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成績優異的蔣多多，兩年不到，就厭惡起了學習，甚至還「恨」上了當今的高考制度。
為了抨擊這樣的教育模式，她在高考時，故意使用違規的藍色和黑色筆作答。還在文綜試卷上，寫下了8000字的批判「論文」。
她厭學的原因是什麼？她的現狀又變成什麼樣了？
「誤入歧途」的高中生
2004年9月，蔣多多考完了高二的第一次數學小考。剛看到試卷上的分數，她就震驚了。成績一直保持在中上游的她，這次居然沒考及格。
一次失誤，她沒有放在心上。可接下來的幾次考試，她的發揮更加失常，成績直接下滑到了班級末尾。
這下，蔣多多徹底慌了，她試圖找出自己失利的原因，可還沒等她怎麼領悟，她就先一步意識到，高二的學習強度，自己居然承受不住了。
每天，除了吃飯和睡覺，其他時間全花在了學習。試卷和練習題，被一份份地發下來，她上課要聽講，下課還要做題。
老師時刻都在灌輸，高二就該為高考奮鬥了，同學之間，攀比最多的就是學習。每周既要考試，又要排名次，只要有下滑的趨勢，就會成為老師批評的對象，這就是她的日常。
一開始，蔣多多對這樣的生活，還只是無法適應，發展到後期，她居然產生了牴觸心理。她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己會慢慢被老師「洗腦」，最後淪為和同學一樣的「做題機器」。
自認為「眾生皆醉，唯我獨醒」的蔣多多，開始把自己的見解寫到了日記本上。從分析教育方式的弊端，到比較自己與班級同學的區別，所有的不滿和自得心情，她都在記錄著。
時間一長，她就覺得，寫日記太乏味單一了。蔣多多想起了以前學的《范進中舉》，決定和文章作者一樣，創作故事來批判現狀。改變了方向的她，在那之後，就創作起了小說，寫著寫著，她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
在姐姐的鼓勵下，蔣多多把這本小說寄給了雜誌社，想要投稿。本來，她沒抱多大希望，誰知道，小說其中的一個片段，竟然被發表了出來。這給了她無窮的信心和力量，在學習上的挫敗，也被這個成就填補了。
從那以後，蔣多多對寫作興趣倍增，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這上邊，「只有在午休時間寫了小說，下午上課時，我才會有精神，不然我就會昏昏欲睡。」她還有出書的計劃，看著韓寒和郭敬明的爆紅，蔣多多覺得，自己也可以是年少成名的作家之一。
也許她真的有些天賦，順利的時候，她可以一氣呵成，一天寫出1萬多字，從武俠到校園小說，都沒有創作瓶頸。一年時間，她寫下了100多萬字，完結了近30部小說。隨著蔣多多的作品在校園裡流傳，她在同學之間，有了「才女」的稱號。
她走到哪裡，都會被誇贊，以後一定會成為大作家。在一片肯定下，本就自信的蔣多多，氣焰更是十足，認定了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樣，不需要依靠高考，只靠寫作，就可以出人頭地。
直到老師和家長插手，她才被迫回到現實。
一直關注著蔣多多的班主任，看著她沉迷創作，成績一路下滑，心焦不已，曾好幾次苦口婆心地勸她：「你現在是學生，首要任務就是學習，其他事情，都應該先放放，不要一心兩用，等考上大學，再來考慮。」
但蔣多多完全聽不進去，老師一說，她就拿出發表的文章，證明自己的實力。沒有辦法，老師只有打電話叫來了她的母親，在母親的「威壓」，她只能答應，高三一年不再寫作，好好備戰高考。
表面上看來，蔣多多好像聽話了，但其實，在她心裡，早已對高考產生了厭惡和不滿。
她覺得，正是它們，才讓自己的興趣愛好，被迫中止發展。眼看著自己的夢想「夭折」，她決定不再坐以待斃，主動「反擊」當下教育制度。
文學「才女」，試圖「改革」
之後的語文考試中，蔣多多隻要一碰到「高考」、「高中」、「學習」之類的作文主題，就不會好好作答。她會寫「差生的偉大」，「高考只會害人」等題目，大肆抨擊高中教育。即使作文成0分，被老師批評，她也沒有絲毫收斂。
不僅如此，隨著高三生涯的結束，她還醞釀了一個自認為「偉大」的計劃。她要在這場重要的考試中，通過考0分來「諷刺」高考，引起社會和相關部門的注意，影響現有教育制度。
為了完美實施計劃，她提前一個月，搜集起了報紙上的各種信息，積累經驗。2006年6月7日，蔣多多拒絕了父親的陪同，和萬千高三學子一樣，踏入了考場。
面對眼前的試卷，她拿出了黑色水筆和違規的藍色水筆，隨意塗寫著。等到考文綜時，她更加大膽，直接在密封線外，寫上了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還在試卷空白處，「創作」了整整8000字，抒發不滿，批判高考。
她想要在全民關注的時刻，「一戰成名」。可事實真的會有她想像的那麼美好嗎？
高考完，蔣多多走出考場，看到了人群中的父親，她撂下一句，「別盼了，我不可能考上」，就徑直走了。回了家，無所事事的她，乾脆拿著省出來的200元生活，打著填志願的幌子，跑去了在鄭州工作的姐姐家，準備先打工，再當作家。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姐姐，本以為會得到支持，沒想到卻被臭罵了一頓。姐姐說她幼稚不懂事，還以外面危險的理由，讓她趕緊回家。
就這樣，蔣多多離開了鄭州，但她沒有聽話地回去，而是跑去了山東菏澤，投奔發小。在這裡，她突然發現，找工作好像沒那麼簡單。
只有高中學歷的她，根本找不到什麼好工作，由於沒有一技之長，她最後能幹的，除了進廠，就是端盤子洗碗之類的了。心懷大志的蔣多多，自然不會幹這些，錢花完之後，她就離開菏澤，回了家這邊。
但她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在街上遊蕩著，等到晚上，就去親戚家借宿，有幾天晚上，她甚至還跑去附近的學校坐了很久。直到十幾天過去，高考成績即將出來，她才回家，等待「驗收成果」。
6月23日，蔣多多母親接到了她班主任的電話，讓她們去學校一趟。聽著老師說話的語氣，滿心歡喜，以為女兒成績出來了的蔣母，意識到了有些不對。
第二天，她們去了學校，迎接兩人的，不是成績單，而是一份關於考試違規處理的決定書。由於蔣多多的行為，她的文綜被判定為了0分。她的分數，也出來了，英語最高，有66分，數學30分，語文18分，加上一門0分，總分一共114分。
得知結果，蔣多多感到很失望，她沒有考到理想中的0分，自己的「義舉」，也沒有激起任何水花。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她又走上了另一條路。
藉助媒體，計劃失敗
蔣多多開始聯繫起了各個媒體，想要藉助輿論，來給教育部門「施壓」。一聽說她高考沒正常作答，反而寫了幾千字批判當今教育制度，許多記者都跑到了她家，對她進行專訪和報導。
不得不說，蔣多多使出的這一手，一開始的確有些效果。隨著不斷地被曝光，她在高考中的行為，成為了當時的社會熱點，她自己，也成了那個時期的新聞人物。
學校領導、當地婦聯和政府，關注此事後，也帶著文具、書本、衣物和500元錢，來到了她家。一方鼓勵她繼續求學，把握當下，另一方表示，可以讓她在學校免費復讀一年。
但這些好意，都被蔣多多拒絕了，她讓母親追回去，把東西還給人家。在她看來，這些物品和錢財，就是對她的一種侮辱。她控訴高考，不是為了追名逐利，更不是為了得到他人的施捨，而是為了改變教育現狀。可惜的是，她的願望，好像並沒有成功實現。
一些所謂的媒體，的確把她「打造」成了社會熱點，但他們都是把她的控訴高考，當作了「奇葩事」，以此來博取大眾關注，並沒有人真正關心她這樣做是為什麼。她沒有等到相關部門的調查人員，主動下來了解她的情況。
不僅如此，她還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
因為接連被採訪，蔣多多的心態，發生了改變，她不再有快感，反而不能適應鏡頭，「記者問的，都是一些重複的問題，一句話我要說幾十遍，我快把幾年的話都快說完了，真的很煩！」
除了被記者「圍攻」，蔣多多還面臨著周圍人的指責和嘲笑。她的親戚朋友，都在一邊說哪個同齡人考上了好大學，一邊說她任性，不懂得體諒父母。
被報導之後，她批判高考的行為，再也沒有瞞過父母。蔣母終於知道了，曾經引以為傲的女兒，為什麼才考那麼一點分，她對女兒徹底失望了，難過得每天以淚洗面。
看著眼前的困境，一開始，蔣多多還不以為然，雖然目的沒達到，但她還有退路，她可以靠寫作養活自己。直到她的寶貝小說，寄出去都石沉大海之後，她才慌張了起來。
「我很無助，我很無力，我對不起父母，甚至想乾脆一死了之。」走投無路的她，拒絕了父母復讀的提議，跑去了城市裡打工。然而，這次和上次沒有什麼一樣，她能做的工作還是只有那幾樣。無奈之下，她只能再次回到家，在他人的介紹下，跟一個相親對象結了婚。
十幾年過去了，35歲的蔣多多，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普通的中年婦女，天天圍著灶台和孩子轉。至於曾經的作家夢，她早已遺忘。
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會落得這樣的結局，最應該怪的，是蔣多多自己。
出生於1987年的她，其實家境並不好。她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她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家人住的是漏雨的老房子，全靠15畝地維持生計。
但蔣多多有一對開明的父母，在同村的孩子都輟學回家，和父母一起務農時，他們堅持讓三個孩子都去讀書。為了有錢供他們上學，從未出過遠門的蔣父，還獨自去了外地賣保險。
在讀小學和初中時，蔣多多的成績一直保持在班級前10，還榮獲過5次「三好學生」，和一沓榮譽證書。她考上的高中，是當地的重點高中，最開始，她也能在班級里占到前20名。那時，所有人都以為，她會是繼她姐姐之後，村里第三個大學生。
誰知道，僅僅幾次考試的失利，她的心態就徹底崩了，走上了一個「死胡同」。
她辜負了寧願欠債也要供她讀書的父母，在他們拼命把她推出小村莊時，她卻固執地回到了起點，「繼承」了父母的農民身份。當她的姐姐和弟弟都在城市安家時，她還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不是說農民不好，只是她本該有著更好的未來。
雖然人生可以走的路，不止有高考這一條，很多人沒上大學，也一樣的成功。但蔣多多既沒有那些人的資本，又缺乏另闢蹊徑的能力。她最應該做的，還是像大多數人一樣，通過讀書改變命運。
高考，不能說是完美的，但它一定是最公平的，它的重要性，意味著這一制度不會被輕易改變，想要靠一己之力去撼動它的地位，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只能說，蔣多多還是太任性，太異想天開。她以前途為賭注，想去換取一個虛無縹緲的未來，最後能得到的結果，就是餘生都活在失敗和悔恨之中。