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當偉大友誼變為文藝生產力

北京日報客戶端 發佈 2022-07-01T22:29:44.858411+00:00

當此「文學大師」遍地行走而又彼此睥睨的時代,談論這位真正的、不朽的大師,意味著什麼呢?歌德有兩個摯友,一個是同行席勒,一個是「迷弟」愛克曼。

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俞耕耘

不同的時代談論歌德,會因不同的問題意識而常談常新。當此「文學大師」遍地行走而又彼此睥睨的時代,談論這位真正的、不朽的大師,意味著什麼呢?

歌德(1749-1832)

歌德有兩個摯友,一個是同行席勒,一個是「迷弟」愛克曼。他們的友誼,有見證,有結晶。前者匯集成《歌德席勒文學書簡》,後者整理成《歌德談話錄》。歌德和席勒,即使有爭辯,也不會真翻臉,傷感情。這段佳話若放在魏晉,也能補寫一篇《世說新語·海外》。大文藝家的成功,多在於人格魅力。我想其指標是——作為異性戀者,有無同性追隨者。異性追隨者不算,因為你不能排除激素的作用。

歌德有仰慕者愛克曼,就像皇帝有了隨行史官,搞出起居言行實錄。偶像的日常生活,言談思想,事無巨細。一個底層「民間仰慕者」,和圈內權威做密友,這種概率類似巴菲特不僅和你共進午餐,還答應陪你吃好多年。愛克曼的追逐,是每個小鎮文藝青年的學習樣本。為了和文豪有交集,死心塌地地刻苦,沒有話題,就創造話題。

席勒對歌德也曾有怪異想法。他覺得歌德是「一個既驕傲而又古板的女人,得跟她弄出個孩子來,讓她在世人面前丟人現眼才解氣。」這看似是出於對手的敵意,其實也算是變相的愛意。畢竟,席勒想嘗試接觸歌德,看看能碰撞出什麼,哪怕結果只是醜聞。這與恩格斯的直覺不謀而合:歌德身上總是同時融合偉大(驕傲)和庸俗(古板),是一個充滿市民氣息的思想家。

不要迷信「知解力」

愛克曼經常迷惑、好問,歌德常緘默不語。「他和平常一樣嚴守秘密,只是吃驚地看著我」「你把我的手稿帶回家去,好好地把它研究一番」。《歌德談話錄》所述,多是思維、認識與觀察的方法,而非知識技藝的傳授。它試圖呈現一種「思考的生活」。這與孔子一樣,重視啟發、「化育」作用。文藝滋養,並不是靠喝幾杯手沖,參加幾次讀書沙龍,就能裝成的。

《歌德談話錄》

歌德重視生活經驗,總想創造「第二自然」,所以才說理論是灰色的。不要迷信「知解力」,也是對如今人文學科研究的勸告。《浮士德》的不同凡響,在於混沌未明的狀態,並非靠理性洞明,觀念闡釋。「一切想用知解力去理解它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人們也得想一想,第一部是從個人的某種昏暗狀態中產生的。不過正是這種昏暗狀態對人們具有誘惑力,人們還是想竭盡全力去了解它,正如對待一切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樣。」文學魅力存於曖昧不明的時刻。而大多研究把本來那點兒有意思,都變成了沒意思。

這源於我們常把文學理解等同於意義闡釋,忽略了經驗的想像。文學研究,不是靠文本的腳,穿上理論的鞋,那種論文,看上去仍是「假肢」。歌德是一個反觀念論者,始終在協調經驗與想像的關係。想像力有邊界尺度,有客觀之維,它基於強大現實感之上。「我指的不是模糊不清的,脫離客觀存在的那種想像力,而是不離開地球的現實土壤、根據真實的和已知的事物的尺度,邁向預感到的和猜想到的事物的想像力。」而經驗,正如他的萊比錫學友伯里施所言,是通過經歷,體驗到不欲經驗的必須經驗的東西。

經驗常是遭遇的必然,想像多是主動的自由。從前者到後者,是認識規律在文藝活動中的自然呈現。歌德對彌爾頓的評論,說明原本的限制性因素,反而會激發創造性想像,換得精神自由。「彌爾頓是很偉大的。他自己的失明有利於他把參孫的情況描繪得很真實。」《力士參孫》的悲劇比任何近代詩人作品都更顯出古希臘精神,這種看法建立在肅穆崇高的古典審美趣味上。

反對從觀念出發

但歌德並沒有忽略生活中「反諷的悲劇性」。拿破崙被放逐囚禁,只是歷史敘述,觀念意義的悲劇。歌德卻強調作為藝術經驗的悲劇。「制服控」的拿破崙,想換一身全新的深綠制服,但島上的布,顏色不純,實際是淡黃色。從效果看,它和那件常年日曬的舊制服,並無二致。「拿破崙除了讓人把他的舊制服翻新之外別無他法,結果他穿的還是他的那套舊制服。」「這是不是一種非常悲慘的結局?這位君主最後竟落得不得不穿一套翻新的制服的下場,這難道不讓人感動嗎?」

歌德用悲慘和感動,形容這個瑣碎的反諷時刻。我想他完全可將其改編為一部歷史劇——《島上拿破崙的舊制服》,可惜沒有寫。這個講給愛克曼的故事,旨在說明:無論歷史還是藝術,都要反對從觀念出發。「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為實行某種觀念而犧牲一切,這是多麼危險啊。」幾百萬人具體的生命幸福,始終高於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傳播。

《歌德談話錄》所涉的諸多主題,也是《歌德席勒文學書簡》的焦點。譬如,創作從現實還是觀念出發,決定了從特殊性里發現普遍,還是於普遍性里找到特殊。在評價《親和力》時,歌德就給出論斷:「在這部作品裡沒有一行不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可是沒有一行是像我所經歷過的那樣。這同樣適用於發生在塞森海姆的故事。」這個解釋完全可以視為「典型論」的來源:它從個體經驗上升、提煉集體經驗,人物形象亦是如此。

《歌德席勒文學書簡》

抽象與具象,主觀與客觀,推及審美風格,又形成素樸和感傷的區別。我們常把兩者對應、簡化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席勒初識歌德的致信,也是批評的自剖。「我有好多抽象觀念缺乏對象,缺乏實體,是您引導我獲得可尋覓它們的線索。您那觀察的目光,它那樣平靜、純潔地落在客觀事物上……而不論抽象推論,還是隨意的、只聽從主觀意志的想像力,卻都很容易誤入歧途。」「您將自然視為一個整體,以闡釋其中的個體;在大自然表現形式的總體中您尋找著解釋個體的因由……您猶如仿照自然的創造再創造著它。」

彼此激勵的「生態系統」

歌德的友誼觀,取決於他對「認識自己」這句箴言的理解。他沒有簡單將其視為反思自省,抽象內觀。相反,唯有通過他人的鏡像,才能切近自己。席勒和愛克曼代表兩種類型,前者是競爭與激勵,後者是追隨與認同。「孤零零一個人是不好的,單幹特別不好;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需要得到別人的同情和激勵。我要感謝席勒,是他激勵我創作了我的擬古詩《阿喀琉斯》和我的許多敘事謠曲。我要是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也有你的一份功勞。」

而我更看重歌德、席勒營造的文藝批評「生態系統」。那種思想纏繞,對撞迴旋,探討琢磨的相互倚重,是如今文壇思想界早已絕跡的現象。文人相惜如何變成相妒相輕,相互激勵怎麼就成了爭相奪利?說到底,還是實際利益(職稱、獎項和待遇),影響了原本該有的眼光、識見與胸懷。書信中,歌德席勒交換意見,共同修改,相互影響,兩廂成全。這讓人聯想,如今人文社科領域,大量合作論文湧現,是否也因為偉大的友誼?學者們難道都開始觀點融合,思想合作,走向新的「學術共同體」?

這種疑問,應當捫心自問,答案不言而喻。我們追慕歌德的友誼,因為那是「精神奢侈品」,其純粹、高貴和專注,令人感懷。它從文藝和思想中,追尋愛與自由;而不是從學術和論文中,尋找項目職稱。席勒像沉潛歌德心中的青春鏡像,喚起他原以為逝去的突進精神。原本一個年輕人的威脅,最終將變成思想電弧,就像卵子在受精剎那,會產生一道閃光。他對席勒寫道,「您使我青春復得,讓我再次揮動幾乎已擱置的筆,又成為一個詩人了。」

友誼不應只追求虛假的同一性,那不過是自戀的另一表現,也不能指望朋友成為「另一自我」。歌德認為,好感和喜愛於友誼無補。二人無論性格還是理念,都迥然不同,但這不影響他們親密無間,牢固長久。這源於他們有相通的高峰體驗,在追求上相互支持,在道路上縱有分歧又如何?「真正的、富有成效的友誼在於,我們在生活里並肩攜手,他贊同我的目標,我支持他的追求,我們就這樣堅定不移地共同向前。」這種說法相當迷人,甚至對於伴侶的至高想像,也不過如此。不應眼紅歌德如此幸運,畢竟,我們也沒有歌德那樣的才性。(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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