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三次上升周期 第十六章 鄭成功收復台灣
作者 范子盛
上文我已經說過，永樂、宣德之後明朝的官辦海洋事業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私人海商。而明代後期的私人海商中最為顯赫的是福建的鄭芝龍家族，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則被譽為鄭家的「千里駒」。
鄭芝龍的父親鄭士表是一位明朝的小官吏。鄭芝龍從小喜愛武術和航海，富有進取心，十七歲時隨舅父黃程到澳門讀書和經商，懂得葡萄牙語，做過翻譯和貿易中介。明天啟年間，鄭芝龍來到日本發展，成為了在日本貿易的最大華商之一，並娶日本女子田川氏為妻，於明天啟四年農曆七月十四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在日本長崎縣平戶千里濱生下了鄭成功。日本是鄭氏海洋貿易的主要對象，每年組織大宗的生絲、絲織品、砂糖、鹿皮輸往日本，換回白銀、銅、鉛等。
鄭芝龍將世居福建南安的鄭家發展成為了一個經營海上貿易的大家族。實現了鄭家身份由官而商的一個轉換。鄭氏的商船遍布東南亞各國、印度、非洲以及日本、琉球、朝鮮，更遠到西歐。
鄭氏的第二貿易對象是荷蘭，主要是從事生絲、砂糖、瓷器與胡椒、琥珀、錫、鉛的貿易。後來鄭成功實施收復台灣導致鄭荷貿易基本中斷，則轉而同英國展開貿易。鄭氏還大量同東南亞的呂宋、暹羅、柬埔寨、交趾等國進行貿易。總之，鄭氏海商是當時世界上的海上貿易巨頭，其貿易足跡覆蓋東洋和西洋，涵蓋內貿和外貿，足以傲視天下。
同時，鄭氏家族還積極組織內地民眾赴台灣拓殖、開發和貿易。鄭芝龍僑居日本期間，依靠經驗貿易，力量逐漸壯大。天啟四年（1624），鄭芝龍和海商福建漳州人顏思齊率領旅日華僑乘坐13艘帆船從九州出發，在台灣登陸，並且在台灣定居了下來，開始了對台灣的早期的經營和開發。鄭芝龍一眾人等在台灣建立山寨、開墾土地，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的很多無業游民紛紛穿越海峽來到台灣投靠鄭芝龍。中國人在台灣的力量也就日益變得強大。鄭金龍以台灣為根據地，設立佐謀、督造、主餉、監守、先鋒等官職，對部眾進行管理，同時廣泛地同東西洋進行貿易，發展態勢良好，可謂風生水起。
明朝末年，明朝政府風雨飄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是李自成的起義，另一方面是東北建州衛集團的反叛，使得明朝政府疲於應付。在這種情況下，明朝政府必須必須倚重依靠海洋集團——私人海商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因此，崇禎元年（1628），明政府授鄭芝龍以「海防游擊」的官職，後官至都督同知。這樣鄭芝龍的身份又產生了一次新的轉換——那就是由商而官。在明政府任職之後，1630年，福建發生大旱災，「谷價騰湧，斗米百錢，飢殍載道，死亡橫野」，出現了大批難民。鄭芝龍見此情形，向福建巡撫熊文燦建議，招募難民到台灣墾荒，每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這次成功組織了數萬民眾來台灣墾荒。而且這是中國政府組織的一次對台灣的大規模移民活動，此舉打造了中國人在台灣的人口基礎，為台灣回歸中國版圖創造了最先決的條件。當時鄭芝龍勢力強大，擁有一千餘艘船艦，數度與荷蘭人海戰都取得了勝利，成功保衛了中國東南沿海的安全。
鄭芝龍與荷蘭人打的最著名的一場海戰是料羅灣海戰。料羅灣海戰發生在明朝崇禎六年農曆六月初一（公曆1633年7月6日）起至九月二十（公曆10月22日）。當時荷蘭方面不斷派艦船騷擾中國沿海，搶劫物質，劫掠中國商船。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嚴令抗擊荷蘭侵略。福建巡撫鄒維璉接到聖旨，「誓以一身拼死當夷」。此戰明朝方面由鄒維璉擔任總指揮，坐鎮漳州，檄調諸將，大集舟師。以鄭芝龍為先鋒，高應岳為左翼，張永產為右翼，王尚忠為游兵，吳震元、陳夢珠記功散賞。明朝方面先後投入戰艦150餘艘，士兵數萬人。荷蘭東印度公司投入了十餘艘裝備了先進加農炮的戰列艦外加50餘艘較小的船艦。雙方經歷了一系列小規模的遭遇戰，最終在料羅灣決戰。明軍艦隊在料羅灣東南角展開，以鄭芝龍部隊為先鋒，順東風急進，兩路包抄，中間突破，集中優勢兵力打擊荷蘭艦隊。明軍採用了火炮加火船的組合戰術。明軍150艘戰船中，50艘大船裝備了英國炮，其餘100條小船為火船，隨著一聲令下，在大船火炮掩護下，百條火船蜂擁而上搭鉤點火。荷方一艦遭燒毀，一艦遭擊沉，一艦遭擄獲（船上約100人遭俘虜），數艦在受重傷後逃走。其餘荷方的小戰船五十艘，全部被擊沉。據福建巡撫鄒維璉奏報的戰績：「計生擒夷眾一百一十八名，馘斬夷級二十顆，焚夷夾版巨艦五隻，奪夷夾版巨艦一隻，擊破夷賊小舟五十餘只，奪盔甲、刀劍、羅經、海圖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後銃死夷屍被夷拖去，未能割級者，累累難數，亦不敢敘。」由於抗擊荷蘭人的侵略有功，崇禎九年（1636年）鄭芝龍被任命為福州都督。此戰明朝戰勝了荷蘭人對中國主權的挑戰，保境安民，維護了東南沿海的安寧，維護了海上貿易的繁榮和發展。明朝艦隊繼續維持了從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海上貿易受明朝管制、用明朝旗號，史載：「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並築城於安平（今福建省晉江市安海鎮）」 。料羅灣海戰是中國同西方殖民者發生的首次大規模戰爭，表明了明朝在風雨飄搖之際仍然保持了強大海軍戰鬥力。
1644年，清兵入關，很快席捲中原。1646年，清兵戰至福建，鄭芝龍選擇了投降清朝，最終被清朝處決。其子鄭成功選擇了率眾出海，繼續抗清，最終成就了收復台灣的偉業。
1630年，鄭成功隨叔鄭芝燕從日本回國，住在晉江安平鄭府。鄭芝龍非常重視對鄭成功進行儒學教育，他延聘名師授業輔導鄭成功。1638年鄭成功成為南安縣學的廩生。所謂廩生就是成績一等的秀才，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獎學金。1644年鄭成功考入南京國子監太學，師從名儒錢謙益。其時明朝已經進入多事之秋，當年3月中旬，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自殺。9月中旬，清朝定都北京。清朝發揮騎兵優勢，進展神速，在擊敗了李自成的部隊後，次年6月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政權覆滅，鄭成功返回福建。同月，唐王朱聿鍵在福州被鄭芝龍、黃道周等人擁立為帝，建號隆武。隆武帝對鄭成功的忠勇十分嘉許，賜他與國同姓，從此鄭成功人稱「國姓爺」，承擔起了反清復明的政治責任，打出了多次漂亮的戰役。
例如，鄭成功利用清軍不善水戰的弱點，誘其出海作戰，殲清軍水師一部於廈門圍頭海域。後來，鄭成功又乘清軍主力與大西軍李定國部在西南地區作戰之機，率水陸軍10萬、戰船290艘北征。沿途收復樂清、溫州，與南明兵部侍郎張煌言會師於舟山一帶休整。公元1659年，清順治十六年五月，鄭成功率水陸大軍經崇明入長江，擊破了清軍的橫江鎖鏈和置兵設炮的江上木柵，占領瓜洲和鎮江，包圍南京。
鄭成功以為勝券在握，屯師南京城下20餘日，希圖等待城中守軍獻城投降，結果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反遭增援清軍包抄反擊，損兵折將，只好敗退廈門。
面對清朝騎兵壓倒性的優勢，鄭成功感到難以同其硬撼，於是便決定收復台灣，以為根本之地。
鄭成功收復台灣是一場極難打的戰爭，因為他面臨的是東西兩線作戰的格局。而且鄭成功所要對付的兩個敵人，從總體實力而言均百千倍不止地強於他。比方說，清兵入關之後進展神速已經擁有了全中國的資源，而鄭成功真正鞏固的根據地只是廈門、金門幾個小島而已。至於荷蘭，在17世紀中葉，其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它在貿易上的投資比英國多15倍，商船噸數占世界總噸數的50％，艦隊實力超過了英法兩國艦隊的總和。荷蘭的船隊航行於五大洲的海洋，被稱為「全世界的海上馬車夫」。《明史》記載荷蘭「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余，樹五桅，後為三層樓。旁設小囪置銅炮。桅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炮，即其制也。」可見當時荷蘭的實力不弱。更為兇險的是，清兵和荷蘭人還在秘密接觸，準備聯合行動，徹底絞殺鄭成功。
鄭成功南京戰敗之後，清軍立即調集江、浙、粵、閩沿海數省海軍和幾萬陸上兵馬，由安南將軍達素率領，對廈門和金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進攻。1660年6月17日(順治十七年五月初十日)，雙方在金、廈海域展開激戰。鄭軍取得勝利，「北兵大敗，橫屍滿海」。
此次勝利至關重要，它為鄭成功贏得了一段寶貴的戰役間隙。鄭成功必須要利用好浴血苦戰得來的時間，搶在清兵發動第二輪攻勢之前，對荷蘭作戰，收復台灣。
於是，他立即下令「催各鎮修葺船隻」，抓緊備戰。1661年4月30日拂曉，鄭成功乘著即將結束的東北季風，親自率領戰船幾百艘，人員一萬多的「第一程」先遣軍，出其不意迅疾通過了迂迴窄淺的鹿耳門水道，在禾寮港登陸。登陸後的鄭軍迅速完成了對普羅文查城的包圍。普羅文查城位於台南地區，是荷蘭人經營的防禦核心重鎮。經過4天的圍困，普羅文查城中水源斷絕，糧食和彈藥也難以為繼。荷軍代司令貓難實叮同意交城投降，5月4日簽訂了投降協議。6日，貓難實叮和230名士兵退出普羅文查。鄭成功收復普羅文查城後，將其改名為為「東都承天府」，以赤崁樓做為明朝在台灣設立的最高行政機構的所在地。
在取得赤嵌地區的控制權之後，鄭成功立即兵發大員——台灣南部的一個海岸沙洲，這裡建有荷軍最主要的據點熱蘭遮。5月5日，鄭軍占領了大員市區，並從東北南三個方向，對熱蘭遮城形成包圍。荷軍負隅頑抗。25日，鄭成功的部隊向熱蘭遮發動了一次猛攻，但未能攻下，傷亡較大。於是，鄭成功調整了戰略，採用圍而不打，廣泛屯田的戰法，留下少部分軍隊繼續圍困熱蘭遮，而將大部分軍隊分派台灣各地，駐紮屯墾，密切聯繫群眾，建立了廣泛的根據地，保障了軍需，站穩了腳跟。經過了近9個月的長期圍困之後，1662年2月1日，熱蘭遮的守城荷軍最終向鄭成功簽約投降。台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鄭成功在台灣設承天府及天興、萬年二縣，有效管理了台灣。
鄭成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而且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1661年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當鄭成功的部隊還在澎湖候風之時，鄭成功就寫信給荷蘭駐台灣的殖民長官揆一。這封信於5月1日被分別送到揆一和普羅文查城代司令貓難實叮的手中。同時，鄭成功還將這封信用布告公開發表。信中說，「台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予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嚴正聲明了台灣是中國人最早發現、最早開發，是中國神聖的固有領土的立場。
荷蘭方面為了儘可能地維護自己在台灣的殖民利益，曾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荷方願意付一筆賠款給鄭成功，但鄭成功必須退出台灣。二是荷蘭人可以讓出台灣本島，但必須繼續居住大員。鄭成功明確地表示，他堅定不移的目的是要荷蘭人放棄全島。
在決定對熱蘭遮實行長期圍困之後，鄭成功於6月27日、28日、30日，先後三次寫信給城中的荷蘭人，進行攻心戰。他明確指出，「熱蘭遮不可能堅守很久，也難等到明年援兵的到來，因為在本年內巴達維亞只能有商船開來。即使巴達維亞派來援兵，至多也只能有10隻戰艦和2000士兵，數量仍然比鄭軍少得多。即使能不斷獲得有限的增援，堅守10年，我們也有耐心奉陪。」
鄭成功綜合運用圍城戰法與政治、外交攻勢，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從開始圍城到1661年11月20日，熱蘭遮城內因負傷和得病而死者達500餘人。其中軍隊379人(上尉2人、中尉4人、少尉3人、軍曹15人、士兵355人)，婦女和奴隸157人。「此外還有與軍隊無關者數人。」連續的圍困和政治攻勢，使一些荷軍士兵士氣消沉，投降意願不斷增長。12月初，荷蘭支援艦隊司令雅各布·考烏假借台灣評議會派遣他前往福建沿海聯合清軍作戰之機擅自帶領兩艘船逃回巴達維亞（即今日印尼的雅加達），此舉導致守軍人心動搖，越來越多荷蘭人開始向鄭成功的部隊投降。
12月16日，一個名叫漢斯·哲根·拉迪斯的荷蘭軍官向明軍投降，並提出了一條建議。他說，「由於長期持續不斷的圍困，守軍已經精疲力竭，城中已經找不到四百名強壯的士兵，並且這個數字也由於疾病而日益減少，強壯的士兵也由於疲勞，不可能堅持很久了」。因此，他提議要用連續進攻，來徹底消解守軍的抵抗意志，使其完全絕望。鄭成功採納了他的建議，於1662年1月25日組織了向熱蘭遮的猛烈炮擊，發射了2500發炮彈，27日，荷蘭在台灣的殖民當局評議會終於寫信給鄭成功，表示願意投降。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荷蘭殖民者自恃船堅炮利，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頭號的海上軍事強國，在向東方的擴張中從未遭受過重大的挫折，因而狂妄自大，根本不把中國人看在眼裡。「據荷蘭人估計，二十五個中國人合在一起還抵不上一個荷蘭兵」。「這已經成為我方戰士不可推翻的結論。」鄭成功的軍隊「一旦和荷蘭人交戰，他們便會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這種情況下，鄭成功要使荷蘭人屈服，必須給荷蘭人以重擊方可取勝。
經過艱苦的戰鬥，鄭成功迫使荷蘭人於1662年2月1日簽署了投降協議書。協議書共有18項條款，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動，從此不記前仇」；「荷方應將熱蘭遮城堡、外堡、大炮、剩餘的軍用物資、商品、現金以及其他屬於公司的財產全部交與國姓殿下」。屬於私人的動產可以帶走，同時還可以帶走荷蘭人在返回巴達維亞途中所必需的物品。2月9日，荷蘭人退出熱蘭遮城，揆一在海灘上將城堡的鑰匙交給了鄭成功的代表。至此，鄭成功驅荷蘭復台灣成功，將中國的主權牢牢的樹立在台灣。
鄭成功復台戰爭的勝利證明了明朝海上力量的強大。即便是明朝在失去了全國性政權的情況下，僅憑其殘存的海軍，仍然能夠戰勝當時一流的海上強國。鄭成功不僅是光復國土的民族英雄，同時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鄭成功來到台灣後，團結各族民眾，更加積極地發展生產，擴大海外貿易，建立了遍布世界的貿易網絡，使得台灣的經濟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
1646年，22歲的鄭成功就兩次講了「通洋裕國」的思想。一次是3月，鄭成功在在延平城(今南平市)向南明隆武帝朱聿鍵上《延平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到了8月，鄭成功對其父鄭芝龍更進一步具體地提出:「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
鄭成功從理論上提出了「通洋裕國」的主張，是以海外貿易為導向的開放型進取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一位傑出代表。而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存在，從漢到明，中華文明才走出了一輪氣貫長虹長達千年的上升期。
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是，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兩人都是中國當時海洋力量的傑出代表，為什麼鄭芝龍選擇了降清，而鄭成功人則選擇抗清到底呢？
其實鄭芝龍和鄭成功的政治主張都是一樣的，都是主張「通洋裕國」,都是想通過大力發展海洋事業讓中國強大起來。
歷史往往經過沉澱才能夠看得更加清楚，今天我們可以透徹地看到，在中華文明的第二次上升周期的明清鼎革之際，當時是三大力量主宰著中華文明的走向。這三大力量，一個是以清庭為代表的騎兵力量集團，它擁有的騎兵戰鬥力最強，是陸戰之王；二個是廣大中原地區的地主階級集團，地主階級集團的優勢是能夠提供大量的糧食，同時還能通過科舉制度為政府提供大量的官員；第三個是廣大沿海地區的海洋力量集團，這個集團的優勢是擁有強大的海上戰鬥力和貿易能力，擁有大量的經營收入。
當時的中國如果想強大就必須把這三張王牌整合為一體。1646 年鄭成功於延平向隆武帝提出十六字的戰略方針，「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這個戰略方針，如果放大來看，其真實的內涵就是要將中國的農業優勢、騎兵優勢、航海優勢都結合起來，才能讓中國強大！
當時中國的騎兵優勢掌握在清朝手中，清朝擁有壓倒性的優勢，鄭芝龍聽從洪承疇的勸導投降清朝，他的戰略目的是同清朝合作把航海優勢和騎兵優勢結合起來，謀求中國的富強之策。鄭成功堅持抗清是擔心清朝出爾反爾，不給海洋力量生存的空間。鄭成功說過「清朝沒有誠意」，又說「我一日未受詔，父一日在朝榮耀」。
清朝確實對於發展中國的海洋力量沒有誠意，因為清朝對於自己擁有的騎兵力量感到非常的驕傲和自豪，清朝覺得依靠自己強大的騎兵再加上科舉制度籠絡人才就足夠統治全中國。
所以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明永曆十五年），清朝實施「平賊五策」，內容包括長達20年的遷界令，自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二十里，斷絕鄭成功的經貿財源；毀沿海船隻，寸板不許下水；同時斬殺鄭成功之父鄭芝龍；挖鄭氏祖墳；移駐投誠官兵，分墾荒地。
康熙四年，清朝官吏李率泰在遺疏中說：「臣先在粵，民尚有資生，近因遷移漸死，十不存八九。」《南明史》記載，「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斗粟一兒，百錢一女。……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清朝的遷界令不但摧毀了中國沿海的經濟，同時還使得中國沿海居民死去十之八九，情況十分慘烈。
1683年，清朝攻取台灣。1684年清朝設置台灣府管理台灣。清朝政府規定赴台灣的人不許攜帶家眷；規定惠州、潮州地區的人大多通海，所以禁止與台灣的往來；嚴禁廣東客家籍人渡台；對其他地區的人民渡台也嚴加限抑。尤其是嚴格規定渡台人員不得攜帶家眷，也就是說不許老百姓在台灣成家立業繁衍生息，這一政策導致台灣婦女奇缺，清朝治理下的台灣因而又被戲稱為「羅漢國」。
清朝在台灣實行的政策和鄭成功「通洋裕國」的主張完全就是背道而辭。
所以說，鄭成功說清朝沒有發展海洋事業的誠意，的的確確是沒有冤枉清朝。
鄭成功具有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懷和責任感。
呂宋，也就是菲律賓，原來是明朝的屬國，後來被西班牙人占據，當地華人華僑備受西班牙殖民者的欺凌和壓迫。1662年4月，鄭成功收復台灣後的第二個月，派出使者義大利人vitatcio Ricioc帶信前往呂宋同西班牙殖民當局交涉，維護華人權益。信中寫道：「大明總統使國姓爺寄馬尼拉總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諭：承天命而立之君，萬邦威宜效順朝貢，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惡荷夷不知天則，竟敢虐我百姓，劫奪商船，形同盜賊，本當早勒水師討伐。然仰體天朝柔遠之仁，故屢寄諭示期彼悔罪退過，而彼等遇頑成性，執迷不悟，邀予震怒，遂於辛丑四月率水師親討，兵抵台灣捕殺不計其數，荷夷奔逃無路脫衣乞降，頃刻之間，城池庫藏盡歸我有，倘彼等早知負罪屈服，豈有如此之禍哉。你小國與荷夷無別，凌迫我商船，開爭亂之基。予今平定台灣，擁精兵數十萬，戰艦千艘，原擬率師親伐。況自台至你國，水路近捷，朝發夕至；惟念你等邇來稍有悔意，遣使前來乞商貿易條款，是則較之荷夷已不可等視，決意姑赦爾等之罪，暫留師台灣，先遣神甫奉致宣諭。倘爾及早醒悟，年俯首來朝納貢，則交由神甫履命，予當示思於爾，赦你舊罰，保你王位威嚴，並命我商民至爾邦貿易；倘或你仍一味狡詐，則我艦立至，凡你城池庫藏與金寶立焚無遺，彼時悔莫及矣。荷夷可為前車之鑑，而此時神甫亦無庸返台，福禍利害惟擇其一，幸望慎思速決，毋遲延而後悔，此諭。永曆十六年三月七日 國姓爺」
當時鄭成功的力量明顯強於西班牙人，而且在呂宋島居住著大量的華人，他們在那裡經營已久，勢力盤根錯節，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鄭成功醞釀收復呂宋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不過1662年6月23日，鄭成功突然去世，年僅38歲。此議也就作罷了。
總的說來，明朝中國的海上力量較之宋朝有了顯著增長。宋朝滅亡之時，宋朝軍民數十萬人在廣東崖山海面被元朝軍隊追殺，全軍覆沒，場面極其悽慘。而明朝滅亡之時，鄭成功在歷史的狹縫中，兩線作戰，以孤軍抗強敵，將台灣收入中國版圖，豐功偉績無愧於時代，有功於千秋，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中華文明的上升留下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不朽的精神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