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創作與批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軸。文學創作的發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繁榮，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壇》推出「今日批評家」欄目，至今已推介百餘名批評家。不同個性的批評家以其敏銳犀利、才情思力、靈動豐盈言說著「我的批評觀」，上百篇文章累積形成了一種敏感鮮活、富有生氣才情的批評文風。
現在中國作家網將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與大家分享，敬請關注。
1 今日批評家
張曉琴（拍攝時間：2017年）
張曉琴，1975年生於甘肅，蘭州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西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三屆客座研究員，北京市文聯2021年度簽約評論家，甘肅省飛天學者特聘計劃青年學者。出版有《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直抵存在之困》《一燈如豆》《大荒以西》等著作，獲第七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八屆敦煌文藝獎、第五屆黃河文學獎、第十六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優秀論文獎、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獎、甘肅省高等學校青年教師成才獎等獎項。
我的批評觀
時間與地理的隱秘
張曉琴
我的興趣一度在中國古典文學。誦讀那些古老的篇目時，總有光芒入懷，仿佛童年時照進黑暗屋子的一束強光。於是，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就是把這束光用文字表述出來。然而，總是詞不達意，表達的困境讓我把目光投向了理論。聽課，去圖書館生吞活剝西方文藝理論經典著作，仿佛這樣就可以將那光芒清晰地呈現出來。今天看來，當時的閱讀仍然是興趣型的，但這樣的閱讀與梳理無疑幫我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這一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西方現代文學的精神在某些時刻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精神是相似甚至是相通的。比如，海德格爾植根於時間性對於被拋擲的此在的闡釋，與張若虛有關長江送流水的慨嘆竟然如此相似，人如何在此岸獲得和喪失時間，是他們共同思考的問題。在個體與時間與存在的關係的勘探上，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竟然達成了一致。陳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的愴然涕下，艾略特對四月的「殘忍」的表達，都可以看作一種以有限的個體生命去丈量無限的時間長河的方式。
經由文學批評進入時間之河，或可以從時間的整體性中進入文學與世界，返身向古，尋找古典精神在當下的延伸，賦予其意義。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自然，當代批評並非局限於當代文本。讓過去時代的作家文本與當代文學批評共同構成一種新的美學與啟示關係，這是當代批評家的職業難度所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古典文學的精神在當代文學中得到了不可思議而又必然的繼承，故而，文學批評只有跨出當代文學自身，才會具有更深廣的意義。
我們這代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大多都有相似的經歷，始於對文學的初心，然後接受一個職業規範訓練的過程，系統閱讀和學習西方文藝理論，間或夾雜中國古代文論。在這個過程中，還會受到那些現代批評大家的教育，即對作者的理解、對傑作的探尋與認知。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每個從事批評的人對文本的選擇都有不同傾向，因為其趣味與文化身份及自我意識都差別巨大。就我而言，文學批評也是漫遊養育了我的西部大地和探尋其文化地理的重要方式。
身處此地的生長和研習讓我意識到，西部不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更應該是文化意義上的。西部所產生出來的文化精神，其實就滲透在今天中國文學的各個方面。錢穆先生曾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他比較中西文化時有過這樣的比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而秦漢文化在今天的西部地理與文化中，一定會有更多的遺存。
我一直認為，今天的批評需要一張地圖，尤其需要一張向西的地圖，這樣說並不是要將文學批評的視野狹窄化，而是文學批評的另一重應有之義。大衛·丹穆若什對世界文學的闡釋可以讓我們反觀西部文學，即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間的橢圓形折射，這個折射是雙重的。西部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猶如民族文學之於世界文學的關係，民族文學不是世界文學的對立，同樣，西部文學也不是中國文學的對立，西部文學應被更大的文化空間所接受從而成為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當我們只考慮一個單一的文本或一組文本時，也許已經能感受到這種關係，然而，如果在更長的時間和更大的地理範疇中，就會看得更為透徹。這是我心目中文學批評的理想狀態，惟有如此，方能游弋於更為深廣的時空，探尋並發現時間與地理的更多隱秘。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批評家印象記
今天的陽光充足，勝過一切
——張曉琴的文學批評
陳曉明
曉琴來自大西北，一位西部的才女，她寫字，或許還會歌唱，詩寫得好，讀其詩，宛如看到她騎著一匹棗紅馬，遠遠奔馳而來：
「打開門，等待/遠征的兄長與丈夫/北斗星照耀歸程/蒼狼嗥叫，馬匹安靜/抵達的夜晚/醉倚祁連。」（《致遠方（或者前世）》）
西北的生活仿佛貫徹一種荒蠻的時間，在那裡，歷史總是讓人體會生命的質量：
「北方的草原在前/一秋的露水在後/風過紅色衣裙/回憶如鹽，浸透血液……」（《致遠方（或者前世）》）
當然，曉琴並不陰鬱，相反，她喜歡明朗，北方是明朗的，西北更是。
在荒涼中盡有明媚、爽朗甚至豪邁：
「在高原，我們不談往事，/只曬太陽。只賞牡丹。/因為從來系日乏長繩，/今天的陽光充足，勝過一切。」（《在高原》）
如此，還需要什麼呢？曉琴還寫文學批評，應該說她主要寫文學評論。
是應該談談她的文學評論，或者談談她這代人的文學評論。
曉琴的博士論文是做「生態文學」，2013年出版博士論文《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曉琴博士的導師是著名評論家雷達先生，師出名門，其評論文章的豪邁之氣多得乃師精神。雷達先生在序里頗為讚賞高足的博士論文，他說，曉琴這部書既有對生態哲學和生態倫理學的探析，有對於生態文學精神資源的中西探尋，亦有對於中國當代生態文學重要文本的細緻解讀。他認為，在這部書中，曉琴「寫得最吸引人的，還是那些生態文本細讀與評述部分她對葦岸、張煒、韓少功、馬麗華、姜戎等作家作品的研讀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視角和感悟，有些分析則超出了生態文學自身的囿限，走向了存在的層面。」 雷達先生的評析是中肯的，包含了他對高足的期許，也點出了曉琴做文學評論的特點。
曉琴對文學有極為真摯虔誠的熱愛。如此說法似乎等同於廢話，其實不然。有些人做文學，是出於一份職業，有些人熱愛文學，是熱愛文學的觀念，或者說觀念的文學，對文學可以實用主義地利用，好的和壞的，不是出於文學本身，而是文學之外的需要。而有些人才是發自內心熱愛文學，因而對文學有無限的寬容，能理解無限多樣的文學，讀到文字，就如沐春風，如歸故里；甚至偶見隻言片語，都足以幸福半生。這些人未必是以文學生計，但卻是鍾愛一生。曉琴是這類人，她又幸運地以文學為業，故可讀到她在字裡行間對文學的那種欣喜和戀愛。是故可理解她的博士論文選擇生態文學為題，這是她把文學與她生存的現實連為一體了。曉琴生長於祁連山下，那裡連綿起伏的山脈是中國最美的山川，或許有貧瘠，或許有艱難，但自然生態卻是生活與生命的一部分。山石草木，如人一樣，都是通了靈性的。我也知道歐美的生態文學總是要依了宗教神學才有超驗之類的觀念出現，或者自然神論，或者萬物有靈之類。但曉琴在西北，那是她自小生長於斯的土地，那是她身邊手邊的事物，目擊道存，她當能理解大自然的呢喃心語。在她的博士論文中，討論了沈從文、賈平凹、韓少功、于堅、阿來、周濤、成一、馬麗華、杜光輝、郭雪坡、姜戎等作家，她著眼的是「中國當代生態文學」，視野開闊，不過純粹來自西部的作家略少，我更想讀到她的更集中的對西部甘肅的生態文學的研究，我想生長於大漠之內和祁連山下那一塊土地上的西部作家，他們筆下的生態書寫一定特別有感覺，值得特別關注。
也是因為對文學有著這種態度，也是因為她是從直接體驗出發來探究文學的真諦，曉琴的文學評論有鮮活的直接性，她能從感性自然出發來體驗文學。她對這樣的文字特別有感覺：「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風日裡長養著，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潑，處處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麋鹿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不用說，這段文字是現代文學史上廣為傳頌的文字，尤為沈迷們欣喜。曉琴也特別鍾愛那些在自然背景上來寫人狀物的文字，她評論說：「沈從文在翠翠出場時說的這些話很耐人尋味，人的生命是自然孕育的，人在自然中成長，獲得了自然的品格和氣質。最為重要的是『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也就是說，自然不僅僅可以養育人，而且是可以教育人的，這句話對於理解沈從文至關重要。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在提到自然時，往往更注重它的物質功用，因為是大自然養育了人，這是無須再論證的，自然的精神功用則被徹底忽略了。這忽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尤為明顯，而沈從文則是個例外，他與自然有種天然的親近，在沈從文，自然不僅僅是人類的唯一棲息地，更是人類最好的啟蒙者。可以說，他發現並強調了自然的精神功用。」
如此注重自然的精神象徵意義，曉琴在隨後的研究中當然加大了對西部文學的關注。近年來她涉獵了不少西北作家，常在她文章中論及的有頗有影響的知名作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楊顯惠、石舒清、劉亮程等，也有正在成長的青年作家張好好、離離等。曉琴關注西北這塊土地對作家的滋養，他們文化上的傳承，地域的印記，他們特有的生命體驗與情懷擔當，還有他們突破樊籬的野性……所有這些，都給中國主流文學史，給現代理論範式，給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提出了挑戰，這些課題構成了曉琴持續寫作的論題。在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中，她看到了現代性帶給西北作家的更多的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看到了他們對還處於貧脊狀態中的人們的生存、迷茫和失落的憂思。曉琴還注意到，在諸多西部作家筆下，似乎總有一曲輓歌在吟唱，那是對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追悼，他們為西部和自己的家鄉辯護，為即將失去的文明而刻碑立傳。她尤其關注賈平凹的創作，她寫下的關於賈平凹的評論近十篇，這些論說十分個性，有她切入的角度，有她對西北自然生態、風土人情的理解，有她對西部文化與文字以及獨有的文學風格的偏愛，她能注意到生長於陝西的賈平凹對「蝴蝶」這一動物或者說意象的特別關注，這不只是《廢都》裡莊之蝶的名號，《極花》裡的女主人公幹脆叫胡蝶。她能看到《極花》又一次帶來大地的氣息與黃土高原上飛揚的塵土，卻又以「水墨」畫般的文筆徐徐展開那酷烈的生存現實。她的細讀本領在分析賈平凹的《老生》時表現得頗為充分，她看到幾個深遠的意象：倒流河、石洞、當歸、鴿子花、髮型、狗、夢……曉琴做文學評論，她的觀點與評判，建立於細讀之上，故而耐讀，可信，有力量。
曉琴的這些文學批評流宕著濃濃的詩意，我們會看到，在她的筆下梳理著緩緩展開的兩幅圖景：一個是古老、浪漫、充盈著精神信仰的圖景，另一個則是掙扎在現代文明衝突中的痛苦圖景。她嘗試去解釋，前一種圖景可以作為後一種圖景的拯救。我也注意到，曉琴並不只是一個西北地域的文化優越論者，相反，她會關注那些客居在西北的作家，去審視他們的個性和藝術品性與西北的碰撞是如何生發出更為強大的藝術能量的。確實，西部文學那些標誌性的作家、詩人都是外來者，如張承志、周濤、馬麗華，這樣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回答？為什麼他們在西部就能創造出比本土作家更大的成就？曉琴有一次對我解釋說，他們不僅僅是用異鄉人、他者的目光打量西部，同時，他們一定是碰觸到了一個偉大圖景，並被強烈地召喚。
西部文學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它包括西北與西南，甚至北方廣闊的草原。在1980年代，西部文學的那種蒼茫、雄渾、激越的英雄主義暗合了時代狂飆突進的變革精神，它一度成為中國文學的抒情風格，但後來慢慢地成為了一種地域文學，有人以為，提倡西部文學就是對西部作家與文學的窄化。也許這樣一種認識有其理論的支撐，但是，就文學本身來說，如此來梳理一個地域的文學，不外是要與作家們所生活的地理與歷史關聯，是一種不得已的命名而已。西部文學的高與低，完全在於批評者自身的判斷。作家若以西部自卑，則不願意要這「西部文學」的標籤。倘若作家想以西部而自豪，則會自我命名為西部作家。在這方面，陳忠實和賈平凹便是例子。他們從未因被命名為西部作家而自卑過。相反，在《白鹿原》中陳忠實還通過朱先生表達了對南方的輕視。另一個例子是張承志。張承志生於北京，但在其《告別西海固》中宣稱，他所篤信的文明是以西海固為中心向世界展開的文化。他們以此而自豪。
曉琴的批評文字帶著西北的凜冽與空曠，自有一種執著與堅韌，她並不尋求女性的溫婉與柔媚，而是追求思想的抵達、文字的幹練與靈動。曉琴有能力介入複雜的文本，也有能力把簡單的文本挖掘出歷史與理論的蘊含。當然，詩性與感悟是她的文學批評最有活力的要素，西北人的大情懷與她的敏感，構成了她的批評文字的質地。
與西部地理坐標相關的是曉琴對於時間的敏感與關注，綜觀曉琴的當代文學研究，可以看出，她對先鋒一脈用力很深，先鋒作家莫言、余華、蘇童、格非，以及稍後一些的艾偉、東西等都是她關注的對象。與此同時，青年作家劉建東、蔣一談，台灣作家張萬康、何致和等具有先鋒氣質的作品也是她關注的對象。我以為，曉琴對先鋒作家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她對時間的關注，而這種關注更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個青年批評者由此及彼對存在與時間的另一種思考。
在論及格非的《隱身衣》時，曉琴有關夢的論述其實就是有關存在與時間的思考。曉琴的批評文字往往呈現出感性色彩，她在這一部分的開篇似乎完全是有關夢的思考：「夢是身體的經驗，是靈魂的遊走；夢是太虛幻境，又是現實存在；夢是喻體，也是本體。夢是莊周，更是蝴蝶。」隨後，她才作出有關格非作品與夢的關係的判斷：「格非的作品中總有不確定性的複雜滲透，讓人聯想到夢。夢對格非的文學世界意義非凡，格非作品中傳達出的人生體驗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人生經驗一脈相承。」對作品中各種碎裂的夢出發，她得出結論：格非對死亡的思考就是對存在的時間的思考。
曉琴對於一些作家的總體性判斷也是建立在時間之思的基礎上的，最典型的莫過於《時間之河的隱秘潛水者——於曉威論》。於曉威作品中的時間顯然引發了她關於時間的思考，而他們的共鳴則是建立在海德格爾有關存在與時間的理論基礎上的。「實際被拋的此在之所以能夠『獲得』和喪失時間，僅只在於它作為綻出的、伸展了的時間性又被賦予了某種『時間』，而這種賦予是隨著植根於這種時間中的此在的展開而進行的。」曉琴用了大段的篇幅來論述於曉威的短篇小說《喪事》，因為這是一篇專門寫一個普通人的死亡和葬禮的小說。她認為這篇小說是一篇哲思性的小說，將死亡的思考推向極致，死去的婦女是喪事的對象，死者離棄了這個世界，參加喪事的所有人經驗到她的死亡，讀者在這一過程中也經歷到他人的死亡。雖然經歷他人的死亡最多不過是在他人之側，但於曉威通過這篇小說追究死亡的去存在的意義，實現有關死亡的存在之思。
以批評的方式探尋時間深處之時，曉琴似乎對中國古典文化與傳統情有獨鍾，她對賈平凹等作家作品進行研究時，往往能與傳統聯繫起來，論及《帶燈》時，她會提到《壇經》與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對普通人的影響；論及《老生》時，她關注到《山海經》與百年中國的雙重歷史空間；論及《一句頂一萬句》時，她看到中國人千年來靈魂深處的孤獨；作為一個西北人，她在談《南方》時，能夠自覺回溯中國文學的南北差異，從西周時期十五國風中區域不同則詩相異，到南北朝時期《世說新語•文學》中有關南北的論述，到近人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的論述，到現代以來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顯現出不同的特質，再到當代，蘇童、余華、格非、葉兆言、王安憶、孫甘露，畢飛宇、范小青、艾偉以及更年輕的魯敏、朱文穎等諸多作家構建出的南方的文學地理。我還發現，曉琴的一些文章題目都有古典的色彩，比如《老生夢蝶幾人醒》《一燈難除千年暗》《民間有月來幾時》等，這或許是曉琴與更多的青年批評家的不同。
在時間與地理的坐標交匯處，曉琴著力思考這個時代的文學處境、文學的真實性問題、新世紀小說整體走向及她所處的代際困境與聲音的問題。她對新媒體時代文學的命運並不悲觀也不極端，在她看來，每代人總會對自己所處的時代進行判斷，或讚嘆，或不滿。往往是後一種判斷出現的概率更多。她以黑塞試圖清理那個時代的文學為例，引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讀經典，還是被刷屏？每一次新媒體的出現，都會給文學帶來很大影響，甚至恐慌。事實上，當人類面對每一種新媒體的時刻，都會產生一個問題：文學活著嗎？它還在新媒體中嗎？雅克•德希達在《明信片》中認為新的電信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要打破過去在印刷文化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ies）他認為，「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倖免。」這段話對解構主義批評的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產生了強烈反響：「有焦慮，有疑惑，也有擔心，有憤慨，隱隱地或許還有一種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沒有了文學、情書、哲學、精神分析這些最主要的人文學科的世界裡，將會是什麼樣子。無異於生活在世界的末日！」J•希利斯•米勒的《文學死了嗎？》中所謂「印刷時代的終結」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尷尬。但是曉琴在論證後指出：「人人都成為書寫者時，人人也便成為讀者。」因為傳統意義上的讀者也死了。只有當讀者超越這個人人成為書寫者的時代，當他感到無比孤獨時，他就會尋找新的精神護佑，他也就自然與其精神信仰之間簽訂新的合約。任何一種新的媒體出現時都會對已有的媒體和文化形成衝擊，但是毫無疑問，新媒體在加速文學的傳播方面是有益的。
有關這一點，我本人在十餘年前曾經撰文論述，文學對社會生活進行多方面的滲透，起到潛在的隱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號化形式表現出來的事物都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方式被文學幽靈附身。這就是「文學的幽靈化」。新媒體時代文學仍以她自己的方式依然存在。
曉琴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她常常自稱是標準的「70後」，她從自身所處的代群出發，對70代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困境和聲音也進行過思考，在她看來，作為同齡人，70代批評家有共同的成長經歷、社會經驗和由此產生的共通的文化態度和文學立場，同時，他們也面臨共同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發出聲音的艱難。70代面臨的困境首先是代群的困境，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其實夾縫、遮蔽可能都不夠準確，更準確地說，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們是離散的一代。」「70代別無選擇，只能在這一條道上走到底，他們在夾縫中求生，這是他們的宿命，但未嘗不是機遇。」我說的主要對象是70代作家，到了文學批評這裡，情形似乎更為尷尬。曉琴說她深知批評應該關注同代人的重要性，然而，當代作家中70代之前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似乎更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他們仍然是目前70代大多數批評家關注的重點。客觀看來，70代批評家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斷裂帶上，相比之下，他們似乎還是很容易被遮蔽。其次是批評的困境。在這一點上，曉琴認為，從文學之外再進入文學之內是反抗權力的出路之一。她似乎是受到了福柯有關人文科學知識的發展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的觀點的影響，福柯曾經認為，「身處批評的時代，不應由我們來提建議。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語彙、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我們應該奉獻的是人們可能會發現有用的零件和工具。通過組建致力於這種分析的小群體，進行不懈的鬥爭，運用這樣或那樣的工具：在此過程中新的可能性將會得到開闢。」的確，如何在已經形成強大的知識系統中找到自己的批評話語並發出自己的聲音，是每一個70代批評家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
行文至此，不得不重新回到批評本身，批評的問題長久存在，批評的真實性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文學批評要有真實性,即是說,它要有面對作品的真實態度,要有真切的文學感悟,要有真實的知識含量和智慧含量。70代批評家大都經歷了被學術規範格式化的過程，規訓之後又囿於學術機制之中，往往容易被一種學院式的論文所束縛。70代批評家面臨的最大困境，也是這個時代的批評面臨的困境。70代批評家已經在困境中努力突圍並發出自己的聲音，我想，真正用心從事批評的70代學人，都在用心尋找自己的批評坐標，找到時間與空間中最適合自己的那個位置。正如曉琴的詩里所說：「今天的陽光充足，勝過一切。」當下的文學批評，已經到了屬於70後、80後的時代，他們有渴望，還抱有希望，他們的明朗、直接和開闊，足以讓文學的道路上充滿陽光。
（本文注釋從略）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1 延伸閱讀
《批評家印象記》
張燕玲，張萍 主編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評觀》
張燕玲，張萍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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