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與高麗的關係逐漸緩解,出使路線有何變化及特徵?

胖虎說史 發佈 2022-07-06T01:06:23.543068+00:00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前,蒙古帝國的內部統治集團進行了激烈的汗位爭奪的政治鬥爭,最終忽必烈在爭奪當中勝出,成功即位,並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前,蒙古帝國的內部統治集團進行了激烈的汗位爭奪的政治鬥爭,最終忽必烈在爭奪當中勝出,成功即位,並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

元朝與高麗的關係

忽必烈為了鞏固汗位,開始籠絡高麗的勢力,這也就促使了元朝與高麗達成協議,忽必烈諸臣建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依附」,忽必烈稱「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而家室。」又稱「永為東藩,以揚我休命。」

由此可見,忽必烈麗仍然希望將高麗視為元朝的藩屬國,但是忽必烈對待高麗的政策又不同以往,改為懷柔政策,不以武力強制征服高麗,而是通過和平穩定的手段籠絡其勢力,但元朝仍要求高麗履行「六事」的義務。

另一方面,高麗的內部由於武臣政權的長期把持,高麗王權旁落,武臣專權並操控了高麗的王位更替,高麗國王也需要藉助元朝的勢力來推翻武臣政權,恢復王權。

武臣政權退守江華島的末期,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與能力繼續和元軍進行抗衡,蒙古帝國時期曾對高麗進行七次征伐,資源的消耗造成高麗人民負擔日益加重,高麗無法再承受殘酷的戰爭帶來的民不聊生,求和元朝的意願更加強烈,而恰好元世祖此時也有意籠絡高麗,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元朝與高麗達成了和平穩定的關係。

隨著高麗派遣世子倎的入元,元朝與高麗的關係也進入了一個新的和平穩定時期,從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後,兩國使臣往來也更加的頻繁。

一直到元末,兩國間都互派使臣進行往來。這一時期的高麗出使行路較之前蒙麗關係時期發生了變化,正是由於兩國間政治關係由軍事對抗轉為了和平外交的結果。隨著國王及世子入元作為質子的關係確立,出使路線上往來的使臣團次數開始增多。

從忠烈王到恭愍王歷經7代國王,都向元朝派遣使臣,經歷了由盛到衰的過程。隨著高麗使臣出使次數的減少,也意味著高麗逐漸擺脫元朝控制的過程。

高麗使臣出使元朝後,不僅局限於元上都與元大都之間的往來,隨著元麗政治關係的深入,隨行使臣也開始前往元代的江南,與江南文人之間交往,吸收元代江南的士人文化等。

到了元朝末期,也就是高麗恭愍王時期,恭愍王實施改革政策,並開始打擊高麗內部親元勢力,逐漸擺脫元朝的控制干涉,試圖恢復高麗獨立的對外交往。

元朝時期高麗出使路線的變化及其特徵

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建立元朝,改國號為「大元」,蒙古政權由漠北草原轉向漢地元大都和元上都、中都。元朝與高麗之間關係趨於和平穩定。

這一時期,高麗出使路線發生變化,不同於蒙古帝國與高麗的關係時期。高麗出使路線開始由高麗至漠北轉向到元上都和元大都,以元大都為最終站的居多,元上都多作為中轉站。一方面,元朝與高麗確立了和平穩定的關係。

高麗國王及世子開始入元,並隨有人數眾多的使臣團。這一時期高麗出使元朝路線相對單一固定,基本上高麗國王和世子及其隨行使臣團均按照大致固定的出使路線進行朝覲元朝。

諸如李齊賢、李承休、李榖和李穡等知名文臣隨高麗國王入元,並在元朝開展活動。

元麗和平穩定時期,高麗出使路線的變化也印證了兩國間政治關係的好轉,由早期的軍事征伐與對抗轉為和平外交與聯姻。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高麗出使路線根據史料記載來看,仍然以陸路居多,占據主要方式。蒙元王朝與高麗關係時期,出使海路的利用率不高,海上路線多是經濟和貿易以及蒙古東征日本時輸送兵力和糧草為主。

高麗國王及隨行使臣團的出使的重要方式仍是陸路。因陸路驛站較多、糧食供給充足。

同時對於長途跋涉的使臣團來說,陸路相較於海路也更具有安全穩定的環境條件,因此是出使路線的最重要的選擇。

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元麗開啟了長達百年的和平穩定的關係史。這一時期的出使路線對兩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元麗關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政治上,元朝設置征東行省,派駐達魯花赤,設置站赤等措施,對高麗進行中央到地方的控制和干涉,通過使元朝公主與高麗國王聯姻,將高麗變為元朝的駙馬國;

經濟上,仍然向高麗索取貢物。征服日本時,要求高麗提供船隻和糧草,也加重了高麗人民的負擔;文化上,元朝的蒙古風俗對高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高麗使臣入元與元朝文人交往促進了兩國的文化交流。

元麗和平穩定關係時期,得益於出使路線選擇的變化與穩定,高麗國王及其隨行使臣團開始大量入元,並在元朝開展相應的文化活動。

元朝時期實行兩都制,蒙古政權中心主要有兩處,即元大都和元上都。元上都作為夏季使用,元世祖忽必烈在夏季會前往上都進行議事、外交等事務,在冬季的時候返回到大都。

因此這一時期高麗使臣的出使路線也會隨著元世祖忽必烈的移動而在元大都和上都之間變動,這是這一時期出使路線的一大特點。

大部分出使的高麗使臣均先到達元上都,再到達元大都,或是經由元大都再到元上都,往返不定。

高麗的使臣到達元朝後,受到蒙古風俗影響,禮儀禮節均遵從蒙古制。蒙古元廷的文化對高麗國王及其隨行使臣團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例如高麗國王喜愛狩獵,入元宿衛期間經常參與元廷的圍獵活動。蒙古的飲食文化也對高麗產生了影響,元朝公主嫁到高麗,隨行會帶有大量的蒙古特色的飲食,如奶製品、酥油等。

到了高麗之後,高麗的畜牧業也因蒙古人的進入開始發展,並開始流行製作酥油,製成品有的也進貢到元廷。

高麗國王及隨行使臣團每次入元時間較長,因此在元廷期間入鄉隨俗地受到蒙古風俗的影響,其生活習慣可能會發生一定的變化。

另外,高麗國王的隨行使臣團當中有大量的文人士人,這些文人士人與元代的士人進行文化交流,使得當時的元麗文化交流變得繁榮。

李齊賢、李承休、李榖和李穡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元朝的文化活動也對其後自身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使臣團中的文人並不局限在元大都或元上都,他們的活動範圍很廣,從元大都到元代江南地域,再到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四川、西藏、江浙等地。

這些文人將沿途所行所到之處、所感通過詩文的形式記錄下來,對我們了解當時的高麗使臣與元麗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元麗和平穩定關係時期,隨著兩國間政治關係的穩定,高麗出使次數增多,使臣久居元朝,並且在元朝開展活動。

高麗使臣在元朝並不是一直久留於元大都或元上都,他們隨高麗國王遊歷元朝其他地方,與當時元朝的文人、士人、僧侶等群體交遊學習,並將所學帶回高麗,促進了元麗兩國間的文化交流。

與蒙古帝國與高麗關係時期不同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建立元朝後,蒙古政權由漠北轉向了漢地,蒙麗關係時期的諸使臣趙世昌、金坵等活動範圍僅局限在漠北政權哈拉和林與高麗王京之間。

而到了元世祖時期,高麗使臣活動範圍也由此轉向到蒙元新的政權核心範圍,這段時期內的高麗使臣出使路線的目的地都是元上都或元大都,再擴展到元朝其他地區。

元世祖時期,元朝實行兩都制,分冬都元大都和夏都元上都。元上都作為夏季的政治中心,也接待來自各方使臣,處理政事與外交等事務,因蒙古遵循遊牧習俗,定期進行圍獵活動,上都的地理位置靠近草原,圍獵活動一般都在元上都,也有記載高麗使臣參與元朝的圍獵活動。

在《高麗史》當中,也多次提到了高麗使臣出使元朝及在元大都、元上都的活動。元上都在當時也成為元朝接待高麗使臣及國王朝覲的政治活動中心之一。元朝末期,高麗逐漸擺脫元廷控制和干涉,開始逐步恢復獨立自主權,直到北元時期,兩國間的關係才變得微弱,高麗與北元之間的使臣往來也隨之減少。

元末明初時期,正值高麗恭愍王在位期間,高麗與元明之間的關係的變革是這一時期高麗對外政策的主要方向。

恭愍王為了實行國家變革,擺脫元朝的控制和干涉,實行了一系列的反元政策,包括剷除親元的奇氏勢力,恢復國權運動等。

高麗忠烈王時期,官制要遵從蒙古官制,恭愍王對其進行了改革,廢除了之前的蒙古官制,改為高麗以前的官制。

高麗也開始給去世的國君追加諡號,因為蒙古控制干涉期高麗是不能給皇帝追加諡號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高麗逐步地擺脫了蒙古的控制干涉,在此期間,雖也有使臣前往元朝朝覲,但是僅是象徵意義上的禮節。

恭愍王的改革並不是很順利,一方面,遭到高麗內部親元勢力的打壓;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元朝紅巾軍的鎮壓。

高麗末期,國內的政治經濟紊亂,人民的負擔沉重,親元勢力打壓高麗的改革派,恭愍王對改革勢在必行,雖然恭愍王的改革最終失敗了,但是最終也使得高麗擺脫了蒙古的控制干涉,恢復了自主獨立。

元朝滅亡後,紅巾軍勢力也隨之消退了,高麗最終擺脫了元朝的控制干涉。元世祖時期,受到元麗和平穩定關係確立的影響,高麗出使元朝路線趨於穩定,官方使臣團往來頻繁,高麗國王也隨行出使或派遣使臣出使元朝。

高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的出使路線變動不大,一直持續到元朝末期,高麗恭愍王時期逐漸擺脫元朝控制干涉,元麗關係走向衰退期。在此之後,蒙古勢力退居漠北,建立北元政權,高麗進入了與北元、明朝兩端外交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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