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4日，日本京都，遊人走過空蕩蕩的伏見稻荷大社千本鳥居 圖/新華社
何謂婚姻
「婚姻到底是什麼？」這是小林美希在《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的結尾留下的問題，也成為我們拋給小林的第一個問題。
小林笑了起來，坦言她在寫作時，「何謂婚姻」的疑問在她腦海中徘徊不去：曾經相親相愛、信誓旦旦地步入婚姻殿堂的兩個人，到頭來為何恨不得對方「去死」？
而今寫作完成，她仍然沒有答案。「對於夫妻關係融洽的人來說，婚姻是美好的事情，對於離婚的人來說，婚姻也沒什麼，我喜歡那些能夠果斷離婚的人。但對於想要離婚而不能離婚、又真憎恨丈夫的妻子來說，婚姻是什麼呢？婚姻制度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也是他們不幸的根源。」小林說，「過去，人們為了生存下去，為了養育孩子，不得不維持婚姻以保護家庭。現在，我發現人們還是會為了孩子、為了經濟，在一個沒有健全社會保障的環境中，為了生存去維持婚姻。我很難描述婚姻到底是什麼，我甚至懷疑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在倒退。」
2012年2月24日，日本《每日新聞》登載了一篇題為《搜索「丈夫」這個詞》的文章，提到若將「丈夫」一詞作為關鍵詞輸入搜尋引擎，自動顯示的第一個關聯詞是「去死」。但是，如果輸入「妻子」，最先顯示的關聯詞卻是「禮物」等比較積極、充滿善意的詞語。那篇文章聲稱，丈夫若不拋棄「我家裡沒事兒！」這種毫無來由的自信，與妻子保持良好關係的話，很可能真的會落得「去死」的下場。
初讀此文時，小林並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出生於1975年，經歷了日本從1993年開始的十年「就業冰河期」。她常年追蹤勞動僱傭問題，幾乎一直在報導自己同代人所遭遇的困境：二十多歲時，她是日本最先關注非正式僱傭制度的記者；到了三十多歲，那些被非正式僱傭的同齡人已步入中年，即使日本經濟復甦，但因為早年沒有獲得一份正式而穩定的工作，他們的艱辛卻更甚以往。在一系列就業報導中，小林逐漸關注到孕婦在職場上的差別待遇泛濫，而已經做了母親的女性不得不退出勞動市場，日本逐漸成為一個「不讓生育的社會」。
日本的少子化問題導致勞動力人口劇減。對此，日本政經界進行了一系列工作方式的改革。安倍晉三上台後提出了「一億人口活躍」「打造全體女性大放異彩的社會」「改革工作方式」等政策，並陸陸續續地提出了眾多有關勞動的口號和史無前例的僱傭政策。
2022年4月1日，人們帶著寵物犬在日本東京國際會展中心參加東京國際寵物展 圖/新華社
小林一度認為，是不合理的僱傭制度和社會的育兒保障制度導致日本的年輕人無法結婚、女性不願生子。圍繞這兩點，她出版了基於大量採訪寫就的《中年漂流——無法逃脫的就業困境》和《不讓生育的社會》。她曾以為制度改變，少子化的社會現象也會隨之改變。但經過了20年的觀察，小林發現，就算僱傭和育兒制度有所改變，日本的生育困境依然沒有得到改善。2021年，日本遭遇了有記錄以來最低出生人口數——81.1604萬人，較上一年減少29231人，降幅遠超預期，少子化趨勢進一步加劇。日本厚生勞動省一位官員向路透社表示，2021年日本生育率下降是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和20歲至29歲年齡段女性生育率下降的結果。
與此同時，在小林有關勞動僱傭及育兒問題的採訪中，目睹了一直輕聲細語說著「我丈夫」「我老公」的採訪對象，一旦打開心扉、暢所欲言後，會突然在某一個瞬間怒氣沖沖地稱自己的丈夫為「那渾蛋」。雖然程度不同，但受訪者無一例外地表達，她們有過希望丈夫「去死」的念頭。至此，小林才意識到，糟糕的婚姻關係極度值得關注。
當然，殺夫的行為和抱有「希望丈夫去死」的念頭不能相提並論，但小林仍然想去追根溯源，到底是什麼原因，迫使妻子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
「我在想，我們的婚姻制度是不是也需要變革，我們面臨著非常多樣化的選擇：有的人不願意生孩子，有的人想要生孩子但不要丈夫。我們需要一個不結婚也可以生孩子的社會。」小林說。
2022年5月，在日文谷歌中檢索「丈夫」，首先出現的智能聯想仍然是：「丈夫 死亡的方法」。
全職主婦的深淵
20年前，為了報導非正式僱傭制度下的年輕人，小林認識了貴子。
貴子畢業於名校早稻田大學，畢業即遭遇「就業冰河期」，成為了一名非正式雇員，收入較正式雇員減少四分之一。貴子在印刷業工作，是行業里極少數能夠控制印刷成品與電腦設計之間沒有色差的員工。不僅如此，貴子只要用手捏一捏紙張，就能知道紙張的材質和厚度。
儘管貴子工作努力又專業，但她沒有得到認可：沒有升職加薪，貴子只是一個沒有未來的非正式雇員。
超負荷工作的貴子每天都趕末班車回家，她時常疲憊不堪地想：「再這樣下去，就要累死了。」年近30，貴子以結婚為藉口辭職，準備在婚後重新找一份工作。
丈夫比貴子大7歲，在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工作，勤快且看起來性格溫厚。貴子以為自己穩獲了「安定股」。
但辭職大約兩個月後，貴子就懷孕了，找工作的計劃不僅要擱置，婚姻危機也迅速浮出水面。丈夫對於房地產經紀公司的吹噓深信不疑：買下一塊破地，找建築商蓋房，就能穩賺租金。「我丈夫以前炒過股，損失了好幾百萬，我有一種他要重蹈覆轍的預感。」貴子說。
因為買地蓋房，貴子與丈夫的爭吵逐漸升級，但丈夫並不在意貴子的反對。最終，夫妻倆背上了五千萬日元的貸款，蓋好的房子也只租出去兩間，大多數房間空著。
2021年4月14日，日本名古屋，一對新人在神社附近拍攝結婚照 圖/視覺中國
貴子的丈夫雖然不知體恤他人的感受，但對錢財和物件卻頗為寶貝。「後來我們的爭吵再度升級，兩個人扭打起來。我被他推倒在地，刮壞了牆壁，他連看都不看已經倒在地上的我，直接撲過去檢查刮壞的牆。」
由於無法和丈夫溝通，貴子幾乎終日處在心情鬱悶、萎靡不振的狀態里，還經常發燒。一年365天，她每天都在想：「這混帳，怎麼不去死啊？」
慢慢地，貴子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雖然去看了婦科和精神科，可還是把氣撒到了孩子身上。貴子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在虐待孩子後，一家人去了兒童諮詢中心。兒童諮詢中心建議他們搬離那棟房子，丈夫先以沉默抗拒，最後勉強同意。但在這之後，對於孩子上幼兒園的一系列事情，丈夫再次閃躲。
貴子對孩子抱有愧疚：從出生那天起，孩子就每天面對著吵架的父母。在幼兒園裡，孩子顯得對周圍的事物漠不關心，從不加入同齡孩子的玩鬧，只是緊緊貼著貴子，寸步不離，透露著內心的不安。
貴子說，沒離婚，是因為不想給飽受精神創傷的孩子傷口上撒鹽。她還在努力為孩子創造一個和諧的家庭環境，告訴孩子「爸爸是很重要的人」——儘管她在心裡已經將丈夫當作陌生人。
「當初不和他結婚就好了。」貴子無數次這樣想。生完孩子重返職場的計劃，也因為終日精神萎靡而未能實現，再生一個孩子的心願更是絕無可能。
貴子的故事首先出現在小林2004年所做的報導特輯中，而後又出現在《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一書中。這些長期保持聯繫的受訪者，往往希望與小林一起，喚起整個社會對一些實際問題的關注，而不是僅以一次採訪或報導而告終。
正是貴子啟發了小林對婚姻關係的關注：貴子陷入難以自拔的全職主婦的深淵，這一切緣何發生？
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及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日本有20%的女性希望成為全職主婦。
小林認為，這種選擇受到了就業環境的影響：對於在「就業冰河期」步入社會的女性，無論是不是正式員工，就業環境都在日益惡化，由於無法獲得育兒假，生育即失業，別無選擇的她們只能成為全職主婦。
如若選擇離婚，外出工作的單親媽媽往往無法獲得預期的薪資。另一位受訪者京子則告訴小林：她能夠掙錢養活自己和孩子，再苦再累都會咬牙堅持。「可是，因為托兒所和兒童託管制度不健全，沒人可以替我照看孩子，很多工作我都沒辦法做。現在的兒童託管制度真的太需要改善了。」
與此同時，日本內閤府的調查顯示，日本的年輕人或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群中，男女性別差異意識正在逐漸消弭：贊同「婚後男主外、女主內」觀點的人正在逐年減少。
一邊是日漸增長的性別平等意識，一邊是成為全職主婦的現實，小林認為，這般矛盾之下的女性，在婚後難有幸福可言。
不能離婚的「團塊世代」
不顧妻子懷孕照常去喝酒，不願給孩子換尿布，早上送孩子去托兒所、下午卻藉口加班不去接孩子……這樣的細節充斥於《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丈夫們也許會驚訝：「啊？就因為這點小事？」但妻子們心生殺意的瞬間，正潛藏在日常生活日復一日的雞毛蒜皮中。如果丈夫一直對妻子的不滿視而不見，那麼，涼透了心的妻子，終有一天會在內心真切希望丈夫去死。
小林的父母屬於「團塊世代」，這是「二戰」後出生的第一代日本人，經歷了物資極為匱乏的童年，自幼習慣競爭，充滿重振日本的使命感。在對父母輩的採訪中，小林發現，團塊世代的女性即使不願意，也必須結婚離職，改用父姓——這在當時是理所當然。她們因為做家務和撫養子女的勞動得不到認可而苦悶，也因為社會的偏見以及經濟無法獨立，而不能離婚。
小林以《不再需要老公！對丈夫恨之入骨的團塊世代妻子》章節標題，講述了一些在矛盾中度過了二十多年的中老年夫妻，其中，妻子的怨恨令人毛骨悚然。
2014年，在東京，一名70歲的女性毆打丈夫（79歲）並致其死亡。案發36年前，妻子發現丈夫出軌，但她忍下了內心的苦楚。直到2013年，丈夫覺得時過境遷，向妻子坦白了婚外情的細節。而妻子，面對胃癌手術後臥病在床、需要自己護理照顧的丈夫，腦海里不斷浮現他36年前的背叛，最終無法按捺心中的憤恨。
對於已經退休的團塊世代夫婦，有恨意的妻子們往往都算過一筆帳：如果離婚，判決下來的撫慰金和生活費，甚至即使拿到丈夫一半的退休金，算下來也不能夠負擔獨自生活的開銷。
「到我們這個年紀，離婚是不可能了。不管我們倆誰搬出去，都要多花一倍的錢。靠養老金度日的我們，為了不產生額外的花銷，就算心裡再不願意，也必須住在同一所房子裡。」70歲的信子告訴小林。退休後她找了一份在幼兒園做營養師的工作，既是為了錢，也是因為不想與丈夫一起待在家裡。
2022年4月6日，日本東京一家養老院中，工作人員指導一位老人鍛鍊身體 圖/視覺中國
「團塊世代的男人就是廢物。沒帶過自己的孩子，所以根本不會帶外孫。什麼都指望不上。所以，對他完全不抱任何期待是最正確的選擇。」信子說。信子年輕時，曾為了孩子而忍耐丈夫暴躁的脾氣與懶惰的習性，也曾因使用丈夫的月薪而遭到羞辱，也曾做些違背本心的事情去討好丈夫。「為了討得一點生活費，不得不向丈夫獻媚的女性，真是太可憐了。」小林說。
2010年，日本福岡市成立了「全國亭主關白協會」，一個以「溺愛妻子、輔佐妻子」為宗旨的民間協會。協會會長天野周一，在自己50歲時發現，他持續二十多年的婚姻有走向終結的危險。與此同時，他發現周邊許多朋友的婚姻也正在走向崩潰邊緣，因而成立了這樣一個協會。
「與其操心國家大事，不如提高一下自己在家裡的活命率。妻子殘酷無情、心生殺意的原因在丈夫自己身上。做丈夫的總是按照社會標準，高高在上地俯視家庭，殊不知，家庭成員的實際排位是妻子第一、孩子第二、寵物第三。如果丈夫能意識到自己排在第四位、處於最底層的話，也許就能端正自己對待家庭的態度了。」天野對小林說。
落花不返枝，破鏡難重圓。對於團塊世代不能離婚而有恨意的妻子，小林認為，她們再也沒有回心轉意的可能：記憶已被「這種時候，他這樣說；那種時候，他那樣做」的怨恨所填滿。
小林美希
個體的觀念改變終將改變社會
在小林的調查中，儘管現在日本社會對離婚的偏見少了很多，但出於經濟原因而無法離婚的狀況，與40年前並無差別。她以日本私立學校的學費為例，計算出如果孩子就讀的都是私立學校，學費約為2205萬日元。單親媽媽憑藉一己之力，很難把孩子撫養成人。
今天的日本依然保留著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就業環境和社會保障體系，女性「結婚離職」正是最具代表性的現象。而這一現象的後果集中體現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夫妻關係上。妻子對丈夫的怨恨深植於人們在面對家庭瑣事、育兒煩惱時，呈現出的刻板性別角色觀念中——男主內女主外。而導致這種性別角色觀念產生的一大因素是男女就業差異。
在日本，《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已實施了近40年，日本依然有大約一半的職業女性在生育第一個孩子後失業，每4位懷孕女性中就有1位遭到「孕婦歧視」。曾經的「結婚離職」被「懷孕解僱」和「育兒假難休」代替，以另一種方式將育兒女性推出了勞動力市場。約半數日本女性得到第一份工作時，是以非正式員工的身份入職的。只要公司以不續簽合同為由，就能簡單地將其合法解僱。
即使是正式員工，在日本以「長時間工作」為前提的職場環境中，仍有很多女性由於不能兼顧工作和家庭而備受責難，最終被迫辭職。
從世界範圍來看，世界銀行在2022年3月發布的《2022年婦女、營商與法律》報告顯示，全球男女預期終身收入相差172萬億美元，接近世界年GDP總量的兩倍。而根據世界經合組織2019年發布的數據，韓國、日本位居男女薪酬差距前兩位。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發布的數據，2020年，日本女性的年薪資收入只有男性的74％，同時，儘管日本女性的就業率達到七成，但不穩定、薪資往往較低的非正規就業比例為54％，高於男性的22％，進一步擴大了薪資差距。而有16歲以下子女的日本女性與男性的工資比，則在2010年一度達到61%。「女性一旦成為單親媽媽，就會瞬間跌入貧窮的深淵。」小林說。
當我們和小林說起，即使丈夫對待婚姻的觀念改變，日本社會的就業環境仍然對女性十分嚴苛，嚴酷的職場環境也削減了男性做家務和育兒的時間，引發了妻子詛咒丈夫去死的不幸開端。小林回答：「我相信，個體意識的改變終將改變整個社會。」
她說起高中參加志願者培訓的故事。在培訓中，倆倆結成對子，一個人扮演盲人，一個人扮演不會說話的聾子，在花園裡轉了一圈。她讀過《海倫·凱勒》的傳記，也曾想像過失明和失聰的艱難，但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真正失明和失聰是多麼令人沮喪和焦慮的事情。
「課程結束後，我試著自己一個人在城市裡盲目地走來走去，以測試一下，我太害怕了，不敢走。 當時，我覺得換位思考對需要幫助的人有很大作用，我想做這樣的工作。」
這正是小林認為自己所肩負的使命：去很多地方看、去很多人身邊聽，把那些不能發聲者的語言和想法都撿起來，寫成報導、寫成書，讓更多人能夠看到，產生共情，用輿論讓社會發生改變。
「社會沒有真正意識到孩子的價值」
南方人物周刊：新冠疫情中，你比較關心哪些問題？
小林美希：女性的僱傭情況變得更糟糕了。這次疫情受到打擊比較大的幾個產業——餐飲、酒店和旅遊等，女性在這些行業的就業比例很高。這些行業遭受了巨大打擊，那麼繼續從事這些行業的女性會變得比以往更加艱難，女性貧困現狀會越發嚴重。我很關心國家和企業，是否能出台一些宏觀層面的政策去挽救這些行業。
但事實上，目前還沒有。日本一直很擅長製造業，但我們技術優勢正在下降。如果不能提高日本技術，以保證日本製造業仍然是世界最強，那麼整個國家的僱傭問題都很難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在過去兩年裡，有很長一段時間，育兒所和小學關閉線下教學，很多母親因為要照顧孩子而無法去工作，這使得她們會失去自己原有的收入。
南方人物周刊：疫情會影響你日常的採訪麼？
小林美希：過去兩年裡，我確實減少了很多當面採訪，但現在都已經恢復了。不過正因為疫情，我可以通過視頻和電話的形式，更靈活地採訪很多人。以前我覺得通過網絡採訪很不自在，但現在這種採訪方式越來越普遍。
疫情之後，人們被迫待在家裡，但很多人仍然想與別人聊聊他們的問題，所以會通過SNS聯繫我，我因此做了更多的採訪。
有很多幼兒園的保育員來找我，他們在工資收入上遭遇了很多問題。我先關注的是保育員的休業補償被不當削減，之後我關注到了保育員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待遇，並且不同企業和地區差異巨大，這需要國家介入，對保育員工作進行行政指導。保育員必須獲得足夠工資，才能夠提高保育質量，對接受保育的孩子及父母都會有好處。
另一方面，還有一些想要離婚的女性也會來找我。疫情帶來了三種夫妻矛盾：一，兩個人都居家辦公的情況下，如果房子不太大，丈夫一般會占據書房，獨自舒適地工作，妻子只能在客廳的桌上使用電腦；二，夫妻雙方都在居家辦公的情況下，妻子還要承擔大部分的家務，比如每天到點燒飯；三，因為孩子不能去學校，妻子也承擔了更多的育兒工作，丈夫幾乎什麼都不做。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裡，夫妻會集中爆發矛盾。
2021年5月24日，人們在日本東京接種新冠疫苗後留觀 圖/新華社
南方人物周刊：在《不讓生育的社會》的結尾，你說你相信個體意識的改變終將改變整個社會。
小林美希：對我們而言，「撫育下一代」本是自然而然的人類行為，然而如今的社會卻在疏遠、排斥它。不管是自己的孩子，抑或他人的孩子，作為父母都無法給予他們良好的成長環境，就好像日本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僱傭環境逐漸惡化，社會構造日益複雜，結婚也變成困難的事，或者即便結了婚，也不願意要孩子，又或者即便要了孩子，也有父母放棄育兒甚至虐待孩童——種種社會現實刺目至極。
我在書中給出了各種積極的解決方案，哪怕周圍人僅僅給予這些家庭很少一點的關注或支持，都能讓他們看到希望之光，而這也恰恰是社會存在之意義。不管孩子出生時家裡是怎樣的狀況，也不管他們出生於什麼樣的環境，單純希望為孩子們營造一個能夠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
如果有更多人懷著這樣的想法，大概未來的日本才會變為「能夠生育的社會」吧。
南方人物周刊：你經常會從日本國家命運的角度去談論問題。在談論生育問題時，你反覆提到，孩子肩負著日本未來重任，無論企業抑或國家，都必須加大投資，思考如何營造一個以孩子為中心的社會、一個父母與孩子都能健康生活的社會環境。你很憂心日本的未來麼？
小林美希：非常擔憂。人們常說日本正在沉沒，但我認為它已經沉沒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日本到海外。如果社會繼續這樣發展，那就沒有未來了。
我認為政治家和官僚是造成當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政治與商業勾結，因此企業總在考慮如何為政治家做些什麼，而不是為全社會做些什麼，許多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並不能得到他們的幫助，這是我常年跟蹤勞動僱傭制度的感受。
在生育問題上，排斥女性懷孕的企業之所以那麼多，是因為社會根本沒有意識到孩子的價值。日本紅十字會醫療中心的杉本顧問曾表示：「整個日本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在扭曲的精神狀態支配下，育兒支援意識格外薄弱，我希望女性懷孕後不再被企業解僱，希望全社會都對擁有小孩的家庭投去體貼的目光。」
大約15年前，我採訪一家大型商社，社長跟我說，日本社會的發展方向如果不改變的話，就來不及了——整個社會都在往利於政府和利於大企業的方向發展，個體的利益被掠奪。現在看來，日本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積重難返。
我希望政治家們能讀到我寫的東西，我也在過去幾年裡與一些議員直接交流，我想通過我的工作改變現狀，希望我的報導能夠成為改變的契機。
「保持純粹的價值觀才能看清真相」
南方人物周刊：對於中韓兩國，你有什麼關心的問題麼？
小林美希：我非常想了解中國與韓國的女性在職場與婚姻中的狀況。對於韓國我可能更了解一些，韓國的很多方面也是能夠想像得到的。但對於中國，我了解得很少，如果今天的採訪有時間，我希望你能多告訴我一些關於中國的狀況。
包括《有恨意但不離婚的妻子們》在內，我有好幾本書都在中國與韓國出版了，對此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你們會閱讀我的書？是因為你們讀完之後有共同的感覺，還是認為日本是個很奇怪的國家、帶著獵奇的眼光來看待日本？
很久以前去中國的時候，我非常喜歡在市場閒逛，買了大量的中國商品和茶葉，都是很美的東西。
南方人物周刊：你做了22年記者、15年自由記者，一直致力於深度調查。你是如何保持一顆熱忱的心？有任何時候，你想要放棄麼？
小林美希：在我的報導中，我認為很多受訪者都保持了初心。他們中許多人都希望改變整個社會，並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這也是我不斷努力的原因，我希望成為他們那樣的人。
我從未想過放棄。我堅信我一定會寫出只有我才能寫出的東西，當我努力地在追求這個願望時，會因為受到他人相助而得到信息，於是我所追求的道路就一點點鋪展開。
在日本，報紙、電視台和出版社的大多數全職雇員都工作到退休，但沒有多少自由職業者會持續工作20年。即使有些自由職業者工作時間很長，他們中的多數也會為了掙錢而做一些妥協的工作。我的收入沒有那麼多，但是我只寫我想寫的東西，自由地提出我的論點，這不是金錢能夠取代的。
我不喜歡以「賣得出去」作為雜誌或者書的形容，我經常反駁這種看法，我認為應當以「能夠被閱讀」來形容出版物。報紙、雜誌和電視記者日漸傾向於在工作最初就在腦海中想像一個計劃，然後著手進行符合自己想像的採訪，並將其變成文章和節目。我確信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記者們首先是走、看、聽，如果你不寫你感受到的問題和你從別人那裡聽到的問題，那麼做記者就沒有意義。只有在積累了足夠量的採訪後，我寫出來的東西才是「能夠被閱讀」的。基於我過去20年完成過的報導和書，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
並非我所有的選題都會被採納，但作為一個自由職業者的優勢在於，我可以為我的選題一次又一次地做提案，A公司拒絕了，我就向B或C公司提出。肯定有某個地方的人與我的想法相同。我堅持這樣的信念，從不放棄，就這樣，20年過去了。
我曾多次想，我是否應該參加議會選舉。但似乎現在的狀態最適合我：不受限制地自由發言。
2021年4月23日，人們佩戴口罩在日本東京搭乘地鐵 圖/新華社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職業生涯中，有沒有誰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小林美希：我剛畢業的時候，在一個日本不起眼的株式新聞社工作。這是一家證券報紙，在很多採訪中都會被輕視。比如我給大的貿易公司打電話時，他們就會問：你是朝日新聞的麼？還是日本經濟新聞？
但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不一樣，他們的工作人員每次都會記得我是誰，並不因為我的新聞社比較小而歧視我。我很想要採訪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長丹羽宇一郎先生，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商人，還曾做過日本駐華大使，對中國也非常了解。
我是個很有耐心並且會為了工作不斷努力的人。伊藤忠商事的決算說明會我每次都會參加、每次都坐在第一排、每次都提問、每次都給丹羽社長遞名片介紹自己，後來丹羽社長就記得我了，我也因此獲得了採訪丹羽社長的機會。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年少輕狂，問了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比如社長的工作是什麼？丹羽社長說，他們為了顧客和股東的利益工作。很多股東會給丹羽社長寫信，他也會親筆回復。一年後我跳槽到《周刊經濟》，也給他寫了一封信，他回復了，告訴我他並不在意公司的名字，他看中的是一個人如何。
過了兩年，我遇到了一點困難，我給丹羽社長發了一封郵件，希望能夠與丹羽社長聊一聊我的困惑。很快我就收到了丹羽先生秘書的回覆，得到了一個非常正式的預約見面。我告訴丹羽社長，我很想從《周刊經濟》辭職，因為我做了兩個關於年輕人悲慘的勞動關係的企劃，都被公司否決了。丹羽社長告訴我，你要再堅持一下，盡你所能，把你想做的事情，跟你的上司說三次，上司最終會輸給你的耐力與韌性。但倘若還未通過，你再辭職也不晚。
於是我下定決心，繼續向上司提交企劃書，當我第三次提交關於非正式僱傭制度的企劃時，我終於得到了肯定的答覆。
我至今非常感謝丹羽社長。丹羽社長的鼓勵，成為我內心的一個支撐。如果不是他鼓勵我堅持，我可能很早就換工作了，更不可能一直追蹤勞動僱傭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做證券新聞的那段時間，你有什麼比較滿意的報導？
小林美希：（笑）我只做了一年的證券新聞，特別擅長猜股價。我寫過很多預測，關於某隻股票可能要漲，大部分都說中了。
我經常要去企業採訪，也會參加很多新聞發布會，我在這些企業報導中了解了許多企業。我相信，認認真真做事情的企業，最終一定會受到好評，股價也會上漲。
南方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單純」的人麼？你相信正義最終會獲得勝利，你也相信一家好好經營的公司最終會得到商業價值的回報。聽上去，你多年來堅信某些理念和原則，並在行動上遵從這些原則，從不放棄。
小林美希：在我這樣一個年齡，我看待問題的方式很誠實。我喜歡浪漫的電視劇，希望會有完美的結局；我也看了刑偵劇和法律劇，希望正義能得到伸張。
我喜歡美的東西。儘管我的寫作主題都很鋒利堅硬，但在私人生活中，我喜歡很多美麗的東西。我喜歡尋找美麗的雜物、配件和衣服，也喜歡看書法和繪畫，我自己也寫。
我認為「單純」就是受到稱讚時，能盡力而為，而只要我做得好，我就會得到讚美。比如當我適當節食之後，體重下降，人們會說：「你瘦了」或者「你很受歡迎」之類的話，當因此被表揚時，我會更認真去做這件事。最近，因為血糖和血壓都比較高，醫生建議我減肥。當時，醫生告訴我，你能夠做到，因為你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在6個月內大約減去了10公斤。
而在工作方面，當人們說「只有小林能寫」的時候，我會被激勵到，更加努力地工作。讀者的反饋讓我高興，即使感到疲憊，也會再次努力。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試圖欺騙或以計謀對待別人，他們是永遠不會幫助你的。自從我成為自由職業者，我險些被一些人以「我們一起努力吧」為由而利用，但我能夠躲開，是因為我有記者的直覺。我認為，在面對壞人時，只有保持純粹的價值觀，才能培養出看清真相的眼睛。在我看來，日本一些政治家，特別是掌權者，他們都有一雙「死魚眼」，他們惡劣的生存方式經常從他們的臉上展現出來，我不想成為這樣的人。
我認為內心純粹很重要。如果你的內心純粹，你就會遇到同樣純粹和善良的人。
（感謝秦子妍為本次採訪所做的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