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觀看清朝歷史劇時，常常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出現士兵時，他們衣服上寫的字往往是不一樣的，有的寫成「兵」，有的則會寫成「勇」。甚至在同一部電視劇里這兩種服裝會同時出現。
清朝距離現代的時間較近，留存下來了大量的資料，這也讓各大清朝電視劇的服化道顯得頗為嚴謹。那麼，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究竟是歷史的真實，還是製作組的疏漏呢？
簡單來說，在清朝，「兵」和「勇」的確是兩種不同的兵種。
在這裡我們先說「兵」。清朝前期，「兵」就是清朝下轄的正規軍。他們往往有著正式的編制，吃的也是皇糧。不過，提到清朝的正規軍，可能大多數人都會想到大名鼎鼎的八旗子弟。但是在清朝，還有另一支正規軍的力量必不可少，那就是由漢人組成的綠營軍。
畢竟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的王朝。關外是滿族人的老家，但是進了廣袤的中原大地，面對數量龐大的漢人，清朝引以為傲的八旗軍立馬就不夠看了。
在當時，中原反清勢力不少，無論是西北的李自成還是西南的張獻忠，再加上南方的南明政權，個個都能動員出數十萬的大軍與清朝抗衡。而滿族人口加起來也不過二十萬，面對漢人是完全不夠看的。
因此，清朝政府急需籠絡漢人為他們效力。就這樣，綠營制度應運而生。根據清朝規定，綠營以營為單位，旗幟為綠色，以和八旗軍的紅黃藍白區分開。
綠營軍享受與八旗軍的同等待遇，軍餉俸祿以及上升空間也差不多。這種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很快就拉攏到了大批的抵抗勢力。可以說，清朝坐穩江山，離不開綠營兵鞍前馬後的效力。因此，無論是綠營軍還是八旗軍，在清朝都被稱呼為「兵」。
但是縱觀整個清朝，「滿漢之防」始終都是繞不過的話題。清朝當年打天下的時候，可以說是一直過著心驚膽戰的日子，生怕自己失敗後被趕回東北老家，所以對於漢人自然沒什麼要求，只要肯來效力，什麼條件都好說。但是清朝坐穩了天下之後，對於綠營軍和八旗軍的區別對待就漸漸展現出來了。
比如在帝都的衛戍工作方面，清朝政府很明顯是更加傾向於和自己同族的滿人的。而綠營兵則更多地被派去防守其他地區。
但是當時天下已經大定，又是康乾盛世時期，帝都周圍怎麼可能會有大的戰事發生呢。所以這些八旗子弟也就開始貪圖享樂，荒廢武技，而鎮守邊疆的綠營兵因為參與了不少戰事，戰鬥力便與八旗子弟兵顯著地拉開了差距。
但是到了乾隆朝末期，綠營軍也逐漸衰落了。原因無他，康熙、雍正時期，清朝對於綠營軍的依賴已經達到了頂點，基本什麼硬仗都讓綠營軍去打，一提到八旗軍就是一臉「帶不動」的嫌棄樣。
乾隆皇帝覺得再這麼下去，滿人對漢人的壓制力就要完蛋了，所以必須得打壓綠營軍，並且重振八旗軍的威名。於是乾隆帝一聲令下，八旗軍不得不拋棄之前的懶散懈怠，開始重新恢復高強度的訓練。
同時，乾隆皇帝對於綠營軍可以說是百般刁難，不但打壓俸祿兵餉，還不肯給上升渠道。反觀八旗兵，不但工資豐厚，祿米、田畝也是一點不少，待遇可謂是天上地下。所以在乾隆朝末期，綠營兵的戰鬥力一落千丈，反而八旗兵能支棱起來打幾場像點模樣的勝仗。
然而隨著乾隆皇帝的去世，他重振八旗兵戰鬥力的政策也被貪圖享樂得滿人廢棄。從此，擔任清朝正規國防力量的八旗軍和綠營軍徹底衰落。
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的腐朽衰落已經被看得一清二楚。咸豐皇帝時期，洪秀全領導了太平天國運動，其勢力之強悍甚至占領了南方的中心城市南京。而面對太平軍，八旗軍和綠營軍全都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兵勇」中的「勇」也就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
其實在咸豐朝之前，「勇」就一直存在了。如果說綠營軍、八旗軍這種「兵」是世襲兵役的義務兵的話，那麼「勇」就是預備役和民兵。
清朝派兵前去平定起義或者打擊外敵時，往往會臨時從當地徵集壯丁和民兵，來為其進行後勤保障等服務。雖然給錢給待遇，但是這些民兵的編制不是固定的，打完仗後就會自行解散。
而到了清末，綠營兵和八旗兵統統都派不上用場。咸豐皇帝只好下令，從國庫里掏出錢來，發到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地方實力派的手上，然後讓他們自己組建軍事武裝，也就是團練，然後自己去平定太平天國。打得好壞全靠自己決定，朝廷不插手。
從此，「勇」這種軍事力量的地位得到了歷史性的飛躍。原來的「勇」還是正規軍麾下的小嘍囉，現在一舉翻身，做了主宰地方歸屬的重要勢力。
而且相比於「兵」，「勇」還有另一個特點。清朝的八旗軍和綠營軍換將十分頻繁，目的就是為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沒有戰事的話，將領根本無法在軍中樹立威信，士兵不認統帥，只認軍令。而將領打完勝仗回來之後，又被立刻調離原崗位。這樣一來就可以大大降低武將造反篡位的可能性。
而「勇」是當地地主個人招募的組織，軍令大權全都掌握在團練首領一人手裡。這種情況下，自然就讓「勇」對將領產生了極強的人身依附關係，畢竟雖然給他們發餉的是朝廷，可是帶領他們打勝仗的還是「曾大人」、「李大人」。這樣一來，自然會造成團練首領擁兵自重，逐漸演化成軍閥的問題。
但是對於內外交困的清朝來說，只要能儘快平定太平天國，騰出手來跟洋人打交道，那真的是什麼都顧不得了。就這樣，依靠著鄉勇勢力，清朝的軍事大權兜兜轉轉，終究還是回到了漢人的手上。
在曾國藩等人手裡，團練鄉勇勢力除了沒有固定的編制以外，其他的制度已經與「兵」基本差不多了。比如曾國藩的「湘軍」，錄用兵源時一般不是一個一個地錄，而是一錄錄一群，比如兄弟、師生、父子、親戚，大家彼此都有關係。
這樣的用人制度下，可以非常緊密地團結軍心，一旦有人陣亡，就會刺激一群人為他報仇雪恨，普通人也不敢隨便開小差，怕牽連到自己認識的人。
而八旗兵綠營兵其實也是使用的這個制度，但是在大環境的拉跨下，這種看似優秀的制度也就迎來了它的弊端——雖然一個人優秀能連帶著很多人優秀，但是一個人墮落也自然會連帶著很多人墮落。所以，可見沒有完美的制度，人心和大環境的薰陶才是最重要的。
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開始軍事改革，逐漸取消了綠營軍、八旗軍和各種團練勢力，「兵」和「勇」也漸漸不再涇渭分明。採用西方練兵的思路，由袁世凱一手編練的「新軍」逐漸成為了清政府倚重的力量。不過，1911年的武昌，正是這支「新軍」，敲響了清王朝滅亡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