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人只要笑,就沒有輸

是個人物 發佈 2022-07-02T11:03:29.472168+00:00

人只要笑,就沒有輸。黃永玉的存在,證明了一個不會磨滅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於苦。老家院子裡有一個打拳的道場,他5歲在這裡拜師學功夫,從小逃學,打過老師,打過惡霸,打過警察,上課熟讀《江湖奇俠傳》。


人只要笑,就沒有輸。黃永玉的存在,證明了一個不會磨滅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於苦。



文|李斐然

編輯|槐楊

攝影|尹夕遠(除特殊標記外)



我就揍他


黃永玉是中國最後一個俠客,這句話差一點就成真了。老家院子裡有一個打拳的道場,他5歲在這裡拜師學功夫,從小逃學,打過老師,打過惡霸,打過警察,上課熟讀《江湖奇俠傳》。12歲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決定——湘西漢子黃永玉,這輩子要當俠客,浪跡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當俠客那天下午拐了彎。媽媽突然宣布,家裡孩子太多,他得離開這個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這是一個母親無奈的決定,也是一個時代的宿命。家族敗落,父母失業,跟隨父親離家,幾個月後,抗日戰爭爆發,後來投奔叔叔,中學打架退了學,他和家人失去聯繫,開始流浪。


現在的他是一個畫家、作家、詩人、雕塑家、偶爾的菜譜創作者和長期的拳擊愛好者。他平生最討厭的一個詞叫做「歷史必然性」,被他稱為「屁咧的歷史必然性」。最好的證據就是他自己,以下兩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歷都屬於黃永玉:


黃永玉,湖南鳳凰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畫院院士,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三次獲得義大利政府官方授勳,其中包括最高等級的大十字騎士勳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詩瑪》、水墨畫作品《墨荷》《天問》、毛主席紀念堂巨幅壁畫《祖國大地》,還有很多無從歸類的作品,共和國第一張生肖郵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設計、電影《苦戀》的人物原型。


黃永玉,湘西流浪漢,愛好打架、逃學、偷吃爸爸做的鵪鶉腦殼,初中留級5次,因打人退學,燒過瓷器,做過棺材,在小學、中學、大學當過老師,抗戰期間在戰地服務團畫過海報,在香港寫過電影劇本,打獵、做菸斗,60多歲在動物園門口制服了三個搶劫的小伙子。80歲時說自己還是想組織一個俠客隊伍,劫富濟貧,伸張正義,「比打官司解決問題好」。


出生於1924年的黃永玉是另一部中國百年史,教科書里不寫的那種。他是中國最擅長打架的畫家,中央美術學院唯一一個最高學歷小學畢業的教授,中文公開作品中出現「他媽的」「混蛋」「雜種」「小兔崽子」詞頻最高的藝術家。他說自己沒有學歷,所以不相信書本上的歷史分期,他只認兩個歷史時期,一個是新時代,一個是舊時代。讓人平安快樂的日子叫做新時代,讓人挨餓害怕的時候叫做舊時代,「毋論唐漢,毋論紀年」。


黃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國道理,相信因果,重視情義,講究禮尚往來、知恩圖報,他靠具體的生活經驗活著,任何後天學的理念、主義都沒有大於這種質樸的人生法則。他這輩子只在吃牛肉的時候喊過萬歲,見最高領袖說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裡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俠客,按照江湖規矩過日子,待朋友赤誠,見長輩謙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學問的,搭救落難的,只有一種人他不來往,「害我是不行的」,這是闖江湖的底線問題,「我就揍他」。


再有兩個月,黃永玉就要99歲了,該有老人模樣了,可他沒有。他的畫室門口掛了一個拳擊沙袋,寫作的桌上依次擺著一支鋼筆,一疊草稿紙,還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畫畫,中午寫作,下午見朋友,晚飯後窩進沙發里,抱著一隻小貓,看電視上的拳擊比賽。



《人物》在過去一年採訪了這位老人,記錄了一個人即將到來的99歲。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黃永玉始終是黃永玉,他有一種強大的內在力量,大於時代,大於命運,大於痛苦,大到足以讓他扭轉結局,把悲劇寫成喜劇,把苦變成笑話。黃永玉做夢遇到鬼,從來都是他追著鬼跑,嚇得鬼到處躲。他的夢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撓他痒痒,看看鬼會不會笑。這樣的黃永玉沒有同類,他是一個會畫畫的齊天大聖,一個偶爾參加組織生活的孫悟空。


認識之初,黃永玉給了我一張他自己印的名片。他聽人說名片是身份的象徵,頭銜越大權力越大,他不服氣。他的名片上沒有電話,沒有單位,沒有官職,只有一個他自創的頭銜:


黃永玉

享受國家收費廁所免費待遇

(港、澳、台 暫不通用)


其實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頭銜,但他願意出名,樂意掙錢,唯獨不想當領導。他不會喝酒,討厭開會,痛恨人打牌和麻將,開大會上台發言,他把「四個現代化」講成了「三個現代化」。退休之後,晚輩想給他申請一項國家級榮譽身份,他當場回絕,並狠狠訓了他。有人想給他搞一個「黃永玉畫派」,他把人從國外千里迢迢叫回來,罵他沒出息,「狼才需要結黨」,而黃永玉認為自己是獅子,獅子干自己的事,一個人也能稱王。


和這樣的黃永玉聊天是一場絕對自由的愉快旅行。我們聽不同版本的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打賭一場拳擊比賽里誰會贏,聽著Beatles討論《世說新語》,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時間他在準備一幅新畫,一隻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隻折翼的蝴蝶,畫名《價值的判斷》。黃永玉動筆前除了要準備顏料和畫紙,還要解答問題:蜘蛛那么小,卻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戰勝遠大於自己的對手,它到底是怎麼贏的?


畫家的答案是時間,「蜘蛛不是靠進攻戰勝對手的,打是打不過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張密密的網,等待獵物落網,用網束縛它,用毒針刺它,等對手耗盡力氣了再去降服。」這個結論讓我們都笑了:原來蜘蛛還懂《孫子兵法》呢,知道強敵是不可戰勝的,勝的唯一方法是躲起來活著,等敵人自行滅亡。


有時候,我們也討論恐懼。我告訴他,我最大的恐懼是苦會再來。他讓我記住兩句話:第一句是,歷史不會重現,因為改變往往會以我們想像不到的樣子發生;第二句是,一切都會過去,「你要記住,任何苦都會滅亡,只是這件事有個時間問題。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著,好好吃飯,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這個過程你可能會遇到難處,遇到很多荒謬和可笑……你就把它當作一種觀察,人還能這樣呢?還能有這樣的事呢?你要把它們當成笑話記住,等到將來寫出來,講給人們聽,日子過去是這樣的呢,多有意思!」


黃永玉不思考「為什麼」,人為何作惡,恨從何而來,江湖人不琢磨這些,人心險惡,是非多變,這本就是江湖底色。黃永玉信奉的是一種打架的哲學:不必分析拳頭為何揮過來,重點在於應對,見招拆招,把命活下來。在每個難關都想辦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話,這就是他的活法,一種笑的方法論。


小時候放學回家,他圍觀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膠著,弟弟挨了不少拳腳。事實上,打架從來都是這樣,挨一拳,回一腳,一邊受傷,一邊求勝。最後弟弟打到滿臉傷,終於贏了,把對手死死壓在地上,可他不知道為什麼,贏了還在掄拳,一邊打一邊哭。講到這裡,黃永玉出場,故事終於變成了笑話——哥哥拉開難過的弟弟,小聲傳授給他勝者的規矩:「打贏的人不哭。」


這是黃永玉的笑話,或許,也是他的信念。黃永玉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笑到最後」的人,他的人生或許是一種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麼,只要活下去,眼前經歷的一切困頓、絕望、無可扭轉的敗局,都會在活到99歲的時候變成笑話。人只要笑,就沒有輸。黃永玉的存在證明了一項不會磨滅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於苦。




來的是誰


見黃永玉只要帶著耳朵就行了,他準備了很多熱鬧等著你。第一次見面那天,他剛剛交上自己連載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最新一章,從書房扶著助步器走出來。黃永玉忙得很。客廳柜子上壓著一幅顏料還沒幹的新畫,桌上的草稿紙有一首還在圈圈改改的新詩,沙發邊的書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間夾著紙巾做的書籤,讀了一半。他談的每句話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繚亂的歷史課。看到牆上那幅小像嗎?那是周令釗畫的二十三歲的黃永玉,現在這幅畫叫《小鮮肉》。今晚吃的這種蔥是王世襄的做法,還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從文時年整八十歲。


黃永玉人生三大愛好依次是讀書,打架,侃大山。過去腿腳還能跑的時候,他閒下來最愛騎個小摩托逛潘家園市場,往熱鬧人堆里扎。他喜歡買東西,可他不會講價,整天興高采烈地往家裡搬一堆上當受騙的證據:虛高價的花瓶,缺一隻眼睛的畫眉鳥,名不副實的老字畫。來子是他的年輕朋友,到家裡看望他,進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裡喝茶、看畫、侃大山,每人手裡一根他的雪茄。熱熱鬧鬧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園買鳥認識的路人。


「你認識他們?」

「不認識。」

「那他們來幹嘛?」

「好玩!」


後來摔倒受傷,聊天升級為一個老人最大的娛樂。高興起來有時候說粵語,有時候說鳳凰話,他還會說很流利的閩南語和從星期一數到星期天的英語,這都是流浪時學會的語言技能。其他的語種他只會一兩個單詞,比如日語會說雞蛋(tamago),因為講笑話的時候用得上,「他媽的」。


歷史在他的講述里變成一個個具體的笑話。齊白石招待客人的點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餅,李可染練字把墊在下面的毯子都練出一個坑,毛主席紀念堂一進門的壁畫是他畫的《祖國大地》,草稿是在廢稿紙上畫的。當時出了幾個方案都不通過,最後找到黃永玉,黃永玉就隨手撿了別人的稿紙,在背面畫了大河山川,寓意「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他喜歡講述家鄉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還有表叔沈從文。小時候在老家只見過一面,流浪的時候沒有聯繫,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詩集裡看到插畫,找到了他。表叔總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鏡片後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國成立後,表叔寫信勸他北上,他帶著妻子和七個月大的兒子從香港搬來北京,到中央美術學院當老師。一見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對南方長大的年輕父母也對北方毫無概念,沒給孩子穿襪子。他們後來笑話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點。



還有一類喜歡講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經歷。黃永玉一家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住了好長時間,這裡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工宿舍,那時候,住了一院子畫家,包括齊白石的兩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禪,還有畫了《開國大典》的油畫家董希文。大雅寶的孩子們管他叫黃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寫生、素描、調顏色,只有黃叔叔陪孩子們玩,鬥蛐蛐,舞獅子,舉著小旗子帶全院二三十個孩子去動物園。


黃大剛是黃苗子的小兒子,小時候跟著父親去黃永玉家做客,大人們總是聚會,一起看黃永玉畫畫,一起討論他當時聽不懂的藝術問題,拉奧孔為什麼用極致的美表達悲劇,羅丹的《地獄之門》跟現實相比還是膚淺了。不過他記住的是黃永玉和孩子們的聚會,胡同里的男孩子們都圍著黃永玉,挨個跟他學招式。黃大剛也被拉著學了兩招,理由是馬上開學了,會打架才能好好上學。黃永玉到學校開家長會,兒子上學打了架,他見面第一句話是:「打贏了沒?」


那時候聚會的還有汪曾祺,他總是一個人來家裡吃飯。家裡留著繩子繫著的豆腐乾,是給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們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來了才能吃。黃永玉給汪曾祺打電話,叫他到家裡吃飯,接電話的人告訴他,汪曾祺現在正被打成右派,黃永玉還是同一句,讓他來家裡吃飯。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講到這裡,再往後講,黃永玉就會擺擺手,「不說了。」


晚上九點半,客人們和黃永玉告別。他已經沒法站起來送他們了,只能遠遠招招手。房間裡安靜下來,小貓定點跳上沙發,窩在他旁邊,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擊比賽。關上電視,他有時候直接睡覺,有時候還要自己再寫一會兒文章。書桌前只剩下了一個老人,和翻滾了一下午的回憶。


往事給他一種複雜的感受,裡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裡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現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運。沈從文剛發現黃永玉的時候,為他寫了一篇文章《一個傳奇的本事》,裡面預言了他在黃永玉身上看到的命運,「由強執、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遠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種無可避免悲劇性的將來」。


沈從文當時寫,這是他們共同的命運。黃永玉不理解這份悲觀,那時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時代的快樂,他在天安門看遊行,哭得眼睛看不見路,街上見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覺得像解放軍一樣親切,會上去跟人握手。他將喜悅刻在了自己的作品裡,木刻畫裡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樣,可以飛起來。表叔勸他北上的時候,他也沒有察覺到表叔剛剛經歷了一場自殺未遂的絕望。每次見到沈從文,他看到的都是一個老人的從容,日子的確辛苦,住在小房子裡,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總是用微笑,用沉默應對一切。1967年的晚上,沈從文依然在聽貝多芬。


然而漸漸的,他的生活里也開始加入了新的感受,從喜悅開始,困惑、矛盾、憤怒、恐懼,還有一味藤黃。這是一種用來畫花蕊的顏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劑。最絕望的時候,黃永玉說,不如煮鍋牛肉,放了藤黃,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兒走過來,小聲地說:「爸爸,你別自殺,我沒進過孤兒院啊,怎麼辦?」


黃永玉開始說另一句話,「死前面,還有好多路。」


複雜的情緒淤積在一個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以下簡稱《無愁河》),喜悅、痛苦、悲傷、希望,所有情緒在同一部作品裡共存。他喜歡寫《無愁河》,一開始寫的時候在房間裡哈哈大笑,嚇得女兒跑去看望他,後來邊寫邊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記得很清楚,有的變得完全模糊,最近,寫《無愁河》越來越難受,女兒給他測血氧,寫到往事的時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後來,黃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後發現,小說沒法交稿了。《無愁河》寫的是自己的經歷,剛剛發表的章節寫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動筆,黃永玉就要攜家帶口上北京了。恰恰在這個關口,故事寫不下去了。


寫不下去的時候,黃永玉就去畫畫。畫是黃永玉的情感表達,所有情緒都潑灑在畫紙上。他的畫裡裝著赤誠的喜悅,天真的希望,有時候恨也會突然而來。荷花在初生的太陽下盛開,背後的一池墨色,映襯著荷花紅得熾烈。黃永玉喜歡畫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達,想開就開,想敗就敗,不用服從任何命令。


落筆的時候,淤積在心裡的情感同時釋放,裡面有一個激烈的黃永玉,脾氣急,性子剛烈,有江湖匪氣,想要打架,要報仇,要動手。但在這樣的時候,另一些平靜的力量也會出現。最常浮現的是一個回憶,黃永玉在胡同里遠遠見到了沈從文,兩個人像陌生人一樣,誰也不打招呼,迎面走過來,只在錯身而過的幾秒鐘里,表叔突然開了口,用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平靜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囑:「要從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黃永玉打算在100歲那一年辦一場百歲畫展,全用新畫。為了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奮地畫畫。


這樣的畫展他已經辦過兩次了,八十畫展、九十畫展,每一次展覽也都是用近10年間的新畫。王明明是北京畫院前任院長,小時候跟黑蠻黑妮兄妹倆一起參加繪畫比賽,他有時候管黃永玉叫老爺子,有時候叫他黃叔叔,直到他也成為畫家,今天也到了70歲,才明白黃叔叔畫畫的獨特之處。


「我分析了很多前輩畫家,晚年都是畫不準的。黃胄60多歲的時候就不能站著畫畫了,身體不好,都在案子上畫,畫的透視角度都不對,畫的人都偏了。程十髮70多歲的時候,連畫變形的東西也畫不准了。齊白石衰年變法,可真正晚年90多歲的時候也是不靈的,最後的作品他已經糊塗了,但他還在畫。」王明明說。「黃老挑戰了人生年歲的一個極限,他畫那麼大的白描,還能夠畫那麼精細,那麼準確,他給美術界創造了一個奇蹟。現在的畫是他的人生境界。」



百歲畫展有一幅尚未公開的作品,畫了一隻孤雁。黃永玉的題款像是一句說給自己聽的提問,「雁啊雁,你為什麼留下來?」


他最近出了一本詩集,裡面是自己一輩子的詩,他給每一首詩配了插畫。其中一首叫做《被剝了皮的勝利者》,「這是我的自畫像。」


這首詩寫的是一個希臘神話故事,主人公是一個愛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歡聽小牧童唱歌,阿波羅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賽。小牧童答應了,他忘記了,他的對手是神,阿波羅不能輸。小牧童的歌聲打動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輸了,失敗者被剝了皮,但甦醒過來,還在唱著歌。


香港導演楊凡第一次看到黃永玉的畫,「我的眼睛突然間好像打開了另外一道門」。那是1979年,他從香港第一次到廣州看黃永玉的畫展。「那個時候『文革』剛剛過去,所有東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見他的那個彩色,荷花、櫻花、所有的花,就等於是百花齊放,所有的顏色都出來了!我就很驚訝,一個中國畫家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西洋色彩在裡面。」


「黃永玉的藝術,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個性發展。甭管什麼時期,反右時期、『文革』時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個性。怎麼樣的變化都沒有把他最根本的東西磨滅掉。你看其他的,有些東西不行,那麼我就隱逸了,可是黃永玉屬於不信邪的。有些東西不行,我給你改過來,就算我改不過來,你過你的,我過我的,黃永玉始終是黃永玉。」


「黃永玉是一個無法歸類的人,哪個畫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闖蕩,最後歸到美術學院,他也根本沒按美術學院那個套路進行創造。什麼都沒有拴住黃永玉,黃永玉始終是黃永玉。他的藝術成就就像一棵大樹似的,樹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見得好看,但是它長成了這樣大的樹,別人幾乎沒有過。」王明明說。


黃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沒數過,也不記得。只是每天幹活,創作各種各樣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畫水墨,八十年代畫線描,九十年代在義大利開始畫油畫和雕塑,回國後他做過陶瓷,畫紫砂壺,與此同時,他還在每年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給兒子寫信說,自己的半輩子是一刀一刀地鏟,「文革」以後,一筆一筆在畫,後來,一個字一個字在寫。這一輩子就是這樣。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遺忘的作品。雷鋒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張木刻版畫,它自發表之後作為宣傳被廣泛轉載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黃永玉。他最大的作品應該是毛主席紀念堂的壁畫《祖國大地》。這幅絨繡壁畫寬24米,高7米,但進入這裡的觀眾很少會專門注意壁畫,更難像欣賞作品一樣品讀創作用心。


在黃永玉家裡還有另一個小牧童,和另一種被遺忘的作品。張梅溪曾經是兒童文學作家,但幾十年間,她沒法寫作,承擔起很多具體的生活。他們的小房間沒有水龍頭,她每天拎著桶出去打水、做飯、洗衣服,把針管煮在鍋里消毒,定點去給沈從文打針。她喜歡唱歌,喜歡花,喜歡漂漂亮亮的東西。張梅溪最喜歡下雨天,黃黑妮記得,每個雨天都像個節日,這個南方來的媽媽帶著孩子上街,去稻香村買二兩排叉,一起吃甜甜的點心,一起踩水,一起慶祝一個下雨天。


女兒黃黑妮說,那時候總感覺父母好像跟這個世界脫節。他們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亂,全家還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們好像也不懂得憂愁,周末晚上給孩子們一塊糖,兩個人手牽手去大會堂跳舞,他們像年輕人談戀愛那樣,每個星期都要約會,一起看電影。自她有記憶的時候,家裡一直有花,媽媽總是在家裡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動盪,但只要回到家,就覺得每一天不管怎麼樣都是很好的。


難過在這個家裡只存活很短暫的時間。沈從文去看望黃永玉,土渣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牆壁上也是脫落的磚石,房間沒有窗戶,白天也昏暗無光,黃永玉就在牆上畫了一個窗戶,畫裡的窗外是盛開的鮮花。張梅溪從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來時水已經凍成冰,根本沒法用,她卻依然開心,點一支蠟燭,把冰反扣過來,一家人興奮地圍著它笑,「看,冰燈!」



漫長的幾十年間,這對年輕父母都沒有代表作,但他們在共同創作一個作品。黃黑蠻今年70歲了,他記住的童年時代是那時候的書、音樂和電影,「你讀過《孤筏橫渡太平洋》(註:現譯名《孤筏重洋》)嗎?就是那時候剛譯出來,特好看,你一定要看!還有《人·歲月·生活》,愛倫堡的,寫得太好了,我們都愛看。那時候Beatles出的專輯,我找來給我爸聽,特別好……」後來女兒從香港給家裡帶回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黃永玉把磁帶藏在家裡。把門鎖好,關上窗戶,一家人豎著耳朵聽。他們最喜歡的一首歌叫做《憂愁河上的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這個作品也留在了學生身上。畫家廣軍是黃永玉在美院的學生,直到今天,他都記得黃永玉教給他的一句話。那是1963年,畢業創作到林區「體驗生活」之前,黃永玉告訴他:「你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到時候你就想,嘿,這麼難的事讓我碰到了,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麼把它解決了!記住,一定要這樣想。」


黃黑蠻推薦的那些書講了許多不同時間、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們的內核卻是共同的主題——世界簡單至極,星星在黑暗之中。


這是與表叔沈從文一致的脈絡。發現黃永玉的時候,沈從文在文章里對黃永玉的命運有一個悲劇的預言,他的個性在一個時代將被視為個性鮮明,在另一個時代就會格格不入。不過,他也寫下了應對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習世故哲學,不必八面玲瓏來取得成功,毫無顧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慮,也不必作無效果的自救。」


這是沈從文50歲的時候留下的經驗,黃永玉後來的寫作、木刻、繪畫、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擇都踐行著這個統一的規則。小說講究起承轉合,他的文章如流水,從不寫大綱,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幾百萬字裡連一個「但是」都沒用過;國畫講究用墨,他直接拿絲瓜瓤刷顏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調色調出來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時候,造反派問他怎麼把浪花畫出動態,他的答案是拿一塊抹布,蘸上顏色後捲起來一抹就行。寫作技巧、筆墨講究,他並不是不知道規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黃永玉的作品裡,每一根線條都叫黃永玉,橫七豎八地肆意活著,它們是一種新的規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黃永玉和沈從文一起回家鄉鳳凰。沈從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對著山喝豆漿。兩個人在吉首大學作講座。沈從文先上台講,他說自己毫無成就,算不得什麼作家,也算不得什麼考古學家,是一個「假的知識分子」,最大的天賦是「穿單衣過冬不怕冷」,什麼堅強也說不上的。「我有一個習慣,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頭」。第二個講話的是黃永玉,黃永玉擺擺手,「手藝人,不會講」。


這一年,沈從文80歲,黃永玉58歲。下著雨的春天,黃永玉找來朋友一起聽湘劇高腔《白兔記》,主角李三娘出場,嗩吶一響,院子裡的幾個老人都哭了,因為唱的是,「不信芳春厭老人。」


這是沈從文最後一次返鄉,5年後,沈從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後,他修改了自己的預言。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修訂版里,他將自己的失敗歸結為「一切不出所料」,而關於黃永玉的悲劇預言是「一切近於過慮」。臨終病榻前,黃永玉聽他跟後輩講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別的,時間和歷史會把它打發走的……」




錢,熱鬧,江湖


評論黃永玉的畫常見的關鍵詞有:好玩、新奇、大膽、鮮艷,不過藝術最受歡迎的成就或許是——有錢。


黃永玉並不討厭窮,流浪時窮得叮噹響,他也過得很快樂。但他同樣喜歡掙錢,他的很多快樂也需要錢來實現,他喜歡請朋友吃飯,喜歡給張梅溪買新衣服,很多新鮮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機,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褲,他的工作室還有數不盡的新書和唱片,這些快樂都需要錢。這個問題年輕時好辦,他有使不完的力氣,工資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掙稿費繼續花。後來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黃永玉從早到晚悶在工作室幹活,不再有力氣刻木頭了,那就畫畫。香港喜歡色彩鮮艷的畫,那就畫得五彩繽紛。香港人喜歡買大畫,越大越值錢,那就畫大畫,越畫越大。


榮寶齋藝術總監雷振方在香港見到了90年代的黃永玉,一個將近70歲的勤奮新畫家。這時期他畫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異於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膽,畫幅巨大。它們給人的衝擊感很強,產生了一種對國畫的顛覆性認識:畫還可以這樣畫嗎?


更多大膽的作品署名黃永玉出現了。家裡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畫在了共和國第一張生肖郵票上,最初面值8分錢,後來成為郵票史上價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實現「一枚猴票一輛車,一版猴票一套房」。家鄉的酒廠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掙來的稿費給他們出了酒瓶的設計方案,後來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紅極一時的「酒鬼酒」。


金錢、聲名、藝術、人情,在黃永玉身上是混沌的邊界。這位藝術家勤奮地畫畫,但他也真誠地喜歡錢,喜歡大寶石,喜歡最新的跑車。成為他的朋友其中一項標誌是,他會熱情地拉著你去書房參觀他的寶貝。拉開抽屜,裡面是一枚紅寶石戒指、一個手錶,還有一沓寫著「黃永玉 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發表後寄來的稿費,全是現金。但他的快樂僅限於展示,關上抽屜,黃永玉還是黃永玉,穿70年前買的風衣,用小木匠給他做的木刻刀,喜歡吃女兒做的醃黃瓜。



這份混沌的頂峰是萬荷堂。這是從誕生就充滿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場。1995年,黃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畫畫掙的錢,天涯海角買房子,老家的、香港的、義大利的。這次他不想買了,他要自己蓋房子。


於是,黃永玉以黃永玉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建築。他告訴我,萬荷堂是他自己設計的,最初的藍圖也是他自己畫的。我找到了這份藍圖,是一個畫在捲尺包裝盒背後的塗鴉。負責蓋房子的柳運寵至今記得接到任務時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紙盒」,黃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蓋這個房子」。


最終落成的萬荷堂占地8畝,裡面有一個12米寬的大畫室,3畝的荷塘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荷花,院子一角裝下過一整個戲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時招待500人聚會,廚房的烤爐烤過全羊,烤過鹿,旁邊的停車場依次停著不同款式的跑車,他的另一個交通工具停在畫室門口,是一架德國運回來的馬車,黃永玉偶爾會趕著馬坐馬車轉轉。


萬荷堂有以下特徵:自由、燒錢、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緊的,藝術家在這棟建築里追求無拘無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許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裡的狗也不拴繩,想怎麼跑就怎麼跑。荷塘院子裡的房子不允許使用一根釘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來,樹長成什麼樣,蓋房子時就用什麼樣。唯一抗議這種自由的是施工隊。工頭一次次跟黃永玉吵架,他們用經驗跟他講道理,蓋房子不能追求純天然,砍下來的樹沒有標準尺寸的,一頭大一頭小,拿它們當大梁,房子會塌。


黃永玉在萬荷堂有自己的規矩。他養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兩隻,一隻叫科學,一隻叫民主。在這裡,賣畫不講價,講價放狗。


「他有他霸氣的一面,一般畫家不好意思談錢,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訴你,你不能少給了他。」王明明說。「他接觸的人多了,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訴別人,我不缺錢,我那邊開一個勞斯萊斯,你就不能把錢拿少了去買我的畫,明白嗎?對著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這樣。他知道怎麼對付不同的人,對很多老朋友,他絕對是真情的,作品裡也沒有任何金錢。這是他的智慧。」


這裡見證了北京城21世紀初最鼎盛的熱鬧。黃永玉喜歡聚會,萬荷堂進進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畫家、官員、商人、學者、廚師、服務員、戲班子、舞獅隊、弦樂隊……王明明是一個見過大場面的人,黃永玉送給他的字是「舉重若輕」。採訪全程,他只在回憶萬荷堂盛況的時候扛不住了:「在萬荷堂上百人來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鬧心。」


「像咱們覺得這麼多人,心裡頭一兩天都亂糟糟的,可他高興。黃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興完了,熱鬧完了,第二天早上還是做自己的事兒,什麼都沒耽誤,馬上沉下來,第二天還是照樣寫,照樣畫,我覺得這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鮮,但沒看他用功,藝術上沒有過那一關,再聰明的人也不可能到達那個境界。他刻骨銘心地記住,但又沒變成負擔。」王明明說。


許多作品都是在熱鬧之後的第二天畫出來的。他的畫室有一架升降機,巨幅畫布釘在牆上,他常常從早到晚對著一面牆畫畫。他喜歡上了畫大畫,畫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畫布,他就有了越來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萬荷堂里的黃永玉是一個藝術家最複雜的時刻——十分藝術,十分江湖,十分黃永玉。他只請過「文革」期間給他送花的花匠給畫展剪彩,從此以後畫展沒有剪彩儀式,八十畫展請柬上還標註著「懇辭花籃」。作家北島辦雜誌籌不到錢,在黃永玉家做客的時候談了自己如何碰壁,黃永玉轉身去房間拿了一幅剛畫好的畫給他,讓他拿去賣錢。這樣的他也受過騙,給家鄉捐贈,給酒廠做設計,捐錢修建學校,錢沒了,事沒辦好。他生氣,畫畫,罵人,然後忘了,繼續上當受騙。


萬荷堂最熱鬧的地方曾經是門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鄉親都能來這裡跟他閒聊,海闊天空,侃侃而談。這種人際烏托邦只短暫存在於沒人認出他的那段時間,後來知道了住這兒的老頭兒是黃永玉,萬荷堂就開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畫,偷他的擺設,最後偷走了他給侃亭題名的匾。後來黃永玉發了狠,把「侃亭」兩個字刻在大石頭上。他很得意地告訴我,再也沒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萬荷堂門口,我見到了沒了匾的侃亭,的確沒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黃永玉的刻字旁邊,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畫不再只是一種藝術表達。現在見了老朋友,想念至極,想送他畫,有時候剛答應了送一幅,顏色還沒調好,站旁邊等著畫的老朋友就開口了,「哎呀,我家是兩個孩子。」


80歲那年,他改寫了孔子的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臉皮太厚刀槍不入。」到了90歲,三米的長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




兩個老頭兒


黃永玉在新年畫了一幅畫,畫好了撕,撕了再畫,來來回回五次了。他請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讚美,只有他不同意,顏色不好,比例不好,細節不好。他找不到藝術上勢均力敵的朋友給他提意見,畫紙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斷,一個人在畫前搖頭,不好,還不夠好。


以前,他的第一個讀者通常是張梅溪,夜裡刻完木刻,兩個人泡咖啡,邊吃點心邊看作品。接下來,他會邀請朋友們來家裡看畫,給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這個名單越來越短。


名單上曾經還有汪曾祺,刻《海邊的故事》的時候,汪曾祺看了不滿意,黃永玉把裡面的翹腳小男孩來來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從名單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時候,黃永玉旅居義大利,女兒跑上樓,「汪伯伯去世了!」他沒哭,也沒說話。後來出書,寫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獨沒有汪曾祺。作家李輝問他為什麼,「他在我心裡的分量太重,很難下筆。」


他只認識前半生的汪曾祺,對這個朋友知根知底,見過他的父親,一起熬過艱難的日子。這曾經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畫,找曾祺吃飯,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後來,這友誼漸漸變成了「聽說」,聽說他上了天安門城樓,聽說他現在是幹部了,從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還給巴金寫了信,後來才知道,那時候他已經決心投身革命事業了。


在這段過命的友誼里,汪曾祺是逐漸消失的。黃永玉被劃為黑畫家,朋友大半夜偷偷來看望,花匠也給他送花,讓他放寬心,唯獨沒有見到汪曾祺。黃永玉挨了打,也沒有見到汪曾祺。到最後,這個名字成為一個老人最孤獨的記憶,一個無從詢問的困惑:為什麼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裡,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們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寫信給沈從文,他發現了一個小天才,「我以身家擔保」,請老師幫忙找人推薦黃永玉的木刻。黃永玉想要回家鄉,汪曾祺攔住了他,鼓勵他留下來,「在狗一樣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樣的事」。受委屈的時候,汪曾祺把沈從文對他的教誨送給了黃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筆,怕什麼!」


他們的晚年毫無交集,汪曾祺寫給朋友的信時常提到黃永玉,「聽吳祖光說」,「聽王世襄說」,「聽人說」。黃永玉的信寫的是,「實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兒子,他從小知道一個黃叔叔,小時候給他畫過畫,被父親一直掛在房間裡,但他直到前幾年才第一次見到了黃永玉。幾乎所有人都說黃永玉熱鬧,只有汪朗說他「寂寞」,「老頭兒現在挺悶得慌,沒朋友了,能跟他說到一塊兒去的人沒了,沒人跟他真的聊天。」


熱鬧里的黃永玉很像他的父親。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歡迎,社會活動很多,今天參加筆會,明天出去採風,還有無休無止的應酬、答謝、吃喝飯局。「老了,喜歡有人捧著,但他也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熱鬧,但骨子裡真的孤獨。


他把父親也稱為「老頭兒」,「老頭兒一直心裡都有黃永玉,」汪朗說,「只不過就是……各種原因吧,沒能夠像過去那麼親密,這個(疏遠)他也覺得挺遺憾的。」「他對黃永玉的東西一直是在關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這個事兒,他又不能去跟黃永玉解釋。」


黑畫事件之後,汪曾祺非常著急,想要去看黃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個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許汪曾祺和這樣的人來往。這並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軟弱。兒子下鄉回來,接濟了受迫害的朋友,這對父母的第一反應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後來寫道,是兒子教他理解了什麼是義氣。他也試圖彌補過,80年代,他登門找過他,拜訪那天張梅溪關著門,不願意出來見他。後來的汪曾祺用沉默回應這段關係,命運的十字路口上,低了頭的是自己,往回退縮的是自己,失去這份友誼是他自領的懲罰。


再去見黃永玉,我看到了另一個老人的負氣。他能背誦汪曾祺寫過的文章,包括沒有發表的作品,但他討厭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個寫小說、寫散文的人,老寫吃吃喝喝,炒菜做飯,好多能力他都沒有發揮出來!」他說起來就生氣,「曾祺後來寫的,我都不再看了!」聲音提高了,開始發脾氣,「我的文章,曾祺也沒看過!」說完他猶豫了一下,想了想說,「後來的文章,(他)應該沒看,沒有系統看過。」又沉默了一會兒,他問我,「曾祺看過嗎?」


但汪曾祺看過。這是汪朗記得很清楚的細節,在父親的書櫃裡,放著一本翻舊了的《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那是黃永玉旅居義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遊記。


荒唐的日子過去了,剩下了兩個老人的各自孤獨。黃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國後的幾乎每一場畫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為一個普通觀眾,默默買票進去,參觀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滿腹感慨,無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腦兒倒給兒子,教兒子欣賞黃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筆,「一筆到底,足見功力」。他專門去紀念堂看了《祖國大地》,一眼看出畫的用心,「這種場合不好畫,這麼畫完全壓得住這種場面,大氣!」給朋友寫信也忍不住誇了《祖國大地》,「此公近年可謂哀樂過人矣。」汪曾祺的書房裡,一直掛著黃永玉刻給他的木刻《高爾基》。


黃永玉聽到這件事後,不再說話。房間裡只有水池裡的流水聲。幾天後再次拜訪,一見面他就要我看新畫,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題名《一夢到洞庭》。他指著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會開心的。」


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經常畫的一類主題。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為他只有一盒彩色顏料。「他不會用水墨濃淡,這張要是給曾祺看看,他就開竅了。他的畫不開竅,他畫畫要是我在,講兩句給他聽,他會解放,這是真的。」黃永玉說,「要是他掌握了這個,他就開心了。」



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寫給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剛到北京的黃永玉拜訪了齊白石,刻了一幅流傳至今的齊白石木刻。這幅木刻起稿很難,黃永玉當時30歲,既沒有刻過這樣的人物,也不知道怎麼理解齊白石。汪曾祺為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一窩蜂》,這篇文章從未發表,讀者只有黃永玉一個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畫家。


汪曾祺紀念館建成,書迷們提議請黃永玉為汪曾祺紀念館題字,黃永玉答應了,把汪家後代叫到家裡拿字。和50多年前一樣,黃永玉提前三天準備的菜,坐下來的第一句話是,「哪一個是小老虎?」汪朗笑著回答第一次見到的黃叔叔,「現在已經是老老虎啦!」


見到了黃永玉,汪朗覺得,父親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捲菸,但他卻有一個當成寶貝收起來的菸斗,現在終於知道,那是黃永玉送給他的禮物。他們去看了黃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們從《無愁河》裡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報,那是他們所不知道的父親的過去。


這是一段近似鄉愁的友誼。而對黃永玉來說,很多名字都在時間裡變得複雜。上海有老藝術家去世,電視台請黃永玉出來說幾句話。草稿紙上留下了一個老人複雜的修改痕跡:「××是我在中央美術學院時的朋友」,劃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劃掉,改成「同行」。最後落在紙上的正式回復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識甚淺,無從談起。


很多名字都還能再回來,一種常用的理由是,「都過去了。」一切的確都過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萬荷堂搞聚會時,女兒拿著學生名單,一個一個跟黃永玉商量,這個人動過手,那個人砸過家裡的東西,可是名單沒法這麼算,最後黃永玉說,讓他們來吧,他們過去是打過我,但是這些人不算壞。


晚年的丁聰話越來越少,總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著身邊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話他,「你怎麼不說話了?怎麼這麼安靜?」坐在一輩子的朋友旁邊,丁聰老了,眯著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後才慢悠悠地解釋了自己的沉默,「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長,黃永玉和汪曾祺最終卻沒有機會,坐在一起享受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萬荷堂空空蕩蕩,院子裡住著年邁的「科學」,「民主」已經去世了。畫室鎖著門,裡面的升降機前沒有了大畫布,門口的拳擊沙袋外層曬脫了皮,懸掛沙袋的金屬鏈生出厚厚的鏽。荷塘里的荷花全敗了,柳運寵偶爾跟新來的客人們講解這裡曾經的熱鬧,數得上名字的名貴荷花最初都種在這裡,大明湖的荷花、頤和園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後是無名無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來。


黃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廳的大桌子前,現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機在身旁。


萬荷堂的熱鬧是一點一點消失的。2002年,張梅溪搬回香港,和兒子一家生活,後來的日子,有時住在山上的家裡,有時住在醫院。缺席聚會的朋友也越來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聰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華君武去世。黃苗子出院找黃永玉吃飯,兩個人對著安靜下來的萬荷堂,黃永玉告訴老朋友,「現在就剩咱倆了。」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在萬荷堂吃飯。2012年,黃苗子去世。


整個萬荷堂只剩下了一個老人。生活開始變得不方便,院子裡的石板路推不動輪椅,畫室門口的門檻也成了障礙。女兒找了新房子,90歲以後,他們搬到新住處生活。


布置新家的時候,女兒決定安裝能上下樓梯的輪椅,他的第一反應是用不著。受傷住院後,女兒請人夜間看護,他生氣了,抗議這個決定。他走路走不穩,旁人伸手扶他,他會瞪眼睛,一邊顫顫巍巍地走,一邊大聲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新家依然要辦聚會,每天下午三點半,客人坐在他對面,聽他講笑話。他喜歡講述一種帥氣的衰老,最常講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這樣講的:他回鳳凰老家,弟弟帶他吃飯,兩個人在路邊等計程車,一個年輕人騎摩托車衝出來,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請注意,弟弟當時80歲了,被摩托車撞飛,彈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沒事,自己爬起來,惡狠狠地走過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輕人痛打一頓,教訓他以後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氣,一毛錢也沒要,放年輕人走了,兩兄弟繼續打計程車。上車後連司機都佩服弟弟,80歲了還這麼瀟灑,司機一路跟哥倆打聽,你們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們的錢,我要回去跟我哥們說,80的人是怎麼教訓小年輕的。


這個笑話講過很多次,贏得了很多笑聲。柳運寵見證了這場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屬實,只有部分細節問題:老人摔倒後並不是自己爬起來的,很多人攙扶著才站了起來,他也的確揮了拳,可每一拳都揮空了,畢竟,他已經80歲了。一個熱血的老人確實存在,但他的衰老並不帥氣。


真實的衰老是一種越來越具體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臨終之際給黃永玉打電話,想再見他最後一面,他在北京的電話一端急了,「你千萬不要死,要死也等我來了再死。」他坐飛機趕到了上海,老朋友卻已在火葬場了,人生只剩一場告別儀式。黃永玉沒去參加儀式,一個人跑去停屍房,見了他最後一面。


顯然,黃永玉不喜歡這種結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他和朋友討論過的,在老朋友都還活著的時候,死亡就是一個他們具體討論過的話題,大家還專門為此聚會,暢談死了以後怎麼辦。丁聰、黃苗子、華君武,都發了言。他們有的說拿骨灰種花,有的說拿骨灰撒回大海,還有人提議骨灰直接衝到馬桶里,一了百了。張梅溪不同意,嫌棄骨灰會堵住下水道。黃永玉說,那就包成餃子。


他見識過朋友的衰老,有骨氣的老,從容的老,就像黃苗子那樣的老。當時他病了,黃永玉去醫院探望,躺在醫院裡好幾年,可他還總是笑眯眯的,在病房裡面寫字,看書,和朋友對詩,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腸,在病床前吃涮羊肉慶祝生日。黃永玉一直欣賞黃苗子身上的從容,性格從容,寵辱不驚,自得其樂,「連害病都害得那麼從容」。


人生最後的日子,黃大剛怕他受不了閒話,拔了家裡的網線,不讓他看到外面的誹謗。直到父親去世後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網線,所有的說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後的每一天依然過得坦蕩,睡得好,吃得下,該怎麼過怎麼過。他指著兒子住的方向,告訴當時身邊的人,「他們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搶救回來,黃苗子醒過來的第一句話是,拿筆來,要寫字。黃大剛只好在護士休息室拼了兩張桌子,鋪上宣紙,研了墨。他發現,父親站不住,但拿筆的手始終不抖,「根本不像一個病人寫的,很霸氣」,寫於朝陽醫院病房裡的字是他這輩子最蒼勁有力的作品——「萬紫千紅」。


這才是黃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剝了皮,但他還要唱歌,在地獄裡也要唱歌。


這一次,輪到黃永玉老了。醫生跟他談話,他一句話也沒聽進去。膽壞掉了,肺壞掉了,血管壞掉了,心臟上有個小蓋蓋也壞掉了。他喘不上來氣,醫生讓他住院,他帶著書、顏料、畫筆、畫紙住了進來。住了幾天他就生氣了,醫院裡怎麼有這麼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勞累,不准吃辣椒,到處都是不准。


他的身體變得不像黃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頓涮牛肚,痛風就犯了,還是要住院。他不喜歡醫院,醫生講話不公平,只對年輕的病人說「完全康復」,老人生病只能聽到「這樣就挺好」,仿佛痊癒是一種僅屬於年輕人的特權,一個老人總是得到另一種人生真相——辦不到,再也辦不到了。


回到家裡,黃永玉生氣了。他不喜歡衰老,一點也不喜歡。這輩子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當俠客,要刻木刻,要畫畫,要寫《無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過去了,怎麼就老了呢?老天爺辦事真不公平。


黃永玉老了,這事他不同意。他開始用黃永玉的方式反對自己的衰老。摔倒傷了骨頭,住院動手術,往骨頭裡釘了釘子。醫生安慰他,人老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這種手術之後要是還想走路,三天之內就得下地練習,這是年輕人才做得到的事,下地練習那麼疼,老人不必勉強。然而,三天之後,黃永玉站起來了,老不老他不管,他要重新走路。


家裡的餐桌前掛著一副對聯,他在題跋里寫道,「人老不怕,就怕頹廢和意志消沉。看我們今天多帶勁!所以今天我寫這副不對仗的對聯來長長我們老頭老太太的志氣,什麼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飯的混蛋話!」


這副對聯寫的是:


人說八十不留飯

大夥喫給他們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齡80歲的老朋友簽名,都是北京人藝來萬荷堂吃飯的老藝術家,包括時年88歲的鄭榕、85歲的藍天野(已故)、82歲的朱旭(已故)、77歲的張曼玲、72歲的呂中和徐秀林,還有從美國回來的盧燕,當時也已85歲。


他近乎賭氣地想要證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帥氣。一個老人也可以像年輕時一樣活著,還有愛情,還有友誼,還有作品,還有希望。



於是,黃永玉成為了北京城最年輕的老頭兒。他喜歡坐敞篷跑車出門。住院醒來的半夜裡,他堅持要喝一瓶雪碧。他還要給張梅溪打電話,耳朵聽不到了,他們就寫信。兩個90多歲的老人照樣要談戀愛。他們在同一個筆記本上寫下給對方的話,筆記本的邊角上是卡通畫,一隻小狗和一隻小貓笑眯眯地手拉著手。女兒在香港北京兩地飛,負責給兩個老人傳遞情書。


晚年的張梅溪忘記了很多事,黃永玉就把他們的故事寫進了自己的小說里。女兒在病床前給她讀《無愁河》,寫到他們的19歲,寫到了最初的相識,一到這種時候,張梅溪會醒過來,想起同一時期的細節。她已經沒辦法握住筆,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疊在一起:


我最親愛的好爸:


我很掛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來這裡住,好嗎?……你的畫,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們都十分中意你,掛念你!你來!!我天天炒菜給你。


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

親親你好爸爸。


你的大頭女,

梅溪


然而,衰老是一條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坦途,多得是無能為力。2019年,香港機場交通阻斷,黃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這樣回信給他的愛人——


梅梅媽媽:


你說這個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變得這麼混亂,我原本想回來看看你,都辦不到了,只好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讓這兩個九十歲的人見見面。


我自從摔了那一跤之後,人完全和以前不一樣了,生龍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有什麼辦法呢?


不過腦子和手依然靈活。要不然文章和畫畫都弄不成了。感謝上天。

我仍然祈求老天讓香港早早恢復正常秩序,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


吻你!

老爸,北京


這封信沒有回信。兩個月後,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再等兩個月,香港政府實施了入境限制,又過了兩個月,黃永玉接到了一則來自香港的消息。北京的家裡很安靜,舊菸斗整齊地擺在柜子上,小貓窩在沙發上曬太陽,房間裡擺滿了花,正如女主人喜歡的那樣。一個人的時候,黃永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寫了一張紙條,這是他寫的最後一封關於張梅溪的信:


梅溪於今晨六時三十三分逝世於香港港怡醫院,享年九十八歲。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請原諒我們用這種方式告訴您。


身邊的人們看得出他傷心,但沒有人見到他哭。他請人把張梅溪15歲的照片裝在鏡框裡,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時間,他的日子還是一樣,早上畫畫,中午寫字,晚上抱著小貓,一個人看電視。



和他聊天的節奏越來越慢,故事講到一半常常會停下來。他還是喜歡講笑話,講梅溪遇到小混混,倆人一起去教訓他們,把人嚇跑後哈哈大笑。他最喜歡講第一次見到的梅溪,她穿著白色裙子,背對著自己,在房間裡和著鋼琴伴奏,唱Ave Maria(聖母頌)……


這是一個他沒有講完的故事,因為講到這裡,他就停了下來,仰頭望著天花板,盯著燈光發呆,他不再說話,所有皺紋漸漸舒展開來,大概在記憶里見到了誰,最後一個人自顧自地笑,「嘿嘿!」



我是在跑萬米


黃永玉最近重讀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但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輕時讀的《大亨小傳》。他又翻出來《萬象》雜誌的過刊,重讀了胡適。他開始找過去的音樂聽,手機排行榜上都是老歌,後來我放給他一首歌,他側過身子用還能聽得見的耳朵聽,聽出來是《憂愁河上的橋》,第一反應是興奮地招呼女兒過來,「妹妹!妹妹!」兩個人湊在一起聽過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還唱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黃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寶貝,他也樂於分享。他說他把自己在《詩經》中最喜歡的一首詩刻在了木頭上。在萬荷堂的畫室里,我看到了這六塊大木頭,那是朋友從雲南送來的金絲楠木,黃苗子也欣賞這首詩,爬上梯子直接給他題寫在木頭上: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這是《大雅·生民》裡講后稷的故事。后稷名「棄」,這也是一則名副其實「棄」的故事,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拋棄,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棄置在窄巷裡,牛羊避開他走,不傷害他,後來扔在樹林裡,樵夫救走了他,最後放在寒冰之上,大鳥用羽毛蓋住這個孩子,保護他長大。


與他共鳴的似乎都是「棄」的故事。貝多芬音樂強力但是底色悲涼,蕭邦有背井離鄉的離國恨,拉赫馬尼諾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紫苑草》講了一種底層現實:縱然努力對抗命運,卻依然負擔著人生的無奈和沉重。


黃永玉說,他有很多話要告訴我,有些事現在能講,有些事要很久之後才能講,他講出來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求出名。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眼睛紅了,他說自己所希望的是,再過100年,至少有一個人知道黃永玉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沒有奴性的人」,「一個沒有低過頭的人」。


我問黃永玉,為什麼喜歡畫荷花。他顯然不是為了荷花的高潔而畫了一輩子。「出淤泥而不染」,他一遍遍在畫裡題跋反駁周敦頤,「沒有淤泥,荷花如何活下來?」


關於荷花,他曾經這樣解釋:小時候在外婆家住,闖禍後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順勢看了一下午荷花。他發現荷花不像君子們畫的那樣乾乾淨淨,真荷花裡面有泥苔,周圍也很熱鬧,青蛙、水蛇、蝸牛、螺螄、蜻蜓,全在一塊兒。他喜歡這種熱鬧,這是一種人生的妙。


但這一次,他重新解釋了荷花。他在筆記本上畫了花的解剖圖,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頂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花杆的內部切片裡是無數個小管,整整一把圓管聚在一起,狂風暴雨過來,荷杆固然柔軟纖細,但既不會斷,也不會倒。它的特質不是與世無爭,而是不可摧毀。它就像是沈從文畫給自己的小船,在小小的波浪中也動盪不止,但是到了大浪里也不會翻沉。於無聲處堅韌怒放,這就是黃永玉的荷花。


「我能忍受你想像不到的那種委屈,那種痛苦,我能忍受。不是一件事,是多少個。這一點我不講給別人聽,是我心裡得意的地方。人同人之間的那些問題,受到一點委屈,受到苦,很苦的。我當天感覺有點不好受,第二天就做別的事了,不太去想它。想它一點用處也沒有,真是好苦,但是這一輩子,這種苦同我的努力,同我的用功,不能比。」黃永玉說,「我是在跑萬米,不像跑一百米那麼好看。跑萬米繞圈的,不太有人看。我就是一個跑萬米的人,要是有人說我跑得不好看,跑得慢,你不必停下來說道理,那就浪費了。讓這個生命遠一點,跑到終點是我們的目的。」



最後一次拜訪黃永玉,窗外滿是太陽,絲毫沒有要下雨的樣子。陽光從彩色的玻璃照進來,大黃狗和小貓一起窩在桌子底下睡午覺,黃永玉還是在講笑話。


「『四人幫』垮台了,我那時候正在畫毛澤東紀念堂的壁畫,住在華僑大廈。有人告訴我,有一個人在南京跟著你們走了一路,是他報告的江青,現在就住在華僑大廈,跟我們住在一起。我說,太好了!找幾個人打他!」


這時候,他的女兒拿來了一盒喉糖,他拿出一顆,遞給聽笑話的客人,「你吃一個糖,這個糖是我的家糖,我最愛吃的。」嘴裡嚼著糖,他很開心,笑著繼續講,「這個事情現在不會有了,那個時候有機會還會動動手。」「賀敬之管文化方面的事,他打電話給華君武,說,黃永玉在華僑飯店打人了,你知不知道?華君武說,我不知道啊,怎麼可以打人呢?」他模仿領導的正經口氣,「華君武就打電話給我,說你打人了,有這事兒嗎?我說有,他說,賀先生說以後不要再打了,這樣不好。我說,知道了。」口氣在這裡突然變了調,笑話來了,「接著他問,哎,你是怎麼打的,快講給我聽聽。」


說完客廳爆發了大笑,黃永玉看著客人們一起笑。


第一次見到黃永玉,聊天中,他突然停下來問我:「如果有一天不讓你笑了,你怎麼辦?」


他說,他已經把辦法寫進了一首詩里,但他脾氣又急起來,要告訴我許多辦法:在家裡藏一本大英百科全書,把喜歡的唱片放在柜子後面,好看的書要用東西包起來藏在床底下,一個人的時候再拿出來,讀書、畫畫、聽音樂。他還花了10分鐘講解如何煮出最好吃的綠豆,拿一口小鍋慢慢熬,用冷水把綠豆皮濾掉,這是他下放時候摸索出來的方法。胡同里的沈從文又一次在故事裡出現了,講到錯身而過的瞬間,他一字一頓地重複著那則代代傳遞的經驗:「要從容。」


後來,我找到了他留在詩里的辦法,那是作於85歲的《笑》——


挖個洞,把笑埋進土裡,

到春天,種子發芽,

長成一棵大樹,

像座高高的鐘樓,

風來了,

滿樹都響著

哈!哈!哈!哈!


2022年新年第一天,他完成了撕毀五次才畫完的那幅畫。這幅畫懸掛在客廳里,湛藍的天空下星星點點,家家戶戶亮著燈,守著一汪平靜的湖水,花盡情綻放,題名《今夜》。畫前題字是這樣一段話:


「願上天給人間每個人都有美好的今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年如此,百年如此,告訴子孫們,人應該擁有如今夜之權利,過寧馨如今夜之日子……比如考古學家舉它對未來的某一天如今夜的觀眾說,這幅畫是個九十多近一百歲的老頭畫的,水平雖然算不得高,留傳至今,起碼能給後人一點歡喜,告訴我們,那時候人們是如何打發日子的。」


他還想寫《無愁河》,命運里像是總有一個阻力擋著,不讓他寫這部小說。第一次動筆是在1945年,在抗戰和動盪中停筆,第二次續寫是在80年代末,寫滿一年又停了下來。86歲那一年,他重新動筆,這次還是有很多力量讓他寫不下去,生病、住院、衰老、離別、傷痛,但他這次繼續寫,13年間寫了262萬字,一直把故事寫到了1949年。


書里很多故事早已出現在他的其他作品裡,但這裡每個故事寫得很細。寫到少年時代見到李叔同,過去他只講如何在他面前摘玉蘭花,這一次他寫的是,看到弘一法師圓寂後,回去的路上默默哭了起來。


他的心裡並不是沒有波瀾,只是人老了,傷心是一種秘密。他和年輕時一樣,聽老歌會哭,讀詩會哭,想起朋友時也哭,看到新聞莫名傷心了,不敢讓女兒知道,躲在被窩裡偷偷哭。他只能把這些說不出口的感情畫到畫裡,寫到書里。


他連人生最後的細節都想到了,到時候送去火葬場,送過去就行了,不用想著領骨灰回來,「不好分,怪累的」,他打算跟孤魂野鬼一起過,大家一起熱鬧。他對於死只有一個要求,「到時候胳肢我一下,看看我笑不笑,」這是他的生死標準,「笑了,我就還活著。」


活了一輩子,黃永玉只是黃永玉。這是他在《世說新語》裡最喜歡的一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再有兩個月,這個人就要99歲了,人生再來個一百年,結局或許還是同一樣——天地不仁,白雲蒼狗,但管它呢,我與我周旋了一輩子,黃永玉永遠是黃永玉。


(王貽芳、張新穎、吳洪亮、李庚、楊超、孟斐璇、超仁、汪朝、齊方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瞿中華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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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疏、扁塌、細軟… 頭髮怎麼越洗越「虛」啦

2021-10-05T01:49:52.189369+00:00

A:市面洗髮精「帶走髒污」,卻沒「導入營養」;一旦頭皮老化,就無法抓住髮絲。 孕媽、熟齡界愛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