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成為科學的精神分析,為何最終被指責「不夠科學」?

新京報 發佈 2022-05-25T13:10:57.491367+00:00

參考連結:1.Freud As Pop Culture–Why Despite Everything We Can’t Get Enough Of Him。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弗洛伊德所受到的推崇和批評,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他的精神分析學說是現代心理學的重要基礎,是現代世界最富有革命性意義的理論之一,而批評其精神分析學說「不是科學」也幾乎快要成為一種專門學問了。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奧地利精神病醫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

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哲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學生來說,剛接觸弗洛伊德可能是一種時尚、一種浪漫,並且能隨口說出精神分析法專有術語,可是在了解到更多知識後就改變了,仿佛一定要批評幾句弗洛伊德「不夠科學」才是有意義的。這正是弗洛伊德及其學說處境的一個側面。可以說,了解弗洛伊德「不科學」與了解弗洛伊德本身一樣普遍。

在流行的影視劇中,也可以看見弗洛伊德「不科學」的影子。

電視劇《性愛大師》(Masters of Sex)的主人公威廉·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助理弗吉妮婭·詹森(Virginia Johnson)共同探索人類行為科學,當他們第一次完成顛覆性實驗,在做學術報告時,開篇即毫不客氣地批判弗洛伊德的「荒謬」「不科學」。因為他們已經用實驗研究證偽了他的假說。

《馬大帥》第二部(2005)劇照。

在國內,電視劇《馬大帥》有這麼一個場景,馬小翠的舅舅范德彪開了一家「解夢館」,館內赫然掛著一副對聯:「古有奧地利國弗洛伊德,今有遼北地區范德依彪」。這個經典的鏡頭如今想來依舊會讓人放聲大笑。在某種意義上,這個鏡頭真的構成了一個精準的寓言,直指弗洛伊德及其學說在當下的處境: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形象頻繁出入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中,成為「最出圈」的經典學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和精神分析在現代實證科學大行其道的潮流中,常常被質疑是一種「江湖騙術」式的「偽科學」,僅在文化或精神意義上得到承認。

我們或許並不知道,其實「不夠科學」的精神分析學說曾經也試圖走進「科學」的神殿,成為一門理性的、科學的學說。而正是這個科學化的過程埋下了它被邊緣的線索。

采寫丨劉亞光

《從靈魂到心理:關於經典精神分析的社會學研究》,孫飛宇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2月。

「不科學」:一種學術批評風尚

精神分析一直是心理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最受爭議的理論傳統之一。從誕生地奧地利,到其逐步擴散影響力的美國,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夠科學」的批評從未間斷。批評者中也不乏名人,例如,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就直指精神分析是一門「偽科學」,因為它「產生了許多無法憑經驗反駁的假設」。1960年的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彼得·梅達沃(Peter Medawar)也曾表示,對某些問題的研究超出了科學的能力範圍,比如有關人類生活目的的問題,再比如精神分析這類「以人性為主題的研究」。

及至今日,即便精神分析幾乎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遭遇邊緣化,這種批評的聲浪也呈有增無減之勢,而且批評的理由也更加的「理直氣壯」。比如,2021年發表於《懷疑論者》雜誌的一篇名為「精神分析:科學還是偽科學」的文章就指出,精神分析的結論經不起可重複的檢驗,相關結果也難以累積。弗洛伊德的理論「主題內容多變」,「晦澀且難以理解」,這些都讓其很方便地能夠逃脫科學共同體的審視。文章還引用了科學史學家弗蘭克·薩洛威的一句評價:「精神分析實際上是一種『童話『」。

除了針對理論本身,市面上也始終不乏給弗洛伊德本人「祛魅」乃至「揭醜」的作品湧現。類似的作品中,最近引進中譯本的就有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翁福雷的《一個偶像的黃昏》。書中,翁福雷「大爆黑料」,指出弗洛伊德不僅銷毀自己的信件用以營造自身傳奇形象,在研究上篡改實驗結果,用子虛烏有的臨床案例推導結論,還在抄襲尼采這種知名作者之後死不承認……仿佛要掀起一場針對弗洛伊德的「倒神運動」。

《一個偶像的黃昏》,[法]米歇爾·翁福雷 著,王甦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7月。

在201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學者Joel Paris指出,精神分析學者其實一直在付出努力,試圖獲得更多的承認。當代最新的一批學者更是在尋找精神分析與神經科學之間的聯繫。比如南非的神經心理學家 Mark Solms就曾提出可以用神經影像學來確認精神分析理論的結論,用神經成像來觀察「主觀體驗和無意識思維」。但文章也指出,總體來說,這些新的觀點都仍然在面臨廣泛的挑戰。

不過我們或許忽略的是,在歷史上,長期背負「不夠科學」罵名的精神分析,曾經也極為努力地試圖「躋身」科學的殿堂。而諷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這個過程導致了人們對精神分析理解的窄化,進而加速了它的邊緣化。在今年年初出版的《從靈魂到心理:關於經典精神分析的社會學研究》一書中,北京大學社會學學者孫飛宇通過「翻譯」這個巧妙的切口為我們揭開了這一段重要的思想史。

上世紀30年代,弗洛伊德在奧地利家中看稿件。

理性化的改寫與「誤譯」

在如今對弗洛伊德的種種理解和「誤解」中,翻譯都是繞不過去的問題。弗洛伊德用德語寫作,但他的作品的影響力開始大範圍擴散,則與其通過翻譯進入英語世界——尤其是美國——息息相關。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承認,1909年在美國克拉克大學所作的演講,是他的思想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的重要標誌。考慮到英文譯本的傳播度,德語到英語的翻譯轉換,深刻影響了我們如今對弗洛伊德及其學說的認知。

孫飛宇提到,從弗洛伊德的好友厄內斯特·瓊斯到監製英文「標準版」譯本的斯特拉齊夫婦,他們在將弗洛伊德的作品在從德語轉換為英語的過程中都造成了一些文本上明顯的變化。例如,英文標準版譯本去除了弗洛伊德原文中的德國地方文化和猶太人傳統,此外還隱藏了許多弗洛伊德原文表達中的豐富意涵、改變了一些句子的語法、時態等。孫飛宇認為,這些翻譯過程中的修改整體體現了英譯本對弗洛伊德德文原文的一種「理性化」處理。

《精神分析引論》英譯本之一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1952,Pocket Books出版社)書封。

這種文本的理性化,集中表現在英譯本將德語的「靈魂」(seele)一詞翻譯為英文的「心靈」(mind)一詞。著名精神分析學者、弗洛伊德的研究者貝特海姆認為,這也是弗洛伊德作品的一個「核心誤譯」。在弗洛伊德那裡,精神分析應當是一種「靈魂的深度心理學」——此處的心理學並不是當時的那種偏向「感官生理學」的實證科學,而是與「意義」相關。這種理性化的翻譯甚至不僅出現在英譯本中,孫飛宇在書中指出,即便在1967年於法國出版的《精神分析詞彙》中,「Seele」這個概念也沒有被收錄。

這種「誤譯」並非無心插柳,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精神分析試圖爭取「科學」身份的努力。這種努力背後的急迫也體現出時代文化的特點。作為現代社會科學學科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時期,精神分析若試圖在當時的美國「站穩腳跟」,成為一門規範的「學科」,則必須要將自身樹立為一種客觀、中立、理性的「科學」。在美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學科化的競爭更是慘烈。社會學家米爾斯就曾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寫道,當時的社會學在美國往往要通過「對抗」其他學科,才能獲得學院中的生存權利。

科學化的改造與轉向

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安德魯·阿伯特在《職業系統:論專業技能的勞動分工》一書中總結道,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社會,職業的合法化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從依賴「社會起源和品格價值」,轉變為依賴「技術的科學化和理性化」,以及最重要的是重視「效率」。

《職業系統:論專業技能的勞動分工》,[美]安德魯·阿伯特 著,李榮山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8月。

阿伯特指出,在當時的美國,組織效率作為核心價值的興起,使得大多數職業都將以科層制組織起來,同時,由於效率強調產出結果的可測量性,職業之間的競爭,也就轉化為可見的效率結果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更是直接影響了職業的相對地位。因此,精神分析若想在美國真正成為一門「專業」,則必須轉向一種「技術的科學化和理性化」。

當時美國文化中體現的實用主義色彩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一過程。孫飛宇在書中提到,弗洛伊德曾經認為美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效率和健身生活」,並經常對這種文化表達出嘲諷。2009年的一篇有關「公共關係之父」愛德華·伯內斯與弗洛伊德之間軼事的文章,也從側面體現了弗洛伊德對美國文化的觀察和態度。眾所周知,伯內斯是弗洛伊德的侄子,他在公共關係和廣告領域「不無創意」地發揮了自己叔叔的精神分析原理,有關人類行為非理性動因的理論,讓這位善於操縱人們想法的公關大師很是受用。在他的名著《宣傳》中,他就花了大筆墨論述如何在人們完全意識不到的情況下引導消費行為,並在香菸廣告等案例中進行了應用。例如,在20世紀初的美國,女性在公共場合吸菸被認為是禁忌或是「性放縱」的,文章指出,伯內斯通過將女性吸菸行為與挑戰男性權力的意象相勾連,成功喚起了女性在消費時感受到的一種「權利意識」。

伯內斯對精神分析的應用,似乎是給精神分析在美國打的出色廣告。不過,當伯內斯給弗洛伊德寄去自己的第一本書時,弗洛伊德卻不無諷刺地回信:「我收到了書……作為一部真正的『美國』作品,我對它很感興趣」。這篇文章還指出,儘管弗洛伊德在面臨財務危機時常向伯內斯尋求幫助,但他卻時時注意與這位侄子劃清界限。當伯內斯建議其撰寫文章在美國包裝宣傳自己時,弗洛伊德還表示過「震驚」。

電視劇《弗洛伊德》(Freud2020)劇照。

在彼得·蓋伊寫作的傳記中記述了更多弗洛伊德對美國文化的冷嘲熱諷。他評價伯內斯:「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個誠實的小男孩,我不知道他到底被美國化到了什麼程度」。在他眼中,美國人「大概只適合學習『技術問題』」,對於深入理解精神分析的內核毫無興趣。

一方面希望尋求承認,一方面又對其文化深感擔憂,弗洛伊德對美國的這種複雜的態度鮮活體現了孫飛宇書中的一個精彩的觀點:弗洛伊德英譯本的「理性化」進程,也呼應著他自身的研究,是一個思想史意義上的「弗洛伊德之夢」。

精神分析通過對人潛意識的挖掘,尤其是對「性」的解釋,揭示了一個對於我們認知人類文明極為重要、卻又極易觸動人們敏感神經的洞見:邁入現代社會後,自詡理性的人類不僅不是自然的主宰,甚至在我們自己的身體裡,我們都無法成為自己的主人。這種發現就猶如弗洛伊德在解析人類之夢時提到的那些具有破壞力的原始欲望,為日益理性化的現代社會所拒斥,引來了針對精神分析的如潮批評。只有採用英譯本的理性化形式,精神分析這套學說才能以一種「安全」的方式被「文明社會」接受。孫飛宇指出,這一過程恰好印證了弗洛伊德對夢基本機制的描述:如果說夢的機制在於對欲望的滿足,那麼英譯本也滿足了弗洛伊德獲得世界承認的願望。

「在傳播和變遷的過程中,後來在心理學領域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夠科學。最初改造它的主張,最終也成為在科學之中埋葬它的理由」。在《從靈魂到心理》的第二章末尾,孫飛宇寫道。對於弗洛伊德來說,這個盡力實現科學化的精神分析之夢的「代價」是巨大的,它使得後人容易將精神分析作一種狹窄的理解。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論極為強調治療師和患者之間的「移情」,精神分析是對患者的治療,也是分析師自省的過程,乃至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中也會呈現出這種移情的特徵。而這種特徵,恰恰是英譯本的理性化風格所割捨的。此外,精神分析在美國化的過程中,對從業者需要擁有專業醫學學位的要求,也讓精神分析被視為一種純粹的醫學科學,而忽略了它本質上還是一種有關社會、政治與人類文明的學問。

令人深思的是,弗洛伊德曾指出,精神分析是科學,也是「藝術」。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來說,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對於人類文明來說,最有洞見的發現必然是最「科學」的嗎?直至今日,對「科學化」、「專業化」的強調依然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潮流,這則翻譯的案例也讓我們重新反思20世紀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這種「科學化」進程,以及更廣義的知識生產過程。

——專訪孫飛宇——

孫飛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社會學理論史、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和歷史社會學等。

「靈魂」:一個被消失的關鍵概念

新京報:此前你在接受採訪時,曾談過選擇這個選題的原因。在中文世界,關注弗洛伊德作品翻譯的研究很少。而在英語世界,貝特海姆的研究關注過弗洛伊德英譯本的問題。相對於貝特海姆的研究,你此次的研究做了哪些延展?

孫飛宇:相比於貝特海姆和馬宏尼等人的工作,我並沒有僅僅將英文翻譯中的錯誤視為必須要加以糾正的翻譯問題,而是從社會變遷的角度考察了這一「誤譯」成形的背景,也就是這一英譯本作為一種現代性知識的塑造或者說生產機制。我認為,這一英文譯本中的錯誤,其實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的一種入手點。

新京報:這本書中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弗洛伊德作品的「誤譯」,書名中的「靈魂」是一個重要的案例。你指出,在弗洛伊德那裡,「精神分析」實則是「靈魂分析」,而弗洛伊德希望達到的,是一種對靈魂的「科學理解」。在現代實證心理學的影響下,「靈魂」似乎是一種非常玄虛的事物,在日常語言使用中人們也是如此看待它的。但弗洛伊德對靈魂卻很重視,什麼是他指的這種對靈魂的「科學理解」?

孫飛宇:在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中,靈魂這個概念是一個幾乎無處不在的核心概念,然而這一概念在英譯本中卻完全消失了,而被代之以心靈、心理或者其他更具有自然科學色彩的概念。從文本比較的角度來說,這一概念的消失意味著弗洛伊德原文中高度的文學性、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色彩,以及深厚的文明性質,都被一種更加自然科學化和具有普遍化訴求的文體取代。

這並不是說弗洛伊德的原文中沒有自然科學的色彩——的確有,而且這一點常常為弗洛伊德所強調。然而弗洛伊德的原文中並不只有這一點。所謂弗洛伊德對於靈魂的科學理解,是指一套系統化的、對於人及其文明的深度理解:個體即文明,文明則體現在個體之中。

《靈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美]伊利·扎列茨基 著,季廣茂譯,金城出版社,2013年5月。

新京報:你列舉了弗洛伊德作品英譯本誤譯現象的幾個不同的側面,例如對其中德國地方文化傳統的祛除、語法和時態變化的修正等。誤譯並非僅僅是言辭上的微調,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在你看來,這幾種誤譯中有哪些對我們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有比較大的影響?

孫飛宇:最典型的幾處包括:弗洛伊德的「靈魂」這一概念的消失,其文本的自然科學化和弗洛伊德本人形象的醫學化,以及可能最重要的,弗洛伊德對於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的確是一名醫生,然而他自己明確說,他從未喜歡過這個身份,對於精神分析的期許也絕非是局限在醫學或者治療領域之內的某種技術。

他曾明確說過,醫學院教授的知識與精神分析涉及的知識無關。後者所需要的知識包括神話學、宗教學以及歷史與文化乃至文明的豐富知識。他將精神分析與宗教、科學和藝術並列,將其視為人類最重要的財富之一,其重要性具有文明的高度。

塑造現代版「弗洛伊德」

新京報:你提到,在弗洛伊德的英譯本翻譯過程中,歐內斯特·瓊斯的工作不可忽視。除了發明「標準版」的概念,瓊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是建設精神分析相關的組織和期刊。如果說從「靈魂」到「心理」的過渡是一種理性化的過程,那麼這個過程和學術組織、學術期刊的完善之間有怎樣具體的聯繫?

孫飛宇:學術期刊的創辦,學術組織的建立等都可以被視為人類知識在現代社會理性化的一個表現。

新京報:你將英譯本視為一個「弗洛伊德之夢」。這裡存在一個可能所有的現代學科知識都會面臨的困境,如果希望獲得學術共同體的承認,則必須採用理性化的方式呈現,但這有可能會「壓抑」其真正希望表達的東西。你會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孫飛宇:這正是我在本書中以精神分析的發展為例想要說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僅體現在精神分析之中,在社會科學之中也同樣存在,我希望能夠通過這個研究,提請學界重視。

新京報:你提到,斯特拉齊夫婦操刀監製的標準版英譯本,本意是希望能夠把弗洛伊德塑造得足夠「科學」,以符合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的標準形象。但這種尋求認同的訴求卻最終導致了精神分析的認同危機。概括地說,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孫飛宇:我想這首先是因為此種科學化和美國化的發展方向與弗洛伊德本人所認可的精神分析不同,遭到了來自弗洛伊德本人的強烈反對。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或者努力進入科學,就必然會遭遇到喪失豐富的地方性和文化意涵。其次,正如韋伯等學者所指出的,科學本身的特質就在於不斷自我更新和證偽,也就必然導致時至今日弗洛伊德在科學之中的「被淘汰」。

斯特拉齊夫婦(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翻譯的《弗洛伊德心理學作品全集標準版英文譯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論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有某種「獨立發展」的跡象。當然,這一發展的趨勢是令弗洛伊德本人很不滿意的。一些社會學者曾經探討過美國社會科學發展中的一種「例外論」。這種精神分析在美國獨立發展的現象,體現了哪些20世紀初美國社會科學總體發展的特徵,以及美國社會文化的特點?

孫飛宇:精神分析對於美國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精神分析與美國的社會科學並不是一回事。當然,精神分析在美國的確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一變化就是精神分析作為一種學問和實踐的理性化、職業化和專業化。這一點我在書里也有討論。這些特徵,和美國的社會科學發展的總體特徵一樣,也都反映出了美國社會文化之中的實用主義傳統和現代社會之中的理性化趨勢。

在今天,

我們還需要弗洛伊德嗎?

新京報:及至今日,弗洛伊德不僅仍被多個學科的學者重視,也可能是大眾文化中最「出圈」的經典學者之一。「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結」已經成為很多人常常掛在嘴邊用以解釋一些現象的名詞。去年,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翁福雷的《偶像的黃昏》引進中譯本。他在書里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容為一套「話術」,並不嚴謹,仿佛是一套「能回答所有問題的世界觀」。你會如何評價這個觀點?你會如何看待弗洛伊德在大眾文化中持續的走紅?

孫飛宇:弗洛伊德在大眾文化之中長期走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雖然這一走紅與大眾對他的誤解有關,也是弗洛伊德在生前頗為擔心的事情,不過這一客觀事實畢竟說明弗洛伊德的巨大影響力,以及他對於現代人的思考是有其道理的。至於批評者,從精神分析誕生開始,時至今日,弗洛伊德從來都不缺乏。

弗洛伊德(中)與榮格等人在克拉克大學的合影。

新京報:翁福雷還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更多時候來源於他個人生活的感悟,他對於具體個案的分析,也並無法擴展到一種社會現象的層面。因此精神分析「算不上一種科學」。即便到今天,對精神分析科學性的質疑也始終沒有停止。你會如何評價這些批評?

孫飛宇:這個批評實際上並不新鮮,早在弗洛伊德在世的時候就有許多學者提出過,例如馬克斯·韋伯。這個問題在各個學科和領域也都存在,不過精神分析目前在全世界各種社會和文化中普遍發展的狀況,似乎並不支持這些批評者們。至於精神分析能否作為一種「科學」——無論是哪一種「科學」——我在書里已經做了諸多討論。我認為批評還是要在理解了批評對象之後才會比較有效力。

新京報:在當下的社會中,精神分析儘管依然發揮著影響,但在國內外各個大學的心理系中似乎都已經被邊緣化。不過,在近期新冠疫情期間,又有不少的學者在呼籲重新發掘精神分析的價值。你會如何看待精神分析的當代價值?

孫飛宇:我個人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視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通識教育,這本也是弗洛伊德對於精神分析所涉及知識的理解。我認為,在今天的社會普遍存在著焦慮、抑鬱和壓力過大的背景下,在今天的大學教育中,經典精神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對於人、人與社會之關係的深度理解。而這些理解可以幫助我們更為深入地自我理解、理解他人,也理解彼此的共在。我想,這種有助於人心和社會健康的學問,在當今的社會中是特別珍貴的。

參考連結:

1.Freud As Pop Culture–Why Despite Everything We Can’t Get Enough Of Him

https://www.uncleguidosfacts.com/2017/08/freud-as-pop-culturewhy-despite.html

2.Psychoanalysis: Science or Pseudoscience? Examining the status of Freudian theory

https://www.skeptic.org.uk/2021/07/psychoanalysis-science-or-pseudoscience-examining-the-status-of-freudian-theory/

3.Is Psychoanalysis Still Relevant to Psychiatry?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459228/

4.Psychoanalysis shapes consumer culture

https://www.apa.org/monitor/2009/12/consumer

作者/劉亞光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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