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為活著的人建造的祠堂，則稱為「生祠」。
歷史上蓋生祠最出名的，要屬明末太監魏忠賢。不僅蓋得多，蓋得快，也蓋得最荒唐。
據《明史·魏忠賢傳》記載，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大殺反對黨，將周起元、高攀龍、周順昌、李應升等一些東林黨人一網打盡後，修《三朝要典》，浙江巡撫潘汝禎奏請為忠賢建生祠，緊跟著一大堆官員歌功頌德，附表奏請，甚至兵部尚書閻鳴泰、督撫大吏姚宗文等搶先一步，不等誥命下達就開始為魏忠賢建造生祠。
奏章里，潘汝楨是這麼寫的：「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釐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這篇奏摺通篇都是阿諛奉承拍馬溜須之詞，為魏忠賢歌功頌德，還說大明之所以「途歌巷舞」、國泰民安，這一切都歸功於魏忠賢。
明熹宗，也就是著名的天啟帝，後世評價皆為昏君。天啟帝準確來說是生錯了地方，他一生都喜好鑽研木藝（？？其實我很懷疑他小時候被人故意帶偏了），心思根本不在國家大事上，只喜歡自己動手做家具。
《明史卷二十二·天啟帝本紀》評價說：「（熹宗）在位七年，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天啟帝對潘汝楨的奏摺答覆如下（這裡我也懷疑是魏忠賢親自擬的，天啟估計根本沒看完整）：「據奏，魏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於地方營造，以垂不朽」。
明熹宗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這不僅明白無誤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為魏忠賢建造生祠，而且以題寫祠額的方式為建生祠推波助瀾。
當潘汝禎的請建生祠的奏本到達朝廷後，御史劉之待簽名晚了一天，立刻被革職拿辦。蘇州道知胡士容不識相，沒有簽名附和，被下獄判死。潘汝禎首倡建生祠，被晉升為兵部尚書。
當時踴躍參與修建魏忠賢生祠的官員，從朝官到外官，從文官到武官，從大官到小官，到親王勳爵、到鹽官小吏，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統一搶在聖旨下降前就開始建造。那些混在官場善於鑽營的官僚們立即敏銳地察覺到魏忠賢和皇帝對這件事的態度，立即積極響應，唯恐落後，紛紛在各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
應天巡撫毛一鷺在著名景點蘇州虎丘為「九千歲」建了生祠，建完立刻邀功請魏公公賞臉到蘇州題詞。薊遼總督閻鳴泰於薊州、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一口氣建了七座生祠，花費白銀數十萬兩。這錢不是閻大人自己出錢，而是走其他名義從軍費中開支的。
宣大總督張朴於宣府、大同建生祠，山西巡撫曹爾楨於五台山建生祠，如此等等，「忽如一夜春風來，天下各地生祠建」。一時之間，天底下最氣派、最漂亮的新建築大概都是魏忠賢的生祠。
風氣一成，連社會上一些流氓、財主都開始跟著給魏忠賢建生祠，無非是借著這個名義，繼續勒索錢財，圈套土地，驅趕一些百姓為自己幹活。
當時監生陸萬齡甚至上表，稱魏忠賢配享孔子，忠賢的父親配享啟聖公，滿朝文武聽了表章都面面相覷，但卻無人敢說不字。堂堂大明朝廷，徹底淪為私人家業。
建立的地點從都城到省城，到名山，甚至都督府，錦衣衛，五軍營等軍事駐地，甚至建立到皇城東門，只要說是給魏忠賢建造生祠，沒有誰可以阻攔。
建造一所生祠的費用，多的要數十萬兩銀子，少的也要幾萬輛，合起來折合人民幣每天花費要超過1億元。
督餉尚書黃運泰迎魏忠賢塑像，用五拜三稽之禮，立像後又率文武將吏跪在台階下叩首，祝告念詞，叨叨不休：某事某月，幸虧九千歲扶持。言畢磕頭謝禮，特派一游擊將軍專職看守生祠，以後凡各地建魏忠賢生祠的都安排專人看守。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自殺。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定魏忠賢逆案，全國魏忠賢生祠都被拆毀，建生祠的官員也都列名逆案，依法處刑，首個提出建生祠的潘汝禎也被斬首，徒留下一場人間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