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荒野上的大師,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

單讀reading 發佈 2022-07-02T21:48:57.734496+00:00

說到大師、學者或知識分子,與之相匹配的畫面,總是一人安坐在汗牛充棟的書齋,埋頭伏案治學。1927 年 4 月 8 日,他到黃埔軍校演講,標題雖然叫《革命時代的文學》,入題卻是從挖煤開始的——「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說到大師、學者或知識分子,與之相匹配的畫面,總是一人安坐在汗牛充棟的書齋,埋頭伏案治學。中國的文人傳統鄙薄探險、勘探、田野調查之類,徐霞客和宋應星都淪為歷史的邊緣人物,所以到了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局面頗為尷尬,外國人滿腔熱情地調查、挖掘、整理和記錄中國各地珍貴的遺蹟,而中國的讀書人還只願抱守所謂國學傳統。

好在轉折很快出現了,張泉的這本《荒野上的大師》記錄的即是「走出書齋、走向曠野」的一代全新的中國學人,圍繞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國營造學社四個機構,他寫下百年前這群具有探索精神的先驅對於動植物、礦產、考古發掘、民族學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以及取得的不菲成就。不管是對國家的實業發展、治學方法的改變,還是知識空白的填補,他們的貢獻都是開創性的。

他們遭遇的困難也不容小覷,書中向我們展現了傳統觀念、政治壓力和資金缺乏等等,如何給他們的研究工作造成阻礙,而勘探本身的危險性,加之動盪的時局和戰爭,讓他們的研究隨時付諸東流,有的還罹患重病乃至付出生命。內憂外患之時,這群人也會自我懷疑,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的嗎?但他們無論如何都堅持了下去,為民族尊嚴,也為純然的求知慾、科學精神。

在前言的最後,張泉寫道:「哪有什麼『黃金時代』,從來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開創新的紀元。」

前言 大發現的時代

撰文:張泉

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

——王國維

「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魯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許並不是文學。

1927 年 4 月 8 日,他到黃埔軍校演講,標題雖然叫《革命時代的文學》,入題卻是從挖煤開始的——「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他以此自嘲,幽默地開場,但他其實沒有開玩笑。當還是個少年時,他確實曾對探尋礦藏心嚮往之,並為此下過苦功。

魯迅十八歲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到日本弘文學院留學後,依然對礦物情有獨鍾,記錄了大量筆記,手抄、臨摹過許多海外礦業的專著。他甚至下過礦井,踩在半尺深的積水裡,頭頂仍有水不斷漏下,在他周圍,礦工們「鬼一般工作著」。魯迅讀書的時代,地質學仍被稱為「地學」,礦物學則被稱為「金石學」,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以為,這兩門功課探討的仍是輿地和鐘鼎碑版這些古老的學問。

魯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礦產,富有既如是。故帝軒轅氏,始采銅於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鑄金銀鉛鐵。逮周而礦製成……

當然,那時他還叫周樹人,那本書也不是小說集或雜文集,而是《中國礦產志》,但其流行程度並不亞於他的那些橫眉冷對、嬉笑怒罵的作品集。

《中國礦產志》是魯迅和他的同學顧琅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學部定為國民必讀書。他們期望國人重視並了解自己國家豐富的礦藏,不要總是依賴外國人去研究和轉述;他們更希望未來的中國能自主開礦,發展實業,尋求富強之道。

不過,兩人最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

留學回國後,顧琅輾轉於教育、實業和政治領域,但並未放棄田野考察,他後來走訪了漢陽、大冶、萍鄉、六河溝、臨城、井陘、開灤、中興、本溪湖、撫順等地,在 1916 年出版了《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書名由張謇題寫。

魯迅選擇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發表《狂人日記》時,他已經三十七歲。人們記住了三十七歲以後的魯迅,卻淡忘了那個曾經企盼尋求礦藏的少年。

由於那段痴迷礦藏的經歷,魯迅一直對困守書齋的所謂「國學家」頗為不屑。1922 年 11 月,他在《晨報副鐫》上撰文嘲諷道:「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莎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書來了。」字裡行間皆是悲愴的冷嘲,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

魯迅的評判,其實不算苛責。自 19 世紀後半葉李希霍芬以其七次遠征為海外漢學家、探險家踏勘中國揭開序幕,這片遠東的土地就因為極其豐富的自然、歷史與文化資源,吸引著沙畹、奧勃魯契夫、斯文·赫定、桑志華、謝閣蘭、斯坦因、伯希和、柏石曼、伊東忠太、鳥居龍藏、大谷光瑞、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海外學人紛至沓來,探索地理、礦藏、生物、建築、文物,他們的足跡縱橫南北。

當伯希和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他在中國搜羅的古籍,尤其是敦煌遺書時,官員和學人無不扼腕嘆息。羅振玉百感交集,感嘆這是「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兩江總督端方更是早早地認定這是「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他們深感事態嚴重。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願意像海外學人那樣,親自動身尋訪一番。於是,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而尷尬的局面:來自海外的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在中國各地奔波,探訪藏匿在深山荒野間的礦藏、古蹟、墓葬、洞窟……不斷地調查、攝影、發掘、整理、分析,而中國學者卻有意無意地對這些珍貴的遺蹟視若無睹,或忙於欺世盜名,或甘願囿於書齋。一面是海外學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調查,卻又因中國之大,夙願難成,只能感嘆「大業的完成,恐不是吾輩人能夠等到的」,凡事盡力而為;一面卻是中國學人始終無動於衷,沉溺於「『安樂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時代」。

不過,當魯迅宣洩著滿腹牢騷時,一個充滿轉折意義的時代其實已經來臨,那時,年輕一代中國學人正躍躍欲試。他們大多在海外接受過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試圖重新發現古老中國的真相,重估文明的價值。他們不憚走向荒野,甚至樂在其中。在這波浪潮中,地質學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建築學家前赴後繼,終於在二三十年間造就風氣,蔚為大觀。

他們是各自領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書齋、走向曠野的第一代中國人。這本書希望重述的,正是他們的探索以及他們開創的新紀元。

前所未有的一代人

1913 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創立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由丁文江主持,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為代表的中國地質界先驅,就與葛利普、安特生、步達生、德日進等海外學者鼎力合作,一面努力培養專業人才,一面堅持不懈地進行田野考察,調查礦藏,勘探石油和煤礦,挖掘恐龍骨架和各種古脊椎動物化石,發掘史前文明遺址……無論是在地質學、地震學、土壤學,還是古生物學、人類學等領域,都堪稱成就卓著。

1936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十五次發掘殷墟,主持者從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變成了更年輕的石璋如、劉燿、王湘等考古學人。大批甲骨和各種文物陸續出土,殷商時代得到證實,中華文明信史被向前推進了數百年。根據考古發掘,史語所的學人們陸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架構,諸如董作賓的「貞人說」、梁思永的「三疊層」、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等,皆極富開創意義,影響深遠。到 1937 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將在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演講中盛讚史語所的考古發掘:

這是近年來全亞洲最重大的考古發掘。中國學者一下子獲得了耶穌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國歷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其實,不獨考古組,史語所語言組的成就也不遑多讓。趙元任等人歷時十年,走訪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統地進行方言實地調查,初步勾勒了中國語言變遷的軌跡,而這些尋訪與研究的意義,正如傅斯年所總結的那樣:「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

加入史語所之前,李濟和趙元任皆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並在各自領域發起過具有首創意義的田野考察——西陰村的考古發掘和吳語方言調查。清華國學研究院存世雖然只有四年,卻網羅了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兩代名師,不僅為未來中國學界樹立了典範,亦可被視作史語所的「前傳」:陳寅恪、趙元任、李濟都是史語所的主事人,而梁啓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雖然沒有參與田野考察,但以各自的遠見卓識和影響力,為學人走向荒野掃清了障礙,更奠定下思想根基,其中,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影響尤為深遠。

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一九二五年合照,前排右起:趙元任、梁啓超、王國維、李濟

地質調查所和史語所考古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國營造學社追索的則是地上的古蹟。魯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擺著一幅從山本照相館購買的佛像照片,據說,他把這尊河北正定隆興寺的佛像譽為「東方美神」,儘管他畢生都沒見過它的真身。近代中國學人中,最早見到這尊佛像的,或許是中國營造學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1932 年,梁思成一行就冒著戰火,對隆興寺做了詳細的調查、測繪和研究。他認為,這尊塑像雖然遭到後世篡改,但「顯然是宋代原塑」。當然,他關注的不只是造像,更是建築風貌,並盛讚隆興寺的牟尼殿為「藝臻極品」。

魯迅去世時(1936 年),中國營造學社創建只有五年,卻已經考察了上百個縣市的兩千餘處古建築,其中的佼佼者,如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西大寺的三大士殿、佛宮寺的釋迦塔、華嚴寺的薄伽教藏,以及善化寺、廣勝寺等遼金以降的古建築經典,都是通過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人的考察報告昭示於國人的。這些大地上的遺構,為破解北宋「天書」《營造法式》提供了大量直觀的證據。與此同時,一部中國建築史也在梁思成心中氤氳成形。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北伐」到「中原大戰」,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家不斷裂變,時代疾速轉捩,總統和內閣總理走馬燈般更替,登場謝幕,兒戲一般。但在這亂局的夾縫裡,以上述機構為代表的學人共同體,被愛國熱情激勵,默默耕耘,不懈奔走,勠力與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無數個第一:

中國人獨立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西陰村遺址發掘(李濟、袁復禮主持);

第一份礦產資源調查和田野考察報告——《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物報告書》(丁文江);

第一本地質學講義——《地質學講義》(翁文灝);

第一張著色全國地質圖——《中國地質約測圖》(翁文灝);

第一幅地震區域分布圖——《中國地震分布圖》(翁文灝);

第一部石油調查報告——《甘肅玉門石油報告》(謝家榮);

第一部石油研究專著——《石油》(謝家榮);

第一部古脊椎動物學專著——《中國北方之嚙齒類化石》(楊鍾健);

第一部恐龍研究專著——《許氏祿豐龍》(楊鍾健);

第一篇古建築調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頒布的文物法規——《古物保存法》;

……

他們發現了「北京人」頭骨、「山頂洞人」頭骨、龍山文化黑陶,還有海量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遼、金、元、明、清建築,提出了「燕山運動」「三門系」「三疊層」「貞人說」「夷夏東西說」等理論。中國第一座地震台(鷲峰地震台)、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第一條獨立發掘並裝架的恐龍化石(許氏祿豐龍),同樣由他們全力促成。

他們大多誦讀「四書五經」長大,隨後到海外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他們中有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人類學博士(李濟)、第一位考古學碩士(梁思永)、最早的商業管理碩士(曹雲祥),還有「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中國科學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中國恐龍之父」(楊鍾健)……

他們是荒野上的大師,新學術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當然,他們也是第一代世界主義者,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

首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員合影

即便橫眉冷對如魯迅,雖不時會在日記、書信或文章中對他們揶揄一二,比如他認為史語所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精義少而廢話多」;說梁啓超工資太高,而且「西學不大貫」,要配上李四光才能「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嘲諷丁文江陪著胡適去「覲見」蔣介石——「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不過,毋庸置疑,魯迅未竟的夢,的確已在他們腳下逐漸變成現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民國時期注重田野考察的當然不止這四家機構。事實上,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魁閣」等機構同樣雲集了一批不憚走出書齋的學人,他們致力於動植物、礦產、考古發掘、民族學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並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本書決定聚焦於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國營造學社,因為它們既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間又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形成了相對穩固的學術共同體;它們的發展歷程也足以折射出從 191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不同階段,中國學界走向田野的渴望與困惑、構想與曲折、困境與探求。正因他們的努力,一個大發現的時代終於在近代中國的土地上顯露崢嶸。

走出書齋,走向曠野

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讀書人走出書齋的先例。徐霞客和宋應星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正史記載中,他們註定只能淪為邊緣角色。

1912 年,當雲南高等學堂監督葉浩吾向丁文江提起《徐霞客遊記》時,從歐洲學習地質學歸來的丁文江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對這個明代的同鄉一無所知。穿越了半個中國到了上海,他才終於買到一本《徐霞客遊記》,而他真正對徐霞客產生精神認同,還要再等兩年。兩年後,他到雲南考察地質,在極度疲倦中閱讀了這本兩個多世紀前的遊記,他發現,自己在考察路上的見聞,與徐霞客兩百多年前的記錄竟能逐一吻合,不勝感慨:「始驚嘆先生精力之富,觀察之精,記載之詳且實。」

至此,他才真正對徐霞客心生敬意,更滿懷好奇。然而,這樣一個傳奇人物的人生歷程居然模糊不清,著作也早已支離破碎,大量散佚。於是,丁文江決定為徐霞客正名,整理徐霞客的遊記和年譜,繪製其週遊天下的路線圖。這項工作,幾乎集結了三代人的力量,他的前輩梁啓超、張元濟、羅振玉等人慷慨地為他提供了典籍資料,而他的後輩朱庭祜、葉良輔、譚錫疇、謝家榮、王竹泉等人則把在各地繪製的地圖交給他,點點滴滴拼合出徐霞客走過的路。

宋應星是另一個引發丁文江強烈共鳴的人。1914 年,他在昆明圖書館收藏的《雲南通志》中,讀到一段關於煉銅的描述,深為折服。這段引文摘自《天工開物》——又一個陌生的名字。更讓他震驚的是,這部明代的奇書在偌大的中國竟然一本都找不到。經過章鴻釗提示,他才知道,大洋彼岸的日本帝國圖書館,反倒收藏著這部古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於是,丁文江又歷時十三年,尋找傳世的版本,並努力還原宋應星兄弟的故事。

徐霞客和宋應星終於不再是深埋於歷史深處的無名氏,反而成為許多年輕學人的精神偶像。身處國家危亡的年代,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丁文江也習慣拿中國的先賢與西方的比較,進而論證中華文明曾有過的偉大創舉。他熱誠地宣稱徐霞客的旅程是「文藝復興精神的體現」,稱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其精神與近世科學方法相暗合」。他認為徐霞客的「『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他評價《天工開物》的創造性價值舉世無雙:「三百年前言農工業書如此其詳且備者,舉世界無之,蓋亦絕作也。」他試圖論證,科學的精神與探索在中國由來已久,遠超西方,只是暫時失傳湮沒罷了。

丁文江以現代徐霞客自期,而他的「萬里遐征」,更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見」,記「徐霞客所不曾記載」。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頂,調查不要代步」,一生身體力行。無獨有偶,這幾家學術機構的核心人物都做過類似的表態。丁文江的同事與繼任者翁文灝呼籲學人「擔斧入山,劈荊棘斬榛莽」,甚至還提出,「如果一年沒有上山,便不配稱地質學者」;史語所創始人傅斯年要求書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從清華國學研究院加入史語所的李濟要「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趙元任興致勃勃地表示,「用表格用錄音器作系統化的調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處學說各種話當然又是一回事」;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則強調,「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各種動詞,擲地有聲,而歸根結底,都是呼籲學人走出書齋,走向曠野。

許多年後,胡適給亡故多年的老友丁文江作傳(《丁文江的傳記》,1956年),依然忍不住感嘆:「這樣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現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

這不只是致以丁文江個人的敬意,其實也是丁文江這代學人的精神寫照。但這代人註定飽嘗艱辛,甚至前途莫測。如果地質調查所沒能勘探出礦藏,沒有發掘出「北京人」頭骨或恐龍化石,如果史語所沒能在殷墟發掘出海量的有字甲骨和各種文物,沒有找到殷商故都的基址,如果中國營造學社沒有發現大量古建築經典……很難說這一代學人不會繼續「淪為」又一個徐霞客或者宋應星,最後從歷史中悄然退場。

所幸,他們與一個大發現的時代相互成就。身處亂世,他們遭遇離亂動盪,可是,他們無疑又生逢其時。

絕境裡求生,陳見中突圍

丁文江迫切地希望為徐霞客和宋應星正名,其實也未嘗不是為了給他這一代中國學人正名。他們面對著更加複雜的社會環境,置身於動盪的大時代,萬事不由己,只有竭力而為。

中國的讀書人從來都對體力勞動心存鄙夷,而無論地質調查、考古發掘還是古建築考察,都需要頻繁外出,風餐露宿。儘管從洋務運動以來,實業救國已成共識,地質調查因此有了發展空間,許多人也開始認可考古發掘和古建築調查,相信它們有助於了解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甚至賦予其愛國意義,然而,社會觀念如故,田野考察依然面對巨大阻力。

思想鴻蒙未開,民眾對考古發掘更是誤解重重。人們天然地相信,考古發掘就是搜羅寶物。李濟、袁復禮離開西陰村後,車站檢查人員如臨大敵,懷疑他們盜取了珍貴的文物。不料,一箱一箱查驗,居然全都是些碎陶片,這讓檢查員無比困惑,為什麼要千里迢迢地把幾十箱碎陶片運回北京?抗戰期間,史語所遷到李莊,當地的鄉紳與百姓一度以為,這些學者是以吃人為生的——抗戰千里流亡,隨身攜帶的一定是最貴重的東西,可他們的行李中卻塞滿了人類的遺骸。石璋如到豳縣(今陝西彬縣)考察,一邊使用指南針,一邊繪圖,以致當地陪同的人堅信他是風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幫忙看看風水,無論石璋如怎樣解釋都無濟於事。地質調查所歷時多年終於出版了《中國分省新圖》,丁文江卻在序言中繼續苦口婆心地呼籲:「我們只希望以後同行的諸君,少講些龍脈,少畫些筆架,使得中國青年漸漸地了解地形是怎樣一回事。」楊鍾健在雲南發掘出恐龍骨架,到重慶北碚舉辦展覽,竟然有人畢恭畢敬地拜倒在恐龍骨架前,虔誠地進香。他們不知道此龍非彼龍,只是敬香祈福的習慣由來已久,條件反射般深入骨髓。這樣的傳統太過漫長,以致梁思成尋訪雲岡石窟時忍不住感嘆,十幾個世紀以來,民眾忙著焚香膜拜,卻對精美絕倫的造像熟視無睹,「在這講究金石考古學術的中國里,(雲岡石窟真正的價值)卻並未有人注意及之」。千年以降,中國大地上的無數瑰寶正是這樣被有意無意地遺忘殆盡。

他們發現,在中國進行田野考察,最大的對手,其實是金石學傳統,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中國營造學社外出考察古建築,當地嚮導聽說梁思成等人對古物感興趣,常常會自作主張帶他們去看碑刻,他們覺得,碑刻才是藝術,而建築不過是工匠的手藝,難登大雅之堂。起初,考古學被許多人認為只是金石學的一個別名而已,而當中國學人開始獨立進行考古發掘,即便是馬衡、董作賓這些從傳統金石學框架中努力轉型的一流學人,也曾對考古發掘存在誤會。馬衡相信,通過考古發掘,可以挖出「地下二十四史」。這個天真的設想顯然不可能實現。董作賓主持殷墟第一次發掘,因過度關注甲骨,挖到人類遺骸,頓感冒犯了先人,匆忙把它們重新掩埋起來,直到後來與李濟相遇,才知道人類遺骸同樣蘊含著豐富的考古價值。到 1930 年代,考古發掘雖已碩果纍纍,然而,當夏鼐參加公費留學考試被考古專業錄取時,他頓感前途渺茫,哀嘆自己「簡直是爬到古塔頂上去弄古董」。夏鼐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後又師從傅斯年和李濟,連他都對考古心存偏見,旁人更可想而知。

政府對地質發掘和考古發掘的態度更為複雜。當地質學家致力於勘探煤礦、金屬、石油,為實業助力時,政府自然大力倡導、支持,而一旦科學家被地下的出土物吸引,開始發掘文物、古生物化石乃至古人類遺骸,政客的態度就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就想當然地以為,所有考古發掘都是盜墓,為此,他義正詞嚴地致電總統、行政院、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要求立即停止考古發掘,還威脅說,倘若在古代,做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是要被凌遲處死的。李濟當時就預感到,「從此考古工作恐將永無太平之日」,這種「新舊史學觀點的衝突」很容易就會被政治化。不出他所料,縱然蔡元培率領學者嚴詞反駁,行政院還是下令嚴禁發掘古墓,以致有的地區的考古發掘被迫延期。

地方與中央的博弈,同樣影響著田野考察。李濟到西陰村發掘,還帶著兩任前內閣總理和梁啓超寫給時任山西省省長閻錫山的介紹信,「山西王」卻一直避而不見,倘若不是山西省內務署的負責人被李濟的誠意打動,這次考古發掘很可能就此擱淺。發掘殷墟更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河南當地政府懷疑史語所盜取寶物,多次以各種形式粗暴干涉,而無論蔣介石的命令,還是《古物保存法》的頒布,都無力影響河南省高層與基層的決策。只有權力和武力才能主宰一切,等到蔣介石贏得「中原大戰」,將河南納入勢力範圍,一切自然迎刃而解。為了贏得地方人士的信任,梁思成不得不學著用「老派的上層社會方式與軍官和地方官員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時,他一面保持著「低調、禮貌而恭敬」的態度,一面又掏出印滿各種頭銜的名片,在言談間若無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當地人才終於對他刮目相看,願意提供支持和幫助。

李濟(1896 年 7 月 12 日-1979 年 8 月 1 日),原名順井,字受之,改字濟之,湖北省鍾祥縣人,中華民國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學者,被稱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所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困擾田野考察的,不止社會觀念和政治壓力,資金問題同樣棘手、嚴峻。

傅斯年努力湊齊了一千元,殷墟發掘才終於正式啟動,然而,第三次發掘結束後又陷入困境,弗利爾藝術館決定與史語所中止合作,所幸,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及時施以援手。殷墟第十一次發掘成果卓著,但預算遠超過撥款,值得慶幸的是,中央研究院第二任總幹事是丁文江,他深知田野考察的意義,於是另闢蹊徑,邀請國立中央博物院參與投資,約定先由史語所研究出土文物,此後再把它們送到博物院珍藏,這才妥善解決了資金問題。中國營造學社的前身營造學會,幾乎讓創始人朱啟鈐耗盡家財,也是由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又有中英庚款董事會襄助,中國營造學社才得以建立並運轉十多年。周口店的發掘則依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可是,當出土成果越來越少,資金也就日漸匱乏。1936 年,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岌岌可危,隨時可能會關閉,是賈蘭坡發現的三個「北京人」頭骨拯救了這家學術機構。

抗戰爆發後,情況日益惡化。在昆明,董作賓和胡厚宣準備拓印殷墟 YH127 坑出土的有字甲骨,卻找不到足夠的宣紙。陳寅恪寫完《元白詩箋證稿》,也沒有合適的稿紙謄抄,只好給史語所的同事寫信求助。為了維繫中國營造學社的運轉,梁思成一次次前往重慶,向各個政府部門求援——他的前半生衣食無憂,亦無心仕途,後半生卻不得不放下自尊,與官僚們周旋,四處化緣。謝家榮等人進行地質調查時,則下定了決心 ,「必要時一切事可由我們自己來做,剩下的錢,我們要留作野外調查之用,萬一公家一時不給我們款子,那我們只有吃飯不拿薪,我們學地質的應有這種苦幹精神」。

這二三十年間,中國學人無疑是在絕境裡求生,於陳見中突圍,終於在曠野之上踏出新路。

內憂外患的「黃金時代」

這群現代徐霞客和宋應星,大多有著體面的身份和不菲的收入,但他們寧願往荒野中輾轉,在泥濘、崎嶇間奔波。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必須學著應對各種挑戰,有時坐著騾車顛簸,有時赤腳在冰河中穿行,有時帶著帳篷風餐露宿,能住進牛棚都值得慶幸。沿路可能找不到食物,飲水也是大問題,漂浮在水面上的微生物往往讓他們望而卻步。他們潛入過幾十米深的地下,舉著油燈,點著蠟燭,忍受無盡的孤獨,往泥土堆積中尋找蛛絲馬跡。他們遭遇過塌方,與炸藥朝夕相處。他們時常攀爬數十米高的建築,測繪,攝影,稍有不慎就可能從高空跌落。他們在深谷中迷過路,也曾險些闖入山中的瘟疫區。

當然,生命脆弱,世事無常,還有更殘酷的挑戰等著他們。袁復禮在新疆的冰雪中發掘恐龍化石,凍傷了腳,挨到發掘結束回到烏魯木齊才得以動手術,休養了三個月才痊癒;梁思永抱病發掘殷墟,罹患重病,臥床長達兩年之久;翁文灝到浙江考察石油,遭遇車禍,九死一生;二十八歲的吳希曾在湘西勘探煤礦,也遇車禍,卻未能醒來;丁文江在湖南勘察煤礦,煤氣中毒,不幸罹難;年輕的趙亞曾在雲南,許德佑、陳康、馬以思在貴州均被土匪槍殺;傅徽第則在贛南被日軍殺害……

這是個大發現的時代,卻又是極為動盪的時代。天災頻發,戰亂不斷,既困擾著貧弱的國家,也吞噬著他們的生活。幾場大雨就足以讓周口店的發掘被迫暫停幾個星期,讓中國營造學社的考察之旅不斷延期。

戰爭是更大的威脅。1927 年,李濟前往陝西考察,由於北伐戰爭,他不得不繞道半個中國,先北上大連,再坐船南下上海,然後轉漢口,再從漢口取道北上。同樣在這一年,地質調查所開始大規模發掘周口店,附近時常炮聲隆隆。有時會有士兵突然出現,占用他們發掘出來的洞穴,試驗手榴彈。甘肅軍閥誤把西北科學考察團攜帶的氫氣管當作炮筒,誤以為他們是張作霖的軍隊,隨即扣押了科考團的學者。當時的新疆省主席楊增新遇刺身亡後,繼任者金樹仁則對考察團百般阻撓,令科考一度陷入僵局。1933 年,梁思成前往正定調查古建築,卻發現火車上全都是軍人。灤東戰事困擾著整個行程,他擔心北平遭到轟炸,不得不壓縮原定計劃,隨時準備返程。

軍閥混戰之後,是更加殘酷的抗日戰爭和長達八年的流亡歲月。他們匆匆踏上南遷之路,不幸的是,多年來各自收集的珍稀書籍、資料、記錄的筆記乃至書稿,卻大多在離亂中散佚。由於部署周密,許多珍貴的文物得以保全,但並非所有文物都這樣幸運:「北京人」頭骨化石在秘密運往美國途中不知所蹤;中國營造學社存放在天津麥加利銀行地下金庫里的底片,基本毀於洪水,只有一批測繪圖稿和膠片經過小心的整理、晾曬,勉強得以保全;袁復禮在西北考察時收集的十七箱標本全部遺失,他的《蒙新考查五年記》的新疆部分也被弄丟了;史語所在安上村曹王墓發掘的出土物在濟南被毀,考察報告在九龍被燒盡。許多年後董作賓仍耿耿於懷,「新材料完全損失了,而且永遠損失了」 。

國難當頭,他們也時常陷入自我懷疑,不知道自己的工作究竟是否有意義。翁文灝向傅斯年哀嘆,地質考察對抗戰沒有任何幫助。傅斯年也常常自問:「書生何以報國?」李濟一度想過放下鏟子,扛起槍去前線打仗,而李濟與董作賓、梁思永一手培養起來的「考古十兄弟」,最終也因為戰爭分道揚鑣,終生未能重聚。

傅斯年(1896 年 3 月 26 日-1950 年 12 月 20 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

風雨、天險、疾病、匪患、戰爭……任何一點變故,隨時都可能將他們吞噬。近代中國的學人們,卻在深谷中劈出一線光明。內憂外患,國土淪喪之際,他們取得的學術成就甚至被視為民族最後一絲尊嚴所在,正如孫楷弟在寫給陳垣的信中所講,中國「生產落後,百業凋零,科學建設,方之異國,殆無足言;若乃一線未斬唯在學術」。這也正是這一代學人的自我期許。陳寅恪相信,「國可亡,而史不可滅」;翁文灝則正告同仁,「即便中國暫時亡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工作的成績,叫世界上知道我們尚非絕對的下等民族」。

他們並未將罪責完全歸咎於時代,沒有因外力干擾而忘記本分,他們在荒野之中,於書齋內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嚴。其實,哪有什麼「黃金時代」,從來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開創新的紀元。

(上文摘自《荒野上的大師》,

由一頁 foli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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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書齋、走向曠野

▼走出書齋、走向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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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心中最大的痛】就是妹咩的異味搔癢!

2021-10-04T06:03:44.271195+00:00

甚至連“濕度”都被另一半發現節節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