
最後，對外轉嫁危機和推卸責任，讓危機的破壞性更多由戰略對手承擔，以此變相實施掠奪。
1962年，利用古巴飛彈危機，美國以所謂提供安全保障為由在世界各地布局了軍事基地；1971年，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將美元打造為事實上的世界信用貨幣；2008年，利用國際金融危機，美國在歐洲製造了歐債危機，消除了歐元對美元霸權構成威脅的可能性……美國在推動以美元為樞紐的金融資本全球擴張的同時，不斷改變甚至顛覆全球產業鏈條和分配體系，從其結構性不平等中漁利並且對外轉嫁了其內部矛盾。為此，美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甩鍋」機制——製造危機或者在危機來臨時，迫使或誘使其他國家承擔其轉嫁危機的巨大成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曾經有很強的公信力，因而大量國家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購買美國國債甚至把黃金儲備放在美國。然而，今天的美國，哪怕其道義的外衣再華麗，都遮蔽不住戰爭、劫掠、「甩鍋」、收割等折射出的海盜基因。美國歷經艱難建立起的國際公信力，正在被自己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