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集中閱讀了一些近期DUV和EUV光刻光源的開發資料，我從中觀察到中國和西方國家開發光刻機的主要差別：

西方開發DUV和EUV的關鍵工作是原理性驗證工作

DUV和EUV的原理性驗證工作主要是基於西方已經具備的製造能力，進行設計、開發。而在這個過程中，同步完成關鍵技術的供應鏈配套。

更有甚者，原理性驗證工作的發展過程，還有機會突破其他更先進的技術概念。例如美國這家十五年前開發EUV光源的企業Zap Energy，最近獲得2億美元用於開發核聚變技術！因為本質上EUV和核聚變都是進行等離子體的生成和操縱。

因此，在這樣的先進位造開發環境下，一方面誕生大量需要高層次的創新型人才崗位；另一方面誕生了大量原創性技術。

在這樣的先進位造開發環境下，初創企業既具有工業背景支撐、又具有人才、管理條件的支撐，因此其成功的概率高，更容易吸引龐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從而誕生一批又一批的「獨角獸」！

我們仍以「等離子體生成和控制」領域--核聚變初創投資規模來做一個簡單的比較：西方國家的初創風險投資總額超過20億美元；而我國目前的初創風險投資大約1億人民幣。

可以說，這是一個符合西方工業背景的高效造血循環。

中國開發DUV和EUV的關鍵工作不是原理性驗證工作，而是複製

複製工作所要求的人才能力，和創新型人才是完全不同的；其組織結構也是完全不同的；其對資本的吸引力更是天壤之別。

那麼，我們的複製工作，是如何獲得工業背景支撐、人才、管理條件三項基本能力的呢？

首先，工業支撐涉及的工業軟體、研發工具、測試設備大量依賴進口；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的製造開發系統里，最需要的不是創新人才，而是西方軟體的熟手、西方進口設備的操作工、以及基於進口設備之上的工藝開發師。

其次，相關領域的人才，幾乎依賴於從西方的相關企業引進。而我們都很清楚一個事實，一般情況，具有原創技術的人才，其依賴於西方的初創體系已經發展壯大，成為西方工業鏈的一部分；而能被引進的常常是相關企業的技術人員，他們常常也僅僅是掌握了一定技術背景的西方軟體的熟手、西方進口設備的操作工、以及基於進口設備之上的工藝開發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的先進位造開發投入的大頭常常都被用於購買西方的軟硬體條件，而我們的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卻缺少基本的資源支持。

最後，我們的管理條件幾乎是以複製工作為目標，它與原創性的管理目標和管理方式有重大區別。

而以上三點又決定了我們的資本介入先進位造的方式。

「複製型製造開發」和「原創型製造開發」的價值導向

我在《光刻機困境2022》中，引入了長春光機所EUV團隊成立公司的案例。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國式製造開發的模式，實際上它出現在我們的很多中科院研究所和大學孵化的初創企業，其中有一批已經上市或者具備上市條件的企業尤其被公眾關注。

這些「複製型製造開發」初創，由於其具有的本質特徵是取代西方產品、打破壟斷，因此其主要特徵包括：

1，資本方具有控股權、股份比例較高；

2，產品疊代、升級能力較低；

3，由於其產品的「取代」屬性，商業拓展能力有限。

而針對市場缺失的原創型產品，具有的主要特徵是「以數量級的形式」解決「需求痛點」，從而獲得指數級的業務增長模式。

由於複製型製造開發正常情況下獲得資本的獲利需求，這些項目又常常淪為資本套利的工具，從而進一步破壞我們的創新循環。

如何從「複製型製造開發」走向「原創型製造開發」？

我國的製造業升級環境、目標與西方完全不同，因而我國註定不能照搬西方的製造開發模式。但是，從資本競爭角度而言，一旦「複製型製造開發」模式獲得數量級的扶持優勢，那麼「原創型製造開發」必然會受到壓制。那麼我國的解決思路在哪裡？

我認為，目前我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問題是混淆了「複製型製造開發」和「原創型製造開發」，把大量的粗糙的、但是學術界又不能勝任的「複製型製造開發」工作放進了學術圈子，而這種導嚮導致我們不僅缺失了「原創型製造開發」的土壤，而且導致我們的「複製型」人才培養目標取代了「原創型」人才。而如上所述，出現在我們的很多中科院研究所和大學孵化的初創企業，大多數屬於「複製型」企業。

所以，解決上述問題最根本的方向，便是從管理上重新將「原創性製造開發」作為中國學術界的核心目標，取消將「複製型製造開發」作為學術界管理目標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