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夏琳 陳友望 孫樂怡
5月20日，《兩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學與印學文獻實物圖像特展圖錄》新書發布會」在杭州書畫社藝術推廣中心舉辦。
發布會上，《兩宋的金石世界》主編、中國文聯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說，宋韻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探討金石學興起千年宋代並得以發展的原因，有助於我們更深切地了解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金石學的真正內核，並藉此契機，探索金石學在當代繼續發揚光大的方向與動因。《兩宋的金石世界》系統梳理了兩宋金石學的高峰成就，展示當代學者對宋代金石學發展的再思考與研究。
該書共收錄了國內眾多公立收藏機構與重要私人藏家的藏品140餘件，這些藏品已在去年11月西泠印社聯合中國美術學院與浙江美術館共同舉辦的「兩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學與印學：文獻、實物、圖像特展」上亮相。該書副主編、西泠印社出版社社長江吟說，特展是近年來金石學研究領域的一個創舉。辦一個展覽，出一本圖錄，我們通過精心的設計編排，把藏品唯美高清真實地記錄下來，把兩宋金石文化的記憶固化傳承。
《兩宋的金石世界》為八開本，分為楮墨集古、延古風華、陽冰苗裔、貞珉萃英、湖山志等五大單元，擇要簡述如下：
單元一：楮墨集古——兩宋金石學著作文獻
王國維嘗謂「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宋代金石學興盛的表現之一，即出現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學奠基之作。其專言吉金者，可概為三類：「既圖其形，復摹其款」，「但以錄文為主、不圖原器之形」，「雖無關圖譜，而頗存名目」（王國維《宋代金文著錄表》）。專言石刻者，可分為六類：存目、跋尾、錄文、分地、分人、纂字（朱建新《金石學》）。兩宋金石著作流傳於今者約有三十種，圖錄收入二十二種，涵蓋了所有著述類型。
宋人研究金石之風氣，實自私家開之，繼為帝室宗尚。士大夫及秘閣、太常、內府所藏，均為著之於錄。宋代古銅器之研究，始於真宗時期，至徽宗朝方集大成。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刻《周秦古器銘碑》。仁宗朝古器漸出，皇祐三年（1051）楊南仲釋《皇祐三館古器圖》，嘉祐八年（1063）劉敞刻成《先秦古器圖》，彝器之學始興。呂大臨成書於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圖錄。徽宗朝置議禮局考定古器、新造禮器，敕撰《宣和博古圖錄》，影響了金石之學的形成與發展。在石刻之學方面，歐陽脩《集古錄跋尾》是現存最早研究金石文字的專著，此後趙明誠《金石錄》將金石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劉敞、歐陽脩、趙明誠確立了金石學正經補史的學術傳統。
南宋雖偏安一隅，君臣對金石古器物的搜求研究，並無稍衰。尤其石刻之學至南宋獲得長足發展，出現了專錄漢碑碑文著作，如洪适《隸釋》《隸續》；分地編次石刻目錄之作，如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陳思《寶刻叢編》；以人名為綱記錄書家石刻的著作，如佚名《寶刻類編》，纂輯隸字類著作，如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此外，北宋刻帖的盛行，也反映在《東觀餘論》《廣川書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石刻鋪敘》等金石著作中。
流傳至今有關三代銅器款識著錄的宋刻宋拓實物，甚為罕見。南宋錢塘人（今浙江杭州）薛尚功編次並釋音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集511件銅器款識，刻石置於江州（今江西九江）公庫，是北宋至南宋金學、石刻與法帖之學的發展與交會的稀世物證。薛氏款識宋拓石刻本流傳甚稀，展品中黃丕烈士禮居舊藏十二卷《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乃宋刻宋拓、宋代原裝本，首次面向公眾完整展出。王厚之所輯《鐘鼎款識》拓本，自南宋輾轉流傳，屢經名家收藏題跋，原拓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惜毀於火，幸有清嘉慶七年（1802）阮元積古齋影刻本留其舊觀。展品中《宋王復齋鐘鼎款識》，為現存是書的最早刻本，卷末有清吳熙載、楊鐸跋語。此二種款識著錄專書，為尋繹南宋至清中後期鐘鼎款識之學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文獻實例。
宋代金石學之興盛，與禮制重建及史學發展關係密切。兩宋金石學著作，反映出宋代金石學在搜集、著錄、研究、考訂諸方面的成就，呈現了金石學的演進與發展脈絡，也為理解宋代文化史及其時代風尚提供了一個視角。
單元二：延古風華——宋代金石器物
我國對青銅器的使用源於商周時期，青銅器可謂是華夏遠古文化的傑出代表。後世仿古，崇尚儒家，對青銅器多有仿製，尤以宋代為盛。宋徽宗大觀初年（公元1107年），設議禮局，《宋史·禮志二》便有紀：「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這是宋代官方大規模仿造青銅器的開始。
朝廷「詔求天下古器」，全國各地也對古墓挖掘成風，商周青銅器大量出土，除了進入宮廷，不少器物也流入民間收藏，青銅器交易更是盛起，形成了古物市場。宋人出於賞玩或研究的目的，開始對青銅器物進行收藏，《考古圖》中便列有不少收藏者。當然，當時最大的收藏者還屬宋徽宗，他收集的古青銅器達2.5萬多件，並特建宣和殿收藏，這也是世界上最早、藏品最為豐富的青銅器博物館。
擁有了實物資料，宋徽宗開始大規模仿鑄青銅器，以為郊廟之用。南宋也延續了這樣的傳統，不但朝廷祭祀用器遵循政和新成禮器和《博古圖》的樣式，還多次制定和頒布禮書用以指導州縣的祭器製造。
還有一類宋代器物，為仿古陶瓷，仿的便是上三代的青銅祭禮器，為的是「稽古作新，以追三代之隆」。高宗中興渡江以後，復古風潮被推向了頂峰，各種仿古陶瓷器物被製作出來。不僅是官窯，民窯也開始大範圍地生產仿古器物，到了南宋中晚期，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古風瀰漫。而這類仿古陶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審美趣味，流傳下來的宋畫和文字記載中亦有它們的身影。
單元三：陽冰苗裔——宋代篆書及印章藝術
金石學的興盛帶來最直接的影響是兩宋篆書及印章的蓬勃發展。五代、北宋之交，南方有徐鉉、徐鍇兄弟，精研文字小學，並稱二徐，由徐鉉摹寫的《秦嶧山刻石》，經其門生鄭文寶刊刻上石後，影響深遠，至今仍為初習篆書的必經法門。繼之而起的北宋初年著名書畫家、文字學家、《汗簡》作者郭忠恕，與僧人書家夢瑛一道，為重振日漸衰落的篆書傳統，提倡學習唐代篆書名家李陽冰開創的玉箸小篆風格，圖錄選入了郭忠恕的篆書代表作《陰符經》，而夢瑛的《十八體篆書碑》則是同時期篆書中的異類，雖後人不乏微詞，稱其書體多出臆造，卻成為後世此類花篆濫觴之始，從今日視角來看，不乏獨特的藝術創造力。
二徐、郭、夢之後，李陽冰玉箸篆體已然成為宋代篆書的主流，湧現出諸多擅長篆書的書家，政壇領袖司馬光為富弼書寫的墓誌篆蓋，是目前僅見的司馬光篆書手跡，結構謹嚴，功力深厚。其他佼佼者如蘇唐卿、上官佖、王壽卿等，皆能在玉箸篆基礎上，融入自身特點，展品中蘇書《醉翁亭記》，為其篆書名作，同時保留了傳世最早的歐陽修名篇《醉翁亭記》文本，彌足可貴；《涇川重修回山王母頌碑》原為陶榖隸書，後為人磨去改為夢瑛篆書，再被磨去改為上官佖書，一碑三刻，頗具傳奇；王壽卿用工飭的小篆為范仲淹子媳書寫的《扶風馬氏墓志銘》，因系近年新出，筆畫光潔，毫無損泐，黃庭堅對其篆書評價極高，稱讚王深得李氏筆法，「可以酒酹陽冰之冢耳」，今將王書黃評一併呈現於觀者面前；嘉祐時期奉詔命刊刻的二體石經，篆書部分由多位名手合力完成，代表當時篆書的書寫標準，已獲得朝野公認。
印章方面，兩宋官印在繼承唐代盤條印工藝之上，增加了線條盤繞，更富裝飾性，被稱「九疊印」，圖錄中收入了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鑄「嘉興府駐紮殿前司金山水軍統制印」和南宋開慶元年文思院鑄「嘉興府澉浦駐紮殿前司水軍第四將印」兩方南宋水軍官印。宋代書畫鑑藏的興盛，推動私印尤其是鑑藏印的迅速普及。兩宋內府的收藏印已形成了固定規制，用印成為建立皇家收藏標準的重要標識之一。而如米芾這樣的私人書畫收藏家，個人擁有多方私印與鑑藏印，並有能力直接參與印文設計，風格多變，取法多元，在傳世早期書畫名跡中時有可見，成為鑑定的重要依據，更對文人用印的發展起到了引領作用。
單元四：貞珉萃英——以宋四家為核心的書跡碑刻
「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清代書家梁巘曾以凝練的評語，高度概括了書史風尚的更迭，也昭示了兩宋在書法發展歷程中無可取代的地位。在繼承晉唐以來形成的書法規範基礎上，宋代書家們敢於突破前人藩籬，充分發揮自身個性，形成恣意放達、意態橫生的嶄新藝術面貌。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為核心，兩宋書壇熠熠生輝，燦若星河。而墨跡之外，銘石刻碑歷來是保存書跡最重要之手段，在此遴選宋代重要石刻作品，以展現兩宋書法的發展脈絡。
北宋初期，承襲唐、五代書風之外，宋太宗於淳化三年命王著主持輯刻《淳化閣帖》，使原本深藏禁苑的晉唐法書廣為傳播；慶曆間發現於定州的《定武蘭亭》刻石及各種摹本，漸成聚訟發端；形成了以二王書風為代表的院體。而文人官員群體中，效法顏真卿者眾多，歐陽修、韓琦、蔡襄等堪稱其中代表，流風遺韻，影響了包括北方遼金在內的整個兩宋時期。北宋政壇新舊黨魁王安石與司馬光，政見雖殊，其書藝注重篆隸復古，卻成共識。
北宋中後期，隨「蘇、黃、米、蔡」為代表的書家群體崛起，進入了宋代書法的巔峰。文壇領袖蘇軾首倡「我書意造本無法」，認為書法不能僅僅因襲前人，而要展現自我，其藝術主張與創作實踐，不僅被黃庭堅、晁補之、秦觀、李格非等蘇門學生接受，還波及米芾、蔡京、蔡卞等同時書家，各成一派，傑作頻出，對當時及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其中蘇、黃所書諸多碑刻，雖多毀於黨爭人禍，幸賴後世不斷重刊，真相猶存。
兩宋帝王多雅好文藝，將書法作為推行文治的重要手段，太宗詔刻《淳化閣帖》，徽宗書畫兼能，自創瘦金體，高宗遍學名家並詔刊《紹興米帖》、《蘭亭序》等，君王所好以致天下翕從，促成了書法風尚的形成。
南宋書壇星光稍遜北宋，然亦不乏名手。米友仁、陸游、范成大、張孝祥、朱熹、楊萬里、尤袤等文士學者，詩文之外，均擅書藝，無不擁有鮮明個性。與此同時，任詢、王庭筠、党懷英等遼金書家，活躍於北方半壁江山，他們深受宋朝文化影響，各有所擅，其書法的藝術價值不容小覷。
石刻書跡，尤其宋四家，存世真偽羼雜，故我們在選擇展品中，遵循原刻善拓、罕見珍本優先之準則，原刻無存者取重刻精善版本，同時兼顧舊本與新出稀見名家書跡，儘可能汰偽存真，並以實物、裱本、整紙等多種形式，助觀者在有限空間中得以領略兩宋書壇的全貌。
本單元中值得關注者甚多，不乏首次公開面世的重要展品。碑刻實物及拓本中，與杭州淵源深厚的蘇軾為重中之重，有剛剛重新出土的宋刻《表忠觀碑》殘石及宋、明刻全碑舊拓整套，新現大字「陶詩」殘碑原石，缽水齋藏蘇軾殘碑硯，宋刻《豐樂亭記》，明拓《醉翁亭記》，明拓《司馬溫公碑》，《齊州真相院舍利塔銘》兩種合璧，榜書《定州雪浪齋碑》等，其中蘇軾殘碑硯，民國期間曾在杭州《東南畫報》金石書畫特刊發表，藉此次特展故地重遊。此外還有藝苑真賞社舊藏明拓元刻黃庭堅《狄梁公碑》，「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的米芾大字《盱眙第一山並詩》，浙江僅存的宋徽宗御筆碑，清代金石家陸增祥八瓊經室藏《戒石銘》道州、梧州兩本，宋高宗《恤刑詔》、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等，皆屬難得一見。宋代刻帖方面，則有近年被重新發現的浙江省圖書館孤山館藏《淳化閣帖》刻石拓本，王虛舟跋宋拓《紹興米帖》，南宋郁孤台本《徽宗草書千文》，邵章舊藏南宋《姑孰帖》，明拓紹興重刻鳳墅本《蘭亭修禊圖》等，均為傳世法帖中的珍品。
單元五：湖山志——以西湖為中心的宋代摩崖
蘇東坡認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湖光山色，風雅宜人，吸引著歷代的文人墨客慕名遊覽，而南北兩山更是高人雅士嚮往之地。作為南宋故都，兩宋摩崖石刻遍及環西湖域內。遺存數量龐大、內容豐富、題刻精美，皆為江南文化遺珍。
本單元甄選兩宋摩崖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而且具有珍貴的藝術和科學價值。如北宋名臣、史學家司馬光所書「家人卦」摩崖石刻，位於西湖畔南屏山北山腰的小有天園內。石刻寬2.21米，高2.71米，隸書共十二行，每行十七字，字徑約0.27米，通篇隸書兼帶楷意，端莊雄渾，金石氣濃郁。而宋高宗趙構於紹興十七年（1147）所作「忠實」榜書，典雅圓融，線條雍容含蓄，為宋代御書精品。
西湖之美，不獨在風光，更在於自然與文化高度融匯和諧的精神內涵。走進湖山志，飽覽摩崖拓片，可號天地自然中鐫刻的金石文脈，直抵心中的人文山水。
編輯 孫樂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