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史上最窩囊的開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認第二，無人敢認第一。
司馬睿即位的第五年，永昌元年（322年），權臣王敦突然出兵攻打國都建康（今南京），造反了。
作為東晉的開國元勛之一，王敦與堂弟王導兩人在建立東晉王朝時，出力頗多。因此，司馬睿坐穩江山後，天下便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
得知王敦造反，司馬睿指揮若定。他連發三道聖旨，命令王導、周顗、王邃、周筵等統帥諸軍，克日討賊。為了鼓舞士氣，他自己也穿上鎧甲，跨上戰馬，來到軍前，擺出一副不殺此賊誓不休的態度。
然而，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當司馬睿還沉醉於政治表演時，王敦大軍已悄然破城而入。
得知消息後，司馬睿判若兩人，立即扒下自己的鎧甲，派出使者，到兩軍陣前議和。
面對皇帝派出的使者，王敦不依不饒。
這可把司馬睿嚇壞了，他趕忙讓百官去跪迎王敦，並再派使者議和，提出自己可退位讓賢，推王敦為天下共主。
開國之君，做到如此地步，實屬窩囊至極。
也是在這一年，47歲的司馬睿憂憤而死，歷史翻篇。
司馬睿遭此終局，還得從十年前的永嘉七年（313年）說起。
那一年，晉懷帝司馬熾在平陽（今山西臨汾）駕崩。西晉的國都設在洛陽，司馬熾怎會死在平陽呢？
很簡單，他被敵國君主劉聰俘虜了，死於非命。而他被俘的背後，關聯的是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兩大變局。
西晉開國皇帝司馬炎駕崩後，繼承皇位的是史上有名的傻子、晉惠帝司馬衷。司馬衷早在做太子時，就娶了太宰賈充的「醜女兒」賈南風。當時司馬衷年紀小，父親司馬炎派謝玖去侍寢。經過一番性啟蒙，謝玖懷孕了，後生下一子司馬遹。
司馬炎立其為太子時，也曾擔心他治不了國。臨終前，司馬炎將自己的岳父楊駿升為輔政大臣，希望他日後在政務上幫襯司馬衷，匡扶晉室。
楊駿是司馬衷母親的叔父，雖說不是自己的親外公，好歹是他母家的親戚。司馬炎一咽氣，楊駿就和「丑皇后」賈南風槓上了。司馬衷多少有點「娶了媳婦忘了娘」，他怒火中燒，一道聖旨，把楊駿殺了。
賈南風也不是省油的燈。為了更好地掌控皇帝老公，她命同樣包藏禍心的楚王司馬瑋入京宿衛。同時，設法將太子司馬遹殺害，自己獨攬朝政。一頓操作猛如虎，原本太平的晉室江山，瞬間被推入「八王之亂」的泥潭中。
直到永興二年（305年），八王亂了十五年後，晉朝宗室之間的戰火才逐漸停息。此時，司馬昭、司馬炎傳下的子孫已死得七七八八。給八王之亂收尾的，是一個叫司馬越的宗室王爺。
作為司馬氏遠房宗室，司馬睿就在這個時候出場了。
由於司馬越的封地在東海（今江蘇連雲港），與司馬睿的琅琊國接壤。他起兵後，便特意「照顧」司馬睿，讓其帶兵駐守下邳（今江蘇邳州），間接參與了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落幕後，司馬越立司馬衷的異母弟司馬熾為帝，是為晉懷帝。司馬越自任太傅輔佐朝政。但西晉王朝的運作始終沒有回到正軌。
由於晉武帝司馬炎當年對邊塞部族較為寬容，趁著中原內亂，胡人首領劉淵、石勒等迅速崛起，舉兵南下。
永嘉之亂，襲來了。
趁著晉室政權衰微，永嘉五年（311年），漢趙皇帝劉聰，派遣大將劉曜、石勒、呼延晏等人進攻洛陽。東海王司馬越沉醉於「八王之亂」勝利者的喜悅中，根本感覺不到危險的步步緊逼。
不久，漢趙大軍兵臨城下，司馬越被活活嚇死。晉懷帝司馬熾及其麾下大部分王公被殺，西晉王朝毀於一旦。
好在，歷史為晉室埋了一顆棋子。
司馬越在洛陽耀武揚威時，沒忘記曾經從旁協助的侄子輩司馬睿。在他掌權後，司馬睿受命治理建鄴（今南京）。
洛陽蒙難，帝室衰微，作為旁系的司馬睿一如從前，手足無措。不過，司馬睿身邊能人不少。就在他不知如何自處時，王導開始建言獻策。
王導與司馬睿自小相識。他出身北方大族琅琊王氏，恰巧，琅琊就是司馬睿的封地。
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那一輩起，司馬氏就世代與琅琊王氏交好聯姻，長達數十年。所以，與其說王導與司馬睿是上下級關係，倒不如說他們倆是「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
王導建議司馬睿，趁此亂世，韜光養晦，善加經營建鄴，以待他日東山再起。
王導博學多才，素有韜略。他的建議，司馬睿自然言聽計從。
建康（建鄴）地處長江之南，相對偏安。由於王導的傾力相助，司馬睿南移，北方士族紛紛效仿。「衣冠南渡」遠離戰火，建康一時成了北方各大家族的避禍首選。
眾多門閥世家南下，無疑是司馬睿在南方東山再起的最佳時機。但平素名聲不顯的他，完全沒能激起其他世家大族投靠和效勞的欲望。
對此，他相當苦惱。
王導更加頭疼，只能以琅琊王氏子孫的身份，跑去遊說自己的族兄王敦。
王敦是當時的名士，極善清談，又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女婿。憑藉貴戚身份，他在揚州做刺史，對南方的事不僅了解，也頗能說得上話。堂弟王導誓死追隨司馬睿一事，在琅琊王氏內部早就不是什麼秘密。王敦本就有趁勢崛起之心，故與王導一拍即合。
當時，江南的風俗是在每年三月初三祭祀神靈。那一天，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平民百姓，按照習俗都需要到長江邊集體跪拜，祈求風調雨順。
藉助這樣的時機，王導與王敦給司馬睿策劃了一次節日出遊。
當天，在大庭廣眾之下，司馬睿的儀仗從大街經過，背後跟著的是以王導、王敦為首的北方士族代表。如此華麗的出行規格，瞬間吸引了出來過節的各色行人。
在人群中，一些世家大族開始暗自忖度：在晉室子孫持續凋零的狀況下，莫非只有琅琊王司馬睿才是復興司馬氏、還都中原的最佳人選？
於是，懷著將信將疑的態度，北方世家大族紛紛派代表到司馬睿處賠禮道歉。司馬睿也不敢怠慢，恭敬地接待了他們，讓他們心中產生了為琅琊王效忠的想法。
初步籌謀奏效後，王導又向司馬睿進獻下一步計策，要其多加禮遇江南本土名士。
西晉滅東吳已有30多年，但在江左地界上，本地世家大族仍以賀循、顧榮、紀瞻、閔鴻、薛兼等五人馬首是瞻。此五人高風亮節，世所著稱。看到北方士族前後判若兩人的態度，江左「五俊」不為所動。
關鍵時候還得靠王導。利用自己北方頭等世家子弟的身份和名聲，他相繼替司馬睿請來了賀循、顧榮兩人。由此，一向持觀望態度的江左世家，才逐漸甘居司馬睿之下，俯首稱臣。
當司馬睿在江南春風得意之際，北方卻仍是一團亂麻。
繼晉懷帝之後，在晉室忠臣的輔佐下，晉武帝的孫子、秦王司馬鄴在長安登基，是為晉愍帝。然而，因先前晉室內耗嚴重，司馬鄴手中已無一兵一卒可以調用。他只能遙尊兩位尚有些實力的宗王——琅琊王司馬睿和南陽王司馬保為左、右丞相，希冀他們帶兵北上，興復晉室，還於舊都。
對此，司馬睿不是不想。可作為一個稱職的「流民」，他除了身份高貴點之外，並無實權。
駐紮建康以來，他儼然司馬氏在江南的精神領袖，「祭則司馬，政在士族」。
對於還都北方，各大門閥雖然精神上相當支持，但誰都不願當「出頭鳥」，拿自家的資源，去給司馬睿及敗落的司馬家族陪葬。
所以，當匈奴大軍攻破長安，俘獲司馬鄴時，琅琊王司馬睿仍在江南煙雨中徘徊。
太興元年（318年），晉愍帝司馬鄴的死訊傳到了江南。
晉愍帝的離世，意味著北方僑族基本失去了回歸故土的可能。由於晉朝是中原政權的象徵，這些僑族想要抗拒北方勢力的繼續南下，唯有打出晉朝的旗號，才具有說服力。
因此，琅琊王司馬睿莫名其妙地撿到了一個當皇帝的機會。
在江南名士紀瞻的泣血懇求下，司馬睿三辭三讓，終於坐上了皇帝寶座，是為晉元帝。
為了感謝好兄弟王導的付出，在登基大典上，司馬睿故意擺出姿態，硬拉著王導與自己一同接受百官朝賀。
司馬睿的「騷操作」，嚇壞了王導。為避免場面尷尬，他特意跪下勸諫晉元帝稱：「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聽到王導如此吹捧自己，司馬睿心裡樂開了花，立即收起虛偽表情，接受百官朝拜。
但他很快就開心不起來了。
跟歷朝開國皇帝一樣，司馬睿對自己創立的江山，也充滿著發展的希望。
即位後，他就決定「以法治國」。為此，專門頒布了一道詔書，要求各地官員「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如遇官員在當地為非作歹，「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
然而，他的政令還沒到地方，就被截了下來。
司馬睿登基後，國家大權基本握於琅琊王氏手中。除了丞相王導，同一時間，琅琊王氏還有王舒、王含、王虞、王彬、王邃等族人在各地擔任刺史、都督等要職。而功勞僅次於王導的王敦，在司馬睿登基後，出為荊州刺史，總領長江中游各部軍事，成為東晉王朝時下炙手可熱的軍政要員。
造成此種局面，有半數原因要歸結於司馬睿本人，但「王氏強盛，有專天下之志」卻也不是一句空話。
出任荊州期間，王敦沒少提拔安插親信。對於轄區內不服自己管教的官員，他也沒多廢話，直接送他們去跟閻王報到。為了寬慰司馬睿，王敦在荊州坐大的同時，也不忘寫幾封感人至深的信，訴說自己被猜疑的事情，請求皇帝多加諒解。
當然，琅琊王氏家族也無法一家獨大。
在司馬睿稱帝過程中，擁立他的，還有各類「次等士族」。多數時候，為了實現階層晉升，次等士族都會選擇依附皇室。劉隗、刁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史料記載，「（劉）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 ，帝深器遇之」。而出身次等士族渤海刁氏的刁協，則是司馬睿「並抑豪強」的擁躉。
在司馬睿的支持下，劉隗很快獲得與王導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後，刁協又以同樣無限忠於皇室的態度，獲任尚書令。兩人一步步遵照司馬睿的指示，分割著宰相王導手中的權力。
眼見王導的權力被「一分為三」後，司馬睿開始了他的第二項改革：大力任用宗室。
在八王之亂中，宗室對皇室的威脅尤大，司馬睿當然知道。不過，當初晉武帝司馬炎委派宗室鎮守各地，原意就是抵禦外敵，拱衛皇室。而眼下，琅琊王氏的王敦正是皇室的心腹大患。
帝室羸弱，抵禦外敵，當然得宗室、親信等同心戮力。
太興三年（320年），司馬睿派遣譙王司馬承出鎮湘州（今湖南長沙），制約王敦。隨後，又命江東豪族領袖甘卓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今湖北北部）諸軍，鎮襄陽；尚書僕射劉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並六州諸軍事，鎮合肥；劉隗則代表皇帝出鎮淮陰，節制北方軍事。
朝廷這一系列調動，觸動了王敦敏感的神經。
為了安撫宿將，司馬睿親自出面解釋，如此調動完全是出於北伐需要，望卿不要多想。
可接下來司馬睿的第三項改革，卻讓王敦不得不相信朝廷要「卸磨殺驢」了。
當年「衣冠南渡」，不止有北方的世家大族，更有一大批為逃避戰禍、跟風南下的中原普通百姓。
然而，隨著局勢的動盪，這群平民到了南方之後，不僅沒有恢復在中原時的安定生活，甚至還有一大部分為了生存被迫淪為世家大族的奴婢。
考慮到帝國發展的需要，司馬睿特地下詔，所有因遭難而淪為世家大族「僮客」者，悉數復籍，鼓勵他們參軍，保家衛國。
這項政令，不僅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勢力，最為關鍵的是，這群「僮客」參了軍，就是國家的部隊，皇帝直屬的武裝力量。
對於疑心重重的王敦而言，要是皇帝不受控制了，掣肘皇權的琅琊王氏可還有活路？
於是，沒等司馬睿動手，王敦先反了。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反對劉隗、刁協，替王導鳴冤為藉口，驟然發兵建康，史稱「王敦之亂」。
王敦之所以把主要矛盾全部對準劉隗、刁協二人，一來是為了替自己謀朝篡位打掩護，二來是希望激起世家大族的共同憤怒。
與王導相比，劉隗、刁協二人在朝堂上多喜「刻碎之政」。利用司馬睿那套「以法治國」的理論，只要官員違法，落到劉隗、刁協手上，輕則免官，重則喪命——不管你是一流的門閥世家，還是普通的官宦之家。
除此之外，刁協據稱人品極差。大權在握時，他沒少藉機羞辱豪強士族。甚至有一次，王敦的舅舅羊鑒認為自己「才非將帥」，推辭帶兵討伐叛逆，卻被刁協彈劾「疑慮畏敵」，遭到下獄論死。
王敦一起兵，劉隗、刁協兩人就預感危險，力勸司馬睿誅殺琅琊王氏全族。
然而，司馬睿卻告訴他們，琅琊王氏有大功於國，一切要以和氣為上，不要擴大事端。
面對司馬睿討好的姿態，王敦可不買帳。
還沒到建康，他就發布了劉隗、刁協兩人十多條大罪，號召全天下共討之。
眼見王敦「撕破臉」，司馬睿大怒，下詔定王敦為「大逆」，並稱「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同時，在城中檢閱劉隗、戴淵等人回防建康所帶的宿衛部隊。
這邊朝廷準備「討逆」，那邊世家大族卻不為所動。甚至諸如溫嶠等世家代表認為，大將軍（王敦）起兵，情有可原，不算過分。
為了戲謔司馬睿，王敦自己給自己加大籌碼，特地放話：誰要殺得了王敦，琅琊王氏必保舉他在朝中「封武昌郡公，邑萬戶」。
直到王敦攻破建康城，他的人身安全仍相當有保證。
形勢危急，司馬睿顧不上剛剛發布的感人誓言，急令劉隗、戴淵等整軍應戰，自己則躲回宮中「靜候佳音」。
劉隗等人哪裡是王敦的對手，不多時，司馬睿的「六軍」悉數盡敗。劉隗趁亂北逃，投奔石勒。而刁協、戴淵等人則以反抗大將軍的罪名，被處死。
不過，作為勝利者的王敦，卻始終沒有進宮朝見司馬睿。
這使得司馬睿更慌，為了平息王敦的怒火，他不僅下詔為其平反，還多番派出使者邀其入朝，共商國是。
但王敦面對觸手可及的皇權，卻做出了謎一般的決定。他不去直接觸碰它，而是率軍回了大本營，坐鎮武昌，遙控朝政。
王敦之亂時，王導並沒有第一時間站到朝廷這邊。雖然他不曾為王敦之事多加籌謀，但在他眼裡，琅琊王氏的家族利益始終大於一切。所以，當王敦「逼宮」時，他表面上帶領族中兄弟子侄等待議罪領罰，實則選擇了袖手旁觀。
全程都是王氏兩兄弟的表演，而弱雞的開國皇帝司馬睿，倒像是一個觀眾：看著刀光劍影，看著兩面三刀，自己瑟瑟發抖。
王敦走後，司馬睿很快抑鬱病倒，越病越重。他等同於被軟禁在皇宮中，像是一個「囚徒」。
在病中，他想起了昔日的太尉荀組。此人出身北方大族潁川荀氏，是東漢時司空荀爽的玄孫，西晉司徒荀勖之子。
荀組為人「夷雅有才識」，對司馬睿頗為忠心，且曾受琅琊王氏諸名士的稱讚。司馬睿以為，由其出來主持朝政，既可以緩和君臣矛盾，又可替自己一步步奪回皇權。
誰知，荀組受命不久，還沒到任就去世了。
餘暉墜落，司馬睿放棄了所有的幻想。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初十（323年1月3日），他在憂懼中病逝。
臨終前，他仍不忘將王導身上「監管江南諸軍事」的重任卸下，榮尊「司徒」，求其一定要盡心輔佐太子司馬紹。
站在大義的角度，王導沒有駁斥司馬睿的請求。
司馬睿去世後不久，在王導的協助下，世家大族紛紛站出來拱衛皇室，王敦之亂徹底被平定。
雙向押寶的王導，仍舊憑藉智謀帶領琅琊王氏繼續走向巔峰。
士族終究還是壓過了皇權，在東晉王朝的國祚延綿中不斷發酵、壯大。繼「王與馬，共天下」之後，晉明帝司馬紹的內舅、太尉庾亮崛起，開啟了「庾與馬，共天下」的新時代。這之後，是「桓與馬，共天下」。然後，又是「謝與馬，共天下」。
這是屬於世家大族的朝代，是史學家田餘慶所說的「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的朝代。而司馬睿從一開始就只是作為象徵物存在，哪怕他是名義上的開國皇帝，也拗不過時代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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