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實習的每一天，我都會坐地鐵經過北京西站。每個早上，操著各種口音的人們問著基本相似的地名：五棵松，朝陽門，北京大學。他們有的在廢棄電梯門口裹著被單入睡，有的扛著蛇皮袋在自動扶梯上往下吐痰。有一天從西站出來，我掐指一算：這個早上一共看到了十三口痰，用各種生動的姿勢吐在我眼前。而讓我驚奇的是，自己居然咯咯地笑了。
我和吐痰的農民工沒有分別。準時到達實習單位，打開電腦，就像民工準點到達建築工地，戴上手套準備搬磚。下班時積累了一天的牢騷，就匯聚成民工的那口痰，毫無目的又極富殺傷力地傳播在帝都。我們一樣地走上北京西站的電動扶梯，一樣地考慮一碗小餛飩的價格。我還是個學生，可是我已經越來越像他們了。我在世俗之箭向我射來之前，就已經脫光了盔甲敞開了心臟，像我寫的第一首詩中那樣，「無一例外地選擇了生活」。
我跟台里的帶教老師都很愛聊天說地。當我的嘴唇蠕動成「我要拍作者電影」的樣子，我從各個經驗豐富的編導眼中看到的只有同情。老師一癟嘴，溜出京腔十足的普通話：「你這孩子幹什麼不好，非要誤入歧途？」迄今為止，沒有人支持這條道路，除了爸爸。他一直在陽台上養著一盆營養不良的龍舌蘭，越老越固執地堅信它一定會開花，為此還跟想把缽頭丟掉的媽媽吵過一架。我很想有一天偷偷把它拔除，像給臟器里的瘤動手術。我終究不敢，只在深夜裡想起這種植物。
我無法欺騙自己，但我不可抑制地愛上了北京西站，因為我是淹沒在其中的主人公。這是一個宏大的難以言表的悲哀故事。穿著鵝黃色襯衣的那個女人嘴角有不易察覺的吻痕，書報亭里的色情雜誌一直很暢銷，「你好嗎？」「我很好」有多少種不同的說法。一整個社會在我腦海中穿行，讓我忙碌不堪。有時我有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幾乎就要寫出很牛的劇本來。這或多或少跟寫詩一樣，我看到一種成形的蛹掛在前方，這蜃樓的深淺、孵化的可能，在呼吸之間頃刻萬變。
我用一整個春天在北京西站活著，我將在更多地方、和更多的人一起活著。意識到這點是多麼喜憂參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