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裡來的孩子」老了

身心健康，平平常常，最好還要點悠閒自在，那才是真的叫歲月靜好。

前幾天，打籃球，有小伙子問我有沒有70歲，也許是我滿頭白髮的緣故；前幾天，我買了瓶洗髮水，一同事開玩笑說，你又沒有幾根頭髮，要洗髮水幹什麼？我摸摸頭頂，光光的，其實白髮也不是滿頭。。。就是老了，那個「森里來的孩子」真的老了。

我來到那座森林裡，發呆。

我出生在森林裡，但卻不是「小山村」，而是一幫城裡人跑到山裡開發的一個小林場，所以，我過去總是調侃自己是「森林裡來的孩子」。這個「森林」，在江西九嶺山脈宜豐縣境內，現在叫官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一個叫東敗（一個土字旁加一個敗字，讀BAI，我打不出來）的地方。那時候，父母下放到這大山里，已經是第八年了。我是家裡的老四，也是老小。

嬰兒時候的事情，父母好像從來沒有提起過，似乎只知道大姐在南昌出生不久，因為父母下放，沒法帶，就送回了父親的祖籍，奉新縣羅塘公社（現在叫赤田鎮），到讀小學才回到父母身邊。另一件事，就是哥哥嬰兒時，一次生病，極其危險，在當時所在地黃崗衛生院無法治療，是當時在爸爸那的三伯挑著籮筐，一邊裝著哥哥，一邊裝著磚頭，一路挑到了銅鼓縣人民醫院，經過搶救才保住了哥哥的命。至於我自己完全沒有故事，只有一張一歲時趴在桌子上的「全裸」照片——大腦袋，胖乎乎。

四姊妹好小時候的事，好像只記得這兩件。父母告訴我們的也似乎只有這麼點。

我的嬰兒期，是一位姓蘇的長沙婆婆帶大的，一位極其善良的老太太把我帶到了三歲，那時候付給老太太估計是一個月5塊錢吧，老太太人真好，我到7歲上小學時都不願離開她老人家。可她老人家去世時，我竟然不知道，是姐姐姐夫代送了最後一程，至今都有一種遺憾。

後來家裡從東敗（同上）搬到了院前分場（現在的4A景區九天漂流景區），我在那裡讀了幼兒園。（當時江西的省屬國營墾殖場，哪怕是分場也有幼兒園、小學、初中，還有醫務室）。幼兒園裡，唯一記住了的就是下午下課時，每人發一顆水果糖，我總會伸出手，說：阿姨（幼兒園老師），我要紅的（紅紙包的）。這總被幼兒園小夥伴嘲笑，認為妹子（女的）才要紅的。（受沒受文革的影響，真的說不清楚，此刻正是全國一片紅的時候，小，不等於沒有印記）。因為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都會背誦毛主席的《老三篇》了，雖然不太理解其中大部分的意思，反正就是跟著讀。

7歲的時候，我上小學了。上課報到第一天，媽媽給我做了個布袋書包，裡面裝了已領的一年級課本，第一篇課文，是「毛主席萬歲」。這都沒什麼，但我是穿著開襠褲去上學的，被新同學大肆嘲笑了一番，哭著回去，發誓永遠不穿開襠褲。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不是給自己的性啟蒙留下了「陰影」。

也許，從0到7歲，完全是個乖乖仔的模樣，但似乎已經天性敏感。這可能給我的人生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此刻，也許我也似乎產生了「反抗」的意識。看到哥哥經常調皮搗蛋，自己居然乖的像個溫順的貓，於是也想學一回「出軌」。聽說爸爸馬上要調到另外一個分場，馬上就要搬家了，我居然「冒險」逃課，上課時間跑到後山上面玩去了。隔壁家的同班女孩把這件事「密報」給了媽媽，回到家裡，被竹掃把打了一頓。從此變得更加「乖」，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後，一輛解放大貨車，把一家老小和幾樣家具拖到了差不多60里之外的另一個分場——五里分場。那年，小學一年級快要讀完了。

到這裡碰到的班主任，是一位上海女知青，姓戴，戴老師後來回上海了，估計現在有70多歲了吧。

在這裡二年級沒讀完，爸爸又要調動了。這期間，父親還借調到省農墾廳半年，父親是個不願折騰的人，那時候如果做點「工作」，應該是可以回到南昌的，父親似乎完全沒有這個意願。我只記得在這個分場，我們一家五口（大姐在外地讀書）住在一間十幾平米的屋子裡，住了十一個月。只記得我每天去上學，要經過一段黑魆魆的山路，因為人小，總是有點害怕，生怕路邊突然串出什麼壞人或動物。要是運氣好，碰到場裡的拖拉機，司機叔叔會帶我一程。

媽媽在醫務室工作，有時候還會和媽媽上山采草藥，那時候，我認識了什麼叫「大青葉」和「金銀花」。有一次在醫務室幫媽媽切草藥時，那大斬刀把一個二年級的小孩的大拇指差點切斷，半個世紀之後，左手大拇指的刀痕還清清楚楚。爸爸大半年在南昌，如果得知爸爸要從南昌回來時，站在路邊上翹首以盼，看看爸爸給我們帶了什麼吃的。那一年，應該是上世紀的1973年。

十一個月之後，二年級還沒讀完，又一輛解放牌貨車車把我們帶到了總場場部所在地——宜豐縣潭山鎮。在那個叫江西省黃崗山墾殖場職工子弟學校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可惜，這個學校已經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