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千年宋韻流動起來傳承下去《兩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學典印學文獻、實物、圖像特展圖錄》新書首發

杭州日報藝術典藏 發佈 2022-05-24T13:09:27.708892+00:00

記者 夏琳 陳友望 孫樂怡5月20日,《兩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學與印學文獻實物圖像特展圖錄》新書發布會」在杭州書畫社藝術推廣中心舉辦。

記者 夏琳 陳友望 孫樂怡

5月20日,《兩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學與印學文獻實物圖像特展圖錄》新書發布會」在杭州書畫社藝術推廣中心舉辦。



發布會上,《兩宋的金石世界》主編、中國文聯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說,宋韻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探討金石學興起千年宋代並得以發展的原因,有助於我們更深切地了解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金石學的真正內核,並藉此契機,探索金石學在當代繼續發揚光大的方向與動因。《兩宋的金石世界》系統梳理了兩宋金石學的高峰成就,展示當代學者對宋代金石學發展的再思考與研究。

該書共收錄了國內眾多公立收藏機構與重要私人藏家的藏品140餘件,這些藏品已在去年11月西泠印社聯合中國美術學院與浙江美術館共同舉辦的「兩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學與印學:文獻、實物、圖像特展」上亮相。該書副主編、西泠印社出版社社長江吟說,特展是近年來金石學研究領域的一個創舉。辦一個展覽,出一本圖錄,我們通過精心的設計編排,把藏品唯美高清真實地記錄下來,把兩宋金石文化的記憶固化傳承。

《兩宋的金石世界》為八開本,分為楮墨集古、延古風華、陽冰苗裔、貞珉萃英、湖山志等五大單元,擇要簡述如下:

單元一:楮墨集古——兩宋金石學著作文獻

王國維嘗謂「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宋代金石學興盛的表現之一,即出現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學奠基之作。其專言吉金者,可概為三類:「既圖其形,復摹其款」,「但以錄文為主、不圖原器之形」,「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表》)。專言石刻者,可分為六類:存目、跋尾、錄文、分地、分人、纂字(朱建新《金石學》)。兩宋金石著作流傳於今者約有三十種,圖錄收入二十二種,涵蓋了所有著述類型。

宋人研究金石之風氣,實自私家開之,繼為帝室宗尚。士大夫及秘閣、太常、內府所藏,均為著之於錄。宋代古銅器之研究,始於真宗時期,至徽宗朝方集大成。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刻《周秦古器銘碑》。仁宗朝古器漸出,皇祐三年(1051)楊南仲釋《皇祐三館古器圖》,嘉祐八年(1063)劉敞刻成《先秦古器圖》,彝器之學始興。呂大臨成書於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徽宗朝置議禮局考定古器、新造禮器,敕撰《宣和博古圖錄》,影響了金石之學的形成與發展。在石刻之學方面,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是現存最早研究金石文字的專著,此後趙明誠《金石錄》將金石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劉敞、歐陽脩、趙明誠確立了金石學正經補史的學術傳統。

南宋雖偏安一隅,君臣對金石古器物的搜求研究,並無稍衰。尤其石刻之學至南宋獲得長足發展,出現了專錄漢碑碑文著作,如洪适《隸釋》《隸續》;分地編次石刻目錄之作,如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陳思《寶刻叢編》;以人名為綱記錄書家石刻的著作,如佚名《寶刻類編》,纂輯隸字類著作,如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此外,北宋刻帖的盛行,也反映在《東觀餘論》《廣川書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刻鋪敘》等金石著作中。

流傳至今有關三代銅器款識著錄的宋刻宋拓實物,甚為罕見。南宋錢塘人(今浙江杭州)薛尚功編次並釋音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集511件銅器款識,刻石置於江州(今江西九江)公庫,是北宋至南宋金學、石刻與法帖之學的發展與交會的稀世物證。薛氏款識宋拓石刻本流傳甚稀,展品中黃丕烈士禮居舊藏十二卷《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乃宋刻宋拓、宋代原裝本,首次面向公眾完整展出。王厚之所輯《鐘鼎款識》拓本,自南宋輾轉流傳,屢經名家收藏題跋,原拓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惜毀於火,幸有清嘉慶七年(1802)阮元積古齋影刻本留其舊觀。展品中《宋王復齋鐘鼎款識》,為現存是書的最早刻本,卷末有清吳熙載、楊鐸跋語。此二種款識著錄專書,為尋繹南宋至清中後期鐘鼎款識之學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文獻實例。

宋代金石學之興盛,與禮制重建及史學發展關係密切。兩宋金石學著作,反映出宋代金石學在搜集、著錄、研究、考訂諸方面的成就,呈現了金石學的演進與發展脈絡,也為理解宋代文化史及其時代風尚提供了一個視角。


單元二:延古風華——宋代金石器物

我國對青銅器的使用源於商周時期,青銅器可謂是華夏遠古文化的傑出代表。後世仿古,崇尚儒家,對青銅器多有仿製,尤以宋代為盛。宋徽宗大觀初年(公元1107年),設議禮局,《宋史·禮志二》便有紀:「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這是宋代官方大規模仿造青銅器的開始。

朝廷「詔求天下古器」,全國各地也對古墓挖掘成風,商周青銅器大量出土,除了進入宮廷,不少器物也流入民間收藏,青銅器交易更是盛起,形成了古物市場。宋人出於賞玩或研究的目的,開始對青銅器物進行收藏,《考古圖》中便列有不少收藏者。當然,當時最大的收藏者還屬宋徽宗,他收集的古青銅器達2.5萬多件,並特建宣和殿收藏,這也是世界上最早、藏品最為豐富的青銅器博物館。

擁有了實物資料,宋徽宗開始大規模仿鑄青銅器,以為郊廟之用。南宋也延續了這樣的傳統,不但朝廷祭祀用器遵循政和新成禮器和《博古圖》的樣式,還多次制定和頒布禮書用以指導州縣的祭器製造。

還有一類宋代器物,為仿古陶瓷,仿的便是上三代的青銅祭禮器,為的是「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高宗中興渡江以後,復古風潮被推向了頂峰,各種仿古陶瓷器物被製作出來。不僅是官窯,民窯也開始大範圍地生產仿古器物,到了南宋中晚期,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古風瀰漫。而這類仿古陶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審美趣味,流傳下來的宋畫和文字記載中亦有它們的身影。


單元三:陽冰苗裔——宋代篆書及印章藝術

金石學的興盛帶來最直接的影響是兩宋篆書及印章的蓬勃發展。五代、北宋之交,南方有徐鉉、徐鍇兄弟,精研文字小學,並稱二徐,由徐鉉摹寫的《秦嶧山刻石》,經其門生鄭文寶刊刻上石後,影響深遠,至今仍為初習篆書的必經法門。繼之而起的北宋初年著名書畫家、文字學家、《汗簡》作者郭忠恕,與僧人書家夢瑛一道,為重振日漸衰落的篆書傳統,提倡學習唐代篆書名家李陽冰開創的玉箸小篆風格,圖錄選入了郭忠恕的篆書代表作《陰符經》,而夢瑛的《十八體篆書碑》則是同時期篆書中的異類,雖後人不乏微詞,稱其書體多出臆造,卻成為後世此類花篆濫觴之始,從今日視角來看,不乏獨特的藝術創造力。

二徐、郭、夢之後,李陽冰玉箸篆體已然成為宋代篆書的主流,湧現出諸多擅長篆書的書家,政壇領袖司馬光為富弼書寫的墓誌篆蓋,是目前僅見的司馬光篆書手跡,結構謹嚴,功力深厚。其他佼佼者如蘇唐卿、上官佖、王壽卿等,皆能在玉箸篆基礎上,融入自身特點,展品中蘇書《醉翁亭記》,為其篆書名作,同時保留了傳世最早的歐陽修名篇《醉翁亭記》文本,彌足可貴;《涇川重修回山王母頌碑》原為陶榖隸書,後為人磨去改為夢瑛篆書,再被磨去改為上官佖書,一碑三刻,頗具傳奇;王壽卿用工飭的小篆為范仲淹子媳書寫的《扶風馬氏墓志銘》,因系近年新出,筆畫光潔,毫無損泐,黃庭堅對其篆書評價極高,稱讚王深得李氏筆法,「可以酒酹陽冰之冢耳」,今將王書黃評一併呈現於觀者面前;嘉祐時期奉詔命刊刻的二體石經,篆書部分由多位名手合力完成,代表當時篆書的書寫標準,已獲得朝野公認。

印章方面,兩宋官印在繼承唐代盤條印工藝之上,增加了線條盤繞,更富裝飾性,被稱「九疊印」,圖錄中收入了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鑄「嘉興府駐紮殿前司金山水軍統制印」和南宋開慶元年文思院鑄「嘉興府澉浦駐紮殿前司水軍第四將印」兩方南宋水軍官印。宋代書畫鑑藏的興盛,推動私印尤其是鑑藏印的迅速普及。兩宋內府的收藏印已形成了固定規制,用印成為建立皇家收藏標準的重要標識之一。而如米芾這樣的私人書畫收藏家,個人擁有多方私印與鑑藏印,並有能力直接參與印文設計,風格多變,取法多元,在傳世早期書畫名跡中時有可見,成為鑑定的重要依據,更對文人用印的發展起到了引領作用。


單元四:貞珉萃英——以宋四家為核心的書跡碑刻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清代書家梁巘曾以凝練的評語,高度概括了書史風尚的更迭,也昭示了兩宋在書法發展歷程中無可取代的地位。在繼承晉唐以來形成的書法規範基礎上,宋代書家們敢於突破前人藩籬,充分發揮自身個性,形成恣意放達、意態橫生的嶄新藝術面貌。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為核心,兩宋書壇熠熠生輝,燦若星河。而墨跡之外,銘石刻碑歷來是保存書跡最重要之手段,在此遴選宋代重要石刻作品,以展現兩宋書法的發展脈絡。

北宋初期,承襲唐、五代書風之外,宋太宗於淳化三年命王著主持輯刻《淳化閣帖》,使原本深藏禁苑的晉唐法書廣為傳播;慶曆間發現於定州的《定武蘭亭》刻石及各種摹本,漸成聚訟發端;形成了以二王書風為代表的院體。而文人官員群體中,效法顏真卿者眾多,歐陽修、韓琦、蔡襄等堪稱其中代表,流風遺韻,影響了包括北方遼金在內的整個兩宋時期。北宋政壇新舊黨魁王安石與司馬光,政見雖殊,其書藝注重篆隸復古,卻成共識。

北宋中後期,隨「蘇、黃、米、蔡」為代表的書家群體崛起,進入了宋代書法的巔峰。文壇領袖蘇軾首倡「我書意造本無法」,認為書法不能僅僅因襲前人,而要展現自我,其藝術主張與創作實踐,不僅被黃庭堅、晁補之、秦觀、李格非等蘇門學生接受,還波及米芾、蔡京、蔡卞等同時書家,各成一派,傑作頻出,對當時及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其中蘇、黃所書諸多碑刻,雖多毀於黨爭人禍,幸賴後世不斷重刊,真相猶存。

兩宋帝王多雅好文藝,將書法作為推行文治的重要手段,太宗詔刻《淳化閣帖》,徽宗書畫兼能,自創瘦金體,高宗遍學名家並詔刊《紹興米帖》、《蘭亭序》等,君王所好以致天下翕從,促成了書法風尚的形成。

南宋書壇星光稍遜北宋,然亦不乏名手。米友仁、陸游、范成大、張孝祥、朱熹、楊萬里、尤袤等文士學者,詩文之外,均擅書藝,無不擁有鮮明個性。與此同時,任詢、王庭筠、党懷英等遼金書家,活躍於北方半壁江山,他們深受宋朝文化影響,各有所擅,其書法的藝術價值不容小覷。

石刻書跡,尤其宋四家,存世真偽羼雜,故我們在選擇展品中,遵循原刻善拓、罕見珍本優先之準則,原刻無存者取重刻精善版本,同時兼顧舊本與新出稀見名家書跡,儘可能汰偽存真,並以實物、裱本、整紙等多種形式,助觀者在有限空間中得以領略兩宋書壇的全貌。

本單元中值得關注者甚多,不乏首次公開面世的重要展品。碑刻實物及拓本中,與杭州淵源深厚的蘇軾為重中之重,有剛剛重新出土的宋刻《表忠觀碑》殘石及宋、明刻全碑舊拓整套,新現大字「陶詩」殘碑原石,缽水齋藏蘇軾殘碑硯,宋刻《豐樂亭記》,明拓《醉翁亭記》,明拓《司馬溫公碑》,《齊州真相院舍利塔銘》兩種合璧,榜書《定州雪浪齋碑》等,其中蘇軾殘碑硯,民國期間曾在杭州《東南畫報》金石書畫特刊發表,藉此次特展故地重遊。此外還有藝苑真賞社舊藏明拓元刻黃庭堅《狄梁公碑》,「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的米芾大字《盱眙第一山並詩》,浙江僅存的宋徽宗御筆碑,清代金石家陸增祥八瓊經室藏《戒石銘》道州、梧州兩本,宋高宗《恤刑詔》、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等,皆屬難得一見。宋代刻帖方面,則有近年被重新發現的浙江省圖書館孤山館藏《淳化閣帖》刻石拓本,王虛舟跋宋拓《紹興米帖》,南宋郁孤台本《徽宗草書千文》,邵章舊藏南宋《姑孰帖》,明拓紹興重刻鳳墅本《蘭亭修禊圖》等,均為傳世法帖中的珍品。


單元五:湖山志——以西湖為中心的宋代摩崖

蘇東坡認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湖光山色,風雅宜人,吸引著歷代的文人墨客慕名遊覽,而南北兩山更是高人雅士嚮往之地。作為南宋故都,兩宋摩崖石刻遍及環西湖域內。遺存數量龐大、內容豐富、題刻精美,皆為江南文化遺珍。

本單元甄選兩宋摩崖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而且具有珍貴的藝術和科學價值。如北宋名臣、史學家司馬光所書「家人卦」摩崖石刻,位於西湖畔南屏山北山腰的小有天園內。石刻寬2.21米,高2.71米,隸書共十二行,每行十七字,字徑約0.27米,通篇隸書兼帶楷意,端莊雄渾,金石氣濃郁。而宋高宗趙構於紹興十七年(1147)所作「忠實」榜書,典雅圓融,線條雍容含蓄,為宋代御書精品。

西湖之美,不獨在風光,更在於自然與文化高度融匯和諧的精神內涵。走進湖山志,飽覽摩崖拓片,可號天地自然中鐫刻的金石文脈,直抵心中的人文山水。



編輯 孫樂怡

關鍵字:

我的臉用它洗完後,真的好像「嬰兒的PP」變好嫩喔 😆

2021-11-15T07:04:36.9221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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